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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能脱离其生物性、经济性以及社会性。竞争和合作，作为一对矛盾的孪生子，贯穿人类社会发展。没有竞争，人类社会不能进步；没有合作，人类仅依靠单打独斗也不能生存。
过度合作而限制竞争，很容易阻碍创新，让人类长期受限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但是，在食物等资源匮乏的社会，鼓励合作和限制竞争是人类生存的最有利策略。实验经济学家在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原始部落中研究发现，他们的群体非常讲究公平分配资源，不喜欢残酷竞争。
至于过度的竞争，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把对手杀死，这会导致人类社会没有安全感和社会失序。大家互不信任，公共投资又不足，就会永远困于单打独斗的境地，经济和社会也很难有大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这种情况下很难发展出强大的文明。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内部，个体因为不同的价值追求，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在动态博弈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会导致竞争。但是，个人的能力和资源都非常有限，很难实现一些成本巨大的目标，比如人类登月计划，这就需要组织来协调和合作。
组织的规模和存续时间取决于组织的协调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 [1] 如果协调成本过高，甚至高于收益，那么这个组织就很可能无法持续，并面临崩溃。组织的结构也会随时间动态调整。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体制不断自我强化，演化出了一套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的治理体系。皇帝在思想上和权力上都是至高无上的，压制了一切竞争势力。
但一个国家的运作不是只靠皇帝一个人即可，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官吏。在封建时代，生产力低下，社会财富不充足，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不够完善，但是政府主导社会财富分配，这样就吸引了无数人前赴后继、不顾一切地跻身政府部门。因为官员的权力来自皇帝，所以所有官员都会努力讨皇帝欢心，并维持皇帝的统治。而同时，政府体系中的官吏都是理性人，在为国家和皇帝做好服务的时候，也必然要为自己及家族谋取利益。
好的官僚系统应该在高效和廉洁的基础上，让政府和百姓在竞争和合作之间达到平衡。这就需要很好的制度设计。就封建王朝来说，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是防止皇帝的权力受到竞争和挑战；此外还要照顾到百姓的生活，让百姓对政府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如果没有监督，必然会民不聊生，天下兵起。
有些制度看起来是正面的，但是经过官员或者百姓的操作，其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达不到政策的预期目标，反而使现状恶化。清朝嘉庆年间，嘉庆皇帝为了减少强盗案，就严令地方官员在限期内捉住犯案的强盗，否则就问责当地官员，于是地方官纷纷“讳盗为窃”。山东泰安富豪徐文诰家里发生了入户抢劫杀人案，报官后却被当地县官汪汝弼诱逼敲诈，让徐家改为盗窃案。然后家主徐文诰被屈打成招，成为命案的杀人犯，最后在嘉庆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得以昭雪，但实际上又有多少讳盗为窃的冤案湮没无闻呢？
同时，制度演化一般还存在路径依赖，制度因不断修补而越来越复杂，很多非法制度也渐渐合法化了。制度的复杂化演变就像一件穿久了而被磨出大小破洞的衣服，破洞上会打补丁，之后补丁上面又打补丁，最后这件衣服就变得丑陋且脆弱——衣服丑陋尚可遮体，但是脆弱会导致其极易破损。到了王朝的后期，皇帝管理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打补丁、遮破洞和防破裂。制度的复杂化演变也会导致协调和管理成本不断上升，最后难以维系国家经济的运转，整个体制崩溃。比如，在清朝官场，“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这“三敬”本来是官场陋习，属于行贿受贿的违法行为，但久而久之，查不胜查，“三敬”成了官场的制度性常态。外官不向京官行贿就可能得不到褒奖和升迁，整个官僚制度的正常运转都受到影响。清官和能吏无法获得升迁，获得升迁的都是遵守潜规则的贪官和庸官。这些贪官和庸官获得权力后，会继续提拔贪官和庸官，并将腐败行为制度化。经过一段时间，整个行政体系就成了贪官和庸官的天下。当这个政府不能为百姓服务，反而榨取和压迫百姓的生活时，百姓便只能揭竿而起。
[1] Brandts J., Belda C. S.. Experiments on Organization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Volume II: Economic Applications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Chapter 7.PP.136-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