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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早就有了丝绸之路，也有张骞通西域、玄奘印度取经等对外交流，但总体而言，古代中国仍是一个保守和注重秩序的国家。东部有海洋、西南有大山、西北有沙漠，这些都是天然的屏障。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政权修建了万里长城。此后，中国就享受一种关起门来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文化。
中国在秦始皇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后，便强化了保守和内敛。到了汉朝，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也强调儒家提倡的秩序和稳定。为了稳定和秩序，历朝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提倡安土重迁、重农抑商以及严格的海禁。
粮食是国家的根本，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古代，保障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农业社会是稳定的，因为人口会被捆绑于土地，国家治理起来比较容易，而商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性很大，从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上都给治理带来了挑战。所以历朝历代大多采取了抑制商业和人口流动的政策。
以保护国家的名义，中国自秦朝起便大规模修建长城。长城的修建固然减少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城的修建在起保护作用的同时，也限制了扩张。很多时候，北方游牧民族为了生存，需要贸易。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马匹、动物毛皮和肉与农耕文化区的农民交换粮食、盐、铁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尽管有长城作为隔离，但草原的自然灾害通常还是会驱使游牧民族入侵中原。
在唐朝，西北的吐蕃等游牧民族每年秋天都会侵扰中原农耕地区。唐朝被迫调动大量军队驻扎在边境，史称“秋防”。游牧民族之所以在秋天发动进攻，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战马在秋天膘肥体壮，可以长距离奔袭；第二，到了秋天，中原的农作物成熟，正好可以掠夺食物，帮助他们度过漫长的严冬。
如何与北方游牧民族相处事关国家的稳定。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内部一直存在草原贵族和中原儒家的斗争。明朝主要通过军事镇压和修建长城等隔离政策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但也不是很成功，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军八次北征、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但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土木之变造成全军覆没和皇帝被俘，最后明朝还是被东北崛起的清军打败并取代。清朝汲取元明的经验和教训，对蒙古族和汉族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对蒙古族采取了联姻、封王和赏赐等手段，建立友好的关系；对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则实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总体而言，清朝的北方是稳定的。
本书关注的问题除了边境上的冲突，还有全球化进程中的相互影响。13世纪，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以及蒙古人在中亚和西亚的扩张，长城也不能阻挡蒙古人的进攻。蒙古军队在他们的军事征伐中和官商（史称“斡脱”）组织建立了联盟：蒙古将士负责军事征伐，商人负责提供金融、信息和后勤服务。军队沿着斡脱的商业活动路线一路征伐，最后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斡脱也在蒙古帝国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水陆贸易网络。元朝时，中国南方的泉州和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基地，泉州城内居住着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除了汉族和蒙古族，还包括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通过海路可以远航到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地区，然后通过陆路和欧洲各国联通。这可以看作本书关注的时间段上的 第一波全球化 。
元朝之后的中国就被绑上了全球化的列车，追求保守和稳定的传统社会秩序慢慢瓦解。传统的中原文化精英对此充满了恐惧和应激性的抵抗，在不断对抗全球化的历程中，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尽管明太祖朱元璋汲取宋朝灭亡的教训，在建国后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政策，新修长城；还实行非常严格的海禁，“片板不许出海”。但是在朱元璋死后，这些政策在资本主义渐渐兴起、全球化渐渐增强的历史大势面前，被不断弱化。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派出三宝太监郑和，让其带领庞大的舰队六下西洋（郑和一共七次下西洋，第七次发生在朱棣死后的1431年），与南亚和西亚国家展开贸易和文化交流。
1492年，当意大利人哥伦布的帆船跨过大西洋到达北美洲，在巨额贸易利润的激励下，全球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帷幕。葡萄牙人欧华利在1513年左右到了澳门和广州，开始和中国进行贸易。
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海禁是禁不住贸易的，民间贸易早就如火如荼。到了1567年，明穆宗迫于现实，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在福建的一个小港口——月港开放对外贸易。这可以算是 第二波全球化 。晚明的对外开放带来了繁荣，但是中国单方面大量出口陶瓷、丝绸和茶叶等物品，大量进口白银，这一形势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随着明朝的灭亡以及同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第二波全球化也结束了。
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不会轻易停止，尽管全球化的趋势有高潮和低谷。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英国向全世界殖民，成为日不落帝国，这可以看作 第三波全球化 。尽管清朝想维持其封闭保守的体制，但还是因鸦片战争的战败而被迫加入这一波全球化。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德国、俄国以及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它们加入全球化竞争，争夺殖民地以及国际市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产业工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开始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为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在经过一战后，苏联成立，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体，这标志着 第四波全球化 的开始。在这一波全球化中，尤其在二战后，铁幕落下，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双方在各自的阵营内部，实现经济互助，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实现“全球化”。
1991年苏联解体标着第四波全球化的结束，以及 第五波 全球化 的开始。在这一波全球化中，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享受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贸易额不断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于2020年年底全部脱贫，实现了小康社会。
从元朝之后，我们的历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和繁荣，也带来了危机和混乱，保守的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难以适应，他们适应了儒家的阶层秩序，不懂如何与外国打交道。他们一边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另一边又担心这种贸易会让中国传统的封闭和稳定的阶层社会解体，从而导致社会失控。
全球化是理解元朝及此后的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本书把这个变量引入对古代中国经济危机史的分析，以观古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挣扎与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