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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吉美博物馆

吉美与丰富的亚洲收藏

位于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是以里昂工业家爱米尔·吉美（Emile Guimet，1836—1918）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吉美是一名工业家和古董收藏家（图3—1）。1876年，他受公共教育部部长任命，研究远东宗教。此后，他开始环球旅游，走遍了埃及、希腊、日本、中国、印度，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包括许多中国和日本的瓷器，还有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物品。他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博物馆，于1879年开始在法国里昂市展出。

吉美曾经希望建立一所教授亚洲语言的学校、一座博物馆和一座图书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传播亚洲宗教。1885年，他将博物馆迁至巴黎，选址于图书馆旁边，并将自己全部的收藏连同博物馆一起捐献给了国家。1889年，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吉美博物馆位于巴黎第16区。起初，这个博物馆主要展示的是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和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后来因法国的一系列对远东不同地区的考察探险收获，博物馆对亚洲文物越来越关注。例如，吉美本人就捐赠了一大批日本艺术品，此后博物馆又收集了许多日本的版画作品，形成了日本收藏的基础。1927年，吉美博物馆归属法国博物馆总部，并因此接纳了一大批探险家在中亚和中国考察探险时获得的古代艺术品。后来，博物馆又先后收到印度支那博物馆的原件真品和法国赴阿富汗考察队提供的出土文物。

2019年7月3日，我参观了吉美博物馆（图3—2）。这个博物馆的附近就有一个地铁站，交通很便利。我乘地铁来到这里，在一个不大的圆形接待厅花20多欧元买了一张参观票，便进入展厅参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柬埔寨文物展厅，见到了来自一所印度教神庙的高大的众神搅乳海石的雕像，以及众多精美的高棉王朝（Khmer Empire，802—1431）雕刻作品（图3—3）。特别是高棉王朝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约1125—约1220）的头像（图3—4），被学术界奉为高棉造像的经典，体现了吉美对高棉艺术的重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当时的法国对柬埔寨的占领，使得法国有机会从柬埔寨获得大量的古代艺术珍品。在吉美博物馆建立不久，柬埔寨国王曾赠送给法国一大批艺术品，大多是从当地庙宇中得到的小雕像和建筑构件。另外，法国探险家和艺术家、收藏家路易·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1842—1925）对吉美的贡献至关重要。他曾经参与了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湄公河探险队（French Mekong expedition，1866—1868），用画笔记录了柬埔寨的地理风情和吴哥窟等历史建筑，这些珍贵资料在以后成为柬埔寨很多宗教寺庙修建复原的重要凭证。德拉波特的这些绘图手稿和来自柬埔寨的宗教雕像、建筑构件，一起构成了吉美博物馆高棉艺术的重要藏品，使该馆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高棉艺术品的收藏地。当博物馆内的中庭加顶工程完成后，更多的高棉收藏品便得以展出。

从1945年起，法国国有博物馆的收藏进行了大规模重新组合，吉美成为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后，吉美博物馆将其埃及文物转让给卢浮宫博物馆，而后者则把其亚洲艺术部分作为回赠，增强了吉美的亚洲艺术品收藏的综合实力，成为亚洲地区之外最大的亚洲艺术品收藏之一。如今，吉美博物馆有6万多件藏品，内容涵盖亚洲大部分地区，时代纵贯5 000多年文明史，其中以中国藏品最为丰富，有2万件左右，约占总藏品的1/3。吉美拥有超过30个独立的永久展厅，展示着亚洲各国的文化与艺术。

除了中国文物之外，吉美博物馆还有东南亚、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日本、朝鲜半岛的艺术珍品。来自阿富汗的精美玻璃器皿，中国西藏地区的唐卡和密宗仪轨使用的法器，吴哥王朝的巨大石像，制作精良的日本武士刀等，都是该馆的收藏精品。从此，吉美博物馆便以其“泛印度文化圈”丰富的艺术品收藏树立了国际声望。

吉美博物馆虽然立意于亚洲艺术，但这个亚洲艺术的概念是西方人以文化圈来划分的，并非包含所有亚洲行政区域。例如，吉美的收藏并不包括伊朗及其以西的国家和地区，那里主要是伊斯兰文化圈，这方面的艺术品收藏主要是卢浮宫在负责。而吉美的注意力主要在印度文化圈，也就是从印度创始的佛教和印度教影响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吉美博物馆的收藏是以佛教和印度教艺术为主，以及这个印度文化圈内亚洲各国的其他文物。

1889年，吉美博物馆在开馆时同时建立了图书馆，主要收藏东亚和远东艺术的考古书籍。该图书馆现收藏了欧亚各种语言图书10万余册，杂志1 500多种。由于吉美博物馆最初是宗教历史博物馆，图书馆就收藏了大量有关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文献资料。图书馆还收藏了很多珍品，如一些欧洲语言的古版书籍，以及一些东方研究专家的手稿等。

吉美博物馆还有一个摄影档案馆，不仅拥有大量关于亚洲考古专题的摄影作品，还有很多19世纪民族与人类学方面的老照片。此外，档案馆还收藏了丰富的印度、东南亚和远东的摄影艺术作品。

吉美博物馆的有声档案馆建于1933年，由时任博物馆副专员的菲利普·斯特恩建立。当时，斯特恩意识到某些古老的亚洲传统音乐正在消失，被人们遗忘，就决定成立有声资料馆，专门保存这些濒临灭绝的遗产。目前，这个档案馆拥有1 800张78转唱片、1 000多张33转唱片，以及500多卷民族与人类学考察时录制的磁带，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中国文物收藏

吉美博物馆收藏有自18世纪以来获得的中国艺术品2万余件，时代跨越上下五千年。在器物方面，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商、周朝的青铜器以及马饰车具，历朝铜镜、古币和漆器等，还有为数众多的陶瓷器。在雕塑方面，以佛教雕塑最为精彩，还有汉、唐时期的随葬陶俑等。在绘画方面，精品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获得的一百余幅唐宋绘画，绘制在绢或麻布上。馆内还收藏了宋至清代近千幅其他绘画作品。由于博物馆的空间有限，在中国展厅中只能展出其收藏的一少部分，分为“远古中国”“古典中国”和“佛教中国”三大部分（图3—5）。另外，中国西藏与尼泊尔等藏传佛教文化圈的艺术品有专门的“喜马拉雅山文化”展区。

该馆的青铜器收藏也不乏珍品。有一件商代末年的青铜象尊也很罕见。它的体量庞大，长96厘米、高64厘米、宽45厘米，腹部外侧与头部刻有兽面纹，在耳、鼻、足部饰有鳞纹。从该尊背部的开口形状判断，原先应有一盖，惜已佚，象鼻的大部分被毁，但仍不失为迄今已知的动物型尊中最大的一件。相传该尊出土于湖南长沙，但已无法查证，从其造型和纹饰风格来看，可能出自长江流域中部。吉美最有名的青铜器当属西周初年的青铜令簋，于1929年在洛阳马坡出土。该簋有双兽耳，四足方座，顶部的盖已佚，口沿部饰有一圈回首凤纹，腹部以勾连雷纹组成。

吉美博物馆的中国玉器收藏也很有特色。有一件明代的玉杯（即马萨林杯，详见下文），从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执政时代就出现在皇家典藏录中。该馆收藏的中国古代玉器大多来自法国收藏家吉斯莱（George Sgisilet）的收藏。他于1933年将自己的中国玉器收藏捐献给了卢浮宫，后由卢浮宫转至吉美博物馆。吉斯莱的汉玉中最为出色的是一件西汉时期的白玉虎，表现虎侧身行走于云气之上，身体表面以阴线刻出细节，简单流利，颇具气势。

吉美收藏的中国文物以陶瓷器最多，有1万余件。有陶器、粗瓷、白瓷、黑瓷、青瓷、唐三彩、青白瓷、青花瓷等，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陶瓷种类，再现着中国瓷器的各种工艺。从商周时代的原始瓷到明清瓷器，各个朝代、各大窑名品几乎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格兰迪迪埃尔（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是法国工业家、自然学家和艺术品收藏家。1870年以后，他曾前往亚洲的印度与中国游历，从此喜爱上了中国艺术，成为一名中国艺术专家与收藏家，以收藏中国陶瓷器为主。1894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部分瓷器捐给了卢浮宫，这些藏品后来都并入了吉美博物馆。由于他对吉美收藏的杰出贡献，吉美博物馆专门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展厅。由于这样的收藏家的捐献，才造就了吉美巨大的中国陶瓷器收藏。在这些瓷器中，产自明清的最多，非常精美，而且不乏官窑精品。

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陶瓷的上乘之作，是一尊来自河北易县的辽代三彩罗汉像。还有一件元代霁蓝釉留白划龙纹梅瓶，它的通体施以深沉典雅的宝蓝色，在肩和腹的焦点位置描绘着一条蜷曲腾飞的白龙和一颗火焰宝珠，其间点缀四朵云纹，使雅致静和的宝蓝底色与动感十足的白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起到了动静互补的作用（图3—6）。另外，吉美博物馆所藏的一对明天顺年间（1457—1464）青花高士纹梅瓶，产自官窑，填补了所谓的中国瓷器“天顺空白期”，因为这段时期的传世瓷器很少。

中国古代艺术撷英

伯希和的图木舒克塑像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考古探险队于1906年10月29日首先到达位于新疆喀什和库车之间的图木舒克村（Tumshuq、Tumxuk），在该地区一直停留到同年12月15日。伯希和在那里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唯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发掘到的物品主要有佛教泥塑像、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版画等，大获成功。图木舒克遗址是6—7世纪的佛教寺院建筑，其中一面墙壁上有精美的一排浮塑组像，表现着佛教的菩萨、飞天、信徒等，包含着一些佛本生故事内容，以宣扬佛陀的善行和神迹。如伯希和拍摄的照片所示，菩萨和飞天都有着高发髻、丰圆的西域人面相，以及健美的身材，动作自然舒展。其中的佛教信徒则具有形容消瘦但很有内在魄力的男子形象，特别是他们的高鼻深目与长胡须，应该取材于西域现实生活中的苦行僧。各种彩塑人物的布局严谨，与建筑搭配浑然一体（图3—7）。

在这些浮塑中，有一幅明确表现着一个佛本生故事（图3—8）。这块浮塑生动地描述了佛（Sujati）在前世修行时，鸟儿误以为他的头是鸟窝，在上面生蛋。为了鸟儿的安全，佛的前世一动不动继续冥想修行，直到幼鸟破壳而出，安全飞走。释迦牟尼是经过了累世修行，才最终成佛的。根据佛经记载，他的诸多前世都有感人的关于忍辱、慈悲、施舍、救助的高尚善行故事，即佛本生故事。佛经里记载了数百种本生故事，这个故事仅为其中之一。

在做完考古记录之后，伯希和毫不客气地把其中三幅大型彩塑像切割搬走了。令人遗憾的是，和他在现场发掘时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三幅彩塑像在切割时就遭到了破坏，再经过辗转运输的折磨，使部分细节被丢失，特别是每组彩塑旁边的忍冬纹装饰部分。如今，这三幅彩塑陈列在吉美博物馆，失去了原生态的灵魂而显得局促生硬。

在图木舒克，伯希和还得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菩萨头像，不知是他有意从完整的菩萨彩塑身上敲掉的，还是从地下发掘出的残品。这种菩萨头像的风格比前述三组彩塑像略晚一些，是典型的图木舒克晚期的艺术作品，也是新疆古代雕塑中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件菩萨头像面如满月，饱满而圆润，双眉与鼻部均塑作尖棱状，有欧式特征，眼窝稍深，嘴小，微露着笑容，仍然继承着犍陀罗艺术风格。此外，该菩萨头上戴着三个由圆形联珠纹组成的花形装饰，也是犍陀罗和笈多艺术的菩萨像上常见的装饰物（图3—9）。

龙门石窟莲花洞迦叶头像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莲花洞高5.9米、宽6.22米、深9.78米，是由一所狭长而深的自然溶洞稍事修凿而成的洞窟。莲花洞的正壁没有设置宝坛，主尊佛像与二胁侍菩萨直接站立于地面的覆莲花台之上。主像释迦牟尼佛高5.1米，释迦左右的两身胁侍菩萨，南北相对站立，头部都已被盗凿。在主佛与二胁侍菩萨之间还有两身浮雕弟子像，右为阿难，左为迦叶，它们的头部都侧向主佛，现已残损。从1910年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相貌（图3—10）。迦叶身体呈正面，右手执锡杖，左臂平举胸前，在宽博的双领下垂的长衣下面包裹着羸瘦的身躯，领口处露出了条条肋骨。这身迦叶像的头部于1938年入藏吉美博物馆。它面容消瘦，高鼻深目，大耳垂肩，皱纹布满额头，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来自西方的域外老僧，以极度夸张的手法将迦叶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图3—11）。这些独到之处，使之成为人们公认的龙门北魏最佳的迦叶雕像。

伯希和的敦煌唐宋绢画

伯希和和他的助手夏尔·奴奈特（Charles Nouette，1869—1910）于1908年7月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伯希和对汉学很有研究，知识丰富。由于他精通汉语，很快便得到了管理莫高窟的王道士的信任，允许他直接进入位于第16窟的藏经洞中阅读、挑选文书。他在斯坦因挑剩下的文书堆中，挑选了一些中文写本，还有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考古学以及其他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这些都是斯坦因由于汉语语言的障碍所忽略的但是更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他以一个重约50两的银元买一捆写本的价钱，选购了文书6 000余卷，还有100多幅画卷，运送到巴黎。他的写本部分藏入巴黎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而绘画和二十余件木雕、一大批绢幡、经帙以及各类丝织品，先是入藏卢浮宫，在1947年再入藏吉美博物馆。在如今的吉美博物馆中有一个展厅专门展出伯希和从敦煌、新疆带走的绘画作品，但不可能一次性全部展出，只能慢慢轮换。

伯希和拿走的藏经洞绘画虽然没有斯坦因的多，但这两个收藏可以起到互补作用。这批绘画年代也是从唐到北宋的8—11世纪。其中有不少尊像画，表现弥勒、千手千眼观音、水月观音、救苦救难观音、不空罥索陀罗尼观音、普贤菩萨、北方天王等，也有表现佛传故事、经变、地藏菩萨与地狱十殿阎王的。这些画大部分绘在绢上，有的画在麻布上或纸上。画着菩萨的供幡也是数量可观，大约有50幅，大部分使用麻布。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一例。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制作的彩色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高189.4厘米、宽124厘米，是伯希和得到的敦煌藏经洞绢画中的杰作（图3—12）。在画面的中央，观音菩萨头戴化佛宝冠，跣足直立于莲台上，莲台前有方形供台。观音的42只大手对称地分布在身体左右两侧，各持法器、宝物，其中肩上的一双大手分别举着红色日轮和白色月轮；胸前有双手合十；另有双手在胸前做说法印，还有两手于腹前做禅定印。在观音的背后有三层无数只有眼小手组成背光，背光上部中央有一身立佛。在圆形背光的上部有华盖，两侧各有一身飞天。背光的两侧由上而下对称地画出五方坐佛乘云来会，以及观音的部众眷属，包括四大天王、大辩才天女、婆薮仙、日藏菩萨、月藏菩萨、火头金刚、碧毒金刚、大神金刚、密迹金刚等。金刚左右下方两身小像为象头毗那耶哥、猪头毗那也哥。这些部众各有榜题，多达40余身。在背光与观音足下平台之间还形象地画出饿鬼乞甘露时、贫人乞钱时。

观音的下部中间为发愿文，行文自左至右，以“前绘大悲菩萨铺变邈真功德记并序”为题，墨书楷体，为供养人下属官吏“节度押衙知上司书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汜彦兴所书。发愿文的右侧绘地藏菩萨像，他头戴风帽，身穿僧服，右手托宝珠，左手持锡杖，游戏坐于大莲台上，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背光，其右侧有榜题曰：“地藏菩萨来会鉴物时”。莲台座下有一金毛蹲狮，其右上有榜题曰：“金毛狮子助圣时”。地藏的莲台左侧绘有道明和尚向地藏菩萨合十礼敬，其上有榜题曰：“道明和尚却返时”。

发愿文的左侧绘有一身手持香炉的男供养人像，是为施主樊继寿的模拟画像。从发愿文可知，此画绘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施主是樊继寿，其官衔为“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他头戴展脚幞头，身着黑袍，手持银色带柄香炉恭立。其身后为捧团扇和兵器的二侍从，以及手持水瓶的侍童。此画不仅表现着施主樊继寿为己建立功德的愿望，还体现着他的社会身份与地位。

马萨林明代玉杯

这件杰出的玉杯，是该馆收藏的明代玉器中的代表作（图3—13）。圆形的碗身与矮小的碗底，半透明、有纹理的白玉赋予了它高雅的气质。把手由两条面对面的螭龙组成，龙的口部和前爪紧握杯的口缘，身体、爪子、尾等都有写实的刻画。两个龙身柄以完美对称的动作为杯子增添了曲线和反曲线的美感。这件玉杯有仿古意味，很可能是为当时的文人学者们对古董的喜好而设计的。事实上，自宋代（960—1279）以来，上层人士对古董的喜爱导致了玉器的回归，并呈现出一种古式装饰风格，例如玉器上的螭龙纹一直延续到明代。这件作品证明了明代玉器在欧洲的声望。

这件精美的玉杯是在明代流入欧洲的，开始是被红衣主教朱尔斯·马萨林（Cardinal Jules Mazarin，1602—1661）收藏的。马萨林是一位意大利天主教主教、外交官和政治家，曾于1642年直至逝世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三（Louis ⅩⅢ，1601—1643）和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38—1715）的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该玉杯进入了法国皇家典藏，之后成为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754—1793）藏品中的第80件艺术品。

清代十二叶百鸟屏风

这块非凡的屏风安装在珍贵木框上，每叶屏风框的底部都镂空雕刻着一只神兽在云中翱翔。屏风漆面的背景为金色，表现流行的“百鸟朝凤”主题，大有歌颂盛世的寓意（图3—14）。在朝廷里，凤凰是皇后的象征，它的身体在画面中远远大于其他鸟类，并且有着优雅的姿态，位于靠右的位置。凤凰面对着屏风中央上方被白云环绕的红色太阳——这可能是对皇权的暗示。凤凰四周绘着众多成对的鸟儿，有孔雀、雉鸡、捕蝇鸟、松鸦、鸭子、黑鸟、山雀、火鸡、夜莺、柳莺、喜鹊、八哥、鹤、鹌鹑等，在树枝和水面上嬉戏，以蝴蝶、蚱蜢和其他昆虫为食。与鸟儿为伴的植物和花卉有松树、杏树、樱桃树、牡丹、木兰、百合、绣球花、杜鹃、玫瑰、莲花、菊花和山茶花等，展现着四季的茂盛。

为了制作这种华丽的漆画，漆板被细心地刻出了图案的各种轮廓，然后在图案（包括所有树叶、花瓣、鸟的羽毛）中都填上颜色，以表现各种自然物种，再将背景全部贴上金箔。屏风背面有清雍正三年（1725）题记，是用金色写在屏风背面的深绿色丝绸上，顶部还有在金色背景上用水性涂料在纸上绘制的小幅风景画。这件高贵的屏风，原本可能属于某个皇亲国戚或高官显贵。

吉美博物馆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座专门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建筑不算大，馆内展厅的空间也很有限，但因其藏品的质量之高而闻名于世。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珍贵文物和艺术品，都是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G/1AX1hWDLPkC7CIfwnx3/lw/YZ19Nm4YHSEWnHJal0a80Z3UDBSMHNa0loZCq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