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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有2 000多年的历史，是莱茵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Köln）建成于1909年，在1913年对公众开放，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德国乃至欧洲最早开馆的以东亚艺术为主题的博物馆（图5—1）。该馆收藏的东亚艺术品，尤其是古代中国的艺术品，在数量规模和质量上都堪称德国的一座亚洲艺术宝库。

它是一座德国国有的博物馆，创始人是来自奥地利维也纳的阿道夫·费歇尔先生（Adolf Fischer，1857—1914）。1897年，费歇尔夫妇新婚蜜月旅行，前往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中国香港、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他们把旅行中购置的艺术品运回维也纳，参加1900年举办的第六届新艺术派（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在奥地利的分支）展览。这次展览会使费歇尔夫妇萌生了建立博物馆的想法，并于1902年夏开始计划筹建。在当时欧洲各国兴建各种人类学博物馆的热潮中，费歇尔夫妇几经辗转，最终于1909年决定在科隆建立东亚艺术博物馆。费歇尔本来想在柏林建馆，但太过复杂的手续使他望而却步。当他在科隆提及这个建馆想法时，得到了科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于是，他的馆址最终定在科隆，馆内的大部分展品来自他本人和他的夫人弗瑞达·费歇尔（Frieda Fischer，Frieda Bartdorff，1874—1945）的收藏。

在费歇尔先生于1914年逝世之后，博物馆一直由他的妻子弗瑞达·费歇尔管理。由于弗瑞达再婚的丈夫阿尔弗雷德·维鲁什维斯基教授（Alfred Wieruszowski，1857—1945）有犹太血统，他们在纳粹时期遭到迫害，博物馆也失去了所有的财政支持。在这样万分困难的境遇下，弗瑞达仍然设法把博物馆维持了下来，非常难得。

在二战后期，科隆遭到盟军的地毯式轰炸，90%的建筑物被毁，东亚艺术博物馆也未能幸免。直到1977年，博物馆才得以重建。

如今的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建筑本身是著名的德国历史文化遗产。它是科隆的古典现代主义作品，内有1 390平方米的展厅面积，由日本著名建筑学家前川国男（Kunio Maekawa，1905—1986）设计，有着简明而朴素的外观（图5—2）。他是瑞士裔法国著名建筑师、设计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的学生。有趣的是，博物馆内的中庭院被前川国男设计成了一个传统日本的禅宗枯山水园子，是根据日本雕塑家流政之（Nagare Masayuki，1923—2018）所绘的图设计的（图5—3）。将展出东亚艺术品的建筑和日本庭院设计相结合，可以给人们带来东亚文化气息之美。

费歇尔夫妇的东亚艺术品收藏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是以费歇尔夫妇最先收藏的日本艺术为基础形成的，包括日本佛教绘画、木雕像、屏风画、版画和漆器等。之后，该馆将其收藏扩大到了中国与韩国，陆续收藏了中国青铜器、佛教雕塑、陶瓷器、铜镜、家具、唐三彩陶俑等，以及高丽青瓷器、藏传佛教的金铜造像等（图5—4）。还有一批来自东亚的历史照片，是研究一百年前东亚国家风土人情的珍贵资料。

他们的收藏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闻名欧洲。当时的欧洲盛行一股崇尚东方文化的热潮，尤其是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喜爱。费歇尔夫妇希望建立一个系统而全面的东亚艺术品收藏，涵盖东亚文化的各方面和各历史时期。然而，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公共博物馆。而日本已经按西方模式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建立了国立博物馆，不仅展出日本艺术，还有来自中国的文物。于是，日本就首先成了向欧美输出东亚文化艺术的基地。1873年，日本首次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展览会，向西方展示日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引起了轰动。那一年，作为维也纳富有的工业家儿子的阿道夫·费歇尔年仅17岁，也深受影响。此后，维也纳社会掀起了日本文化艺术的热潮。

但是，直到1892年，费歇尔才首次访问了日本，作为世界之旅的一部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对费歇尔而言，日本就成了“我生活的轴心”。随后，他又对日本进行了多次访问旅行，包括他和弗瑞达于1897年的蜜月之旅。在日本逗留期间，费歇尔经常访问日本的博物馆，还和博物馆馆长、策展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决定买一些重要日本文物之前，他们在这些博物馆中做了充足的研究与比较，并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到了1900年，费歇尔夫妇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日本艺术品，可以在维也纳举办自己的展览了。在随后将近十年欧洲与东亚的往返中，费歇尔夫妇不断了解和学习有关东亚艺术方面的知识，通过观摩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地的博物馆藏品，并在日本学者友人的帮助下，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日本艺术品收藏（图5—5）。

同时，费歇尔夫妇从日本博物馆的藏品中认识到了中国、朝鲜等国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于是，他们经由缅甸和日本前往中国，后来又去了朝鲜，陆续发现了中国和朝鲜文化艺术的魅力。可以说，日本是他们了解和认识东亚文化艺术的大门，欧美的很多学者和收藏家也是如此。

与在日本购买艺术品之旅相比，费歇尔的中国之行要困难得多。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铁路网，也没有全国通用的货币。费歇尔在中国的旅行，是从有德国租借地的山东青岛开始的。他沿着德国地理学家和摄影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走过的路线，乘着驴车艰难地前行。他的旅行日记记录着当时所遇，如数周的雨季、怀有敌意的民间武装，等等，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在中国旅行的不易与险境。在北京的琉璃厂古玩街，他从中国、欧洲古玩商以及流动小贩那里购得了大量的古代艺术品，包括很多高质量的中国绘画和书法作品，还有很多降价出售的石雕、青铜器、陶瓷器、玉器等。

1904—1907年，费歇尔在德国驻北京大使馆任文化参赞（academic attaché），他的任务是帮助德国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购买宗教和学术资料，以及收集中国、日本的古代历史文献出版物。同时，他也被允许继续发展自己的东亚艺术品收藏。1909年，在与科隆市政府建立东亚艺术博物馆的协议达成之后，费歇尔仍然集中精力增加自己的收藏品。他收藏的进一步扩大还要感谢德国企业家阿诺德·卡尔·休伯特·纪尧姆（Arnold Karl Hubert Guilleaume，1868—1939）于1909年建立的朋友圈（Circle of Friends）基金会的资助，使他得以在1909—1912年进行了多次成功的东亚文物采购之旅，获得了大量的东亚艺术品，使他的收藏赢得了国际声誉。

在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开馆至今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该馆还陆续收藏了不少文物与艺术品。例如，汉斯-约尔根·冯·洛霍（Hans-Jürgen von Lochow）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向该馆捐赠了一批中国青铜器和古代家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馆向欧洲私人收藏家汉斯·威尔海姆·舍格尔（Hans Wilhelm Siegel）先生以及其他机构购买了中国佛教雕刻、青铜器和唐代瓷器等文物，为该馆的收藏增添了不少亮点。2000年，他们又向著名收藏家海因茨·葛茨先生（Heinz Gotze）购买了一批中国和日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但这个博物馆的规模不大，资金也不雄厚，不能像欧美的一些大博物馆那样实行定期的巨额采购。时值今日，该馆创建人费歇尔的个人收藏一直是其最主要的藏品内容。展厅里还陈列着一些从其他博物馆借来的展品。

中国古代艺术撷英

中国佛教造像、青铜器、绘画和瓷器是该馆中国艺术品中的亮点。在中国佛教造像中，有来自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2窟东壁的石雕佛头像，是北齐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件少见的唐代石雕道教老君像，表现太上老君结跏趺坐于八角形覆莲座上，右手执扇，头戴莲花宝冠，身披道袍，面含微笑地俯视众生（图5—6）。这件作品与唐代佛教造像的宝座有相似之处，应是受佛教造像的影响所致。据传自河南安阳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方彝，是该馆青铜器收藏中的杰作。该彝表面细腻的饕餮纹刻划，表现了商代高超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图5—7）。该馆还收藏了一批宋代的仿古青铜器，反映了宋代文人雅士对古风器物的喜爱。在该馆收藏的中国绘画中，有扇面画和挂轴画，还有清代肖像画。

作为德国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先锋，该馆收藏的中国陶瓷器基本可以展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自仰韶文化彩陶，下至明清青花瓷。特别是所藏宋代瓷器，窑口比较齐全。有来自福建建窑的黑釉瓷盏，制作精美，是南宋僧俗点茶斗茶的流行用品。其口沿扣银，底釉青黑，腹部兔毫纹细密清晰，呈黄褐色；施半釉，底部露胎，胎色偏褐。除了建盏之外，该馆还收藏有宋代钧窑青瓷、耀州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定窑白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磁州窑器物等，展示着中国瓷器高峰时期的艺术成就。此外，还有明清时期来自福建德化窑的白瓷塑观音像等，也是欧洲人喜爱的艺术品。

修定寺唐塔砖雕

该馆藏有一块来自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的菱形砖雕舞者像（图5—8）。修定寺塔为亭阁式砖塔，通高近20米。根据塔门上的题记，我们知道这座塔最晚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就已经存在了，从塔上的造像风格来分析，它可能是盛唐至中唐时期的作品。从塔身的整体情况看，原来的意图是想将这座亭阁式塔装饰成一个宝帐的形式，它所要体现的佛教思想内容，就呈现在这个模拟的宝帐表面。

门楣正中的雕刻是修定寺塔的主要形象：中间是一尊倚坐佛像，两侧是弟子与菩萨等胁侍像，代表着弥勒佛已经下生人间，正在为大众说法。除此之外，在整个塔身外壁的表面布满了砖雕内容，都是用刻模制作的矩形、菱形、五边形、三角形等雕砖拼砌而成，共计三千多块，其中以菱形的雕砖为主。菱形雕砖的内容都是有规律地排列着的，其中的骏马、火焰宝珠、美女、法轮、大象、老年长者、威武的将军等一组形象连续循环地出现，构成了塔身雕刻的主体内容，以表现未来弥勒佛国的七件宝贝：象宝、马宝、摩尼珠宝、轮宝、玉女宝、主藏臣、主兵臣等。菱形雕砖还有舞者形象。如（图5—8）这件砖雕的胡人跳舞形象，既表现了当时唐朝和中亚各国的文化交往，也宣扬了弥勒佛国的繁荣盛况。

明代闵齐伋《西厢记》版画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有明崇祯十三年（1640）闵齐伋刊《西厢记》版画，在明末私刻本中富有盛名。这套作品共21幅，采用六色套印，极为精彩（图5—9）。民国时期，在中国行医的德国眼科医生亚当·布洛伊尔（Adam Breuer）于北京购得这套版画。那时，21幅作品都经过了分别装裱，如现存状态。此后，布洛伊尔的儿子——任职于德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外交官，继承了这套版画。1962年，时任东亚艺术博物馆馆长的沃纳·斯佩塞尔（Werner Speiser，1908—1965）从布洛伊尔的遗产中获得了这套版画。在这套版画中，除了标号为“第一”和“第十五”的两幅中可见闵齐伋的字“寓五”题记与钤印外，没有其他专门的解释文字。博物馆的研究员最终确认了这套版画实为《西厢记》的插图。

闵齐伋的这套中国木刻版画作品创作于明崇祯十三年，展示了元代王实甫的戏剧《西厢记》中的场景。在扉页上有女主人公崔莺莺的画像，版画中的签名和印章为闵齐伋。闵齐伋（1580—？），字及武，号寓五、遇五，乌程晟舍（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明末出版家。他曾入国子监，家资丰厚，好藏书、著述、刻书。在明万历、崇祯年间，闵齐伋以朱墨、红黑蓝三色或红黑蓝橙黛五色分别套印正文、批点、评注、插图的形式出版图书，风行一时。这套《西厢记》便是他的作品之一。在第15页上有日期“庚辰”，表示1640年，表明闵齐伋在这一年仍然健在。这些版画描绘了剧中的重要场景：书生张君瑞在前往京城赶考的途中，在普救寺夜宿，遇到了与母亲一起在那里住宿的崔莺莺，两人产生了感情。在详细描绘画中人物的年龄、性别、服装、发型和珠宝方面，都有准确无误的表现。这本画册还展示了人物和室内装饰、动物和植物以及风景之间的关系，以配合故事情节的发展。

清代静宜园宝玺

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数清静宜园的玉玺。这方玉玺为青玉质，方形，上有交龙纽，通高8.5厘米，印面9.5厘米见方，有汉文篆书“静宜园”（图5—10）。原印所附的黄色绶带已遗失。印台四周阴刻乾隆皇帝御制《静宜园记》，叙述静宜园的建造原委、过程以及命名由来。题记最后署“乾隆丙寅御笔”，并有钤印“乾隆”。如与现存清代玉玺比较，此玺的形制、材质、钤文书法和章法等，均与清廷内府制印的标准契合，应属皇家印玺系列之一无疑。

这件玉玺是费歇尔夫妇于1909—1912年间第二次赴东亚旅行途中购得的。他们于1911年6月14—25日在北京停留，在其6月23日的日记中，费歇尔专门记述了这枚玉玺是从北京一古董商处购得，并初步解读了印玺上的部分诗文，指出“静宜园”即为香山，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皇家园林之一。但该玺入藏东亚艺术博物馆后便一直收藏在库房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枚玉玺才得以展出，与观众见面。

静宜园，位于北京西郊香山，是清代皇家园林之一，与圆明园、畅春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合称“五园”。康熙皇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在香山寺附近营造行宫，而乾隆皇帝于乾隆八年（1743）曾前往游玩，并于乾隆十年在此增建若干区，于乾隆十一年建成，赐名“静宜园”，并御题园中二十八景。静宜园如圆明园一样设置有“勤政殿”，是乾隆皇帝驻跸静宜园期间处理重要政务的地方。

刻在该玺四周的《静宜园记》说：“名曰静宜，本周子之意。”这里的“周子”即北宋时期的官员、文学家、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有《太极图》《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的《太极图说》谈到了“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他认为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与这种“妙合”相应的是社会的等级秩序“合理性”。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其中之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苗头，即所谓“灭人欲”。因此，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这一理论无疑迎合了帝王的理念，深得乾隆皇帝的欢心。因此，乾隆皇帝说“静宜”是“有合于先天也”“动静有养，体智仁也”。这就是“静宜园”玺的本意。 2zmL34+a8TqpJUVuSEHTE9ykF8ld/TlAVmFQqUAKM15BkSPDyzr/x3hKGoIb4i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