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之谜

国宝流失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最为跌宕、巨变的100年，也是中国文物古迹遭受重大破坏的100年。在1949年以前，由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英法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图1）、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动乱与战争的灾难，毁坏了众多的古迹。又由于战争和改朝换代等因素而导致的家庭衰落，致使无数的贵族家庭以变卖自己的收藏和家产维生。在寺院里生活的僧人也不例外。为了生存，他们便有了出售寺院文物的举动。

与此同时，在20世纪初的和平年代，由于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往往比战争更为彻底。例如，在民国初年的河南开封，笃信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1882—1948）在20世纪20年代治理河南期间，曾经拆毁不少地上的古迹。他为了开辟开封小南门，扩展马路，将著名的卧龙宫拆毁；为开阔开封龙亭贯穿南北的驰道，他下令拆除了万寿观牌坊，还逐散道士，毁坏了吕祖庙及火神庙中的泥塑神像。冯玉祥还把开封大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直到1949年该寺的宗教功能才得以恢复。冯玉祥把开封二曾祠的大门改为西式建筑，使其原有的祭祀功能不复存在，导致这所晚清古迹最终消失于20世纪60年代。1927年，冯玉祥还在河南废寺逐僧，并发动了全省毁佛运动，将所有寺院的僧人、尼姑一律驱逐，寺产没收，把寺院改为学校，或作为救济院、图书馆等，或成为娱乐场所。继河南之后，直、鲁、秦等各行省也都纷纷跟从，致使华北佛教因此几乎衰绝。

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大量的文物就从收藏者的手中流入了古董市场，因西方国家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好奇、兴趣与需求流失海外。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炮火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大门。1868年在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人主动“脱亚入欧”，投入了西方的怀抱。从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去遥远的东方探险的热潮。他们不仅在其国内兴起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热，还认为在古代贯通欧亚的丝绸之路上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宝藏。于是，西方的探险家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纷纷踏上了中国这片东方神秘的国土，在那寂寞荒凉、杳无人迹的沙漠之中，在那残垣断壁的佛寺之中，在那无人问津的山崖间的石窟之中，去探寻中国古代的文化宝藏。

这些西方探险家们的所谓壮举，不久便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而中国的古董商们也不甘落后，抓紧这些商机。还有不计其数的中国本土的破落贵族的败家子、穷途末路的不法之徒、为图暴利的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了使不计其数的中国文物流往西方与日本的大军。就在这些中外人士的合作谋利的活动中，为了满足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喜爱，数百万件文物流往外国的大小博物馆与个人收藏之中，包括从寺院、石窟中拿走或凿下的雕塑与壁画，严重破坏了文物古迹的完整性。西方与日本各大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便是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西方与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来源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人是学者与策展人亲自前往中国探险，做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将其所得入藏某个博物馆。策展人就像是中国博物馆里的研究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策划展览，还有为博物馆扩大收藏而收购文物的职责。有的策展人亲自前往中国购买文物，或在西方古董商行中购买，还有鉴定与吸引收藏家的藏品的工作。第二种人是古董商，他们以便宜的价格收购中国文物，转卖到西方或日本牟取暴利。买者主要是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第三种人就是收藏家，他们向古董商买文物，向学者或策展人咨询专业知识。所以，这三种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私人收藏的最终去向都是博物馆。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种人是如何促成中国国宝外流的，从而解开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入藏西方博物馆的谜团。

前往中国探宝的西方学者与策展人

与中国不同，西方博物馆一般都是私营的，或是私人捐赠由政府代管的，或是财团法人的经营方式。运作博物馆的经费庞大，却往往得不到政府方面的财政资助。于是，博物馆相当于“捧着金饭碗的乞丐”，馆里虽然收藏着价值连城的宝贝，却不得不到处募捐。所以，一般的博物馆都组织了董事会，由捐赠者或潜在的捐赠者组成，一般都是社会名流，每年2—3次审议馆长提交的博物馆运作报告，其中就包括为博物馆收购艺术品或文物。而为博物馆工作的学者和策展人的一大任务就是扩大馆内收藏，他们会有目的性地去一个地方，或联系一些人，给博物馆收购藏品。而每个博物馆建立中国收藏的目的，都是为了构成一个综合性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向观众展示完整的中国艺术发展史，这便需要学者和策展人的研究作为基础。可以说，西方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综合收藏，就是在这些学者和策展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的。

1895年12月，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来中国探险，在新疆完成了一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危险旅行。此行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并以失败告终，但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激发了更多的西方学者前往中国探险的干劲。1899年9月，在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Oscar II，1829—1907）和百万富翁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的支持下，赫定再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湮废已久的楼兰古城，震惊了西方世界。他还发现了和田等地的古代寺院遗址。赫定在中国的发现现收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民族学博物馆（The Museum of Ethnography）。

斯文·赫定无疑是西方探险家中的先行者。步其后尘，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图2）。他是世代居住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曾在印度北部旁遮普大学任督学，在东方学院任校长。1900年，作为考古学家的斯坦因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米兰、和田发掘古代佛寺遗址，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建筑、雕塑与壁画。他于1904年入了英国国籍，并在随后的1907年中国之行中收获颇丰——从敦煌莫高窟新发现的藏经洞中获取了九千多卷古代写本和三百多幅唐、宋时期的佛画。这些文物现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与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New Delhi）。

1902—1905年，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1856—1935）、勒科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等人在新疆吐鲁番发掘了高昌故城与柏孜克里克石窟、拜城克孜尔石窟、焉耆七个星石窟等遗址，搬走了大量的佛教泥塑像，切割走了许多精美的佛教壁画。这些德国人获得的绝大部分中国佛教文物现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但有相当一批大型壁画毁于二战的战火。

在日本京都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门主大谷光瑞（1876—1948）的资助下，1903年，日本人渡边哲信（1874—1957）和崛贤雄在新疆一带探险时，从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切割走了一批佛教壁画。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890—1968）在敦煌莫高窟得到了三百六十多卷中国古代写经。目前，大谷旧藏的大部分藏品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中国旅顺博物馆。

在对中国中亚地区的探险中，还有十分积极的俄国人。1907—1909年，俄国考古学家彼得·库兹米奇·柯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在位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西夏（1038—1227）与元代（1271—1368）修筑的黑水城遗址发掘了三百多幅佛教绘画与大量的雕塑，还有众多的古代文书，现藏于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Saint Petersburg）。1909—1915年间，俄国著名东方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Sergey Fyodorovich Oldenburg，1863—1934）组建了两次考察队，在喀什、吐鲁番、库车、敦煌等地挖掘和考察古代遗址，特别是对敦煌莫高窟的考察，获得了大量文物，包括古代彩塑像、壁画、文书等，也收藏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06—1909年来中国考查，从新疆图木舒克一座佛寺的遗址中切割走了三幅大型彩塑像，还从敦煌莫高窟获取了古代文书六千余卷与二百多幅佛画，现藏于法国巴黎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

美国人也不甘落后。兰登·华尔纳（Landon Warner，1881—1955）是美国考古学家与东亚艺术史学家，1924年，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与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东方艺术策展人时，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考察丝绸之路。他在莫高窟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唐代石窟壁画26方，共计32 006万平方厘米，还搬走了唐代开凿的第328窟中高120厘米的半跪式彩塑菩萨像一尊，现藏哈佛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策展人普爱伦（Alan Priest，1898—1969）则看上了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北魏宣武帝（499—515年在位）为其父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及其皇后造功德而开凿的宾阳中洞前壁的大型浮雕《孝文帝礼佛图》。他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人岳彬（？—1954）签订了一个买卖合同，愿付1.4万银元从岳彬手中买下此浮雕。最后，他如愿以偿，这幅无与伦比的《孝文帝礼佛图》现展出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还有一幅《皇后礼佛图》浮雕，表现北魏孝文帝的文昭皇后率众礼佛的场面，后来辗转来到了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这是当时的策展人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1907—1988）的功劳。《皇后礼佛图》的入藏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它先是被古董商从石窟中凿了下来，成了一堆碎片，被运到了北京。因为整个浮雕太贵，没有遇到大买主，古董商就把它分块卖掉，有人买一个头部，有人买一个身子，就这样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史克曼是中国艺术史专家，他知道《皇后礼佛图》的重要价值，就在纳尔逊博物馆的资助下潜心留意收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将《皇后礼佛图》收购齐全，于1941年在纳尔逊博物馆展出。史克曼后来担任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在他的持续努力下，终于使该馆成了北美重大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地之一。

上述学者与策展人的努力，成就了前面提到的各大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基础。而世界上各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的主要来源则是另外两种人的努力，那就是古董商与收藏家。

游走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古董商

西方学者与策展人在中国的成功，引起了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的极大兴趣，他们是使中国文物外流的第二、第三类人。一件中国古代艺术品销往国外并进入一个公共或私人的收藏过程需要以下因素：中国文物的出售者或获得者，中国与西方古董市场中的古董商，西方的收藏家或博物馆中的策展人。首先，中国文物的出售者可以是某个家传收藏的继承者，在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不得不出卖家传收藏以获取生活或娱乐费用。还有一类文物的出售者不一定是家传收藏的继承者，笔者称他们为文物的获得者，即为了牟求古董市场之利润而特意去搜求古董之人，获得之后再将它们卖给古董商。这些文物获得者可以是走街串巷的文物二道贩子，也可以是主动去历史遗址盗窃文物的，如盗墓贼等。古董商是这个文物流散渠道的中间环节：由他们之手收购文物，再由他们之手出售文物，从中牟取差价。在当代，拍卖行也起着古董商的沟通卖家与买家的桥梁作用。而西方的文物购买者则是这个流通领域的最后一个环节。绝大多数文物购买者是私人收藏家，他们出于对古代艺术品的热爱与兴趣而购买文物加以收藏，放在自己家里欣赏。但随着他们的年老或离开人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将其收藏捐赠给了博物馆，或自建博物馆以向公众展出自己的毕生藏品。策展人则是代表博物馆的文物购买者，他们可以在某个基金的资助下直接从卖家、古董商、拍卖行或私人收藏家手中为博物馆购买艺术品，在馆内收藏与展出。这种流通渠道是造就西方大小博物馆艺术品收藏的主要来源。

在20世纪上半叶，大量的外国收藏家与古董商前往中国搜求古代艺术品，在中外人士合作牟利的过程中，使数百万件文物流往外国的大小博物馆与个人收藏之中。古董商便是沟通文物产地和收藏界的桥梁。其中有两位古董商最为出名，他们是卢芹斋和山中商会。

卢芹斋（C.T. Loo，1880—1957）是西方著名的古董商。他生于浙江湖州，后到法国经商，在巴黎开办了卢吴古玩公司，主要从事把中国文物贩卖到欧美。后来生意做大了，在纽约也开了一家分店。他在西方古董界活跃了三十多年，经他之手卖往国外的中国文物精品不计其数，比如著名的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唐代万佛洞外的石雕狮子，还有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主殿的元代大幅壁画《炽盛光佛经变》等。西方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他让欧美收藏者、学者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玉器、陶俑、佛像等，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社会。”但是中国对他的评价则完全相反：“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物盗窃分子。”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物的构成有其群体组合特征，即一个完整的文物组合展示着一个区域文化的完整面貌。如果一个文物群体部分被销往国外或是破坏了，它所包含的文化体系也就不完整了。就拿昭陵六骏来说吧，被人拿走了两骏，只剩下四个在国内，群体组合就被破坏了，再也无法完整地向世人展现当年唐太宗六骏在沙场上的雄姿了。

在1940年出版的展览图录的“前言”里，晚年的卢芹斋以些许内疚的心情评价自己的一生：“作为国宝流失的源头之一，我感到羞耻。唯一能让我们辩解的是：没有一件艺术品直接出自我们之手，都是在公共市场与其他买家竞争获得的。中国失去了她的国宝，但唯一令我们安慰的是：艺术无国界。这些被学者们及公众欣赏的流往世界各地的雕塑也许能比任何活着的大使令中国更多地获益。通过这些艺术品，中国能在其外面的世界更加闻名。由于中国的战乱与巨变，我们的历史丰碑们也许会在别的国家得到更好的保护。我们失去的国宝将作为真正的信使让世界了解我们的古代文明、文化，从而服务于创造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更好的了解。”

我知道有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些文物如果不让外国人拿走，放在中国也会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被毁掉。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首先，在1949年以前，把这些文物从它们的原始地点拿走，离开它们的祖国，就是个悲剧。很多文物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被破坏，也是个悲剧。不能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以后的结果，就认为提早被人拿到国外是正确的。应该历史地看问题，才能客观面对历史事件。

我想提到的另一个古董商是日本的山中商会。按照日本习俗，在手工业、艺术界组织行会或者小团体，喜欢用创始人的姓来命名，山中就是这个古董商会创始人的姓。山中商会的实际发展人是山中定次郎（1866—1936）（图3），创建地是日本大阪。山中定次郎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有家传经营古董商铺的背景。因此，他从幼年起便随其父在家庭古董店中学习古董知识，引起了他对古董行浓厚的兴趣。安达定次郎在十三岁时进入当时大阪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商店当学徒。后来，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卫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为妻，他便入赘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名山中定次郎，开始努力将山中商会的古董生意引入欧美市场。1894年，他在美国纽约开设了山中商会的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等地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1905年在巴黎也开设了代理店。于是，山中商会在欧美的古董界建立发展了自己的销售东方艺术品网络，尽力满足欧洲上流社会对于东方文化与艺术品的需求。

山中商会的主要古董来源之一就是历史悠久、文物与艺术品珍藏丰富、古董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山中商会把从中国得到的文物卖到日本、美国、欧洲等。与卢芹斋相似，当山中商会收购一批文物以后，便在他们的画廊展出并出售，每次展出都要出版图录（图4）。在其图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瓷器、家具、绘画等文物，以及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雕刻作品。凡是卢芹斋从中国购得的文物，没有太多确切的证据证明是他自己盗窃或以非法手段干的。但山中商会则不同。例如，1924—1926年，山中定次郎参观了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他深深地被那里的精美佛教雕刻震撼了。于是，在1927年以后，经过管理石窟的天龙寺僧人的同意，山中商会对天龙山石窟造像进行了盗凿，在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时期的25所洞窟里，有150多件精美的雕刻被凿走，基本毁掉了整个石窟群。

我不敢说这些被凿下的全部雕刻均出自山中商会之手，至少大部分是经他们之手流散到了国外，进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处。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则从山中商会购得了来自河南巩县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的石雕作品。如果现在去天龙山石窟参观，看到的大部分洞窟造像是复制品，或是有身无头，只有几尊唐代的大像，因为太大无法搬走而留了下来。天龙山石窟为什么能够引起山中商会的兴趣？一是因为它是唐代佛教雕刻艺术的杰作；二是因为最早调查天龙山石窟的就是日本人，他们出版过《天龙山石窟写真集》，在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石窟雕像之外，山中商会还收购、出售了大量的中国单体造像与造像碑、中国历代器物等文物。

收藏家的贡献

西方各大博物馆所藏艺术品的主要来源是私人收藏之捐赠。欧美各西方国家，有着全民热爱艺术的氛围，这是以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研究艺术的学者、教授在西方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西方国家的工商业巨子以及以各种渠道致富的人们大多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也没有将财产传给后人的社会风俗（欧美孩子18岁以后父母便没有了抚养的义务，而孩子们也以成人后向父母伸手要钱为耻），而是将他们的钱建立慈善基金会，或将财产捐赠给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教育与博物馆。因此，西方的大小博物馆基本都是由私人捐赠建立的，馆内的藏品也多来自私人捐赠，或用私人捐赠得来的钱购买。这种私人捐赠的目的一是为了回报社会，二是为了使自己永世留名。于是，私人捐赠的博物馆或展厅往往以捐赠者的名字来命名，如法国的吉美博物馆，美国的弗利尔、亚克兰、纳尔逊等博物馆。另外，在每个展览的展品说明牌上，都要写明展品的出资购买者或捐赠者的名字。在上百年的私人收藏捐赠之下，西方国家涌现了几所世界闻名的亚洲艺术品（包括中国艺术品）收藏丰富的博物馆，如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等。下面介绍三位大收藏家对美国的几个著名博物馆中国艺术品收藏做出杰出贡献的大收藏家。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艺术藏品基础的奠基人是收藏家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布伦戴奇是第十五届（1952—1972）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拥有良好的亚洲艺术知识，具有购买一流艺术品的能力，很少被那些不良古董商人欺骗。他收藏了数量众多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品，包括凿自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的佛教雕刻，以及数件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唐代亭阁式塔上砖模浮雕等。1959年，布伦戴奇同意将其部分收藏捐赠给旧金山市。第二年，旧金山市民投票通过了一项272.5万美元的债券发行，用以安置布伦戴奇的捐赠品。这就是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66年向公众开放，原址位于金门公园。2003年，该馆迁入位于市民中心的新址。1969年，布伦戴奇立下遗嘱，在他死后将所有剩下的藏品捐赠给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天，该馆拥有约7 700件布伦戴奇的藏品，而整个博物馆的亚洲艺术藏品是1.7万多件，包括许多中国玉器、陶瓷器、漆器、丝织品、家具、兵器、佛教单体造像与造像碑，非常系统地展示着亚洲与中国的艺术史。

再来看看美国最大的博物馆——位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藏品主要来自私人收藏。在众多的私人捐献者中，有一位很重要的收藏家就是赛克勒（Arthur Mitchell Sackler，1913—1987）（图5）。他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专家、企业家与慈善家。他的财富来自他的医学广告业、医学治疗出版物、柜台上出售的非处方药产品。他建立了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学研究所，被誉为“当代制药广告业之父”。但同时，赛克勒还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学者与收藏家，他于1950年开始购买艺术品。他常常是买一个他认为的好收藏家的全部藏品。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已收藏了数千件中国与古代近东艺术品，包括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艺术品，有些文物是直接来自山中商会与卢芹斋之手。他还向许多艺术博物馆捐赠，如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华盛顿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赛克勒美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等。他还给一些博物馆捐赠展厅，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他在捐赠博物馆或展厅时，往往都伴随着他的一大批收藏，如华盛顿的赛克勒美术馆。他的捐赠中不乏中国的艺术精品，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大殿的宏伟巨大的元代壁画《药师经变》，是以他母亲的名义捐赠的。

很多中国人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中国艺术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都是美国人参加八国联军时抢走的。我想在此辟谣：这个说法是一种误解。美国当年参加八国联军的时候，并没有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抢掠文物。大都会的中国藏品大多是私人捐献的，有的则是由馆里的策展人用私人捐赠的钱购买的。其中最不光彩的一件事就是该馆东方艺术部策展人普爱伦在20世纪30年代雇中国古董商盗凿了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浮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创始人弗利尔也是一位杰出的私人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是一位火车制造商，退休之后全身心投入自己爱好的东方艺术品收藏之中。他对亚洲艺术的爱好与收藏是从日本艺术开始的，他去日本买了很多日本艺术品。直到1907年，他在经由中国去日本之时，偶然逛了中国香港和上海的古董店，才发现中国的文物比日本的更早、更棒。于是在1909年、1910—1911年，他两次专程来到中国，购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弗利尔的两次中国之行重点考察了开封、巩县、洛阳和杭州四个城市的古迹，还访问了上海、青岛、北京、天津、沈阳、大连、旅顺等地，购买了大量中国文物。但他没有在所经过的地方把文物偷走或盗凿，特别是他对龙门石窟的考察，这点与山中商会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他的古董收藏都是来自中国的古董市场，总共买了近万件，打包、装箱、运到美国。他的日记现在在中国出版了，从日记上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和欣赏，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弗利尔在美国的收藏界和博物馆界影响非常大，因为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博物馆管理体系。比如他发明的文物编号法沿用至今。1923年5月2日，他建立的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归属史密森尼学会。根据他的遗嘱，他将所有文物全部捐献给美国人民，用于学生的教育和学者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赛克勒给史密森尼学会也捐了一座亚洲艺术博物馆，于1987年对外开放。这个博物馆就建在弗利尔美术馆的旁边，使用了同一套行政与研究班子，并将这两个博物馆合起来称作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也叫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

综上所述，学者和策展人、古董商、私人收藏家为西方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学者和策展人用他们对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为博物馆挑选和购买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物，收藏家以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为自己收藏，而古董商是沟通文物产地和学者、策展人、收藏家的桥梁。在古董行业中，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最出名的古董商就是卢芹斋和山中商会。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大部分的最终去向都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因为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捐献给博物馆，他们的收藏与名字才能被人类永久地保留与纪念。西方各国的大小博物馆都是以私人收藏家的捐赠为基础的。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60万件中国文物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但还有约800万件中国文物则在私人收藏家手里。总共外流的中国文物约有1 000万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文物与古代艺术宝库，值得我们去探寻。而本书介绍的只是保存着中国文物的海外27所主要博物馆。各民族的文物都凝聚着本民族的情感。看到书中介绍的无法复制的中国绝世精品国宝，您也许会在心中涌现震撼、惊叹、悲伤的情感。面对那些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中国文物，我们已无力挽回当年的损失，也无意指责参与其中的前辈同胞，因为那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巨大遗憾！也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崇敬的心情，去海外探访收藏在西方各国博物馆中的国宝，以慰藉当年创作那些稀世精品的祖先们！ mUMgihRxa3kwnj+bl/I8evsu+mzcQnqeRkztEYWnj3yS8P3AUcSD+FpknE07NG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