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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涉及货币、政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源于有关货币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250年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除非在“失控”时，否则货币并不重要，而政府干预市场通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撒切尔夫人的那句名言，“你不能逆市场而行”。有学者声称，竞争性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趋向于实现充分就业。政府经常以命令的形式进行干预，这会扰乱就业市场，创造或促进垄断，阻碍价格调整，更严重的是，政府“胡乱操纵”货币供给，诱使人们以错误的价格进行交易。起初，人们认为应该基于金本位来控制货币供给；在金本位瓦解以后，就应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供给。政府的职能应仅限于为有效率的市场交换提供必要条件。宏观政策的唯一任务是控制货币供给。
凯恩斯主义革命成功地挑战了这种政策观点。这场革命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并在70年代之前主导了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货币经济（货币经济是指用货币而非商品签订合约的经济）有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倾向。这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将其花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用凯恩斯的话来讲，拥有金钱“能缓解我们的焦虑”。由于货币拥有“价值储藏”的职能，宏观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因此，政府的任务是维持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平衡，这意味着对货币的管理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一部分。但是，必须保持有序状态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市场体系本身。如果放任市场不受管理和监管，它将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自由经济体系经历了唯一一段稳定和增长的时期。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挫于“滞胀”，即通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凯恩斯主义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新古典经济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应该授权央行来控制通胀，让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自然失业率被认为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失业者应该外出找工作。
用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来表述，货币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总支出，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目标相适应。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为经济提供适量的货币，而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因为财政政策不能影响总支出的水平，只能影响总支出的结构。这正是2008年“占据主流的”经济学说。
2008年经济崩溃及其余波是对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次检验。这次检验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场实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根据当时的主流观点，崩盘本不应该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也会迅速复苏。但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且从来不可能实现迅速或者全面的复苏。然而，利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旧凯恩斯主义药方已经受挫于滞胀，其名誉尚未得到恢复，因此，未来的政策取向仍然悬而未决。
2008年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私人债务的积累，这主要源自贷款人的欺诈和借款人的短视。银行、企业和家庭的全球巨额债务呈倒金字塔状，置于狭小的底层资产之上，也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当地基摇晃时，金字塔就轰然倒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跌。2007—2008年银行净资产的下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下降，这种影响传导至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中，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与信心一同烟消云散。
这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促使股市在10月份崩盘。一旦银行开始倒闭，股市开始下跌，“实体”经济就开始下滑。银行停止放贷，债权人取消债务人抵押品的赎回权，企业解雇工人，总支出萎缩。这使得全球经济在2008年第四季度普遍陷入衰退，不禁让人想起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
一年之后，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过去了。与1929年不同的是，为防止灾难的发生，政府进行了干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积极向其紧缩的经济体系注入货币。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国家财政收入的暴跌使公共债务达到了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使得最顽固的正统经济学说死灰复燃，即政府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经济稳定下来，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将自己重新关进财政约束的牢笼之中，尽管严重的危机曾使它暂时摆脱了这一束缚。如今，货币扩张的步伐放缓了，因为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已经尽其所能，与此同时，财政紧缩政策也在放松，因为人们认识到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未来，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如何使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这场危机起源的标准解释是，首先金融部门受到了一次冲击，尽管并不清楚这一冲击是如何出现的，然后这一冲击通过信贷冻结传导至非金融部门。然而，问题的根源有可能在非金融部门。尽管人们对21世纪初之前的“大缓和”时代有着美好的回忆，但是，于2008年崩溃的西方经济体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这时的失业率大约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两倍。家庭和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50%上升到2008年的170%，这一迹象表明在危机之前的经济中，很多部门已经无力偿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明显加剧的结果。实际工资增长停滞或下降，投资从历史高位回落，生产率的增长也随之下降。金融部门比整体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金融家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富裕得多。危机发生之后，不难察觉存在“长期停滞”的迹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际收入的停滞是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其影响通过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传导至金融部门。“大缓和”主要以低通胀和周期稳定而闻名。现在看来，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危机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前途未卜。在撰写本书时，复苏中的金融体系和缓慢恢复的实体经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崩溃。
“为何没有人预见金融危机的发生？”2008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经济学院向一群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
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就今后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提出建议。这并非易事。仅仅增强金融体系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强整个经济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
从金融机构说起是很自然的，这些机构的过度借贷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并且充斥着各种欺诈行为。这些机构普遍洋溢着傲慢情绪，即将触礁却视而不见。眼前利益的诱惑使它们忘却了对未来损失的恐惧。
但是，止于银行将是一个错误。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金融体系抱持一种仁慈的态度，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允许银行业做任何事情。从本质上讲，金融被视为一种中介，将有意愿买卖商品和服务的人撮合在一起。按照当时的说法，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与任何其他市场相比，它不需要进行更多的监管。金融特别容易产生投机和欺诈行为的特点被忽视了。
这种对金融的仁慈态度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创新。证券化这一将不可售资产转变为可售资产的过程，导致负债链条不断延长。这种经济的“金融化”，即纯金融业务赚取的利润占比越来越高，被认为“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备受赞誉，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合理的。商学院的教授自己成立对冲基金，以检验他们的理论。
但是，试图追问事情原委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府秉持这种事后看来明显荒唐的观点呢？他必然会被导向这些信念的源头，即“学术氛围”、时代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潮流，这些因素使金融市场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这位追问者将会发现，当今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会使福利最大化，而创造货币并通过市场配置货币的金融机构并不会对经济的实际均衡产生独立的影响，它们只是代表消息灵通的消费者在行动，消费者才拥有主权。他还会发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预测模型中缺少金融部门。尽管历史上的金融狂热和恐慌屡见不鲜，但如果假定未来的价格将与当前的预期一致，就无须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阻止金融崩溃。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主流经济学忽略了金融这匹“伺机而动的饿狼”。
事实上，监管设计的原始缺陷正是源于经济思想的世界。政府对经济体系的某些信念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不够真实。依据这种信念，金融被允许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运转，而金融体系的瓦解引发了一场全球性大衰退。
实践工作者通常对舞文弄墨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屑一顾。众所周知，英国人认为自己不受知识分子的影响。实际上，学术思想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并不紧密。但是在今天，经济思想更加深入地渗透到经济政策中，因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职业经济学家的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在大学里工作，而是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报社、政党、智库工作，或者充当商业顾问和说客。英格兰银行行长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欢迎该行第一批学术经济学家中的某个人：“你来这里不是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现在，经济学家确实可以告诉决策者该做什么。
这本来可以使政策制定更为专业化，减少党派纷争的干扰。然而，经济学绝不像很多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宣称的那样，是科学的堡垒。经济学一方面坚持公认的科学方法准则，另一方面也默默地展现一种意识形态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也独领风骚。两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新古典经济学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依据，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经济学家为经济“建模”的方式。两个学派都同意罗纳德·里根对两百年来传统智慧的提炼：“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然而，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2008年危机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是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另外一种呢？
意识形态深受权力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对其有利的权力结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言不虚。2008年的崩溃揭示的正是金融利益集团的权力。
危机之前的情形有一点令人深感困惑，这就是在面对金融的结构性权力时，民主政府表现得软弱无力。正统政治学告诉我们，在民主社会，民众会对政府问责。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决定政府获得资金的具体条款和条件的绝不是“民众”，而是金融界，就无法理解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货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既通过影响选举筹款和媒体报道间接发挥作用，也通过为政府提供借款直接发挥作用。在现实中，“资本的有效配置”指的是金融部门的有效配置。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西方政府的主要经济功能一直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友好的环境，以便其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包括当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以致无力偿还债务时，政府随时准备救助它们；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以保持债券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把政客关于必须改革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基本上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企业控制了政治，这是基于如下观点，即商业阶层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且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实际上，不受制约的商业权力只是偶然的情形，并非常态。一方面，商业权力本身是分化的，特别是在出口商和进口商、债权人和债务人、小企业和大企业、金融业和实业之间；另一方面，商业权力受到各种各样的大众权力的制约。对于经济的运行方式，各种力量越均衡，就越不可能形成单一的观点。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某种力量平衡，这导致受既得利益集团束缚相对较少的凯恩斯主义政府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仁慈守护者的理念开始流行。但是，在过去40年间，力量平衡已经决定性地由劳动一方倒向了资本一方；由工人阶层倒向了商业阶层；由旧的商业精英倒向了新的金融精英，一部分甚至是犯罪精英。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则值得深入探究，接下来的内容只能给出一些提示。可以断言的是，主流经济学对权力的效忠主要表现为权力在经济学分析中消失了。
最后，理论和政策是由时代塑造的。这就产生了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所说的“注意力集中”的现象
，这是指经济学家选择研究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注意力的转移？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是问题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问题是通胀。世事变迁影响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观众能看到什么。对于思想、权力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导论的附录。
接下来的内容将关注宏观经济学说在2007年之前的发展，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如何检验这些理论，并找到其不足之处。本书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文献，它始终关注不同经济学说兴起和衰落的背景。正如希克斯指出的，了解经济学家过去的想法，了解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密切关注”这门学科的重要内容。与自然科学不同，当你密切关注政治经济学时，你会发现它可能没有任何明确的知识进步。对我来说，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或许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最初接受的是历史学的训练，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对历史的力量视而不见，而正是这些力量产生的各种叙事决定了我们对经济事件的理解。
本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引导读者回顾一战之前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历史争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危机之前的正统观点至关重要。第二篇探究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衰，展示这段历史如何以部分恢复维多利亚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告终。第三篇展示了2008—2009年经济崩溃及其余波如何考验这种得以恢复的政策，之前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再次浮现。第四篇是结论，我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学框架。
第一篇的三章介绍了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历史。第1章考察了关于货币起源、货币性质、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以及货币价值紊乱有何后果的争论。第2章介绍了19世纪关于如何维持货币秩序的三次重大争论，这些争论始于金本位时代，并在20世纪初期“科学的”货币数量论兴起时达到高潮，这也是第3章的主题。这一章以欧文·费雪和克努特·维克塞尔分别提出的货币数量论为代表，指出了有关货币理论的分歧。
第4章考察了19世纪的财政政策理论。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财政规则和货币规则被认为是互补的。它们的共同目的是防止政府发行过多的货币。在英国的引领下，到1900年，所有“文明”国家都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政府在尽可能低的税收和支出水平上平衡预算。但是，“最小政府”的理念在英国之外从未被完全接受。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之前，重商主义理论始终认为，政府在一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自由贸易虽然得到经济学家的大力鼓吹，但是从未在欧洲大陆被广泛接受，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放任的理念开始受到民主制度崛起、当时的经济衰退以及福利国家兴起的挑战。1888年，“失业”一词出现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这标志着一个“问题”的到来，而这个“问题”将主导未来80年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第二篇追溯了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兴起、辉煌和衰落，这段时期从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5章展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如何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二战之后的30年间，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似乎证明了这一理论和政策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第6章的主题。凯恩斯主义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中陷入了困境，并被货币主义取代，而货币主义实际上是回归到凯恩斯主义之前有关货币和政府的正统观点。第7章以介绍“新共识”（New Consensus）作为结束，“新共识”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合体，而2008年的经济崩溃又使“新共识”轰然倒塌。
在经济学经历了一连串理论上的曲折回转之后，每个人都会惊讶地发现经济理论始终坚守一个核心观点，即不受干预的市场体系往往趋向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除非受到“故意捣乱”行为的阻碍，而这通常是政府所为。这首先来自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这一见解在1874年莱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得到了正式表述。很久之后，直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基于瓦尔拉斯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才发展出来。在与实际情形不符时，故事主线经过了大量修改和限定，但总是以大体不变的形式重新出现。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学从未经历过如自然科学曾偶然经历过的那种真正的“范式”转变。我所说的范式转变是指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研究对象。凯恩斯主义革命最接近这种范式转变。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始终如一，没有进步可言。这种持续性可以由如下事实来解释，即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经济学的逻辑与支持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分不开的。
本书第三篇是对2008年经济衰退的理论和政策回应。这一篇将这些回应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涉及的历史争论联系起来，并展示了过往的经历对理论和政策回应产生了何种影响。第8章和第9章说明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或者未能应对经济低迷的挑战。这里要讨论的主题是，随着财政政策因为政府债务膨胀而迅速失去效力，稳定经济生活的重任落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肩上。第8章探讨了财政整顿的理论和实践，即政府为消除赤字和减少国家债务以恢复“信心”付出的努力。第9章考察了量化宽松的基本原理及其取得的有限成功，所谓量化宽松就是央行试图通过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来抵消财政整顿的通缩效应。我得出的大致结论是，危机后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组合拳成功地防止了2008—2009年的崩溃演变成另一场大萧条，但是未能成功恢复持久的经济繁荣。实际上，这些措施挽救了因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那些年金融业的恣意妄为而受损的经济，但是也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我们的经济仍然依赖那些支持其运行的体系，这些体系的崩塌将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第10—12章考察了金融不稳定的结构性原因。第10章分析了愈加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第11章聚焦于金融创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信贷需求爆炸式增长的结果。第12章探讨经常账户失衡对危机之前经济体系的不稳定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是最后一篇的主题：该怎么做？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与以前的每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即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确保一个使用货币且主要由私人所有的分散化经济相对平稳地运行，而且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均尚能被容忍？
技术性的内容我尽量放在各章的附录中，以免打断读者的思路。
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处有一句名言：“但是，或早或晚，无论其好坏，危险的都是思想，而非既得利益。”
任何参与思想生产的人都必定相信这一点，除非他是被人收买而提出某些思想。在当今世界，思想主要来自学术界。纯粹的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知识追求，其标志性特征是公正无私，其目的在于探究真理。学者的世俗利益并不直接影响他们的研究方向或研究结论。
与此同时，还有约瑟夫·熊彼特所谓的“成功的社会学”。简而言之，为什么有些观念会被接受，而有些观念则受到了排斥或被边缘化？在自然科学中，这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因为新观念比旧观念使我们更贴近现实。因此，量子物理学取代了经典物理学。现实是始终不变的，只有理论会随着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改变。预测能力是一个科学假说是真是伪的终极检验。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说法就不那么正确了。自然界并不干涉人们对它的观察，但人类社会并非如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研究对象的可变性。社会现实在不断变化，在某个时刻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另一时刻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社会科学中的命题并不满足“普遍性标准”，它们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正如阿米尔·库马尔·达斯古普塔（Amir Kumar Dasgupta）指出的
，经济学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不会相互取代。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无法被成功地证实或证伪，只能暂时做到这一点。经济学的进步在于更精确地表述思想，而不是思想本身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而这种精确可能会以牺牲解释力为代价。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议程和权力结构受该领域之外的权力结构的影响要大得多。经济研究计划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当然，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他们写道：“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
思想观念、环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思想观念并不直接受环境的支配。产生理论的学科在其概念、技术和术语方面表现出了长期的稳定性。这就是范式转变很少发生的原因。诚然，学科会转向新的议题。但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新议题都与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理论家可能只是对这些老议题感到厌倦，觉得有关它们的争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议题的变化也与学科内部的代际更迭有关。
更贴近本书主题的说法是，当世界的重大事实发生改变时，思想观念就会发生变化。达斯古普塔谈到了“经济理论的时代”。他写道：“一套经济理论体系会发生演变，以回应经济中一组特定环境发生变化而引发的问题。随着环境变化，或者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发生变化，问题会被修改，新的理论体系随之产生。”
达斯古普塔正确地区分了环境变化和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态度发生的改变。一个巨大的冲击可以颠覆现有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的政策。但是，这些观念和政策朝着哪个方向进行调整，这是不确定的。一战之后的大萧条使得与自由主义相竞争的各种主张受益匪浅，包括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凯恩斯式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形式的主张。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阵痛导致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同时爆发，意识形态和政治将会走向何方仍有待观察。
因此，思想和问题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对事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谁掌握了解释的权力，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这就引出了权力的问题。
借用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的话，我们可以把思想视为某种形式的“软实力”，它提供了我们就现实展开辩论的结构。
或者一种更全面的说法是思想塑造了我们的意识，也就是我们解读世界的方式。
因此，思想是一种独立的权威来源。政治家、商人、公务员等实务工作者是思想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相比，思想生产者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既得利益集团纵使能够也没有资格决定为其实践进行辩护的思想的确切形式。因此，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辩护相比商业阶层的辩护更具普遍性，同时也更有针对性。比如，经济学家几乎总是反对保护主义和垄断，而企业则普遍持支持态度。因此，思想能够使自利显得更开明。
思想是由非营利机构创造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解决软实力背后的硬实力问题。谁为培养当代商业精英MBA的商学院提供资金？谁资助了媒体和智库的思想传播？即使在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社会中，思想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普及者面临的激励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的商业议程是什么？
我们必须避免过于简单化。把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这要困难得多，而且我认为也是徒劳的。尽管文化精英通过许多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社会和经济机制融入商业体系，但对现状，他们既可能持批评的态度，也可能表示赞赏。
更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虽然持续存在而且通常很深刻，但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政府也不只是或者不总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至少在理论上，它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公共知识分子”在公私混合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要比在由企业发号施令的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
主张思想的独立性是对原始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修正，而且，我敢说马克思本人也会接受这种修正。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像国家一样，知识分子阶层也只能获得“相对自主权”，而且无论他们如何改头换面地表述自利的概念，思想几乎不会颠覆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追求。务实的人最喜欢用科学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偏见。最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须服务于统治阶层的利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就是金融阶层。
受物理学启发，经济学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体系。扰动被认为是短暂的，并且可以自我校正。但是，与历史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一直对经济生活的规律、创新和破坏的浪潮、政治经济体系的兴衰十分感兴趣。最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是一种长达40年或50年的长波，它始于一系列新技术，当这些新技术被用完时就会进入衰败期。熊彼特在描述资本主义创造与破坏的循环时就引用了这一观点。长周期中有时间较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持续时间为8~10年。尽管经济周期缺乏恰当的科学解释，保罗·萨缪尔森甚至将周期理论称为“科幻小说”，但是经济周期仍然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典型的宏观经济概念，比如“周期性调整的预算赤字”，明显是指持续一定时间的短周期，它围绕某种“正常”或“长期”状况震荡。
历史周期是指某种道德或者社会的扰动，而不是某种技术性均衡。也就是说，它们将技术创新嵌入更宏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框架中。据说，社会就像钟摆一样，在活力与衰败、进步与反动、奢侈浪费与极度节俭之间交替往复。每一次扩张都会产生过剩的危机，从而导致反方向的变化。均衡很难实现，而且均衡总是不稳定的。
在《美国历史上的周期》（1986）一书中，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将政治经济周期定义为“国家干预在公共目的和私人利益之间的不断变化”。他认为，时代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来回摇摆，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核心概念都是“危机”。自由主义时期受制于权力腐败，理想主义者不得不随波逐流，保守派反对寻租的论点赢得了胜利。但是，保守主义时期却屈服于金钱腐败，金融家利用放松监管获得的自由来欺骗公众。市场监管不足的危机预示着向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回归。
这种观点与美国的历史叙事相当契合，在全球范围内也讲得通。保守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始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然而，尽管学术界很早就拥护自由贸易，但是在一场重大危机发生以后，即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爱尔兰大饥荒（俗称“马铃薯饥荒”），政策才发生了实质性改变，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标志着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
在19世纪70年代，钟摆开始摆回到历史学家戴西（A. V. Dicey）所说的“集体主义时代”。触发这一转变的重大危机是第一次全球大萧条，这是由食品价格暴跌导致的。这次冲击如此严重，以至于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个重大转变分为两波。第一波，除了英国，所有主要国家都提高了关税，以保护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就业。英国依靠大规模对外移民消除了农村失业。第二波，除了美国，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开始实施社会保险计划，以帮助其公民防范生活中的风险。1929—1932年的大萧条催生了第二波集体主义浪潮，这与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维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关键产业国有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对银行业和电力行业进行监管，最终走上了社会保障之路。国际资本流动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严格的管制。
这样的钟摆运动并不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否则西方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而这正是全球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命运。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的集体主义危机之前，随着贸易在1945年后逐步摆脱关税的束缚，资本流动也更加自由，钟摆已经开始回摆。当时的规则是对外实行自由贸易，对内实行社会民主。
在凯恩斯的帮助下，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44年建立，这是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国际上的表现。这一体系的目标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冰冻期之后，通过提供一个抑制经济民族主义动机的环境，实现自由的对外贸易，其核心是固定汇率制度。汇率的调整需要各方同意，以免出现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因滞胀和政府无能而瓦解。它大体上契合施莱辛格提出的“权力腐败”概念。凯恩斯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制定者狂妄自大，认为自己掌握了自上而下管理和控制经济社会的知识和工具，这是“知识腐败”。哈耶克在其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猛烈抨击了这种弊病。20世纪70年代，通过控制工资和价格来抑制通胀的尝试直接导致了一场“治理危机”，因为工会，尤其是英国的工会，拒绝接受这些措施。政府为公共和私人生产者集团提供了大量补贴，助长了新右派认定的典型的腐败行为，即寻租、道德风险和搭便车。政府失灵的明显证据抹去了对市场失灵的早期记忆。新一代经济学家抛弃了凯恩斯，借助复杂深奥的数学，重新发明了市场可以自我修正的古典经济学。由于受到20世纪70年代危机的重创，各国政府屈服于自由市场力量的“必然性”。随着1989—1990年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钟摆回摆已成全球趋势。
潮流逆转有一个明显的牺牲品，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该体系由于美国拒绝限制国内支出而土崩瓦解。货币自由浮动，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逐步放开。这预示着向全球化的全面转变。作为一种理念，全球化并非没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的观念是，民族国家对如此多有组织的暴力和浪费性开支负有责任，它正在走向没落，并将被全球市场取代。2004年，加拿大哲学家约翰·拉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概括了全球化的前景：
在未来，决定人类发展进程的将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或军事力量。自由市场将迅速建立自然的国际平衡，不受原来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影响。由于贸易壁垒减少，国际贸易的增长将会掀起一股经济社会浪潮，它会使所有人受益，无论是西方国家的穷人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繁荣的市场会将独裁国家转变为民主社会。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危机。2008年银行业崩溃使人们对金钱腐败的不满日益加剧。新保守主义曾试图为金融富豪阶层获得巨额收益，而普通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现象辩护。在效率的掩护下，全球化促进了数百万工作岗位外包，削弱了国家凝聚力，破坏了自然环境。这样的体系需要非常成功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崩溃之后对经济结构的修复是否足以阻止钟摆重新摆向已经抬头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