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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去世后，元朝派系斗争日益激烈，政策摇摆不定，因此政府冗员问题十分严重。到了元朝的中晚期，尽管冗员问题没有好转，但其带来的财政负担还勉强可以承受。而元朝政府在忽必烈之后面临的最大财政问题是不断扩大的对宗室和大臣的巨额赏赐，这是一个无底洞。
宗室人口在不断增加。元朝政府在蒙古贵族看来只是成吉思汗子孙（即“黄金家族”）共同的私有财产，财政系统则是蒙古贵族的私人钱袋子，他们每年都按例获得巨额赏赐，来支撑日益奢靡的生活，不断增加的赏赐支出对元朝形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尤其在元朝的中后期，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胜利者为了维护合法统治也需要收买人心，所以增加对宗室及大臣的赏赐，是必要的政治贿赂。但是这种支出也把元朝的财政不断地推向破产，只有增发纸币才能平衡预算。而增发纸币会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催生了更大规模的纸币增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元史·食货志》里面记录了长长的赏赐名单（“赐赉”），这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详细记录。在北方，赏赐的物品主要为银与丝，在南方则是纸钞。领取岁赐的大多是皇室或蒙古贵族，而岁赐的来源是其封地里的劳动人民。封地上的农户一般在交税给领主的同时，还要向大都的朝廷交税。对普通人，尤其是北方人而言，经济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自古以来帝王对其宗室姻亲都比较厚待，所谓“明亲亲之义也”。而元朝的统治阶层来自草原，他们对宗室姻亲尤其厚待。凡是诸王、后妃以及公主等，都有赏赐和分地。
赏赐主要包括户丝、户钞、岁赐和田地四种，这些赏赐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使得中后期的元朝财政时时处于危机中。
忽必烈可能对历史比较了解，知道宗室开支的扩大会使财政不堪重负。唐朝灭亡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宗室规模扩大导致开支日增，最后财政不堪重负。当然，纵使强势如忽必烈，也难以改变这种传统，不过由于他个人拥有巨大的政治威望，不需要依靠赏赐等政治贿赂维护地位，所以他当政期间对宗室和官员的赏赐非常谨慎，严格控制规模，甚至可以称为“吝啬”。《元史·世祖本纪》记载，1288年，桑哥对忽必烈说：“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茍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忽必烈回答道：“自今不当给者汝即画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
从《元史·食货志》长长的赐赉记录来看，忽必烈对极其重要的宗室成员（主要是王子）的赏赐一般都是元钞数千锭。从各种统计来看，忽必烈的赏赐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在5%~15%
，算是比较小的。
但是忽必烈以后的历任皇帝由于自身政治威望不足，不得不改变策略，为稳定政治而采取大规模贿赂的政策，赏赐金额也不断提高；他们还分封了更多王公贵族，赏赐面不断扩大。诚然，通货膨胀是赏赐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通过大规模贿赂获取支持是更重要的原因。
1294年元成宗铁穆耳即位时，皇室成员得到的赏赐比忽必烈时期的金多四倍，银多两倍。《元史·成宗本纪》记载，铁穆耳在1294年给三个驸马赐银的总数就超过了十二万两。巨额赏赐很快造成国库枯竭。铁穆耳即位后两个月，中书省报告：“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二十七万锭。”第二年年初，中书省又报告忽必烈时期的储蓄几乎全被用来支付皇室成员和勋臣的赏赐。
元成宗之后的元武宗海山于1307年即位，他在赏赐方面比元成宗还要慷慨。海山按照铁穆耳时的定例向参加他登基大典的诸王和官员颁发赏赐，但是由于财政储蓄告罄，当年秋季应赐三百五十万锭钞，实际只赐出一百七十万锭。《元史·武宗本纪》记载，海山即位后仅四个月，中书省汇报的政府财政状况为：“帑藏空竭，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余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1307年政府开支共需纸钞一千万锭、粮食三百万石，当年支出超过收入的2.5倍，政府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只能增发纸钞，预售盐引。到了1310年秋天，借用钞本（增加发行）超过一千零六十万锭。在元武宗死去的1311年，赏赐的金额达到了整个政府财政支出的50%。
海山在位仅三年，于1311年年初去世，他的继任者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削减对王公贵族以及大臣的赏赐。在海山去世的当月，以诸王朝会普赐金39 650两、银1 849 050两、钞223 279锭、币帛472 488匹。岁赐和海山朝的特殊赏赐照发不误。元朝的财政陷入更深的危机。元仁宗是儒学的信奉者，薄赋轻徭是儒家的准则，他内心应该是不想加税的。但是财政形势逼迫他采取一些改革增加税收，这就是在1314年推出的备受争议的经理制度：他要求江浙、江西和河南三省的土地所有者在40天内向官府报告自己的实际田产情况，报告不实者要受到严厉处罚。这项改革在他看来不是要增加税收，而是要减少税收瞒报，增加税赋公平。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实施不当，江西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这项改革被迫终止。
元仁宗在1320年去世后，年仅18岁的元英宗硕德八剌即位，定年号“至治”。他亲政后，意识到了元朝财政危机之深重，采取了强力的改革措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至治改革”。硕德八剌也是儒学的信奉者，采取了减轻税负、削减冗员、停止对王公贵族和大臣的岁赐及特殊赏赐的政策。他要求政府裁减在忽必烈之后增加的所有官吏。裁减支出的改革违背了蒙古的传统，触动了蒙古贵族阶层的利益。没有了赏赐，他们很多人很可能会破产。1323年，硕德八剌在蒙古贵族发动的政变中被刺杀，这也使得至治改革终止，元朝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其后接任的是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因为帝位不稳，所以他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元英宗停发的各种赏赐。元泰定帝于1328年在上都去世，元朝的政治又陷入危机和混乱。几派人马为争夺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在大都决定拥立元武宗长子周王和世㻋为帝，但是因为和世㻋远在漠北草原，燕帖木儿又决定暂时拥护周王之弟——怀王图帖睦尔为帝（元文宗），改元“天历”。丞相倒剌沙在上都拥立9岁的太子阿速吉八（元泰定帝之子）为帝，改元“天顺”。两派为了皇位开战，上都的元天顺帝朝廷在丞相倒剌沙的主持下，派兵进攻大都的元文宗，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大都朝廷反攻并包围了上都，丞相倒剌沙投降后被杀，元天顺帝阿速吉八在被废皇位后也被杀。打败了上都的政治对手后，元文宗采纳燕帖木儿的建议，照原先的安排让位于自己的兄长和世㻋，是为元明宗。
1329年，元明宗在漠北草原和林之北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正式立其弟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又过了三个月，元明宗抵达中都的王忽察都，次日与皇太子图帖睦尔会面，在行殿宴请皇太子及诸王、大臣。紧接着，几日之后，权臣燕帖木儿突然毒死了元明宗。同年，在燕帖木儿等官员的拥戴下，元文宗于上都二次登基，史称“天历之变”。
很明显，图帖睦尔可能参与甚至主导了毒死哥哥元明宗的宫廷政变，因此他的帝位也不是那么稳固。为了争取贵族和官僚的支持，慷慨封赠和巨额赏赐对他来说是重要的收买手段。元文宗在位4年，封了24个王，其中9个是“一字王”。在这9个“一字王”里，甚至有7人不是忽必烈的后人。元文宗不仅在1329年恢复了岁赐，而且连没收上来的政治对手的财产也全部分赐给在帝位争夺中有功的宗王和大臣。
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旋涡中，元文宗只是一个傀儡，整日担惊受怕，大权掌握在燕帖木儿等人手中。元文宗很快在1332年去世，皇位被传给了他7岁的侄子懿璘质班，是为元宁宗。可惜元宁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随后继位的就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元惠宗妥懽帖睦尔，他当政直到1368年元朝灭亡。
表2.1 大蒙古国和元朝统治者列表
政治危机也在恶化经济状态。出于对皇位背后的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觊觎，各派之间经常刀兵相见，而胜者也必须要靠大量的赏赐来收买政治对手。元朝的经济和财政形势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不断增加的赏赐中走向了崩溃。
在赏赐之外，宗室的开支也非常庞大。在忽必烈时期，后宫嫔妃、差役、太监的总人数超过一万人。据《元史·文宗本纪》记载，在1329年，仅皇后一人的日用所需就有“钞十万锭，帛五万匹，绵五千斤”。
宫廷赏赐和宗室用度对后期元朝的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导致元朝政府长期处于财政危机，最后政府被迫采取货币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元史·张养浩传》记载，1310年，元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张养浩任监察御史时，看出政府的种种弊端，上万言书给朝廷，指出了十大弊端：“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第一条和第三条都直指问题所在。上书引起了权贵阶层的不快，他们给张养浩罗织罪名，罢其官职，并令其终身不得入仕。张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