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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英博物馆

2019年6月28日，我来到了梦寐已久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这是一座仿古希腊式的平面方形的巨大建筑，周围绕以廊柱（图1—1）。让我至今铭记在心的是在进口安检时所遇到的事。当时，一名保安正在对我安检时，我忍不住咳嗽了两声，没想到他立即紧张了起来，对身边的其他保安说：“他咳嗽！”但接下来没有人回应他，我便顺利地进入了博物馆。我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的咳嗽紧张，当时心想是不是咳嗽对裸展的文物不好？不过，今天想起来，难道他预见了半年以后会发生的新冠疫情？

大英博物馆并不是我见过的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但它以密集的形式展出了极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品。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物陈列在一楼长长的亚洲展厅，一头从中国开始，另一头从印度开始，向世界观众展示亚洲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位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是日本、韩国、南亚、东南亚等国的文物。当时，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展厅，紧张地记录、拍摄。在这里，我看到了早已在前人书籍中看到并熟悉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敦煌拿来的绢画，还有他从新疆和田等地搬运来的佛教彩塑等。在印度文物与世界各国的展厅里，我也领略到了当年的“日不落”国家称霸世界的“威武”。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史不愧为英国近代史的缩影。它展出的艺术品，可以使大众领略全世界艺术史的风采。

大英博物馆营建史

大英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四大综合性博物馆之一，以收藏与展出来自全世界的古代艺术品为主。它成立于1753年，1759年1月15日正式对公众开放。目前该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但因其空间有限，在展厅内展出的艺术品仅占其所有藏品的1%。

大英博物馆历史的开端，是伴随着英国这个“日不落”国家全盛期到来的。那时，由于英国有条件觊觎它的势力所能触及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就有条件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世界各地的文物与古代艺术。于是，私人对文物与艺术品的收藏，最终成就了这个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早建立可追溯到汉斯·斯隆爵士（Hans Sloane，1660—1753）。斯隆是18世纪的一名内科医生，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和收藏家，因为这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生前的个人藏品达到了7.1万件，包括大批植物标本以及书籍、手稿等。他希望这些藏品在自己去世后可以完好地保存，最好的方法就是保存在一个由国家管理的公共机构。于是，他将所有的收藏遗赠给了国王乔治二世（George Ⅱ，1683—1760），得到的回报是给他的继承人2万英镑。根据遗赠协议，在他1753年去世后，斯隆的所有藏品都捐赠给了国家。为了收藏与展出他的藏品，英国政府在1753年6月7日由议会讨论通过法案，批准建立大英博物馆，建立的方法是向公众募款，以便筹集到足够的建立博物馆的资金。

1759年1月15日，大英博物馆建成，并正式对公众开放。但最初的建筑并非我们今天看到的，虽然位置依然是在现今博物馆的所在地——布隆斯伯里区（Bloomsbury）。那是一幢17世纪风格的大楼——蒙塔古大楼（Montagu House），建于17世纪90年代（图1—2）。所有参观者都可免费进入。

当一所博物馆建立后，它的目的都是将其建设成一个能拥有综合性藏品的博物馆，使观众在展厅里能学到更多综合性知识。大英博物馆也不例外，它不会只局限于斯隆的收藏范围。于是，在此后的年代里，大英博物馆不断增加藏品的广度与深度，通过英国人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获取了大批珍贵文物和艺术品。这样一来，大英博物馆便从一开始的倾向于收集自然历史标本，到收集大量文物、书籍、艺术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参观者。

到了19世纪初，由于藏品的增多与观众量的暴增，最初使用的蒙塔古大楼显得狭小而陈旧，无法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1823年，英王乔治四世（George Ⅳ，1762—1830）将其父亲的图书馆（国王图书馆）作为礼物捐赠给国家，促使英国政府在1824年决定在蒙塔古大楼北面建造一座新馆，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由罗伯特·斯默克爵士（Sir Robert Smirke，1780—1867）设计的四边形大楼。它是一座规模庞大的仿希腊复兴式建筑，入口的中间部分是仿雅典的帕提农神庙的正面大门，显得十分壮观，象征着对欧洲古老文明的继承。这个博物馆的核心建筑占地约5.6万平方米，在正门的两旁各有8根粗大的希腊爱奥尼式柱（Ionic Order）。整体建筑在19世纪40年代完成，而旧的蒙塔古大楼不久即被拆除。

新馆建成不久，又在中央的院子里建了对公众开放的圆形图书阅览室（Reading Room）即大英图书馆，于1857年建成。此后，西方博物馆里一般都建有图书阅览室，同样对公众开放。

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博物馆的藏品日益增多，再次面临无法适应公众需求的局面。于是，大英博物馆便将全馆收藏进行了分类与分离，以便为观众提供更多的参观与学习空间。他们首先将馆藏的自然历史标本与考古文物分离，大英博物馆的原址专门收藏考古文物与古代艺术品。自然历史类收藏品则被转移到南肯辛顿区（South Kensington），在那里建了一座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到了1973年，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成了大英图书馆的一部分。1997年，博物馆将书籍、手稿等藏品分离，转移到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的新的大英图书馆（图1—3）。

在21世纪初期，大英博物馆继续扩建，主要是针对博物馆的中心大中庭（Great Court）进行重建，于2000年12月建成并对公众开放。这个中心庭目前可谓是欧洲最大的有顶广场，它的顶部是用3 312块三角形的玻璃片组成的（图1—4）。大中庭的中央就是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也对公众开放。这个地方原来属于大英图书馆，现在仅作为博物馆的阅览室。

在2008年和2009年，大英博物馆又开放了4个新的永久展馆，其中包括中国陶瓷馆和斐西瓦乐·大维德收藏馆（Percival David，95号展览室）。目前，大英博物馆正在筹备一个新的建筑项目——世界保护与展览中心（World Conservation and Exhibitions Centre），它将包含一个新的临时展览场地。

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藏品

由于本书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收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我们将主要介绍留在原址的以收藏文物与艺术品为主的大英博物馆。该馆目前分为10个研究和专业馆，包括非洲、大洋洲和美洲馆，古埃及和苏丹馆，亚洲馆，不列颠、欧洲和史前时期馆，硬币和纪念币馆，保护和科学研究馆，古希腊和罗马馆，中东馆，便携古物和珍宝馆，版画和素描馆等。中国的文物和艺术品位于亚洲馆。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文物和图书、文书珍品，其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实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不愧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前文已述，在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它的藏品主要是书籍、手抄本以及自然历史标本等，还有一些钱币、徽章、版画和素描等藏品。1757年，英王乔治二世给博物馆捐献了英国君主“老王室图书馆”（Old Royal Library）的藏书。自博物馆主体建筑落成后，藏品迅速扩大，主要是英国人在18—19世纪对外扩张中以各种方式得来的。那时的英帝国向世界各地扩张，建立殖民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他们在各殖民地进行文化掠夺，将大量珍贵文物和古代艺术品通过多种方式运抵伦敦。在建馆以后的200多年间，他们陆续收集了英国和世界各地的藏品，包括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古老文明国家的文物。

埃及文物馆是大英博物馆中最大的陈列馆（图1—5）。该馆来自埃及的藏品有10万多件，仅次于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表现着古埃及的文明史。在这些埃及藏品中，有大型人兽石雕和为数众多的木乃伊文物，还有1802年入藏的闻名于世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高1.14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Ⅴ，公元前204—前181年）登基的诏书，是人们了解古埃及象形文字（一种符号文字）的重要资料。还有多种埃及碑刻、壁画、金玉首饰、镌石器皿等，以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模型。有的古埃及文物的年代可追溯到5000年前。

在古代希腊、罗马部的展厅里（图1—6），展出有古罗马历代皇帝的半身雕像，希腊雅典卫城出土的雕塑、黏土版文书、陶壶、金器等，以及1816年入藏的一组来自帕特农神庙的雕刻。大英博物馆的古亚述藏品也很丰富，包括很多楔形文字（古代中东的一种古文字）雕刻。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初，大英博物馆就已经拥有许多知名度很高的来自不同世界文明地区的藏品，为博物馆的总体收藏奠定了基础。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1826—1897）是19世纪为大英博物馆扩充收藏的主要人物。他于1851年被委派到博物馆，负责收藏与管理英国和中世纪文物 。弗兰克斯还向新的领域扩大收藏，他不仅收集英国和中世纪的文物，还收集欧洲其他国家和欧洲以外的史前文物、有关人种学和考古学的资料，甚至把目光投向了亚洲艺术品和其他地区的文物。经过他的努力，大英博物馆成了名副其实的展示世界文明的庞大博物馆。

中国文物收藏

大英博物馆的亚洲文物收藏也很丰富，有来自中国、中亚、南亚、日本、印度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文物十多万件，展示着亚洲古代文明的灿烂文化。中国文物是大英博物馆的重要收藏之一，总藏品多达2.3万余件，包括许多文物艺术珍品。在亚洲馆中，中国陈列馆占地面积巨大（图1—7），展出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玉琮、玉刀、玉斧，仰韶文化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汉铜镜，汉代的漆器，北朝的佛教造像，南朝的青瓷器，唐代的三彩低温釉陶器，还有宋代的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等瓷器，元代的青花瓷瓶、釉里红瓷器，明代的掐丝珐琅、景泰蓝，明清的金玉制品、刺绣等。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陶瓷馆也很有特色，收藏和展出的陶瓷器上自汉唐，下至明清，各色各样的瓷器按年代、产地、种类排列，应有尽有，完整地展示着中国陶瓷发展史（图1—8）。馆藏著名的中国文物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的康侯簋、邢侯簋，汉代玉雕驭龙，北齐的白石大立佛像，唐代的三彩陶俑、黄玉坐犬，来自河北易县的辽代三彩罗汉，10册《永乐大典》等。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绘画极为丰富。有来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200多幅唐、宋间的绢画，还有宋、元、明时期的名画等。其中有东晋画家顾恺之（345—409）《女史箴图》的唐（或宋）摹本，还有中国绘画史上“北宗”之祖、唐代画家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五代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叠嶂图》，北宋三大山水画名家之一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华严变相图》，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的《墨竹图》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绝世珍藏。在中国厅一端中央的墙上，展示着17.2平方米的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清凉寺的明代三菩萨壁画，是中国馆的标志性文物。

大英博物馆还以收藏敦煌文书而闻名于世，主要得益于斯坦因在中国的考古所得，目前这些文书已经转交收藏于大英图书馆。斯坦因是世代居住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曾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大学任督学，在东方学院任校长。1900年，作为考古学家的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米兰、和田发掘古代佛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珍贵的佛寺建筑、佛教雕塑与壁画。这些发掘品的大部分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部分陈列于中国文物馆。斯坦因于1904年入了英国国籍，并在1907年的中国之行中收获颇丰——从敦煌莫高窟新发现的藏经洞中获取了九千多卷古代写本和二百多幅唐宋时期的佛画。这些文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New Delhi）。在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近万件中国5—11世纪古代文书中，还不乏佛经中的版画作品。经卷中除佛经以外，还有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此外，大英图书馆还收藏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六万多种，有甲骨文、竹简、刻本善本古书等，是研究古籍版本的珍贵资料。

中国古代艺术撷英

康侯簋

在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中，康侯簋，又称“沫司徒疑簋”，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1931年出土于河南省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浚县辛村遗址，是西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卫国王陵所在地。1931年，辛村村民在此地挖窑洞时，发现了康侯簋（图1—9）。不久，随着挖掘的深入，当地村民又发现了大大小小的青铜器和陶器，随即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大批盗墓者和文物走私商，将这批20余件文物倒卖到了欧美。康侯簋也开始了它的“背井离乡”之旅。从1932—1934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古迹会曾先后对辛村卫国墓地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出西周墓葬82座，出土铜、陶、石器120箱。1977年，商人银行家布鲁克·休厄尔将康侯簋捐献给大英博物馆。

康侯簋制作于约公元前1100—前1000年，高21厘米。在簋内底部刻有4行24字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征伐商邑的武庚叛乱返回后，“令康侯啚于卫”，也就是封康叔于卫。该簋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西周早期青铜器。这件簋上的铭文证明，文王第九子姬封（或叔封），在武王伐纣的次年（公元前1045年）被封康城（今河南禹州），依“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古制，始有康氏，姬封才称康叔（或康叔封），康叔即为康姓得氏始祖。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又徙封卫国。康侯簋既是弥足珍贵的青铜重器，又是证明海内康氏以封国得姓的难得一见的实物资料。

《女史箴图》

东晋顾恺之，是中国已知现存作品的最早画家。他的传世作品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后代摹本等，而《女史箴图》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可能是唐代摹本。这幅手卷画是根据西晋诗人张华在292年作的《女史箴》一文绘制的。在西晋惠帝时期（290—306），贾后专权，祸乱后宫。贾后失败之后，张华作《女史箴》，是用来告诫皇帝后宫中的女性尊崇妇德的文章，并列举了一些历史上坚守妇德的所谓模范之例，作为遵守妇女道德的标准。由此可见，顾恺之绘制此画的目的，大有为东晋皇帝维持后宫的所谓和谐稳定服务，并且很有可能就是受东晋皇帝的敕令而绘制的。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这幅画卷并不完整，十二幅场景中的前三幅已经丢失。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了《女史箴图》的南宋摹本，有完整的十二幅场景，依次为：引言、樊姬感庄、卫姬谏齐桓公、冯婕妤挡熊、班婕妤辞辇、山景和猎人、化妆、卧室、家庭、拒绝、收获、女史。我们可以据此复原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此画卷的前三个场景。张华的诗歌以题记的形式摘录放在每个场景的右侧，可使人们了解每个场景的内容。场景四“冯婕妤挡熊”，描绘的是在西汉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汉元帝在虎圈观兽搏斗，他的众妃嫔都在座奉陪。一只熊突然跑出了圈外，众妃嫔纷纷躲避，只有冯媛挺身而出，挡熊救驾。这个场景展示了冯婕妤敢于直面黑熊，与两位手持长矛的侍卫一起救皇帝（图1—10）。场景五是“班婕妤辞辇”，右侧的题记写着“班妾有辞，割驩同辇。夫岂不怀？防微虑远！”。画面描绘的是汉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与班婕妤出游，想邀她与自己同銮，但却遭到班婕妤的拒绝。她认为古代的圣贤之君都有名臣在侧。夏、商、周三代的亡国昏君才会有嬖幸的妃子陪在身旁。此举表明了她的贤德。

这幅手卷画上并没有顾恺之的签字和印章，也没有发现顾恺之绘制此画的文字记载。最早提到这幅画的是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1052—1108），认为是顾恺之所作。后来此画被收录到宋徽宗于1120年编成的《宣和画谱》之中，这是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此后，《女史箴图》便一直被认为是顾恺之的作品。到了1816年，清代学者胡敬（1769—1845）第一次指出《女史箴图》不是顾恺之的原作，而是唐代摹本。在20世纪，还有学者根据画作景物的描绘风格，认为它不是顾恺之的作品。1986年，在山西大同的北魏司马金龙（？—484）墓出土的漆案上就绘有班婕妤辞辇等与《洛神赋图》相同的故事场景，还有着相似的构图与人物服饰。于是，学者们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这幅画描绘的正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社会风俗与时代审美风尚，而不是《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作者很可能就是顾恺之。

由于此画收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在以后的几百年间被大量藏家收藏并留有他们的印章。在清朝，这幅画卷最后成了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的案头爱物。乾隆皇帝对这幅《女史箴图》非常喜爱，在1746年重新做了装裱。他把《女史箴图》和传为宋代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蜀川胜概图》《九歌图》并称为“四美”，藏在紫禁城内的静怡轩。乾隆皇帝在《女史箴图》上盖了37个收藏章。慈禧太后（1835—1908）执政时期，《女史箴图》被移往颐和园。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逃往西安。当时驻扎在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A. K. 约翰逊上尉（Captain Clarence A. K. Johnson，1870—1937）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据约翰逊上尉家人的说法，《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人赠送给他的。约翰逊于1902年回到伦敦后，由于他并不懂《女史箴图》的价值，仅以25英镑的价钱就把《女史箴图》出售给了大英博物馆。此画卷随即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位列BBC《展示世界历史的100件文物》第三十九名。

隋代白石立佛像

卢芹斋是20世纪初活跃在中国与西方的著名古董商。1935年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了中国艺术世界博览会，卢芹斋带去的五米多高的隋代白石立佛像，在尺寸、造型和材质方面都令人惊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这个中国首次参展的艺术博览会上，他将石佛捐赠给中国政府，再由中国政府以友谊名义赠送给大英博物馆。他在给中国驻伦敦公使郭泰祺（1888—1952）的信中说：“捐赠这尊珍贵的石佛旨在帮助中国树立形象，同时也可以为鄙人公司提高知名度。”最终，大英博物馆决定用以下文字介绍佛像的来源：“由卢芹斋先生赠予中国政府，再由中国驻英公使转赠大英博物馆。谨此纪念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世界博览会。卢芹斋先生为巴黎艺术商人，此展品由他的纽约分店于1935—1936年期间为世界博览会提供。”

即使在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这座巨大而又沉重的佛像也很难安置。直至今日，它一直陈列在博物馆一层上楼梯的台阶处，观众可以从脚到头欣赏到佛像的精致雕刻（图1—11）。根据底座上的铭文，这尊阿弥陀佛像是于开皇五年（585）献给今河北省韩翠村崇光寺的。如今这个寺址已经无法寻觅，只能根据其所用的白色大理石质大致推断它在河北省保定附近，而河北的曲阳正是白石原材料的产地。隋代的两任皇帝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将佛教奉为国教。这也是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单体雕像的原因。隋代佛像依然受印度笈多风格的影响，但已基本趋于本土化，并开始向后期的自然主义转型。隋代仅持续三十多年，但留下的佛教文物却十分庞大，有铭文的造像也不少，但这尊佛像从造型的精美、尺寸的高大、材质的高贵等综合方面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于近处观察这尊汉白玉雕像，还可以看到在白色的石质表面有着斑驳的金箔和彩绘，使我们可以想象这尊隋代雕像曾经的辉煌灿烂。

斯坦因的敦煌唐宋绢画

1900年，守护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1849—1931）在现编第16窟的甬道壁上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内有300多件唐宋时代的纸本、绢本、麻布本的绘画作品，表现着中国艺术史上的光辉成就。唐、五代、宋绘画，传世的没有多少，但均被美术史学者青睐，反复研究，发表与出版的成果无数。藏经洞中发现的这些绘画作品，无疑就是一批丰厚的国宝了。其中被斯坦因拿走的有200多件，现藏于大英博物馆。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拿走的有100多件，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

在斯坦因带走的画中，题材从特定的菩萨许愿画，到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图，应有尽有。有些画是以幡的形式来表现的，非常窄长，并配有三角形的幡头和自由飞舞的长方形飘带，飘带的尾部一般坠有重物。在这些旌幡上，一般绘有本生故事画，或是描绘单尊佛或菩萨像。观音的形象最为常见，因为在佛教徒的眼里，他是能够拯救众生的大菩萨。有的则是挂轴画，面积最大的几幅描绘的是佛教中的极乐世界，特别是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盛况美景。这些画的题材可以通过图中描绘的与某个佛经相对应的故事得到验证。这些绘画中的佛教主要人物莫不雍容大方、庄严富丽，可以推见当时有名画师的作风。有的是以手卷画的形式，来表现富有故事情节的内容，如描绘众鬼魂们依次接受地狱阎王们审判的情景。

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举一例。在斯坦因拿走的敦煌绢画中，有不少是描绘菩萨像的。有一幅绘制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的观音菩萨图，为彩绘绢本，总高102厘米，宽75.5厘米，画面的左上角有榜题曰“南无观世音菩萨”（图1—12）。位于画面上部中央的观音结跏趺坐于莲花之上，左手托着火焰宝珠，有着唐朝以来的丰满面庞，宝冠上的小坐佛像是他的最显著标志。他的身后有圆形头光和背光，头光两侧各有一身飞天。观音的右侧站着善童子，左侧是怀抱书卷的恶童子，都穿着汉民族传统服装，展示着佛教艺术在北宋的中国化。这里的善恶童子主管记录人一生的善恶行为，以便决定未来的轮回转世。因此，这幅观音图像有其独特之处。画面的下方是两排供养人像。上排画的是施主米迮德和妻曹氏，以及三子及其儿媳。下排画的是米家的二孙、二孙媳和他们的四子。可知这幅画是由米家出资绘制的，为的是给他们家族的四代人建立功德。

河北易县辽三彩罗汉像

河北省易县西北五十五里的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也称百佛洞、百佛山。这里原来保存着三彩瓷塑佛像72尊。其中包括一组辽代的等身三彩十六罗汉坐像，在20世纪初被盗运出境，售往国外。可惜的是，在盗运过程中有数件被毁，如今有11尊保存在西方博物馆内，其中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1尊（头部补塑），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1尊（残），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2尊，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藏1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藏1尊，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1尊，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1尊，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藏1尊（仅存胸像），日本私人收藏家松方幸次郎旧藏1尊（明代），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1尊。

十六罗汉信仰起自唐代，盛行于五代以后。辽代继承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将其用在佛教艺术之上，造就了这组享誉海内外的雕塑精品。这批瓷塑罗汉容貌逼真，表情生动，衣纹流畅，颇具写实感，将人体的比例把握得恰到好处，具有高超的塑像工艺水平，是辽代写实主义塑像的杰作。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这尊三彩罗汉坐像，表现的是一位汉族中年僧人形象（图1—13）。他紧锁双眉，面带忧虑，似乎在体恤着民间疾苦，但又包含着睿智。他的双手叠放于腹前，与打坐禅定的手印相似，似正在入定修禅。他身披双领下垂式僧衣，内有僧衹支，并在胸前束带，左侧的外衣上有田相方格。身下坐的是模仿自然山石的台座，象征着正在山间修行。在所有现存海外的来自易县的辽代三彩罗汉中，大英博物馆的这尊是其中的佼佼者。

行唐县明代三菩萨壁画

1190年，在河北省行唐县建成了一座寺院，名叫清凉寺。据清康熙十九年（1680）的《行唐县新志》记载，清凉寺建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它的最初使命是让南方前往山西五台山进香的僧侣们在此歇脚。位于山西的五台山最早是道家圣地，被称为“紫府山”。其山在盛夏时凉爽，故又有“清凉山”的美名，后被中国佛教徒指定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位于行唐县的清凉寺相当于五台山的下院，直属五台山管理，住持就是五台山派遣的高僧。各朝都曾对清凉寺进行修缮或重建，最近一次有记载的大修是明永乐年间的己亥年（1419）春。1424年，五台山寺院特别派遣僧人来行唐县的清凉寺绘制壁画，并在前殿西墙上绘制了“三菩萨”壁面，最终完工于1468年。到了民国时期，这一壁画被古董商看中，被分割成12块售往海外，入藏大英博物馆。

行唐清凉寺的三菩萨壁画高4米、宽3.9米，近似于正方形，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面积最大的壁画作品之一（图1—14）。三菩萨均为站立的姿态，面容丰腴，雍容华贵，潇洒飘逸，具有很高的画技。中间的观音菩萨身穿白衣，宝冠上有阿弥陀佛像，身躯略微扭动，两手并放于腹下，原是数珠观音的标准姿态。位于左边的是普贤菩萨，他的右手执拂子，身躯扭向其右侧，但将头部转向主尊观音一侧。位于右侧的文殊菩萨也是将身体扭向右侧，向着主尊观音，并且手持如意。在佛教中，观音主慈悲，普贤主行愿，文殊主智慧。可以看出，在画家的笔下，三菩萨既有主次，又有互动关系，共同体现着佛教的教义与精神力量。同时，三菩萨所着的服装已经完全摆脱了印度式的袒裸上身样式，完成了身披长袍的中国化进程。

德化窑产欧洲家庭瓷塑

明末清初，位于福建的德化窑产品崛起，以其白瓷塑人物而闻名于世。德化窑的白瓷塑造型以佛教人物为主，特别是各种观音形象。在清代，德化窑产品已远销欧洲，受到欧洲各国的欢迎。这件表现一个欧洲家庭的德化瓷塑就是特意为欧洲人定制的，主要展示了一位戴着三角帽、穿着纽扣式礼服和及膝马裤的欧洲绅士与一位戴着高头饰和身穿长裙的女士。他们手里拿着小杯子，坐在一张中国小桌子旁边，桌上放着一碗面包。他们的旁边是与父母亲穿着类似衣服的男孩和女孩，还有两只宠物狗（图1—15）。可以看出，这件瓷塑表现的是一个欧洲四人家庭聚餐时的场景。

在清代，欧洲人很喜欢中国瓷器，他们曾经尝试向中国瓷器作坊发送自己的订单，以期能得到令他们赏心悦目的中国瓷器。这组瓷塑人物表现的很可能是一个荷兰家庭，代表着当时欧洲家庭的一个模式。而这种“荷兰家庭”模式早在1701年就已经出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销售清单中了。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众多，绝不是现有的展厅面积所能展示的。即使参观大英博物馆现有的展厅，一天时间也是看不完的。凡是参观完该馆的人，怕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太多好东西了，只能走马观花！”确实如此。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斯坦因带回的敦煌绢画，每次只展出3—5幅，每次展出3个月左右。如此一来，想要在展厅内看完所有来自敦煌的绢画，怕要一辈子守着大英博物馆才行。 Z34pMthkJO8rr8wtUCsttM/p5aayrTfLNEimT50nLfn+xJQO1TWetk6vB3T4eD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