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Het Rijksmuseum Amsterdam),位于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图7—1)。这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式建筑,藏有大量世界知名的艺术珍品。国家博物馆研究图书馆(Rijksmuseum Research Library)是该博物馆的一部分,也是荷兰最大的公共艺术史研究图书馆。该馆与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The Mauritshuis)和鹿特丹博伊曼斯·范伯宁恩美术馆(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并称荷兰三大美术馆。
图7—1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常青拍摄于2019年6月26日)
1795年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成立时,时任财政大臣的艾萨克·戈吉尔(Finance Isaac Gogel)认为应当依照法国卢浮宫(The Louvre)来建造一所国家博物馆,以防止荷兰王室所收藏的艺术品散失。同时,这也是国民的兴趣所在。但直到1798年11月19日,政府才决定启动建造博物馆的计划。1800年5月31日,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前身——皇家艺术展览室或国家画廊(Nationale Kunst-Galerij)在海牙(The Hague)的豪斯登堡(Huis ten Bosch)成立,当时的藏品主要是来自荷兰省督(Dutch stadtholders)捐赠的200幅画作。
1805年,国家画廊迁到了海牙的布伊滕霍夫(Buitenhof)的亲王威廉五世画廊(Prince William Ⅴ Gallery)。威廉五世(William V,Willem Batavus,1748—1806)是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也是荷兰共和国最后一位总督。1795年,他流亡至伦敦。此外,他还是奥兰治-拿骚公国(Orange-Nassau)的统治者,直至1806年去世。其子威廉继承了这一职位。该画廊由奥兰治亲王威廉五世于1774年在此建立。
1806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建立了荷兰王国。其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1778—1846)在1806—1810年间成为荷兰国王,而那时的荷兰是法国的附庸国。在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命令下,国家画廊在1808年搬到了阿姆斯特丹,最初设在大坝区王宫的某一层。包括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名画《夜巡》( The Night Watch )在内的一批阿姆斯特丹政府所有的画作进入了该博物馆中。1809年,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王宫再次对公众开放。
1817年,博物馆搬入市中心运河上的特里普家宅(Trippenhuis)。但最后发现这里并不是理想的建立博物馆之地,因为这栋建筑容纳不下大量的藏品。1820年,博物馆的部分藏品被运往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1838年,其中的19世纪绘画作品又被拆分出来,藏入哈勒姆市(Haarlem)的夏宫维尔格勒根别墅(Paviljoen Welgelegen)。这是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乡村别墅,建于1785—1789年,自1930年以来一直是北荷兰省的议会大厦。
当然,最佳的方案是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座新的博物馆,以收藏展出原国家画廊的珍品。在1863年,为了征集新馆的设计图,曾有一场设计比赛,但所有的上交作品均未被采纳。其中荷兰建筑学家皮埃尔·库贝(Pierre Cuypers,1827—1921)的作品得了第二名。1876年,为征集设计图举行了第二次比赛,库贝终于以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建筑的混合设计赢得冠军。同年10月1日,新的博物馆在阿姆斯特丹的现址动工。1885年,入藏了行会、大公、市民藏品的新馆建成,正式对外开放。
1890年,在新馆西南方不远处又增加了一座建筑,是荷兰的建筑风格,现在则以“南翼”著称,到了2013年被称为“飞利浦翼”(Philips Wing)。1970年,这座博物馆被定为荷兰国家遗产,1990年又被列入前100名荷兰遗产。
20世纪之后,博物馆经过多次翻修,最近的一次完成于2012年7月16日。2013年,博物馆的主建筑正式对外开放,荷兰碧翠丝女王(Queen Beatrix,1980—2013年在位)主持了开幕仪式(图7—2)。同年,由克鲁斯与奥尔蒂斯(Cruz y Ortiz)设计的亚洲展厅也对外开放。Cruz y Ortiz Arquitectos是一家建筑工作室,由安东尼奥·克鲁斯·维亚隆(Antonio Cruz Villalón)和安东尼奥·奥尔蒂斯·加西亚(Antonio Ortiz García)创立。该工作室在塞维利亚和阿姆斯特丹设有办事处。
图7—2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庭(常青拍摄于2019年6月26日)
荷兰大部分国家级收藏品都安置在这迷宫般的博物馆内,使该馆共有藏品100万件左右,时代跨越史前至21世纪。该馆设有260多个陈列室,共展出8 000多件藏品,分为绘画、雕塑与装饰、亚洲艺术、荷兰历史、版画等部门。
该馆最引人注目的收藏莫过于2 000多幅17世纪“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其中包括伦勃朗及其学生等人的艺术杰作。而博物馆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伦勃朗的巨幅油画作品《夜巡》《母亲像》,约翰尼斯·维米尔(Johannes Vermeer,1632—1675)《看信的女人》《小巷》,以及弗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约1580—1666)等人的杰出作品。观众从中可了解荷兰绘画发展的全貌。
装饰工艺部门有12—20世纪欧洲各地的家具、陶瓷、金属器、玻璃器、染织品等。同时,还有反映17世纪荷兰人生活情况的文物。
荷兰历史部门除介绍本国历史文物外,还介绍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的地区,如非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家具和各种用具,从中可见荷兰发展海上贸易的盛况。
版画部门有欧洲最精美的版画、素描、彩饰手稿本和宣传画等,其中有阿尔布雷赫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作品,伦勃朗的素描,和1 000多幅铜版画,还有日本浮世绘版画等。
国立博物馆收藏了近8 000件亚洲艺术品。考虑到亚洲是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拥有从阿富汗到韩国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数字实际上并不高。亚洲艺术品收藏主要来自四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此外,还有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的文物与艺术品。这些藏品的时代跨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展示着这些地区和各个时期的亚洲艺术的最佳范例,种类有绘画、版画、雕塑、寺庙装饰品、漆器、珠宝、青铜器、陶瓷器等。其中的日本佛教木雕像、屏风和刀剑,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教铜石雕塑像等,都是高质量的藏品。但因空间有限,仅有约350件藏品在亚洲厅展出。
图7—3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中国展厅一角(常青拍摄于2019年6月26日)
中国展厅面积不大,仅展出了一小部分中国文物,有商周青铜器与玉器,来自内蒙古的战国鎏金铜牌饰,唐三彩陶俑和彩绘陶俑(图7—3),宋、元、明、清时代的瓷器,还有相传来自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的北魏晚期石雕交脚弥勒菩萨像、北魏金铜菩萨立像,来自河北的北齐白石佛头像,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唐代菩萨雕像,辽代鎏金铜菩萨坐像,还有明代壁画残片、木雕道教女神像、木雕罗汉像、德化窑白瓷塑观音像等。还有清代的漆箱,上绘高力士为李白脱靴故事画,以及清代的象牙雕提篮盒子等。下面仅介绍其中的五件作品。
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开凿在东、西峰的山腰,东峰有8窟,西峰有13窟。其中东峰的第2、第3窟是东魏时的作品,也是全天龙山年代最早的石窟。天龙山北齐时期的洞窟有第1、第10、第16窟,隋代又开凿了第8窟。其余洞窟开凿于唐代,特别是在唐玄宗时期。天龙山的石质为黄色砂岩,这件来自天龙山第14窟左壁的石雕菩萨立像,以其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表现着菩萨丰腴窈窕的身姿(图7—4)。他有着圆润的体型和优雅的姿势,臀部向右侧扭动,肩膀略微向左侧倾斜,姿态优美。这些都是在印度笈多艺术影响下的再创作,表现着唐代特有的风尚。
图7—4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4窟的石雕菩萨立像(唐,砂岩,高95厘米,宽45厘米,深17厘米,编号:AK-MAK-75,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提供)
日本山中商会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次来到天龙山,对石窟进行充分考察。他们惊叹于天龙山石窟中唐代造像的精美,便用金钱收买了看守石窟的天龙寺僧人净亮,雇用人力和车马开始盗劫天龙山石窟雕像。他们将天龙山石窟中能够搬运的佛像全部切割,若佛像的身体太大,就只凿走佛首。于是,天龙山石窟造像惨遭劫掠,有一百多件浮雕作品流往欧美与日本,分别收藏在大小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这件菩萨像便是其中的一件。可悲的是,这件造像的头身是被分开出售的,令这尊菩萨身首异处(图7—5)。该馆收藏了身子,而头部的藏家却另有其人。
图7—5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14窟左壁石雕菩萨立像(20世纪20年代拍摄,采自《支那文化史迹》图版Ⅷ-26)
水月观音,就是正在观看水中月的观音。这种观音像一般自由自在地坐在水边石上,有时她的一只脚还下垂踏着水中的莲花。观音菩萨正在俯视着碧波中的月亮倒影,以表现四大皆空的佛教思想。据史书记载,水月观音像最初是由盛唐著名画家周昉创作的。迄今所见最早的纪年明确的水月观音像保存在四川绵阳魏城圣水寺石窟第7窟中,年代是唐中和五年(885)。入宋以后,水月观音题材才真正流行起来,在规模、内容、表现技巧等方面都大大地长进成熟了。
这尊水月观音像有着优雅闲适的身姿,他的左腿盘起,右腿支撑,以左臂支撑着身体重心,把右臂袒放在右腿膝上(图7—6)。他的面相丰满,表情体现了内心的平静和慈悲。他的身躯丰腴,具有唐代的遗风。他的上身袒裸,饰有帔帛、项圈、臂钏、手镯,胸前还有斜向胸巾,下身着长裙,也是唐代菩萨像的普通装束。这尊雕像由柳木和泡桐木制成,表面涂漆和镀金。宋金时代遗留至今的木雕像不多,这尊像很可能来自山西的一座寺院。
图7—6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木雕水月观音坐像(金代,约1100—1200年,高117厘米,宽111厘米,深74厘米,编号:AK-MAK-84,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提供)
绘制壁画,首先要在墙上覆盖一层厚厚的黏土和稻草。在上面再覆盖一层薄薄的带有植物纤维的细黏土,然后在整个表面上覆盖一层薄薄的石灰,这样艺术家就可以在光滑的墙壁表面上作画。这块壁画残片来自一座寺庙壁画,表现三位着宋代文官服的大臣跪在一个大殿前面,他们中的一位手捧一帽,另二位手持笏板,正在向着右上方顶礼膜拜(图7—7)。艺术家还用粝粉贴金的手法来表现帽子和腰带部位的立体感装饰。从壁画的内容来看,它可能来自一所道教宫观。
图7—7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壁画残片(明代,约1396—1470年,长63厘米,宽75.5厘米,厚0.115厘米,编号:AK-MAK-529,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提供)
罗汉是佛的弟子,他们都已摆脱了轮回,达到了精神上的完美境界。罗汉的组群有多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十六罗汉,在中国又被增加了二位,形成了十八罗汉。十八罗汉的宗教职责是散居各处,在无佛的世界里守护佛法,等待未来佛弥勒的降临。罗汉们都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济世利民。入宋以后,罗汉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一种造像题材。到了明代,十八罗汉便被安置在大雄宝殿内的两侧壁前而受人崇拜。这尊罗汉像应来自一组十八罗汉,他具有印度中年僧人的面相,闲适的坐姿,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佛法(图7—8)。他的身体表现还保存着多种彩绘残痕,眼珠是用玻璃制成的,显露着炯炯有神的目光。
图7—8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木雕阿罗汉坐像(元或明,约1200—约1400年,高109厘米,宽59.5厘米,深44.5厘米,编号:AK-MAK-1727,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提供)
明清时期流行釉上粉彩绘瓷器,很多题材取自元明清时期在社会上流行的小说。该馆收藏的一件清代彩绘瓷盘即表现着明代吴承恩(约1500—约1582)的小说《西游记》里的多个故事情节。在这件1946年入藏的瓷瓶表面,艺术家也以釉上彩绘的形式画出了山水背景,主体内容表现元末明初施耐庵的小说《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情节,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图7—9)。画面以夸张的手法描绘着武松正在全力挥拳击打张牙舞爪的老虎,敏捷的武士与凶残的野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图7—9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藏粉彩绘武松打虎瓷瓶(清,约1700—约1724年,编号:AK-RBK-15890,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提供)
2019年6月26日中午,我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来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我订的酒店就位于国立博物馆不远处。为了节约时间,在入住酒店之后,我立即赶往国立博物馆参观。首先是这座红色的哥特式建筑让我印象深刻,接着是馆内迷宫一样的展厅令我有些迷茫。因为我要抓紧时间先看中国展厅,而寻找并前往中国展厅的过程就如同走迷宫一般。然而,来到中国展厅之后,令我又失望又安慰。失望,是因为如此著名而巨大的国立博物馆,展示中国文物艺术的面积太小了。安慰,是因为辛苦半天的赶路,不必在此再过于劳累,不久便会结束考察。即便如此,我还是为荷兰这个小国能有一个中国艺术展厅而感到欣慰,因为中华文化也在这里向人们述说着悠久的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