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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世界上从来都有无数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不认识的人是遥远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议题，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而且这些人可能和我有关，这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陌生人的出现往往成为一个事件。陌生人要么被定义为敌人，要么成为被格外热情接待的稀客。
在拉丁语系里，敌意（hostility）和好客（hospitality）两个词同根，都来自hostis （外人、来自远方的人）。
敌意和好客可以在片刻间转换。只有到了现代，“陌生人”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他们长期处于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客人的中间状态。
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719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现代社会对“陌生人”的发现史。欧洲殖民探险者鲁滨孙发现了远方从未想象过的陌生人，当他回到伦敦，站在闹市街头，觉得自己成了陌生人，但是因此感到自洽。陌生人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代人格；在这一人格背后，是种族、阶级、性别差异，是殖民驱动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是资源掠夺和人力剥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意识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兴起。对世界历史进程有更深刻影响的，是“星期五”们对鲁滨孙的发现。他们遭遇了奴隶贩运者、殖民主义者、探险家、掠夺者，经历了血腥的镇压、传统社会的瓦解、物质和科技的发展。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他们对欧洲陌生人的回应，成为人类20世纪革命和变革的重要动力。
现代陌生人，也在更微观层次上反映了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陌生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今天来了明天不走”
。所谓“明天不走”，我的解读是，陌生人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但是却无法在文化上、精神上、生活方式上与当地融合成一体。齐美尔很可能在想着欧洲的犹太民族。犹太人在商贸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在宗教上和社会上受怀疑和排斥。和这样的陌生人形象相联系的角色，包括所谓的“少数族群掮客”，即文化上的少数族群成为经济上活跃的中间人
，以及帕克所谓的“边缘人”
，比如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作为陌生人，他们完全不处在社会之外，相反，他们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讨论陌生，总是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关联。
陌生人社会的出现，既带来了疏离和冲突，也意味着包容和进步。18世纪以来以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陌生人现象的警惕，他们觉得陌生人的普遍化代表着社会冷漠、紧张，甚至有瓦解的危险。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解，是跟陌生的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意味着世界变得陌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存在主义，也往往以陌生人的视角对社会的荒谬和压迫进行批判，法国作家加缪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中，李海燕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各种陌生人的形象，包括妇女、外乡人、外国人，甚至鬼怪。通过对这些陌生人的描绘，近现代社会建立起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什么是“安全稳妥”的、什么是“需要警惕”的等等级区分。
苏黛瑞（Solinger）
和张鹂
对中国民工的研究也指出，户籍制度把流动人口排除在正式的城市生活之外，把他们变成“低人一等”的“异类”，即陌生人。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陌生人是现代社会开放、理性的表征，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来源。如果没有对远方陌生人的想象和认同，就不可能有康德的世界主义，不可能有在20世纪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普世主义价值。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心理基础是把在国境之内的，不管多远的陌生人想象为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现代交通、地图、白话小说、报纸等等是构建这个现代陌生人形象的基础设施（或者用安德森的话说，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语法”）
。社会学开山鼻祖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复杂的分工，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彼此互相依赖，形成他所谓的“有机团结”。有机团结取代了传统社会里熟悉人因为彼此相似而共同相处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重大创新。
对于少数族群、女性、年轻人，陌生和匿名往往也意味着自由。这是城市吸引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今天讨论陌生人，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冷漠和自由、疏离和解放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一个更具体的趋势，即陌生人社会的进一步“陌生化”。“陌生化”是指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几个趋势。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间的界限在淡化，“内外有别”不再那么重要，人们对陌生人的戒备和恐惧、好奇和关怀都变得稀薄，而“无感”是对陌生人的最大感受。其次，让一些年轻人紧张的，不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么和熟人来往。人们刻意把关系维持在陌生或者准陌生的状态。而且，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容易陌生化。亲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认识的人，少数年轻人甚至希望通过“断亲”来保护自己。如果说，在经典的现代状态下人们意识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关的，那么在今天，人们感到认识的人和自己无关。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着自己成了自己的陌生人。自己不能够认得自己究竟是谁，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自己做出一个决定，甚至当自己爱上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上的时候，自己不断地怀疑：我的决定、我的爱是真心的吗？“爱无能”是陌生化的一个后果。“周末恐惧症”——周末看着时钟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点到周一，别人给自己布置任务才让自己觉得踏实——是另一个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够跟自己单独在一起。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兴奋；而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突然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某一个陌生人那样，突然爆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组织这场“你好，陌生人”对话，不仅仅是要探求如何接纳陌生人、理解陌生人，更重要的是探讨如何面对“我是陌生人”的问题。我们的对话嘉宾从社会科学研究、绘画、电影、社区发展、犯罪分析、人和动物的关系等角度，一起思考陌生化背后的社会变迁，讨论可行的应对方法。在讨论中我们凸显日常生活的视角，希望探索“安生式”的思考方式，即立足于生活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陌生化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行动点的思想探索。
中国社会的陌生化趋势，可以从近几十年陌生人的形象变化中略见一斑。在20世纪末，中国人公共意识里的陌生人是和道德焦虑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出现一系列见死不救、对陌生人冷漠无情的事件，也出现了陌生人对提供帮助的人倒打一耙，所谓“碰瓷”的现象。人们不敢帮助陌生人，也不敢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1994年暑假，我和北京大学的同学一起去东莞做民工调查，在京广线上，火车一路广播“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托付给陌生人照看，对陌生人的建议要格外小心”。我和同行的同学对此颇不以为然，我们说公共宣传应该提倡公共信任，不应该反复提醒要提防彼此。一通理论评论后我在座位上酣然入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放在头边的价值不菲的索尼牌小型录音机不翼而飞。坐在周围的乘客面无表情，一问三不知。我和同学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经济上的损失更让我心疼了一路。
当时的公共道德焦虑，是和1980年代末期以后城乡人口流动的陡然增加，城市里出现了大量陌生人紧密相关的。在东莞，我们亲眼看到了市民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蓬勃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顾虑。我们也看到了民工的陌生人状态：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却进入不了城市社会；他们在农村老家还有自己的根，但是也回不了老家。他们被城里人当作陌生人，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民工告诉我，他们最经常的冲突并不起源于车间里面的劳动关系，而往往是宿舍里面的生活琐事，比如上厕所、洗头、用电热炉的问题。在我原来的想象中，宿舍是民工变成朋友、团结互助的基础，而事实则相反，在狭小的共同生活的空间里，他们形同陌路。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火车的广播不再提醒陌生人的危险，我也不用担心录音机会被偷。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人脸识别技术使社会治安大大好转，陌生人和陌生人不再彼此害怕。但是生活里的“陌生化”似乎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这组对话的嘉宾之一李一凡导演，在拍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时，去了我当年调查的同一个镇。李一凡导演发现，同一宿舍的民工几乎不认识彼此。车间的流水线是24小时不停的，工人没有统一的上下班时间，而是被轮番安排进厂出厂，宿舍成为工人们轮番睡觉的地方，在任何一个时点都有人在睡觉。室友的陌生化在今天已经普及到大学生、青年白领、青年公寓和城中村的租客等等。
我的一位德国同事问我，他的朋友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同宿舍的中国学生从来不跟别人说话，而且别人问他愿不愿意聚餐、一起出来玩时，他的反应让人觉得他似乎受到了冒犯。我的猜想是，这名中国学生可能觉得交往是一种负担，同时他也可能害怕，当彼此不再陌生，互相了解后，关系会变得复杂，成为更大的负担。
伴随着陌生化趋势的是有序化，即社会变得更安全、更可预测。这种高度有序的陌生化，呈现出段志鹏所说的“透明不透气”的特征。设计研究者段志鹏是我在德国马普所的同事，是这组对话的策划人之一，他和《三联生活周刊》的贾冬婷一起主持了我们的对话。志鹏指出，像玻璃和塑料这样的材料是透明不透气的，它们让人一览无余，但是物质无法穿透，密封的玻璃和塑料容器可以杀死几乎一切生命。透气不透明的东西，包括树叶、泥土、海水、带着露水和灰尘的空气，特别是有机体的皮肤。靠着永不停息但往往不可见的物质渗透和交换，生命才得以维持。志鹏进一步阐述道
：
从建筑学的角度想，我认为现代建筑设计的主要战场就是对于透明性的争夺。早期玻璃由于技术限制，透明性没有这么好。18世纪之前，玻璃在建筑上的作用主要是透光，而不是透明。例如，中世纪教堂的彩色玻璃窗，让光线穿过却没有让视觉完全穿过；甚至，它需要视觉上不能穿过以保持神秘。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一种新的建筑形式——车间出现了，这种近似教堂尺度的建筑需要大量自然采光让工人在白天的室内工作。技术上得以实现也是因为18世纪平板玻璃的生产技术有很大的优化，包括批量生产、打磨技术，还有增加透明度的玻璃配方。在车间的设计上，大片平板玻璃大量用于建筑的外立面；这种车间式的建筑成了现代设计的母题。
屏幕的出现让玻璃不仅仅可作为展示的物质，它开始能互动了。智能手机的出现让玻璃成了可触摸的作品，我们可以按压玻璃。我想到透气，也是从我们的聊天里想到触摸屏开始的。疫情期间我能从我的屏幕里看到那么多信息，这些信息让我焦虑，但是我关上屏幕，它突然就变成一块玻璃了。玻璃成了一种有限可交互的物质。20世纪有很多关于人穿过屏幕的科幻想象，但是现在这种想象不多了，仿佛默认了玻璃的交互只能遵循输入和输出信号的逻辑。触摸屏幕，用键盘输入信号，屏幕上给你反馈一些视觉信息。那时我在想，这个材料真冷酷，让你看到但是封锁你的其他感官。看到世界却摸不到世界还挺残忍的。项老师之前写过一篇关于移民和窗口的短文
，也可以从玻璃的这种特性来理解。
21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透明，或者更精确地说，越来越按照透明化的原则来组织，要把一切都变得一目了然、可以预测，尽量减少惊讶、奥妙和等待。但是，人和人之间听不到彼此的呼吸，难以打开自己，也不敢打开对方。一个个陌生人就是一个个清晰的陌生人，他们不会转变成朋友、敌人、客人，不会带来暧昧、惊喜、阴影、高光。这里的透明，并不是说人真的可以看到一切，而是说你想看到的、觉得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摆在眼前，而那些你不想看到的、觉得不重要的——比如那个蹲在离我50米远的地上的戴滑雪帽的中年人为什么伤心——被处理成不可见。凡是可以被看到的都是合理的，那些没有看到的是不想看也不用看到的。反过来，当我们看不到某件东西，我们也就认为那个东西不存在或者不应该存在。客观上的看不见，内化为主观的不去看见。我们可以看到想看到的无穷无尽的陌生人，可以和他们打招呼、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联系、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们永远是陌生人。如果这些陌生人的回应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马上拉黑他们，或者他们屏蔽我们。整个世界似乎就在我们的指尖，在屏幕上一切尽收眼底，但是顷刻间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黑屏。我们似乎掌握了可以鸟瞰世界的神器，但是好像总是站在生活的外面。
生活变得透明而不透气，是和公共的抽象化联系在一起的。透明显然意味着公共——大家在这里一览无余甚至无处遁形，但这个公共不是由无数个体通过互动搭建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全面贯穿我们生活的第三方系统捏合而成的。这个第三方定义所有的个体，规定所有个体的行为，所有的个体都直接对第三方负责。通过个体间横向互动而形成的公共是不透明的，而是透气的；通过一个统一的第三方建立的公共是抽象的也是透明的。这个第三方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效果。它可以是神，比如在一个高度宗教化的社会，所有的个人对神效忠和负责。这个第三方可以是货币，如齐美尔分析的那样，货币可以把一切定量化，让所有人按统一的理性去计算和预测。
这个第三方也可以是商品，比如马克思深刻揭示出商品生产和交易的逻辑消除了各种社会差异，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变成商品的隶属。这个第三方也可以是政治权威。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是高度透明的，因为所有的囚犯把监狱中央瞭望塔上的士兵当作核心的参照，即唯一一个近乎万能的第三方，而囚犯和囚犯之间没有沟通。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兴起做了这样的描画：所有的个体奔向一个权威，个体和个体之间没有隐私、没有实质性差异，也没有实质性联系，从而完全透明。
在21世纪，这几种力量——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政治的——
以空前细密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技术成为贯穿各个领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三方。线上支付、监控和人脸识别，使得社会生活高度透明，也使得彼此的实质性交流近乎消失，不再透气。技术对日常公共话语的影响尤其明显。日常公共话语原来是通过个人的书信、面对面的对话、闲言碎语、口碑、名气等要素交叉而成的。在社交媒体和平台经济时代，每个个体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透明的公共中去，其间没有间隔，没有缠绕，也不需要中介和等待，但是大家的表达非常小心，因为在系统面前，每个人都是“裸人”。出租车的变化是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在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出租车曾被戏称为“人民广播电台第一频道”。出租车司机有无数的社会新闻和小道消息，也有无尽的热情去向乘客输出观点、和乘客辩论。但是今天的出租车里变得非常安静。变化的缘起之一，是2010年代末网约车的治安事件。在治安事件普遍减少的趋势下，这些案件引起了社会的恐慌。平台公司和政府的策略不是加强资格认证和劳动关系调整，而是引入了全面的监听体系。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身安全，但是也使得司机和乘客彼此间不再交流。司机不愿意多谈，有的司机在座位前贴上“此车有录音”的提示，监测系统甚至会自动提醒司机和乘客“请不要讨论和行程无关的事项”。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在街上、饭馆等公共场合说话时也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因为不知道哪里有人在录音、录像、直播，随口说的话可能被录音甚至直播。在日益稀薄的生活里，无数的人在稠密地录制，制造一个透明的世界。
职场是第三方力量把公共抽象化的另一个场所。一位名叫Opera的网友反思为什么同事之间如此陌生。他在工作中发现，同事之间往往是点头之交，反而是离职之后才有更深的互动。工作中的陌生化当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利益争端有关，但是更可能是结构性的。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人的工作过程对系统来说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因为每个个人直接和系统对应，个人之间不再需要发生联系。系统为了保证和个体的高效互动，也不鼓励个人间的横向联系。友情变得稀缺，正因为友情是自由个体之间情感上的共振、思想上的共享，可以完全脱离作为第三方的体系。因为抽象的公共性，陌生人本身不再可怕，而陌生人的聚集——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也许会产生某种超出陌生的关系——成为需要不断提防的危险。
当一切都是透明的，抽象的公共性往往也失去了内容。比如道德考虑可能变得虚无。人类之所以有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信息有限。在事情不透明的情况下人们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这时候人们就需要道德，道德使人和人可以在不透明中继续有意义地交往。作为美德的助人为乐，是要求人们在很多方面做模糊处理的，比如，求助者是不是需要帮助，求助者怎么使用善款，他是不是真的感恩。当人们要把求助和帮助变成一个完全透明的过程，对求助者高度警惕、要调查求助者的“真实背景”、审问施助者的“真实动机”，那就把道德问题变成风险控制和效率管理的概率问题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不再有道德焦虑，就可以安心。相反，在道德问题变成概率问题之后，一切变得不可信、不真实、不可控。所有的善意都带上了阴影和疑团，道德伦理考虑被弥散性的心理紧张和焦虑所取代。通过社交媒体精确寻友是另一个透明可能带来焦虑的例子。人和人的交流变成一个配对和选择的过程，当然是空前高效的。但是这也意味着你永远在被判断、被审视。人们要时刻警惕不能释放负面信号，否则就可能被抛弃和否定。加缪笔下《局外人》中的陌生人默尔索，到处看见灿烂的阳光，照亮一切的强光让他目眩、失控。让默尔索失控的阳光是不是我们的透明？
人们一方面觉得有太多未知，前途未卜，另一方面又觉得一切都可以一眼看穿；这二者在追求透明化的社会里并不矛盾。一个囚犯不知道另一个囚犯的情况，囚犯也不知道今天和明天会发生什么，这完全不影响他们生活的透明感。在透明的世界，人的命运已经被系统的力量决定了，未卜的前途是个人的不幸，它们没有意义；同时，如果一个人真正符合了透明世界的规则，这些未卜事件都可以被克服，变成可卜。人生的意义似乎就在于按照那些写在墙上、挂在空中的标语来克服自己那些不透明的经历，变成人人认可的人。归根到底，透明是社会组织的方式，是人们理解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意象，从而也成为人们客观的存在状态。
如果说流动人口是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代表，那么“小镇做题家”则是21世纪陌生人的一个典型形象。小镇做题家是2010年代在中国青年中出现的一种普遍的自我意识。小镇做题家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思性的自我指称。一方面，小镇做题家意识到自己是成功者，他们学业优秀，上了大学，落户城市，进入了中产阶层，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跃升。另一方面，小镇做题家往往在工作和生活里感到无所适从、孤独和迷茫，明明自己通过努力获得了这个位置，却觉得这个位置不是自己的。小镇做题家和流动人口形成鲜明的对比。流动人口是体系（特别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陌生人，他们无法从正式体系里获得生存资源，而必须在体系之外闯出一片天地。而小镇做题家是体系的自己人，他们一直受体系的高度认可，从体系里获得保障，在城市里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口，但是小镇做题家却觉得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
小镇做题家往往把自己的陌生感归因于出身背景：来自小城镇的他们没有见过“世面”，教育资源的匮乏造成他们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缺乏。但是这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小镇做题家的意识没有在以前出现。村镇出生的人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陌生感。相反，小镇背景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优势。比如我们的对话嘉宾之一、艺术家刘小东，他的小镇背景是他创作和思想的重要灵感来源。而且，在20世纪末，城乡教育条件的差距明显缩小。2000年以后，全国范围的乡村撤点并校让大量的农村孩子进入县城小学，实行住校，他们的学习和娱乐方式和城市孩子没有太大不同。另外，小镇做题家的心态在很多城市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有体现。小镇做题家的意识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很多人的心态，而不仅仅是某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小镇做题家的自我陌生化，与其说是他们的特殊背景所致，不如说是他们长期背负的、要摆脱自己的背景的压力使然。不是乡村背景“不饶恕”他们，而是他们切断乡村背景的努力夺去了他们的从容，使他们不再能有力地运用自己的“生活世界”
提供的资源。1990年代的流动人口虽然是城里的陌生人，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老乡关系，他们与老家保持精神上的联系，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世界；而小镇做题家往往是孤身作战的。小镇做题家从小就被告知：离开你的家乡是你要追求的目标，你应该把自己看作你的环境里的陌生人。他们熟悉城市环境和城市中产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的原生环境反而知之甚少。深圳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我的一场对话中讲道：
小镇做题家的宿命就是总觉得自己要离开自己出生的地方，而且要离开得越远越好，因为在出生的地方都是痛。家看似熟悉，也不熟悉。这一路下来没有跟任何一片土地产生真正的联系。上学期间，就是在一个非常孤立的生活空间，封闭管理。总是犹豫的，觉得不安全、不熟悉。觉得逃离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个鬼地方再也不想回来了。觉得生活不受自己的掌控，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
除了要逃离家乡，小镇做题家也一直生活在简化甚至切断生活关系的状态中。深圳大学的另一名同学在同一次对话中说：
（小时候）课业很繁重，没有什么社会化，父母就把我们抛给学校。生活的经验跟我自己的经历完全是分隔开的。父母在外面做生意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不在这些好学校里读书的同龄人的情况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孤立在实际当中……觉得自己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觉得自己是怪物，也觉得别人是怪物。
小镇做题家的陌生化也可能和他们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有关。一位参加了“看见最初500米”工作坊的学员虽然本人并不是来自小镇，但是她对自己的勇敢剖析可能讲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父母、老师和自己构造出一个理想的人，这个理想的人非常强大，对自己非常厌恶，但他是假的人，他压抑了“我”这个真的自己，把“我”变成一个空心的人，所以形成无力感，不知道为什么会存在于这里。所以“我”的斗争真的是一种生死的斗争，就是觉得要不要存在的斗争。因为这个强大的“我”看着自己，是不愿意接纳自己的，自己如果不能够满足世俗的那些成功标准，就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能被别人接纳。是的，“我”的底层逻辑就是自己不能够接受自己。现在的情况是不好的，“我”是厌恶自己的。我的厌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对象，或者厌恶自己的某一种性格，这种厌恶是很具扩散性的，就是觉得本来的自己什么都不好，只有努力的样子才是好的。不仅仅是在工作上、学习上，在颜值上、身体上、体重上都觉得自己不能接受，所以要去健身、参加各种培训班，要学习社交礼仪、学讲话。所以说，所谓“人设”，就是觉得本来的自己不好，需要重新设计一个人。
小镇做题家的陌生感，反映了社会生活“透明不透气”的特征。他们生活的透明性体现在，他们的成长轨迹和成绩符合体系规定的标准和预期，被毫无悬念地认可。他们体会到的不透气，体现在他们无法从容地表现个人的挣扎、犹豫和苦恼。他们获得了“认可”，欠缺的是“认得”。认可是系统根据既定的标准，评价一个人的成果，决定给予奖励还是惩罚。认得，则是一个主体对另外一个主体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情绪、考虑、挣扎和历史的看见，它不涉及考验、判断和奖惩。
认可是单向的，是系统对个体的判断，追求认可的个体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而认得是双向的。认得必须通过双向的交流来实现；认得给人们带来的尊严感，不来自表扬和奖励，而来自交流过程的真诚性。认得的双向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认得别人，我们也不能够感知到别人对我们的认得。这也意味着，我们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不只来自别人对我们的认得，其实也来自我们对别人的认得。这是因为，在认得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打开，要在唤起自己的经历和情感的过程中去认得别人。认得的“得”，不仅是指对别人有新的理解，也是指自己对自己有新的心得。我们对别人的认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得、我们对自己的认得，是浑然一体的。一个人如果只有光鲜透明的成绩，而没有可以述说的经历，那他不能被认得，也很难认得别人。而且，在长年追求认可的过程中，自己变成自己要动员和控制的对象，要压抑自己各种和学业无关的冲动，自己不再认得自己的自然感受，自己成为自己的陌生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认可取代了认得，更严重的是，认可成了认得的基础。“爱是有条件的”——你要证明你值得爱，爱才存在——是不少年轻人从小感到生活沉重的重要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缺乏爱，但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灌输的爱的“条件感”让滋养变成了负担。而获得爱和认得的条件，就是要先获得认可。很多人之所以要牺牲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追求认可，正是因为这是他们获得认得的基础——通过证明我是正常的、成功的，以获得关注、理解和爱。网名为KK的朋友（26岁，大学毕业后在公务部门工作，最近辞职）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从小浸淫在一种紧绷的氛围里。在亲情中，要偿还父母的牺牲；在学业或事业中，要把别人挤下去；在婚姻中，要维持伴侣心中的理想形象。似乎每种社会关系都有一套要求，无法达到标准的人，就会失去被倾听与被爱的资格。”在我们的线上交流中，他提到了吴谢宇的案子：“从农村到北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他。他没有别的可以抓住的东西，他自己的上进心、努力学习、证明自己，是唯一可以生存的理由。他母亲是证明的对象。他的生命被这样的证明耗尽，杀死母亲是他的终结（无止境地追求认可和认得）。”当认可成为认得的基础，亲情可能变得格外沉重。吴谢宇也许是默尔索的镜中像。默尔索疏离了他的母亲（“我母亲在今天去世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听到的默尔索的第一句话），拒绝社会对他的判断，认为人的存在毫无意义。默尔索在疏离和抵制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陌生化。吴谢宇依附于母亲、依附于社会，不断得到认可，他在追求认可和获得认可的过程中将自我陌生化。吴谢宇，是我们这个时代悲剧性的陌生人。
在今天的中国，人和人互相陌生化，不是因为觉得别人和自己太不一样，无法理解对方，而可能是相反的，觉得大家和自己太像了。既然大家都差不多，我们就失去了好奇心，没有兴趣去了解别人。大家都一样，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利益考量相似，随时可能会有竞争和冲突。因为大家太像了，如果要打开对方，可能会暴露出自己的伤疤。因为大家都一样，对方的挣扎不值得特别同情，对方的成功也不值得特别庆祝，对方对事业的热情也值得怀疑。一位建筑学院的博士生告诉我，她曾在美国交流，她特别用心地做了一个交通设计的作业项目，同学们见了都很兴奋，但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同学说的第一句则是：“你怎么这么卷啊？”
这是一种共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这种共情，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形成深度理解的共情很不一样。奈杰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强调“任何人”意识（任何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下次可能是我”）让人们超越自己所在的具体的生活世界，意识到人类的共通性。“这种不可还原的生命力量（force of life），通过超越任何将其还原或分类的尝试而体现出来……使我们能够超越政治范畴，承认我们的同一性。”
但是，“大家都一样”的想象也会导致陌生化。一个人感到孤独，可能是因为你找不到和你相似的人，但也可能是因为当你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和你相似的人。生命的意义和归宿都已经被定义好了，大家都是对彼此的复制。无可言说，不需要言说。所以我称之为“反向共情”。
为什么共情有可能从“正向”变成“反向”？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可能是它们的出发点。正向共情的预设更可能是“人人不一样”：生活是多面向的，人是复杂的，每个人的经验，特别是此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正向共情从“人人不一样”出发，带着尊重和兴趣，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彼此之间具体经验的重叠和类似。反向共情的起点是“人人都一样”，它甚至把人人都一样作为看见的前提：只看见一样的，不一样就意味着不正常，不应该出现在我的透明世界里，是屏蔽的对象。反向共情从“人人都一样”出发，看见了不一样就觉得是干扰，是异常，或者是对方在假装。
“反向共情”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结果。“功利化假设”是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功利化假设并不意味着把彼此想象成竞争对手。它指人们应该按此预设去理解世界和处理人际关系。既然大家做事情都有各自的计算，所以最好不要多问，也不必多问。功利化假设也是在提醒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事情上，对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没必要去管。这和以己度人、由己及人不一样。以己度人和由己及人中的“己”是明确的，从确定的自我意识出发，假设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而反向共情和功利化假设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意识作为出发点。它强调的是所有的人“应该”一样，要按照这个“应该”来设定自己怎么想和怎么做，不是以己推人，而是以人推己。功利化假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它把生活里那些情感上的复杂、细微、不能功利化的内容尽量剔除，世界从而变得简单而透明，思考因此快速而丝滑，单一的逻辑可以解释所有的事情。
建构反向共情的另一个机制是“去历史化”，即把自己生命中不体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和眼前的利益追求没有关系的那些部分尽量切除。何袜皮在和我们的对话中提到一个案例，一名父亲为了新的婚姻的美满杀死了自己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固然是一个极端得不能再极端的例外，但是也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心态，即新的开始似乎必须以彻底埋葬过去为条件。和去历史化相联系的是去现实化。精心呵护的“人设”、对照片甚至网络会议镜头的自动美化、网络小说中对“双洁”或者“双处”（主人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处女或处男）的推崇，都是在给现实化妆，把自己变得没有历史，变得和别人期望的一样。处女膜修复手术之所以残酷，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掩盖过去，用生理手术把自己锁定在要对自己和对别人终生撒谎的死角，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向低俗力量下跪、出卖生命经验和尊严，而且因为这种切断、这样的去历史化和去现实化，让人真心实意地痛恨自己，诅咒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依然爱着的人，希望他们不要存在。自我的清洗漂白，把自己交给了魔鬼。
“你好，陌生人”，我们说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是已经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人。但是，要细致地分析“我是陌生人”这样的主体性位置，反思陌生化的状态，又不能够以一种陌生人、局外人的方式来思考。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安生式”的思考。我在这里用的“安生”这个词，是试图对海德格尔的“栖息”和潘光旦的“中和位育”概念做一个结合。栖息，是觉得自己在此刻的存在是安全、可感知和丰富的。栖息是给自己在大地上盖一间房，呵护这个家，自己和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紧密关联的。同时，自己的存在具有开放性，人在不断变化，生活会不断呈现新的意味。
栖息是每一刻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位育”是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存在状态，指人在丰富的社会关系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谐相处（此谓“中和”）。在社会关系里和谐地定位之后，人就可以不断地生长、勃发，
各得其所，安所遂生。借用潘光旦的话，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栖息是“人本主义”的（关注人和自然、人和自己的关系），位育是“人文主义”的（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
“安生”希望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安生式的思考是基于这样的意识：改变现状，不能靠某个行动、某个抉择，而必须对生活形成新的理解，从新的理解出发长出新的行为、新的关系、新的生活意味。这种新的理解必须是基于具体现实的，直面各种纠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为什么我会下意识地和别人比较？为什么我难以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评论？），而不是要对生活做总体的好坏判断（为什么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为什么一切都是不正义、不平等的？）。安生式的思考是要把自己的经验“有意识化”。阿琳·戈尔德巴德（Arlene Goldbard）
继承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思想，区分了“有意识化”（conscientization，也可以翻译成自觉化）和我们常说的“提高意识”（consciousness raising）。“提高意识”是传播已经存在但人们还不知道的知识。“有意识化”是行动者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找出经验中的矛盾，意识化是他们实践的内在部分。
保罗·弗莱雷的教育思想是，要让受压迫的群体通过自我经验的叙述，而不是通过对额外理论的学习，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处境。
安生式的思考是开放的，需要不断地在不同的经验和想法间来回往复，不断纠正自己。这种思考的目的不在得出结论，甚至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是它的每一步，都力图给经验更丰富的意义，要让自己的想法更加接地气。这样的思考过程像在水里徜徉或者在林间漫步，引起情绪上和身体上的感应，就好像好的艺术和哲学作品，它让思考长到经验里，让经验长到思考中，让我们长到我们的环境当中。思考和经验像藤蔓互相缠绕，切实地抱住我们的身体。但是，安生式的思考不是个人一味地向环境寻求和谐。安生式的思考要把保守和进取结合起来。保守是指对现实条件形成清晰的认识，在充满不测的世界里给自己一个立足点。进取是指以此为基础，对现有状况从不同角度做出新的理解，对现有条件做充分的具有创造性的利用，让自己不断学到新东西，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没有这样进取的一面，那就不是思考了。“非思考”甚至“拒绝思考”的岁月静好和“小确幸”，不能够帮助我们处理今天的生活问题。
在当今的生活状况下，尤其对于处于“陌生人”状态的年轻人来说，安生式的思考方式是需要额外的努力去发展的。我们从现代教育里获得的思考习惯，是非安生式的，它要把思考的内容对象化（物化），进行有距离的、抽象演绎式的思考，从而是高度“透明”的。如阿伦特所说，纯粹的思考往往是对真实的逃避，最后导致偏执的可以明确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
要发展安生的思考方式，第一步可能是把思考处理为一个实践过程，即意识到，思考是和观察、记忆、身体感知、表达、对话不可分割的。“你好，陌生人”这组对话，就是这样一个思考实践，它探索作为实践的安生式的思考可以是什么样的。我们邀请的五位对话嘉宾，都是“认得陌生人”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了解和表达陌生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比如，艺术家刘小东，他以高度写实的风格让观众看到那些无所不在但是又面目模糊的陌生人（比如民工、小镇青年）究竟长什么样。人类学者何袜皮研究了中国社会里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保安，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号系统分析当下的犯罪案例。纪录片导演李一凡，让我们认识了“杀马特”——以具有“炸街”效果的奇异发型来表达自己的陌生感的低收入年轻人。城市设计专家刘悦来一直在组织陌生人参与城市社区花园建设。最后一位，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园长沈志军，要把动物园变成以动物为中心的动物园，把作为陌生者的动物放在中心。同时，作为艺术家、研究者、社会行动者，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把陌生的现象变得熟悉，他们更是要提出陌生的视角，把熟悉的现象重新变得陌生，引起新的反思。
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我们对话过程中浮现出来的思考线索是非常多样的。在这里，我提一点我从对话中学习到的发展安生式思考的心得，那就是“场景”很重要。不管是在了解熟人、认识陌生人，还是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意识到具体的场景，再通过场景来理解场景中的人，否则，对一个单纯的、孤立的人，包括自己，是很难把握的。这也是存在主义，特别是萨特，强调场景（situation）的原因。
对场景的重视，首先意味着把人看作他的历史经历的浓缩。刘小东说，他画人的时候，对眼睛和脸部——我们通常认为是最重要的部分——往往轻轻带过。他更在意的是身体：躯体的结构，肌肉是松弛还是紧张，手臂怎么摆放，两条腿怎么站……在小东看来，眼神和表情是有意识的，可以假装，也很容易受当时偶发因素的影响。而身体是最诚实的，因为它离意识更远，更直接地体现这个人社会背景和生命经历的浓缩。当刘小东去到军营写生的时候，要选择写生对象，他就等士兵开会的时候站在会场后面，看士兵的坐姿和躯体来决定哪几个人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他画的是从背后认得的（由经历积淀出来的）“人”，而不是从前面看到的（有意识地自我呈现出来的）“像”。在不知道这些人的具体经历，甚至没有机会和他们说话的情况下，可以精确地捕捉和传达出这些经历积淀出来的样子，这是艺术家超常才能的体现，也和他平常对人生、对各种场景的高度敏感分不开。
其次，场景也意味我们要充分注意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比如，何袜皮对于保安的理解，来自她对保安在社会中、在小区中的位置的深刻观察。保安要杜绝很多外来人员，比如拾荒的人、外卖员等进入小区。但在业主眼里，保安与他们是同类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同一社会阶层，保安无非临时穿上了一身制服而已。保安在工作中，也经常要向业主行使权力。比如遇到业主没有交停车月费时，保安不得不禁止业主停车，但是业主觉得保安没有资格拦他，因此常常发生冲突。所以跟业主打交道是很多保安最讨厌的事。在具体场景中保安和业主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使保安处于人际关系矛盾的风眼。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在拍摄杀马特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令人寻味的转折。他最初看到杀马特惊世骇俗的发型，以为这是一群反文化的年轻人，以自黑的方式显示自己的主体性。后来杀马特告诉他“自黑不是杀马特”。杀马特自己觉得非常边缘化，他们要的是最基本的认得。他们觉得好孩子会被欺负，把自己搞成一个坏孩子的形象就不会被欺负。头发立起来，别人可以看到他们，不会欺负他们。而“自黑”往往是祈求主流认可但没有成功的反应。那些“黑”杀马特的，即在网络上谩骂杀马特、在街上围堵杀马特、摁住他们烧头发的，往往是自称“屌丝”
的人。“自黑”者，似乎可以很轻易地转身去“黑”比自己更弱的群体。“黑”和“自黑”，都是对场景的反应。
再次，场景重要，是因为认得陌生人、安生式的思考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它需要在“生活流”里重复发生，需要一个观察和思考的场景。比如刘悦来的城市花园有效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种花塑造出了一种场景。种花让人注意细节，带来小小的愉悦和惊喜，给彼此不熟悉的人带来自然的交流话题。这个场景，不仅仅是花园这个物理空间，更是靠行动建构出来的。当你播了种、浇了水，你期盼看到自己的投入带来的结果，也会注意到别人的努力，看到整个周边。在这样的投入之后，原来只是觉得下雨很烦躁，现在看见下雨你会为天下的植物欣喜，雨的意味也不一样了。当然，种花种草建设社区花园，并不是为了去了解陌生人；但是通过把陌生人带到一起，社区花园制造了一个各种新关系可以生长、人可以形成新的生活感知的场景。场景是目的，不是手段。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的构成单位。制造出这样那样的场景，我们也就在重塑生活。
我希望“你好，陌生人”这组对话也提供一个思考的场景。多样而交叉的视角，特别是有来有往的对话，构成一个空间，就像一个房间一样，你可以走进去，仰头侧面，抬手举足，会看到、触摸到不同的想法。在这里，你觉得可以待上一会儿，可以沉浸地思考。当你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脑子不一定有了“一、二、三”的决议，但是世界可能看起来有了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把这一组对话以书的形式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把这个思考的场景变得更具纵深。文字不如音像那样给人直接的震撼，但是会让人们有更强的滞留感，让人停顿。文字的凝重会激起更深层次的感觉，同时读者有更大的自由以自己的速度去回应。文字的相对清晰和稳定，意味着读者可以更从容地去回视、去质问。但是滞留不是羁绊，不是分叉。滞留要产生栖息感和安定感，使思考可以“抓住”经验，有在真实世界里“生根”的感觉。所以它需要相对明确的核心和线索，以在重要的问题上达到足够的浓度。本着这样对“滞留”的追求，我们对谈话记录做了大量的修改，特别是第六章，让文字更清晰、凝练，同时也调整了部分内容的前后顺序，使逻辑更流畅，重点更明确。读者可以在音像里看到跳跃的火花，我希望他们在文字里看到可以潜身其中的流水。
思考的场景离不开共同思考。一个孤立的个体在面对整个世界时，是很难找到场景的感觉，进行安生式的思考的。我们的对话从开始策划、执行、播放、和听众的互动到文字整理和修改，完全是一个团队工作，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团队工作。虽然看起来我起了一个贯穿前后的作用，但这只是在前台看到的效果。如果没有多人在场景纵深处的投入和合作，这个前台的效果就不可能存在。除了五位嘉宾和贾冬婷、段志鹏，我还要感谢叶子、袁潇雪、赵翠、罗丹妮以及三联的其他同事。冬婷的文章对此会有更好的交代。最后，“你好，陌生人”的对话也是我和我在德国马普所的同事共同焦虑（common concerns）、共同研究（co-research）的尝试的一部分
。我希望，像这样由学界、媒体、艺术和社会行动者合作，扎根于生活、面向大众的尝试，可以帮助你我安生位育，也对国际的社会思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