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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有四种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计价标准、储藏手段。
——19世纪打油诗
货币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会展现自己特有的独立影响。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
故事要从古典二分法说起，也就是说，将经济学划分为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商品为何如此定价？第一代“科学”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某一数量的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下一代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它们对消费者的价值。劳动成本会根据购买者的偏好自行调整。价值就是市场价格。这就是今天的理论。请注意，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两种对价值的解释都不涉及货币。用商品衡量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以实物形式相互交换。根据古典理论，货币对“物物交换”时的价格决定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就是说，人们不需要货币。
货币理论关注的是其他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货币的价值或价格，或者反过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一般价格水平或平均价格水平？入门教材给出的答案是，这取决于货币的数量。货币数量越多，商品的总体价格就越高；货币数量越少，总体价格就越低。这种货币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货币数量对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没有影响。货币数量只能解释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并不能影响任何“实际”变量。
那么，货币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答案是它是“贸易车轮的润滑剂”。与没有货币时相比，有货币就能促成更多的贸易。但是，这对贸易条件没有影响。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讲，货币是“不结果实的”，它既不会创造也不会毁灭任何东西。当代的货币金融教科书只不过是在附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银行只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中介”。这一隐晦的表述起到了保护作用，目的是掩盖金融以及金融家实际拥有的经济权力。
从哲学上讲，古典二分法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至著名的笛卡儿对表象和实在的区分，以及他否认归纳法是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事物的呈现方式就是它们的本来面目，即我们在自然界中察觉上帝的存在。这正是笛卡儿反对的。观察只能揭示事物的表象，而现实隐藏在表象的背后。科学的任务是探究“事物表象之下”的实在。按照这一观点，“科学的”经济学赋予了自己一项任务，即超越我们观察到的货币价值，进入更为根本的真实价值的世界。用长期以来惯用的经济学术语表述，货币只是一层“面纱”，它遮盖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经济学必须揭开货币的面纱；或者更准确地说，让这层面纱变得透明，这样我们就不会混淆表象和实在。
从大卫·休谟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始终坚持这种笛卡儿式的二分法，这也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公理结构的基础。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用他所谓的“生产的货币理论”向古典二分法发起了挑战。1933年，他写道：
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货币……不应影响实物之间……交易的本质，或改变交易各方的动机和决策。也就是说，人们使用货币，但在某种意义上将货币视为中性……
与之相反，我想要提出的理论将分析这样一个经济，其中货币自身将发挥作用，并影响人们的动机和决策，简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如果我们不了解货币在初始状态和最终状态之间的运行情况，就无法预测事件的走向。这就是我们在谈到货币经济时应该表达的意思。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分割开来。货币是交易的“动机”之一。衡量商品价值的是货币，而不是商品。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交易过程中的“货币运行”。如果货币中性指的是货币的价值对人们想要交易的商品的价格没有任何影响，那么，货币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人们知道的只有货币价格。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存在物物交换均衡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有多少商品被用于交换。有的只是货币均衡。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货币运行呢？这应该是研究货币经济运行规律的关键。货币为什么会存在？它又服务于何种目的？
没有人确切知道货币起源于何处，如何起源以及人们为何开始使用货币，所以人们可以天马行空地编造各种故事。人们编造这些故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提出一个假想的过往经历，阐明他们那个时代的货币的性质。在有关货币的文献中，主要流传着两个故事。亚当·斯密在18世纪讲述的故事试图解释货币为什么由黄金和白银构成。货币国定论（chartalist theory）则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这一理论试图解释货币为什么主要由信用构成。我们可以将上述两种说法分别称为货币金属论和货币信用论。
亚当·斯密的故事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至今仍是教科书中最喜欢使用的版本。这确实是最容易理解的货币起源故事，也因此备受欢迎。这一故事声称，在货币出现之前存在着物物交换，即直接用货物交换货物。但是，物物交换要求需求的“双向一致性”。交易双方需要同时想要获得对方拥有的东西。因此，发明货币是为了使一方能够用某种东西来向另一方付款，而另一方则可以用这种东西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亚当·斯密推测，能够成为“交换媒介”的“某种东西”一定是“某种商品”……在用于交换本行业生产的产品时，很少有人会拒绝这种商品。
虽然牛、盐、贝壳以及其他类似的商品都曾充当过货币，但是金属，尤其是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因其可分割性而受到青睐，耐久性和稀缺性则使其更受欢迎。正是这些属性使之适用于衡量易腐烂物品的价值。
起初，铁、铜、金和银做成条块形状就够用了，因为相对而言，它们的价值更为稳定。为了避免每次交易都要对一块金属称重，人们习惯于在一定数量的金属上加盖公章，以证明其重量和成色。“于是就出现了铸币和被称为铸币厂的公共机构。”这则故事的本质在于，尽管用货币来签订合同很方便，但是在合同的背后，是实际的物品以其实际价格，也就是以实物表示的价格相互交换。
关于物物交换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亚当·斯密时代的古典人类学，该理论的核心是“经济人”，他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非社会利益。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都应该感谢最初的两个猿人，他们突然意识到，放弃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来换取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商品，可以让两个人都受益。”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喜欢这个原始人物物交换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中没有社会和政府。
相比之下，起源于19世纪末的信用学说，认为货币源于某种债务合同，即今天购买了某种东西，但是承诺在未来付款。承诺是否可信取决于对债务人的信任。但是，陌生人无法获得信任，因此，需要存在某种社会联系，货币才能发挥作用。使用货币就是在承诺“我说话算数”。正如阿尔弗雷德·英尼斯（Alfred Innes）所言：“购买商品使我们成了债务人，而出售商品则让我们成了债权人。”
如果这种理论假定信用只是货币形式的预付，而这笔货币预付本身又是某种商品形式的预付，那么货币信用论并不会自动地否定古典二分法。但是，在解释这种“真实”交易时，这一理论强调预期的重要性，因而极大地削弱了古典二分法。
这场关于货币起源的争论看似深奥，实际上反映了有关货币用途的深刻分歧。货币主要应该被视为促成在时间上完全分开的两笔交易的一种手段，还是应该明确地被视为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联系？前者可以引出如下观点，即对货币唯一重要的需求是将它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后者则意味着货币重要的经济作用在于“价值储藏”。这种持有货币的动机与对商品的需求无关，这是一种对流动性的偏好，令凯恩斯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他的推论是，“对流动性的迷恋”可能只有一个原因，即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没有合理的理由囤积那些金属或纸片了，实际上，他根本就不需要货币。所以，从本质上讲，关于货币起源的争论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未来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
正如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对于“货币的价值源自何处”这个问题，货币金属论和货币信用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根据货币金属论，货币的价值来自构成货币的那种物质所具有的价值，也就是金属的价值。金银的“基本”价值是由其固有的属性决定的，比如它们的吸引力、稀缺性和耐久性。根据货币信用论，货币只是所做承诺的象征，其价值取决于货币发行人所做承诺的可信程度。
货币信用论认为可能存在三类货币发行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货币发行人来自货币国定论。该理论认为，货币的主要发行人是国家。根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1905）和英尼斯（1913）的观点，国家为它征用的货物发行借据，这是债务的标志。上面印有统治者头像的铸币是国家债务的象征。这些借据作为货币流通，因为国家有能力确保只能用它自己发行的货币来缴税，这使得国家的“支付承诺”具有独一无二的可靠性。亚当·斯密注意到：
如果一位君主颁布法令，规定一定比例的税款必须用某种形式的纸币来支付，那么他也许就赋予了这种纸币一定的价值，即使它最终取消和赎回的条件都取决于君主的意愿。
同样，英尼斯认为“通过税收来偿还政府债务，是政府发行铸币和任何形式的‘货币’的基本法则”。
货币国定论的故事表明，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经济体，例如比基督诞生还要早几千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帝国，都是朝贡经济，在这些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流动主要发生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臣民应向统治者进贡，作为回报，统治者则为臣民提供服务。例如在埃及，一定比例的农产品被运到寺庙的粮仓，并从那里向受雇于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等公共工程的工人支付“工资”。货币最早的用途之一就是使得“向恺撒进贡（缴税）”更为方便（Matthew 22∶17-21）。相互之间的义务可以借助于代表购买力的某种象征而不是通过实物商品的实际转让来履行，这些象征代表了实际义务通常的价值。如果认同这就是最早的经济模式，那么货币的起源主要与公共财政的运作有关，而与市场则并无关联。这种承诺在铸币出现以前就存在了，铸币只是承诺的象征。
秉持“现代货币理论”的新货币国定论者，比如沃伦·莫斯勒和兰德尔·雷，进一步提出，国家不需要为了花钱而征税，而是需要为了征税而花钱。新货币国定论者用这样的问题来迷惑你：如果政府还没有花钱，你拿什么来缴税？一个国家的债务就是其收入的来源：它花得越多，就能获得越多的收入。这就是在经济衰退时实施赤字财政的最简单理由，即政府债务创造税收，政府再以税收偿还自己的债务。
奇怪的是，他们对如下观点视而不见：如果人们不赞同征税的目的，就有可能选择拒绝向国家缴纳税款。
国家并非唯一可能的债务发行人。只要债务人的承诺足够可信，任何债务都可以充当支付手段。私人创造的债务总是与公共债务一起流通。其中，银行债务要比其他债务远为重要。银行可以以其存款作为支持，以本票形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并承诺这些本票随时可以兑付现金。银行本票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然而，银行的债务永远无法像国家债务那样安全，因为一旦银行被认为负债过多，就有挤兑的危险。简而言之，本票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银行偿付能力的信任。
费利克斯·马丁（Felix Martin）等信用理论的支持者否认只有国家或者银行才能决定货币的价值。他们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决定的，并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如果债权人有能力强制债务人偿还欠他们的全部债务，他们就可以维持货币的价值；债务人则可以通过逃避还债来降低货币的价值。
货币金属论或者货币本质论不应轻易被否定。货币可能是信任的象征，但是并非所有的货币都同样值得信任。黄金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不会变质。它是货币价值的终极担保者。自从黄金不再作为货币之后，货币多多少少有些不可靠。
甚至当国家货币变成纸币从而毫无内在价值时，人们仍然相信，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就是对持票人的支付承诺实际上是由黄金作为担保的债务凭证。直到1971年，人们普遍认为美元的价值依赖于它是否可以兑换为黄金，似乎黄金的价值为美元纸币的价值提供了担保。1971年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高能货币被认为“如同黄金”。货币史充满了这样的虚构故事，但所有的虚构故事都有其历史经验和人类心理学的基础。
一方面，固定不变的价值尺度可以带来便利，另一方面，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希望拥有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货币，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这就是货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工业时代，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冲突有所重叠，但是从未取而代之。
对于像大卫·格雷伯这样的历史社会学家而言，世界历史的大部分内容都可以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来解释。不管贷款或工资合同规定了什么，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合同中的承诺总是存在贬值或重估的风险，因此，为控制承诺的价值而展开的斗争十分激烈。
国家保障货币价值的激励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它总是能够通过降低金属货币的成色或者通过印制更多的纸币创造出足够多的货币，以满足自己的开支。因此，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统治者一直在操纵货币数量。他们一边声称要维护币值，一边又降低了金币和银币的重量和成色，或者发行了过多的纸币。通过征收“通胀税”，他们可以在不公开增税的情况下掌控额外的实际资源。“当一个政府走投无路时，它可以靠这种手段求生，”凯恩斯写道，“这种形式的税收是公众最难逃避的，即使无力征收其他形式税收的最软弱的政府也能使用这一手段。”
纵观历史，改革者也一直致力于阻止国家让货币贬值，用李嘉图的话来说，通胀“牺牲了勤劳节俭的债权人的利益，却让懒惰而又挥霍无度的债务人受益”。
货币本质论的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国家使铸币贬值。这就是为什么它坚持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铸币中金属的价值。
这种观点有一个很好的例证，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威廉·配第主张，降低铸币中白银的含量注定会弄巧成拙。这会减少人们为了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而愿意放弃的商品数量，除了那些“只看货币的面值而不看其重量和成色的傻瓜”。
配第错了。皇家铸币厂发行的贬值了的铸币继续按照面值流通。这些铸币被接受的关键原因在于，它们是唯一的法定货币。在配第之前四个世纪，阿奎那就认识到货币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不是因为它本性如此，而是因为人们将它作为一种价值尺度”。
使用国家发行的货币作为清偿货款和债务的支付手段，其便利性超过了债权人因货币贬值而遭受的实际或潜在损失，除非贬值达到国家的货币不再被用于任何目的的极端程度。
至19世纪初，人们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货币的“过度发行”。根据一国的金块数量来限制一国的货币数量，并严格限制国家本身的经营活动，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前者正是第2章的主题。如果国家的行动能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那么它扩大货币供给的动机就会相应地受到限制。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财政立宪的主要目标，我们将在第4章介绍有关内容。国家每年的支出应当与税收相等，并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设计这一规则就是为了限制政府“使铸币贬值”的能力。
对货币价值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来自债务人阶层强烈呼吁减轻其债务负担。
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让波洛尼厄斯嘱咐他的儿子雷欧提斯：
别借债，莫放债；
放债会让人金钱和朋友两失，
借债会让人挥霍无度。
波洛尼厄斯的建议最近引起了安格拉·默克尔的共鸣。如果仅就单个司法辖区而言，他的建议不过是无稽之谈。尽管举债有可能危害个人品行，但是创办企业或经营企业的首要方式是举债。如果考虑跨越国境的情况，波洛尼厄斯的教导就更合情合理了，因为跨境贷款的安全问题要严重得多。
很久以来，货币政策就面临一个问题：它应该保护谁的利益？是贷款人还是借款人，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债权人对货币最主要的要求是，在由一项交易转向另一项交易的过程中，货币的价值要保持稳定。但是债务人只是希望有足够的货币来维持他们的生意，并期望国家、银行或贷款人能够创造这些货币。这些要求很难协调一致。债权人天生就是货币本质论者，他们希望债务人能以足斤足两的铸币来偿还本金和利息。债务人天生就是货币名目论者，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希望尽量少还一些。
由于承诺对稳定预期非常重要，它需要借助于惩罚和宽恕。
债权人主张，自己在道义上有权获得与其出借金额等值的货币，而债务人在道义上有义务不惜一切代价偿还债务。credit的词根是拉丁语credo，意思是“我相信”。贷款人相信借款人会以等值的货币偿还借款。
贷款人声称，如果没有这种信任，贷款将会停止，贸易将会萎缩。为了确保能有必要的信任，债权人总是在政府或惯例允许的范围内为违约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为了抵御违约风险，他们将利率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他们监禁或奴役违约的债务人，或掠走其财产。他们入侵或者拒绝贷款给那些拒不偿还债务的国家。经济学家谈论让债务人过得太过轻松会有“道德风险”。更为愤世嫉俗的人则认为，向身无分文的债务人提供贷款是在剥夺其资产，这是依靠军队攫取土地和资源的一种替代形式。
然而，债务人的立场并非没有道义上的支持。所有宗教都支持“债务减免”，憎恶“债务奴役”。新上台的统治者宣布赦免债务是一种惯例，《圣经》中记载的巴比伦人的禧年法（Jubilee law）就是如此。立法者梭伦（约公元前638—前558年）以取消雅典农民的债务而闻名。纵观历史，农民一直是最主要的债务人阶层，因为他们的生计具有季节性特点且收成不稳定。《主祷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宽恕我们的罪，就像我们会宽恕那些亏欠我们的人”，稍加变化就可以改为“免除我们的债务，就像我们会免除他人欠我们的债务”。
最近对破产银行的救助就是债务减免的例子。
莎士比亚生动地演绎了对债权人的道义谴责，这位债权人因债务人未能偿还贷款而索要“一磅肉”。在《威尼斯商人》中，放债人夏洛克半开玩笑地提出，一旦违约，借款的商人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身上的一磅肉来偿还，“割下你身上我喜欢的部位”。后来，这个玩笑闹大了。安东尼奥运输货物的船只失事了，他无法在约定的日期偿还借款，夏洛克要求安东尼奥赔偿自己的损失。夏洛克最终身败名裂，失去了所有的钱财，这表达了对放债人的普遍态度，在中世纪的欧洲，放债人通常是犹太人。反犹太主义是债务人对食利者阶层普遍抱有敌意的表现之一，这个阶层以利息和租金为生。
由于基督教禁止高利贷或者对贷款收取利息，债务人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增强。反高利贷的法律从最古老的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英国在1835年才予以废除，而在伊斯兰国家至今仍然存在。中世纪的人相信放高利贷者会被提前送入地狱，或者他们的钱会化为乌有。在但丁的《神曲》中，他们处于地狱的第七层。
反高利贷的法律背后有两个道德方面的考虑。第一个考虑基于债务合约是一种不公平交易的观点。由于贷款人几乎总是处于比借款人更有利的地位，人们认为需要保护借款人免遭贷款人的强取豪夺。简单来讲，一个颗粒无收的农民或者一个损失了货物的商人，为了生活下去可能不得不借钱，不管他必须为贷款支付多高的利息；贷方没有必须放贷的义务，如果不受法律约束，他为贷款索取多高的利息都可以。因此，国家和习俗都试图把贷款的利息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然而，还有第二个考虑，长期以来，人们对“以钱生钱”抱有道德方面的敌意。这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不结果实的”，因此货币的利息并非任何生产性活动的回报。
科学的经济学摒弃了获取利息的道德禁忌和法律限制。它将利息视为对储蓄成本和投资风险的合理回报。储蓄成本是指克制自己当前的消费。如果取消或者限制利息，储蓄的动力就会减弱，这不利于放贷，从而导致投资减少，财富增长放缓。
现代经济的发展缓和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斗争。股票市场和有限责任为筹集资本提供了银行贷款以外的其他途径，对违约的惩罚也逐渐变得宽松。我们不再要求违约的债务人提供劳役，也不再把他们送进监狱。债务奴役现象已经完全消失了。
随着现代税收制度的兴起，国家发行债务以为其支出融资的需求有所降低。因此，国家使铸币贬值的动机也随之减弱。由于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于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贷款，人们更愿意持有政府债券。19世纪是政府债券持有者的黄金时代，国家用足值的货币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个安逸的世界被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民主的胜利彻底摧毁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国家首次成为大规模的净债务人，新的选民来自债务人阶层，而不是债权人阶层。二战以后，货币贬值或者通胀几乎持续不断。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情况出现了逆转。随着债权人阶层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获得以往的优势地位，通胀得到了控制。随着失业率上升和工资停滞，以高利率提供“发薪日贷款”的高利贷者大量出现。在2010—2012年的欧元债务危机中，债权人“三巨头”回到了19世纪的模式，要求以“一磅肉”，也就是希腊的岛屿、天然气开采权和博物馆作为贷款的担保，而他们知道这些贷款永远无法偿还。
事实是，任何货币政策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这取决于获得信贷的条件。现在的答案是将货币政策置于“独立”的中央银行手中，但这并不能实现货币“中性”，因为货币政策一定会产生分配效应。
货币数量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关于通胀的货币数量理论，因为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解释通胀，很久以后它才成为抑制通胀的政策基础。虽然通胀和通缩都是货币数量不合适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论的具体目标从来不是解释通缩，通缩被认为是上一次通胀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你能防止通胀，你自然而然就能防止由于通胀的泡沫被戳破而导致的通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观点来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16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将人们对通胀的普遍理解，即“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变成了一种类似理论的东西，以解释从16世纪中期开始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价格上涨，这一时期，在南美洲新发现并开采出来的白银进入了欧洲。从1550年开始，南美洲白银的涌入导致近代第一次出现货币大动荡，从1550年至1600年，西班牙的价格水平翻了一番。
这动摇了中世纪世界所有的传统关系，推动了知识探索，也激发了金融投机。
让·博丹在1568年的《对马莱斯特罗特悖论的答复》（
Réponse aux paradoxes du M. de Malestroict
）中写道：“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和几乎唯一的原因就是充足的金银，在法国，如今的金银比400年前多得多。”
这个猜想被认为是货币数量论的开端。
然而，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中国可能出现了更早期版本的货币数量论。
让·博丹的猜想似乎非常合理。如果突然有更多货币用于购买数量固定的商品，很明显，对这些商品的竞争将使其价格上涨；反之将导致价格下降。
自此以后，这一条件一直是货币数量论的基础。尽管在前工业社会，经济几乎没有增长，但是粮食供应会随着收成变化而变化。因而即使没有任何货币冲击，食品价格也会上下波动。诚然，支付更高的价格需要更多的货币。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货币作为信用发挥的作用进入了整幅图景之中，比如“赊账购物”。在这里，货币只是一种记账手段，不需要任何实物货币。中世纪的经济通过扩大“记账货币”（tick money）的供给来应对铸币短缺问题。当价格下跌时，这些记账货币将以现金偿还。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北部银行业的发明是货币供给变得更具“弹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那些开支增加、收入下降的统治者而言，尽管这种发明实际上只是重新发现而已。银行业始于1300年左右的佛罗伦萨，也就是但丁所处的时代。这种金融创新很快引发了银行业危机，1345年，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家族银行倒闭。希克斯解释说：“早期的银行非常不健全，太急于接受存款，还没有弄清楚只有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稳妥地将这些存款用于有利可图的目的。”
是什么发生了改变？
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描述了现代银行业的成长之路：
最初，金匠拥有坚固的房间来存放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他们开发了黄金保管服务并向所有者发行存入凭证。后者发现用这些凭证来付款很方便，能够节省时间，也不用辛辛苦苦将金币从保险库里取出来，然后收款人还得把它们重新存进去，因为收款人很可能同样想把贵重物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向信用货币体系演进的下一步，就是金匠发现这样向外借钱很方便，接受贵金属的存入并予以安全保管也是如此。为了出借，他们必须发行自己的本票，并根据要求向持票人（而非指定的存款人）支付现金；随着后一种情况的发展，金匠变成了银行家，也就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金融中介。
银行业的术语，即吸收存款然后将它们贷放出去，反映了银行最初作为保险库和中介的功能。但是，如今大多数存款都是银行自己在发放贷款时创造的。这些贷款通常是无担保的，也就是基于对借款人还款承诺的信任。这些贷款一旦花掉，就会产生新的存款，进而产生新的贷款。与货币数量论不同，货币信用论讲述的是贷款需求的故事，而货币数量论讲述的是货币供给的故事。货币数量随着贷款需求和借款人的信誉而波动，而且这两者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对于什么构成了货币供给，从来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今天，大多数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没有实物形态，它是通过存款之间的电子转账创造的。在一国的支付体系中，国家发行的纸币或者说现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货币经济学家将货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藏在床底下、存在活期账户中或者银行用作准备金的现金；另一种是银行贷款给客户的货币，存在储蓄账户中。他们称第一种货币为高能货币或狭义货币，称第二种货币为广义货币，并通过有些令人困惑和相互矛盾的首字母缩写来区分它们，即M0、M1、M2、M3、M4。
为了维持商业银行无法凭空创造货币的假象，正统理论假定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之间存在某种数量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货币乘数。主流经济学界至今仍保留着这种假象，尽管中央银行从未过多关注过这一点。
因此，货币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决定还是在交易过程中创造和毁灭的，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前者意味着货币是外生的，后者意味着货币是内生的。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是将内生货币视为常规情形，而外生货币则是“意外之财”，比如南美洲的白银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货币数量论忽略了人们想要囤积货币的可能性。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货币需求这种事，只有对消费品的需求。经济学家通常把货币的需求曲线看作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曲线向下倾斜，因为据说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越多，他对这种东西的需求就会越少。储蓄被解释为一种需求，不是对货币而是对未来商品的需求，利率衡量的是未来预期效用流的贴现值。
但是在哲学家约翰·洛克看来，货币，也就是黄金和白银，“是一个人可以长期保存而不会损坏的永恒之物”。
同样的道理，货币可以一直被持有而不是被花掉。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持有货币呢？金银在尚未作为交易手段之前，曾被用作价值储藏的手段以及权力、威望和财富的象征。古代传说中的米达斯国王渴求的是黄金，而不是金币。
早在古罗马时代，印度就被视为“世界黄金的汇集地”，其中大部分黄金被用作首饰和炫耀。也就是说，它的价值独立于它作为货币的用途。
但是，人们为什么希望囤积货币呢？经济学家将囤积货币的倾向与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时期联系起来。因此，萨伊承认“资本有时可能会在其所有者的钱袋子里安睡”。
正是他提出了声誉不佳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种倾向使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29年的文章中把萨伊定律视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投机者也一直明白，在动荡时期，他们可以因保持流动性而获利。凯恩斯将囤积货币的倾向称为“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当不确定性增加时，这种倾向就会增强。它会减少花在当期生产的商品上的货币，并将它们转移到金融领域，从而会放缓经济增长。
因此，在生产商品时赚到的货币可能不会用于购买商品，这会导致失业。如果政府能够确保因商品生产而赚取的货币都被用于购买商品，就永远不会有失业。
古典二分法的核心观点是，货币价值或者平均价格水平不会影响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如果所有价格一起上涨，商品交换的价格比率就不会有变化。如果确实如此，可能就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货币数量。然而，经验表明，虽然货币价值或价格水平本身并不重要，但是其变化非常重要。价格上涨与繁荣相伴，价格下跌与萧条共存。两者的这种关联导致一群17世纪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思想家将货币等同于财富。一个国家拥有的货币越多，就越富有；反之则越贫穷。重商主义者首次对货币与实体经济完全分离的古典二分法提出了挑战。
重商主义者之后的“科学”经济学家指出了重商主义理论的缺陷。他们认为，把货币等同于财富是“货币幻觉”产生的结果。正如经济史学家赫克歇尔所言：“在自然经济或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认识到，用自己的商品换取的商品数量越多，交换就越有利。”但是，随后出现了货币体系，它为交换中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蒙上了一层“货币面纱”。
货币就像一层面纱，让人们无法确切地了解实物的价值，这是古典经济学的标准观点。20世纪货币改革运动的核心就是揭开这层面纱，或者换句话说，让货币经济像实物经济一样运转。
18世纪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第一次精确描述了货币幻觉现象。这段描述穿插在他关于贸易余额的文章中。
在那篇文章中，他考察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重商主义观点，即在一个自己不生产金银的国家，如果想要有足够的货币来支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就需要以实现持续的贸易顺差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就需要限制进口，进而需要限制国内消费，并积极促进出口，还经常需要通过战争将竞争者赶出国内外市场。
休谟证明重商主义者对贸易余额的关注是错误的。他说，两国之间的贸易会自动实现平衡。这是以货易货或者说实物贸易理论的逻辑推论。货币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推理过程。出口和进口之间暂时的不平衡将会产生反向的黄金流动，黄金流动通过影响价格水平，也就是使顺差国家的价格上升，使逆差国家的价格下降，促使贸易恢复平衡。这就是休谟著名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就像水不可能往高处流一样，“就如流水一般，货币也不可能超过自己的正常水平”。
休谟最早明确提出了一种确保贸易平衡的支付机制。这一成就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至关重要。
然而，休谟提出了一个关键条件，即在短期，货币流入可以通过创造货币幻觉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刺激经济活动。
这一见解使休谟成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创始人，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接受了这一观点。自休谟以来，经济学家就区分了经济变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包括政策干预的影响。这种区别有助于维护均衡理论，因为这能够使其表述得更符合现实情形。在经济学中，短期通常指的是，由于受某种“冲击”的影响，市场或者市场经济暂时偏离其长期均衡位置的一段时期，就像钟摆暂时偏离其静止时的位置一样。这种思考方式表明，政府应该让市场找到其自然的均衡位置。为了“纠正”某种偏离而进行的政府干预，只会在最初的偏离之上引发更多的幻觉。休谟区分货币数量变化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意味着短期稳定政策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这一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人们注意到，而且稳定政策的真正信奉者至今尚未完全接受这一点。
亚当·斯密也意识到，如果想要保持“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不变，经济增长就要求货币供应与需求大致同步增加。这就是为什么他支持发行纸币以补充黄金货币；纸币“犹如凌空架轨，将一国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变成优质牧场和良田，从而极为可观地增加土地和劳动力的年产量”。
后来的货币理论家也认识到，黄金货币的增长依赖于发现新的金矿，它并不能保证价格水平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保持稳定。但是，在主张彻底切断货币和黄金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上，他们比斯密走得更远。
以上概述揭示了货币理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这可以被称为“硬”货币学派和“软”货币学派（见表1）。两者的争论贯穿整个货币思想史和货币政策史，一直延续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表1“硬”货币学派和“软”货币学派的观点
接下来的两章将展示这些截然不同的思想是如何在货币政策理论中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