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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个王朝的诞生与发展。
在现代制度经济学里面，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一个关于坐寇和流寇的著名争论。他认为在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会发生流寇当道的现象，流寇只会通过偷盗和抢劫来维持生存和发展。然而一些流寇会转变为坐寇，这些坐寇有动力鼓励经济发展，从发展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包括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建立可持续的财政金融体系，从而维持长期的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兴衰和朝代更替背后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就是财政体系和财政能力的建设，以及与之配套的、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历史上成功的新生政权要出色地完成从流寇到坐寇的转型，一般都会推行这样的政策：吸纳前朝统治精英，减少政权转换的冲击，建立适应当时的政治体制，定期进行准确的人口和经济普查，在掌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改良前朝的财政金融体系，使后者变得可持续。
成功转型的起义者或征服者屈指可数。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靠军事征伐而建立政权，但是其转型不是很成功，坚持中央集权思想的中原知识分子与坚持分权思想的蒙古草原贵族之间一直存在不可调和的权力斗争。这种斗争有时非常血腥，而且斗争的获胜者又会不顾财政负担大肆封赏，而后财政体系趋于崩溃时又不得不滥发货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破坏经济体系，最后元朝灭亡。
其后的明朝和清朝在建立之初就汲取了前朝的教训，认真准备，建立可持续的财政体系，成功实现了转型。朱元璋采取了削减地方官员，减少地赋徭役的措施。清朝在入关后，主动废除了明末的各种加饷，回到万历年间的赋税系统，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最后，明朝和清朝的国祚都超过了250年。
转型失败的政权或者起义团体不计其数，最典型的就是李自成。他已经带领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在北京待了42天，可悲的是他仍然延续流寇的战略，在北京到处勒索劫掠以筹备军饷，没有思考如何向坐寇转型。或许他也思考过，只是面对庞大的军队，在巨大的惯性之下，他无计可施。
一个政权在从流寇向坐寇成功转型后，如何保证财政的长期可持续供给、金融的长期稳定发展，一直是大问题。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必备资料。《元史·食货志》开头的第一段话写得非常精彩：
《洪范》八政，食为首而货次之，盖食货者养生之源也。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国非食货则无以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国者，不能无取于民，亦未尝过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为出而已。《传》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先王理财之道也。后世则不然。以汉、唐、宋观之，当其立国之初，亦颇有成法，及数传之后，骄侈生焉。往往取之无度，用之无节。于是汉有告缗、算舟车之令，唐有借商、税间架之法，宋有经、总制二钱，皆掊民以充国，卒之民困而国亡，可叹也已。
这段话的意思是，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洪范》八政中指出，粮食为首，布帛和货币等货物为其次。粮食和货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人民没有粮食和货物就活不下去，国家没有粮食和货物则会灭亡。所以，古代明君不得不从人民那里征税，但是又不能过度，基本原则是量入为出。古人说：“财富生产有一定规律，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使用的人节俭，那么财富就不会匮乏。”帝王理财应遵守这样的原则，但是后继者不遵守了，以汉朝、唐朝和宋朝观之，当初立国的时候，基本上能遵守，但是几代之后就变得骄奢淫逸，攫取无度，肆意挥霍。在汉代有鼓励老百姓告密和舟车征税（告缗、算舟车）的法令，唐朝有了向商人借钱和征收房产税（借商、税间架）的法律，宋朝有征收酒税和契税等附加税的方法，这些都是搜刮百姓来补充国家的支出的政令，最终会导致百姓贫困而国家灭亡。
这段话或许是《元史》的编修者宋濂亲笔所写的，也反映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元史编修的指示：“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不管哪个朝代、哪个国家，维持政权稳定的根本举措都是保障财政充足。赏赐需要钱、军队需要钱、警察需要钱、公务员需要钱、水利建设需要钱、通信（驿站）需要钱、科研投入需要钱……到处都需要钱。建立良好、高效、富有弹性的财政金融制度，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基础。财政出现危机，入不敷出的时候，通常就是王朝更替的时候。元朝也好，明清也好，元朝之前的所有历史时期也好，这个规律对它们都成立。
古代的税源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地赋、盐铁专卖，以及部分关税收入。承平时期，量入为出是历代财政的基本法则。在发生动乱或者灾害的时候，财政支出突然扩大，在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能缓冲和平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税源，量出为入成了主导。如果没有新增的财源，王朝通常难以为继。
元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必烈之后的各个皇帝资历浅、能力不够强，因此好不容易登基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己不太稳定的地位，不得不分封更多的王公贵族，加大赏赐的力度和频率，争取更多蒙古贵族的支持。整顿财政、节约支出、减少赏赐的几位皇帝的下场都非常悲惨。比如元英宗硕德八剌掌权后采取打击腐败、裁减冗员、缩减政府规模的政策，得罪了蒙古贵族阶层，在1323年的“南坡之变”中被刺杀。这直接造成此后元朝政府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而收入不能增加，政府效率更加低下的局面，直到最后灭亡。
在明朝存续的二百多年中，皇帝一直为财政收入不足发愁。明朝最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办法筹得足够的资源来镇压东北的清军和西北的李自成起义军。而清末，当太平天国席卷大半个中国，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雷以諴、曾国藩等人发明了厘金制度，筹得了足够的粮饷，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为清朝国祚延长了半个世纪。此外，甲午海战战败和八国联军等兵事造成了大量的军事支出和战争赔款，当时兴办各种现代化产业的洋务运动又需要资金，而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增长，以上种种最后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国家经济治理的另外一个支柱就是货币制度。中国传统经济是以银和铜为双轨的货币体系。宋朝开始引入纸币，元朝和明朝大规模发行纸币，有时甚至禁止白银交易，这导致了一个经常伴随纸币发行而出现的问题：通货膨胀。纸币发行成本很低，尤其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基于救急的目的，政府很难抵抗超发的诱惑。超发货币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发行货币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促进经济增长，那这个世界就不应该存在贫困问题。货币体系崩溃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和财政收入不足相互强化，也是历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朝早期也大规模使用纸币，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百姓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恶性通货膨胀对底层百姓和底层官员的伤害是巨大的，他们收入/薪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从历史来看，普通百姓对付恶性通货膨胀的手段通常是抵制纸币，采用大米等实物，或者无视禁令而私下使用银和铜等金属货币来交易。对纸币的抵制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使得货币以及发行该货币的政府丧失信用。明朝中期，民间大规模使用银两，同时使用铜钱作为辅助货币。到了明朝晚期，与欧美和日本的贸易带来了大量白银，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自动退出了流通体系。清朝咸丰年间，面对太平天国的壮大，政府财政非常紧张，也开始发行纸币，但是在地方上遭到抵制，没能流通多久。老百姓还是相信银子，而拒绝使用纸币，直到1933年民国“废两改元”，并于1935年发行法币，白银才基本退出了中国的货币体系。
尽管白银作为硬通货，币值长期内基本稳定，但是白银和铜钱之间的兑换比例对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银的价值比较大，主要用于大额交易，而普通百姓主要使用铜钱。如果铜钱价格较高，就会发生铜钱私铸现象，导致流通中的铜钱增加；如果铜钱价格较低，就会发生铜钱私毁现象，导致流通中的铜钱减少。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私铸和私毁现象都会影响金融稳定，也是对政府信用的蔑视，都是国家法律严惩的对象，但恰恰是这种私铸和私毁稳定了白银和铜钱之间的价值关系，从而保证了双货币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
除了我们通常见到的纸币驱逐贵金属货币的现象，“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同样适用于白银流通的世界。17世纪中期，中国和世界贸易中断，导致银价上涨，大家开始窖藏白银，银钱在流通中减少，白银的价值进一步上升，然后又导致了更多的窖藏，恶性循环，最后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危机，加速了明朝的崩溃。即使在明朝灭亡后，清初的近百年内，经济长期不振，通货紧缩仍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经济学研究认为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人民生活，但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更不利。保证币值的稳定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后续的章节中，我们会从财政和货币两个角度来分析元、明、清三朝的主要经济和金融危机，从应对危机的成败中总结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