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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其著作《中国大历史》中认为元朝只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插曲，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判断。从正统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打破了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原文化受到了一定影响。
客观地说，无论从文化、社会、政治、经济、金融、科技，还是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元朝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大转折。所以，本书就从元朝开始分析。
从文化角度看，近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南宋最后一役在崖山战败，几十万人投海自尽，整整一代的文化精英凋谢，而没有殉国的精英中，也有一大部分开始隐居，专注于戏剧等文化事业，造成巨大的文化断裂。汉族知识分子在元朝政府是被边缘化的，政治影响非常有限。尽管有很多汉族官员做了种种努力，但汉族知识分子始终很难进入权力的最高层。元朝政府的高层权力一直被蒙古人和色目人掌控，皇帝总是避免让人怀疑其受到了汉族大臣的控制。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元朝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蒙古族、回族、契丹、汉族甚至欧洲人都在这个社会中共存，尽管元朝统治阶级把国民分成四等，从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元朝对各种宗教都比较宽容，所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道教等也都能发展。
从政府组成的角度来看，元朝虽然在1313年恢复了科举制度，其后又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但是科举产生的官员占比不到2%。而且汉人和色目人是分开考试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试难度小于汉人，但是录取的人数基本一致。科举录取的汉人官员一般在基层任职，晋升主要靠出身、能力和忠诚。上层官僚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色目人官员主要掌管国家的财政部门。政府官员中，非汉人官员的比例只有30%，但是他们位高权重。官方活动需要至少四种语言：文言、元朝白话、蒙古语，以及波斯语。通过笔译和口译，各色人种组成的政府看起来运转顺畅。
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从科技角度来看，元朝包容发展，鼓励各种科学研究，出现了王恂、郭守敬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由于元朝疆域广阔，政府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尤其是从波斯地区，邀请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一边帮助元朝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一边进行科学交流，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元朝政府和此前政权一直坚持的抑商政策不同：元朝鼓励商业发展，给商人很高的地位，并为商人提供多种便利。斡脱组织的设立就是最好的例子。蒙古帝国的建立离不开斡脱的支持。
从金融和货币的角度来看，元朝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朝可以被看作世界现代金融体系的开端之一，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那时的大臣们所讨论的国家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基本是就业、财政和货币政策。
以纸币为代表的信用货币体系被认为是现代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唐代的飞钱被认为是纸币的雏形。到了宋朝，益州（大致位于今四川）民间的一些交子铺发行了交子和会子，由于没有信用背书造成了混乱，于是益州知州在整顿后只允许16家富豪经营交子铺。金灭北宋后，金朝于1154年也开始发行交钞，同时铸造铜钱和银币。由于连年战争，交钞发行量过大，金朝想通过货币税来获取财政资源，导致纸币急剧贬值。后来政府想禁止使用铜钱等金属货币，却促成这些金属货币流入南宋，进一步加剧了金朝的通货膨胀。元初，耶律楚材形容金朝的通货膨胀时说“万贯唯易一饼”
。恶性通货膨胀和连年战争，引发金朝生产资本出逃，掏空了金朝的经济基础；同时百姓也拒绝使用交钞，在实际交易中使用铜钱和白银。
政府信用丧失，财政收入基础被破坏，这也是金朝被宋蒙联合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南宋末年，面对忽必烈的大军，南宋政府也是依靠税收和发行纸币两种办法来筹集资金，才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到了南宋的最后几年，通货膨胀也非常厉害。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使用白银作为计价单位
，首次统一流通纸币的朝代，拥有和现代国家基本类似的信用货币体系。货币经济，尤其是信用货币管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以国家信用来支撑纸币的价值，是纸币发行的基础。元朝刚开始发行纸钞时是严格以银和丝为担保的，有价值基础。但是在一次次经济危机和财政收入不足的压力之下，为了救急，担保纸币价值的银锭被挪用，或者增加纸币发行，纸币失去了锚，导致了通货膨胀。政治和财政危机导致了货币超发，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加剧了危机。这是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悲剧在现代也不断重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元朝开始研究经济危机，具有现代意义。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蒙古向西扩张到了西亚和欧洲，因此疆域空前庞大。在这个疆域里面，人才交换和流动日益频繁，而元朝也能够吸纳当时世界上优秀的科技人才为其所用。蒙古军事扩张的胜利，并不只靠蛮勇，还依赖当地最优秀的军事技术专家、财务专家、造船专家、建筑专家、水利专家等，他们在蒙古帝国的疆域内受到广泛欢迎和礼遇。
元朝攻打南宋的关键一役是襄阳城之战。南宋在襄阳修筑了非常坚固的工事，蒙古军在1268年就围困了襄阳，但久攻不下。忽必烈请求其侄子——伊儿汗阿八哈提供帮助，阿八哈派出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两位军事技术专家来帮忙制造新式的抛石机。两位专家在1271年到达大都（今北京），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被安顿在专门为其建造的官舍。他们首先在京城城门前成功试验了五座抛石机。1272年下半年，亦思马因到达襄阳，借助地势，在襄阳城东南角搭建了强大的抛石机，抛出的石头重达75千克。《元史·阿老瓦丁传》记载：“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抛石机破坏力极大，所击之处，器物皆毁。1272年年底，这些武器投入使用，南宋军队伤亡惨重，再也无力抗衡蒙古大军。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被迫投降，襄阳失守，南宋失去了防卫门户。此后南宋军队更难以抗衡武器先进的元军，元军长驱直入，于1276年年初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治今杭州）。
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外部冲击。研究以元朝为起点的历史趋势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