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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齐到罗马国立文明博物馆

罗马国立文明博物馆（Museo della Civiltà Romana）位于意大利罗马南部EUR区，是意大利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性博物馆。该馆的亚洲部由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路易吉·皮戈里尼”（Museo Nazionale Preistorico ed Etnografico “Luigi Pigorini”）和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Rome’s 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Art “Giuseppe Tucci”）的藏品组成，这两个博物馆于2016年合并。

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

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朱塞佩·图齐”，是位于意大利罗马的一所专门收藏与展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藏品涵盖的地理范围西自中东，东至日本，中国艺术品占了很大比重。该馆建立于1957年，1958年对公众开放，原来位于埃斯奎利诺区（Rione Esquilino）的梅鲁拉纳路（Via Merulana）248号（图6—1）。这里是布兰卡乔宫（Palazzo Brancaccio）的旧址，是罗马建造的最后一座贵族宫殿。该馆建立的宗旨是“为我们的国家提供一个所缺乏的研究所，尽管意大利拥有悠久的东方主义传统研究”（见总统令第1401/1957号）。

布兰卡乔宫由美国人玛丽·伊丽莎白·布拉德赫斯特·菲尔德（Mary Elizabeth Bradhurst Field）资助修建，她是纽约上流社会的一位富有的女士，她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萨尔瓦多·布兰卡乔王子（Salvatore Brancaccio）。玛丽·伊丽莎白于1879年从罗马市政府购买了这处地产，其后于1886—1922年进行了建设。这座宫殿后被布兰卡乔拥有。从1958年6月16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这里是朱塞佩·图齐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所在地。

2019年7月8日，为了探寻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中国艺术品，我来到了罗马埃斯奎利诺区的梅鲁拉纳路248号，这是一栋传统的欧式四层大楼。但见大门紧闭，门内无一人值班（图6—2）。看了门上贴的通知，才知这个博物馆已于2017年关闭，搬往了罗马南部EUR区，如今属于那里的文明博物馆（Museo delle Civiltà）的亚洲部。

朱塞佩·图齐

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之所以最初命名为“朱塞佩·图齐”，是因为其收藏的基础是一批来自尼泊尔、中国西藏、拉达克（Ladakh）的文物及艺术品，由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在其1928—1948年赴这些地区考察时获得的。朱塞佩·图齐是意大利著名的东方文化学家、印度学家，专攻西藏文化及佛教历史，在藏学界、东方学界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

图齐生于意大利南部玛切拉塔城（Macerata）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进入大学之前的1911年，不满十八岁的他自学了希伯来语、中文、梵文等语言，还在著名的杂志《日耳曼考古研究所评论》（ Review of the Germanic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上发表了一篇研究一组拉丁文题记的论文。1915年，他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曾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图齐在1919年从罗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进入众议院图书馆工作。在1925—1930年间，他来到印度，在维斯瓦巴拉蒂大学（Visva-Bharati University）学习佛学、藏文和孟加拉语，同时也在达卡大学（Dhaka University）、贝拿勒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enares）、加尔各答大学（Calcutta University）教授汉语和意大利语。1931年，图齐回到意大利。

图齐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从古代伊朗宗教到印度与中国哲学，无不涉猎。1931年，那波利东方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 “L’Orientale”）任命他为首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1932年他转入罗马大学文学系和哲学系，教授印度和东方宗教、哲学。他还曾在欧洲和亚洲的一些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1933年，在罗马，他发起创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IsMEO）。这个研究所是被当作“直接依赖于墨索里尼的道德机构”而建立的，在1945年被关闭。在此期间，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担任该院院长，图齐先担任该院执行副院长（Managing Vice-President），之后担任语言类课程主任。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图齐正式访问日本，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意大利—日本研究所（Italian-Japanese Institute）开幕式。图齐访问了日本很多地区，并演讲关于中国西藏和种族纯净论（racial purity）的主题。图齐是一位语言天才，能够流利地使用数种欧洲语言，以及梵语、孟加拉语、巴利语、普拉克里特诸语言（是对前3世纪到8世纪印度使用的一系列印度—雅利安语支语言中的土语的统称）、汉语、藏语等。二战以后，他在罗马大学教书直至逝世。

图齐被认为是欧洲佛教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特别是他对中国西藏地区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奠定了他在欧美藏学研究的权威地位，他的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奉为经典。图齐于1929—1948年间先后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中国西藏、巴基斯坦士瓦特（Swat）、阿富汗加兹尼（Ghazni）、伊朗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等地进行了8次卓有成效的科研考察，带回了大量藏文资料和文物（图6—3）。他是意大利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筹划者之一，该馆收藏的建立即以他带回的文物为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曾从军参战。

在20世纪50年代，图齐又多次到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进行考古发掘，也获得了很多文物。他曾主持编辑《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集刊》（1935—1943年，1936年更名为《亚洲》）、《科学的神秘和神秘的科学》《东方与西方》等学术刊物，以及“罗马东方丛书”。1978年，由于他在亚洲文化与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获得了由印度政府颁发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际理解奖”（The Jawaharlal Nehru Award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1979年，图齐与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1895—1988）并列获得了巴尔赞奖中的历史学奖（Balzan Prize for History）。巴尔赞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学术奖项之一。国际巴尔赞奖基金会每年向在国际学术界的人文、自然科学、文化与和平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或组织颁发四项奖金，包括文学、道德科学和艺术领域的两个奖项，物理、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两个奖项。图齐能够获此奖项，足见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之高。

图齐一生论著极多，共有360多部专著与论文。关于藏传佛教艺术的著作主要有《西藏的寺院》《图齐西部藏区学术考察报告》《西藏画卷》《西藏宗教史》《西藏：雪域》等。其中部分专著和论文已译成汉文，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

人无完人，图齐也不例外。这位学术界的耀眼明星，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糊涂虫。在他的研究事业鼎盛时期，图齐是一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的支持者，用他研究的亚洲传统思想来支持意大利法西斯的意识形态运动。他的很多科研活动都是在墨索里尼领导下进行的，最开始的合作伙伴便是时任罗马大学哲学史教授的秦梯利，后者也是墨索里尼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图齐从在罗马大学学习时就与秦梯利合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秦梯利被意大利游击队暗杀。

图齐还直接参与了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服务的工作。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图齐担任驻日本的墨索里尼的代表，他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促进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着力于轴心国法西斯主义的宣传。为了墨索里尼的利益，1937年4月27日，他在日本广播电台用日语作了演讲。在日本，他十分积极地为使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条约”（Anti-Comintern Pact）铺平了道路，该条约于1937年11月6日签署。为了意大利，他曾经撰文谴责20世纪30—40年代的欧洲理性主义，向往一个与大自然接触的真实存在。他声称这个存在可以在亚洲找到，那就是中国西藏。在图齐看来，中国西藏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天堂和永恒的乌托邦，受工业化干扰的纷乱的欧洲可以在那里躲避并找到一种宁静，因为那里的文化也可以治愈西方人的疾病。总之，欧洲人可以在中国西藏找到他们自己的可以回归到过去的原始状态。

1984年，图齐逝世于罗马附近的卡瓦列里圣保罗教堂（San Polo dei Cavalieri）。

罗马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

路易吉·皮戈里尼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也是意大利国家博物馆，以其创始人——意大利考古学家和政治家路易吉·皮戈里尼（Luigi Pigorini，1842—1925）的名字命名。该博物馆的前身为皇家史前和民族博物馆（Regio Museo Preistorico ed Etnografico），于1876年3月14日由创始人路易吉·皮戈里尼在罗马市中心的罗马学院宫（Palazzo del Collegio Romano）侧翼落成。自博物馆建立之后，通过捐赠、交换和购买的方式，该馆的藏品不断丰富，并获得了不少珍贵文物。

1962—1977年间，博物馆迁至位于罗马南部EUR区的古列尔莫·马可尼广场（piazza Guglielmo Marconi）的科学宫（Palazzo delle Scienze），即现今该博物馆所在地。这座建筑以典型的长方形和方形线条为特征，最初是为1942年世界博览会期间举办的世界科学展览而设计、建造的。但这个博览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从未举办过。在这里，博物馆保留了原来的两个部门，一个展出意大利的史前史，一个展出来自世界一些地区的民族学资料。2011年，被解散的非洲博物馆的藏品也汇聚于此。

罗马文明博物馆

自2016年9月起，史前和民族博物馆与其他三个机构在马可尼广场的科学宫合并，成立了新的文明博物馆（图6—4），形成了意大利规模最大的国家博物馆。它们是：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国立流行艺术和传统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elle arti e tradizioni popolari）、中世纪早期国立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ell’Alto Medioevo）、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这个新博物馆是将四个国立博物馆的藏品集中在一个管理机构内，并被赋予了特殊的自主权。这四个博物馆此前是分开的，其中三个博物馆已经位于古列尔莫·马可尼广场的各自位置。还有两个被解散的博物馆的藏品，即非洲博物馆和国立地质博物馆。将这些博物馆联合起来，从跨学科的角度促进藏品的整合，试图创建展示世界文化艺术的现代人类学博物馆。

在文明博物馆——这个新组成的综合性博物馆里，各种收藏交相辉映，汇合成了一股文化艺术潮流，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地展出来自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包括来自意大利、欧洲、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文物、艺术与民族学资料，以及现当代艺术。原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展出在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所在的大楼内。

亚洲与中国艺术品收藏

一个博物馆建立了自己的收藏后，不论开始时是多么单一，之后都会力争使自己的收藏成为综合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使观众能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全面了解所展示的文化圈的艺术面貌。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和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也不例外。这两所博物馆在建立后不断扩大收藏，力图建立一个综合性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时至今日，合并到文明博物馆的两馆亚洲收藏已经拥有了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缅甸、韩国、日本、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文物，时间跨越上下五千年，可以向观众展示亚洲国家最基本的文化艺术。

“路易吉·皮戈里尼”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的亚洲藏品超过1.5万件，大部分是19—20世纪在亚洲的外交官、旅行者、商人、学者和艺术家购买和赠送的。这些藏品大多是在这些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还不是很密切的时候收集的。例如，意大利雕塑家文森佐·拉古萨（Vincenzo Ragusa，1841—1927）1876—1882年间居住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他向日本引进了欧洲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木头、黏土、石膏和钢丝骨架的新造型方法，对现代日本雕塑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日本收藏品有4 172件，包括青铜和陶瓷花瓶、青铜小雕像、武器、乐器、漆器、衣服、面具、绘画、木刻和日常用品等。拉古萨于1888年和1916年两次出售给博物馆的日本藏品，就是他在日本逗留期间收集的。

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的亚洲藏品还包括意大利驻华领事翻译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的藏品，他于1924年将其收藏的2 000件与中国家庭生活有关的民族学物品捐赠给罗马皇家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意大利探险家、动物学家、画家和博物学家莱昂纳多·费亚（Leonardo Fea，1852—1903）的藏品，由缅甸原产的自然史物品组成，由博物馆于1889年购买。此外，皇家博物馆还收购了意大利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恩里科·希利尔·吉廖利（Enrico Hillyer Giglioli，1845—1909）的藏品，其中以中国和日本的玉器最为突出；还有一批来自中国西藏的佛教崇拜物品。孟加拉音乐学家拉贾·苏林德罗·莫洪·泰戈尔（Raja Sourindro Mohun Tagore，1840—1914）捐赠给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Vittorio Emanuele Ⅱ，1820—1878）的非凡印度乐器收藏，由埃马努埃莱二世于1879年赠予皇家博物馆。

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以朱塞佩·图齐命名，该馆目前的藏品包括以下地理文化圈：近东和中东、伊斯兰世界的考古学和艺术、南阿拉伯古物、印度、犍陀罗（即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尼泊尔、缅甸、泰国、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柬埔寨。

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不少来自中国西藏、尼泊尔的金属合金造像、陈设品和宗教礼器。目前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与意大利国际公认的当代藏学之父朱塞佩·图齐的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这些藏品包括唐卡、金属合金造像、壁画、家具和佛教法器，以及珠宝和家具零件等。在布料上绘制的唐卡和压印而成的擦擦是其中的代表物。无论是质量还是种类的齐全，都使该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西藏艺术品收藏之一。另外，图齐的妻子弗朗西斯卡·博纳迪（Francesca Bonardi）于2005年还向该馆捐赠了总计5 000件藏品，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喜马拉雅艺术品收藏。

东方艺术博物馆最初的核心藏品是由当时的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存放的发现物及其在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的考古发现物组成的。该馆来自犍陀罗地区的艺术品，是由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组织的赴巴基斯坦士瓦特（Swat）的布特卡拉佛塔（Butkara Stupa）、巴里科特（Barikot）、潘尔（Panr）、阿利格拉马（Aligrama）以及其他佛教与史前人类学遗址考古调查团获得的（图6—5）。还有一部分收藏来自阿富汗的苏丹马斯乌德三世宫殿（The Palace of Sultan Mas’ud Ⅲ），它是位于阿富汗加兹尼的加兹纳维德宫殿（Ghaznavid palace in Ghazni），该宫殿由加兹纳易卜拉欣（Ibrahim of Ghazna）之子苏丹马斯乌德三世（1099—1115年在位）于1112年建造。另外，还有一些藏品是来自阿富汗的加兹尼（Ghazni）的塔佩·萨达尔（Tape Sardar）佛教寺院遗址，以及伊朗东部地区的沙赫尔-苏赫特（Shahr-e-Sokhteh）史前城址。

随后，在意大利政府的努力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藏品不断增加。自博物馆成立以来，意大利政府在古物市场上购买了许多藏品，还吸纳了不少捐赠物，包括来自帕提亚时代的珍贵浮雕，来自印度、泰国、缅甸和巴基斯坦的文物。1960年韩国给该馆捐赠了一批重要的高丽、朝鲜陶瓷器，曼利奥·菲亚基（Manlio Fiacchi）和安东尼娅·吉桑迪（Antonia Gisondi）于1970年向该馆捐赠了中国藏品，还有艺术家捐赠的韩国当代艺术作品等。蓬佩奥·卡罗特努托（Pompeo Carotenuto）在2017年给该馆捐赠了从铁器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大量伊朗重要陶瓷器。此外，图齐的妻子弗朗西斯卡·博纳迪的捐赠进一步丰富了博物馆目前约4万件藏品的内容。

文明博物馆收藏有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中国文物，包括陶瓷器、青铜器、玉器、雕塑、绘画和纺织品等。展出的作品有仰韶文化彩陶；商周的爵、鼎、簋、觚等青铜器；汉代陶俑、唐代三彩陶俑和器物；宋元瓷器、铜石木佛教造像；明代墓葬陶俑；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单色瓷器，还有明代仿古铜器等。展厅聚焦于从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一些与佛教有关的艺术作品，其中有一尊北魏孝昌三年（527）石雕背屏式佛立像，一尊造于北齐或隋代石雕菩萨立像，有四件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唐代佛与菩萨头像（图6—6），一尊金代木雕菩萨像，和来自福建德化窑的明代白瓷塑佛、菩萨、达摩、福星像等，是该馆收藏的精品（图6—7）。这些文物质量虽好，但谈不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艺术品，因为类似的文物在别的机构也有收藏。这应是该馆中国收藏的欠缺之处。但作为一个欧洲综合性博物馆中的中国部分，向观众宣传中国的文化与艺术，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2019年7月9日，我来到了文明博物馆。这里是由两座巨大的理性主义风格建筑组成的博物馆，中间由巨大的柱廊相连接。位于右侧的是“路易吉·皮戈里尼”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而位于左侧的是国立流行艺术和传统博物馆。在国立史前和民族博物馆的展厅里，我见到了该馆和原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的一些中国收藏品（图6—8），和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文物共同展出在同一个展厅里。实话说，在欧美博物馆的亚洲展厅里，这里的展品数量和布展面积都是很小的，无法展示完整的中国艺术发展史，远不如原东方艺术博物馆在布兰卡乔宫的展出规模。因此，从中国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文明博物馆的新整合不是一个进步。

我参观文明博物馆时，时值7月盛夏，馆内参观人数极少，当时在亚洲展厅里只有我一人。不知为何展厅里没有空调，又闷又热。我当时心想：都建馆两年了，为何没有空调呢？难道该馆刚刚对外开放吗？我还猜测：可能是因为参观的人太少了吧，为了节约用电，就不开空调了！ Hr6ySM2324lizlf0hfawKnUtl1XLSZm9OHXOGL09q7xDsdyRgWjLD+nYKcMNrC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