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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元朝的财政长期入不敷出，那有没有人试图增加收入和加重税负呢？有过，但是帮助王朝增加收入的官员，即使筹到了必要的资金，也很容易得罪各个利益集团。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说过，无论经济怎么发展，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处于仅能糊口的状态。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古代的普通百姓基本在温饱线上挣扎，很难再被榨出什么油水，所以税收的增加必然也会增加权贵的负担。这些提倡增税的财政官员大多会在朝堂受到各种指责和指控，通常包括专权、贪污等。一旦财政危机解决，或者增税过程不顺利，他们就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命运大都很悲惨。
元朝内部的分裂在忽必烈时期就已显露端倪，“草原派”和“中原派”政治思想一直在争斗。尽管两派对政权是否汉化、是否加强中央集权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斗得你死我活，但他们似乎都不喜欢增税。任何试图增税、解决王朝财政问题的建议都会遭到两派人的共同反对。
传统农业社会创造的税收资源有限。因为农业产出高度依赖于土地，而土地面积是有限的，税收资源因此基本上是固定的，很难有大的增长。增加税收的政策总是遭到社会各界的共同抵制，因为过度征税的结果通常是破坏生产、税源，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儒家知识分子一直认同“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减轻税负是他们的信仰，而且这些知识和政治精英大多出身地主阶级，增税必然也会触动他们的私人利益。对蒙古人和色目人来说，元朝政府就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不仅拥有大片的封地与可观的商业投资收入，每年还要从政府领取赏赐，而且要求赏赐的金额不断扩大，他们凭什么要多缴税呢？
所以，那些试图通过财政改革来增加税收，帮助元朝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好像是两派人在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里面打架，如果此时有人想去修缮房子，他通常会受到两派人的同时攻击。忽必烈时期被视为三大奸臣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除去政策的严苛和对个人道德的批评，他们实际上都曾努力帮助王朝解决财政问题，并且都收效不错，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死无葬身之地。他们三人的传记一起被收录在《元史·奸臣列传》中。传前评语说：“然奸巧之徒，挟其才术，以取富贵、窃威福，始则毒民误国而终至于殒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犹有《春秋》之意存焉。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而叛逆之臣，亦各以类附见云。”
前文说过，蒙古帝国的崛起离不开斡脱商的金融支持，色目人主导了元朝的财政和金融。回人阿合马出生于费纳克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史书记载，他早年是忽必烈的察必皇后之父按陈那颜的奴隶。1263年，阿合马出任上都同知，到了1264年就升至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官员，位居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之下，相当于副丞相）。此后将近二十年间，阿合马一直负责忽必烈政府的财政事项。为了应付不断扩大的支出，他采取了清理户口、推行专卖以及增发钞票等政策。他首先把登记交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 418 499户扩大增加到1274年的1 967 898户，其次对商人征收更高的赋税，对盐、酒、茶、铁等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禁止私人生产某些商品。阿合马的总体财政思路是尽量减轻百姓的税负，通过部分商品的国家专卖来筹措资金。实际上他的政策对于减轻百姓负担和增加国库收入是有利的，可以有效应对王朝建设和四处征伐导致的开支增长。然而他通过扩大商人税基和推行专卖来增加国家收入的办法损害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遭到了儒臣和部分蒙古贵族等既得利益者的憎恨。因为盐酒等产品的买卖基本由权贵控制，所以阿合马被御史指责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牟取暴利：“益肆贪横”，“内通货贿，外示威刑”。1282年，千户王著和僧人高和尚趁着忽必烈北往上都，刺杀了阿合马。在阿合马被刺杀后的几天内，忽必烈回到大都，处死了这两个刺客。不过忽必烈的汉人幕僚以及太子真金进言，使他相信阿合马贪污腐败，罪有应得。结果，阿合马的家产被没收充公，子侄皆被诛杀，党羽被清洗，阿合马本人也被开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
阿合马死去后，在桑哥的推荐下，汉人卢世荣于1284年出任中书右丞（正二品官员，位居中书令、右丞相、左丞相、平章政事之下）。卢世荣是大名（今河北大名东）人，一直在阿合马手下，协助阿合马管理元朝的财政。桑哥“荐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忽必烈接受了推荐。由一个汉人就任这样的高位在元朝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而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卢世荣继续试图通过增加专卖产品和税额、增加市舶税、发行更多的纸钞，以及任命商人为征税官员等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卢世荣的一个重要政策是把作为“纸钞之母”的银两拿出来一部分，放贷给商人，试图活用这部分沉淀的金银获取收益，实现“一鱼两吃”。这种方法从商人的角度来说确实充分使用了沉淀资金，但是这些银两是纸钞价值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动用了这部分银两，就等于动摇了纸钞的信用基础，纸钞的信用基础被破坏，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府无节制的印钞及恶性通货膨胀。
卢世荣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推进政策，仗着皇帝的倚重，无视丞相等人的意见。对反对自己的人，比如左司郎中周戭，就以“废格诏旨”（不执行皇帝的旨意）的名义，奏而杀之。其他官员都非常害怕他。他在改革前承诺会让物价更低，结果改革后物价暴涨，社会各界更是怨声四起。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增发纸钞的结果只有通货膨胀，没有奇迹。尽管卢世荣成功增加了元朝的财政收入，解决了部分财政危机，不幸的是，他和阿合马的下场一样，也遭到了太子真金、以丞相安童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和以翰林学士赵孟传为代表的儒臣的普遍反对。1285年，在担任中书右丞四个月之后，卢世荣被免职和下狱。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无论卢世荣的出发点是什么，把所有人都得罪了的结果就是死。同年，忽必烈问大臣忽剌出：“汝于卢世荣有何言？”忽剌出回答道：“近汉人新居中书者，言世荣款伏，罪无遗者，狱已竟矣，犹日养之，徒费廪食。”于是，“有旨诛世荣，刲其肉以食禽獭”。
尽管阿合马和卢世荣都被清算，但元朝的财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卢世荣被处死后，藏传佛教徒桑哥掌握了财政大权。他于1287年被擢升为新设立的尚书省平章政事，旋升右丞相（正一品官员），开始推行一系列财政改革，以图解决财政危机。他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1）建议忽必烈控制对王公贵族的赏赐力度，从而控制财政支出规模，前文已提及，他上书忽必烈，“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茍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2）清查和追缴过去所欠的税收，以增加收入；（3）继续提高商税，以及盐、茶和酒的专卖价格；（4）对币制进行改革，发行新的至元钞，以5:1的比例把旧的中统钞换成至元钞，相当于让持有旧钞的人财富缩水。桑哥提议的削减赏赐、追缴欠税、增加税率以及变钞等政策，自然同样触动了蒙古贵族和汉人官僚的利益，1291年桑哥被逮捕下狱，同年被处死。
广大官员痛恨桑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支持杨琏真加，一个在江南地区建造、恢复和整修庙宇的僧人。杨琏真加在修建和改造庙宇的时候，为了筹集资金，挖掘了南宋君臣百余座陵墓，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宝，这种针对前朝君臣墓葬的破坏行为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看来是巨大的侮辱，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杨琏真加同时把南宋的部分宫殿、儒家和道教的建筑也改为佛教寺庙，并将很多大地主的田产没收为寺产。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在逮捕桑哥之前，大臣不忽木对忽必烈进言：“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桑哥只是“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等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替罪羊而已。
从历史记录来看，这三大奸臣其实都是为扩大王朝的财政来源，维护元朝的统治而推行改革的人。至于任人唯亲，对于推动改革也无可厚非。而对于反对改革的人，当然要采取必要的政治手段反击。但是，不管皇帝有多宠信这些人，从政治层面来说，增税和改革引起的通货膨胀肯定会触动绝大多数既得利益集团（包括蒙古贵族和儒臣集团），甚至普通百姓的利益，因而激起各方（尤其是权贵）的反对，他们死于非命是可以预见的。从忽必烈的角度来说，这些人只不过是他解决问题的工具：需要他们帮助解决部分危机，也需要他们的人头来平息利益受损的贵族、高官以及普通百姓的愤怒。
在忽必烈时期的三大奸臣接二连三被清算后，财政系统和基层官僚系统都陷入混乱，官员甚至无所适从。这也为以后所有的财政改革投下了阴影。所有改革者都对自己的提议非常谨慎，再也没有三大奸臣这样不择手段的理财之臣了。在忽必烈之后，面对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元朝政府也几次试图增加税收，但最终都不了了之。
到了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财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于是就有了前面提过的，元仁宗在1314年重提早年桑哥推行的经理制度，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田产实际情况，并处罚报告不实者。
在以前南宋的江南地区确实存在有田富民逃税，但是贫民必须卖地缴税的情况，说明税收存在严重的不公。如果经理制度施行得当，不仅能增加国家的收入，还能解决税负不公平的问题。但是当1314年冬天开始正式施行经理制度的时候，部分官员执行政策不当，态度粗暴蛮横，加上部分地主阶层的煽动，该政策激起了广泛的民怨。1315年秋天在江西宁都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也让中央政府停止了经理制度。此后，直到元朝灭亡，政府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增税措施来系统性地解决其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