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跟“活着”不一样

项飙_ 我们这一系列对话，主要是我和艺术界、新闻界，还有设计界的朋友们的聊天。我们会从专业出发，但聊天的内容不仅仅是专业性的。关键的目的是探讨生活，我觉得“生活”这个议题现在太重要了。

第一，生活跟活着不一样。生活意味着你有意识地、相对自主地活着，你有一定的选择。这里头是有一些喘息空间的，你不是被裹挟到一个机器里面，咕噜咕噜在那里转。有空间，就意味着你要观察，要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射到周边去。但是今天很多年轻人是假装在生活，只是简单地活着，非常累地活着。

如何去构造一种生活着的状态？其实这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状态，而是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

第二，今天的社会舆论观点存在各种各样的撕裂、焦灼和思路混沌。出现这种现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生活。我们的思考、情感上的波动，都不是通过对日常经验认真地观察反思而形成的。很多情绪的表达和理念都是直接由外部环境灌输给我们的，我们被它推着走。所以如果丧失了生活感，丧失了对周边、对自己经验的观察和体会，就丧失了有机的、扎实的思考。

历史经验证明，最危险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民众没有相对自主的生活感，看不到生活里面具体的矛盾，然后就会被巨大的恐惧焦虑所笼罩。

怎样去构造生活的状态，怎样形成有生活感的思考？这是需要人能动地去建设的，要有意识地去做，也是需要方法的。我现在经常提“社会修复”，把这种撕裂的社会机体修复起来，是至关重要的。

有了一定的方法，然后你会形成相对清晰的、着地的，而不是飘在空中的、抽象的一系列理论。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从个体角度怎么办？你的邻居、小区应该怎么办？为了这件事情在小集体中能够做成，大的集体应该怎么办？这样思考下来，就不容易走偏。最怕的是没有这一套方法，只是被一个抽象的观念、口号所裹挟，糊里糊涂地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甚至180度大反转。

这也就很自然地解释了我为什么要请小东老师：他是生活在生活里的人。

刚才讲到，很多人活着，但其实没有生活。也不是说他真的死了，而是他可能“活在高空中”，或者“活在地下20米”，岁月静好，通过不直面现实来想象一个美好的现实。这两种人都以一种去生活化的方式存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人对话。

但小东老师的画作对我触动很大，他每一次讲或者写的东西，都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写的东西都非常直白，都是直接记事，即使是感受也不是抒情的，而我理解的抒情是要把情绪相对地凝固下来，然后再把它舒展开来。他不是这样，他是把情绪和行动放在一起的。他的记录非常直白，但是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让人感到是有重量的，有质感的。这是什么原因，我们得问他。

我感觉他是一个生活感很强的人。生活感很强的人，各种各样的思考是去理论化的。总的来讲，小东的作品、他的想法，甚至他这个人就是一座富矿，是一个教我们怎么生活的能量来源。

在这一系列对话中，会有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参与进来。但我总的想法是把“我们如何生活”这个话题讲出来。

为什么把“陌生人”作为切入点？是因为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当然，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常规性的切入点，因为现代社会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陌生人。

陌生人，不仅仅是外人。在传统社会里面，你也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比方在农村，有一些到了秋天就会来打麦的麦工，或者是一些换铜铁皮的商户，但这些人跟陌生人不太一样。根据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解释，陌生人是指这些外来的人，今天来了明天不走，他变成你生活里固定的一部分，但是他又不融入你的生活。他与你建立经济交往意义上的功能性关系，你做一些事情要依靠他，但是你们没有建立一种实质性的、精神上的、社会性的联系。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越来越多。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中，陌生人这个角色尤其重要。原因很多，比如我们居住密度的变化、小区管理方式的变化等等。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追求的目标是舒服、快捷、方便。怎么才能舒服、快捷、方便？只有通过把大量的事情交给别人做，通过商业关系、物业外包等来实现。外包就会带来一大批陌生人，比如清扫人员、保安人员、快递人员……对于这些人，你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他们在想什么。你不知道这些，其实你也压根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你的方便，所以他们的存在应该越被程序化、越是短期的、越是即刻的、越是非人化的就越好。我们目前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可以怎样从“陌生人”这个角度，邀请年轻朋友们一起思考如何开始看见陌生人，观察陌生人。也不一定跟陌生人成为朋友，但是至少把他们作为重构自己生活的一个起点。这就是我们选择“陌生人”作为对话切入点的原因。

贾冬婷_ 项飙老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生活感”。从媒体的观察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活本身越来越便利了，比如各种技术的便利、虚拟空间的建设。面对这种便利，我们更多的是去适应，一般不会主动去做改变，这像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

所以我也很好奇，小东老师是怎么有意识地走出温水，保持对生活、对陌生人的痛感的？

刘小东_ 这个话题说起来蛮丰富的。就像项飙老师说的，其实陌生人也是一个社会学的标本。由于职业的关系，我确实接触了太多的陌生人，不仅有中国的，包括汉族、少数民族，还有国外的、非主流民族的。尤其在我并不熟悉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如何与其中的陌生人打交道，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我偶尔也会遇到激烈的冲突，但大部分都能够化解。

如何化解和陌生人的冲突？其实就一条：以心交心，平等相待。平等的概念，对于任何民族、任何种族来说，在任何不论是边缘还是中心的地方，都很容易被人理解。这一条其实也影响了我绘画的最基本的方式，比如我画画，如果对方是站着的，那我也永远是站着画的，我觉得只有如此，双方才是平视、平等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回家乡金城画画，邀请了台湾地区的侯孝贤团队进行拍摄。这个团队非常可爱，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拍摄，到了晚上，金城这些小伙子熬到几点，他们就跟着熬到几点。他们说说笑笑的，没有任何脾气，也不讲究吃穿，没事时还跟街坊邻居一起喝点小酒，用行动感染了金城这个封闭小区里的人群。

这部片子最终获得了金马奖。发表获奖感言时，我就说，这部片子让台湾同胞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东北封闭小区里的人的生活，同时，也让封闭小区的朋友看到了另一种文明。

这是通过平等交流实现的艺术带给人的一次美好记忆。我相信这个记忆会传递给他们的后代，虽然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还有一个关于陌生人的例子。2020年我到美国得克萨斯州去画画，正赶上疫情在中国暴发，迅速地，美国也暴发了疫情。当时我正在画一个老警察和他的家庭，还有他的警察朋友。

那时舆情对中国很不友好，但我哪儿都去不了。这个警察会每天关注新闻，但也不跟我提这些事，他的家人和朋友也照样每天跟我喝啤酒、拥抱，就像没有疫情一样。

等我画完画，我才问老警察：“现在中国正值很艰难的时期，为什么这一个月，疫情这么紧张，你还敢跟我拥抱？我来自中国。”他回答得很简单：“国家是国家，人是人。‘人和人’与‘国家和国家’是两回事儿，在这里，你我很友好。”

这种陌生人的往来，真的会触动你，会打开你的想象力，也使你变得宽容。尽管有的时候也会有激烈的、难以回避的冲突。

关于如何和陌生人相处，我举这两个例子。希望项飙老师从社会学角度，也可以理解我作为个体如何去和陌生的世界打交道。 3YrODl6QEjYaY7i1jT/yiwBdM04wk6N1QAZEkWloPwKGEqWU0b6oaMBnacLqw9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