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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世上没有哪个地方有着比北卡罗来纳更少的劳动力。
这里气候宜人、谋生容易、人民懒散，是世界上最接近懒汉乐园的地方。
——威廉·伯德二世（William Byrd Ⅱ），《分界线的历史》
（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
讲到英国启蒙时代知名的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美国人马上就会想到托马斯·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借用了他的文字和想法。洛克的名言“生命、自由和财产”被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杰斐逊改成“生命、自由与对幸福的追求”。洛克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中是受过教育的男女老少必读之作者，被称为“人类自然权利与自由的伟大辉煌的维护者”。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者把他的《政府论二篇》（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当成作战教学手册，然而他的重要性却不止于此。与本书主题更相关是他的《卡罗来纳基本宪章》（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其中规定“卡罗来纳所有自由民，皆对其黑奴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1776年，洛克的批评者惊呼：“这竟是人道主义的洛克所说！”不需惊讶，因为洛克是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n Company）的创始会员和第三大股东，这所公司一手垄断英国的奴隶交易，因此洛克与卡罗来纳奴隶制度间的千丝万缕绝非偶然。 [1]
1663年，英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颁发殖民特许状给八名贵族，并将他们任命为卡罗来纳“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与领主”。他们被赋予防御、开垦与统治殖民地的大权。两年后，第一位测量员测出殖民地东北地区的面积，将此地命名为阿尔伯马尔郡（Albemarle County）——以阿尔伯马尔公爵乔治·蒙克（George Monck）的封地为名，这位阿尔伯马尔公爵乃八位领主之一。但卡罗来纳的政治架构却是由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Lord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Shaftesbury）一打造。 [2]
沙夫茨伯里伯爵在伦敦地位崇高，他是英国贸易与海外种植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and Foreign Plantations）的头儿，并鼓励洛克跟他一起投入殖民事业。通过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得以担任英国贸易与海外种植委员会秘书一职，也成为几位领主大人的私人秘书，这让他有机会可以跟卡罗来纳的代理人保持联系，对他们传达指示。虽然洛克终身不曾踏上美洲，他却被赐予“伯爵领主”（Landgrave）这个虚构的头衔，并因其劳苦功高，最后获得4.8万亩卡罗来纳的土地。因为他对殖民地的深入了解，以及他对新大陆的广泛认识，洛克毫无疑问地主导了本质上并不开明的《卡罗来纳基本宪章》的起草。 [3]
《卡罗来纳基本宪章》不只是赞同奴隶制度而已。它其实是份提倡半封建、全贵族制的宣言。宪章用相当大的篇幅建构了一个殖民帝国，独厚有爵位的精英或是有庄园的贵族。珍贵商品与土地依照固定的阶级来分配。所有新成立的郡都会划分成几等份：五分之一的土地自动留给领主，五分之一留给殖民地的贵族，而剩下的五分之三则由无爵位的庄园主和自由人来瓜分。 [4]
最高裁决机构“特权法院”（Palatine Court）由八位领主组成，对任何法案都拥有绝对否决权。“大议会”（Grand Council）的成员则包含地方贵族和领主。大议会掌握了治理权，因为只有大议会有权提交法案。头重脚轻的殖民地议会则包括领主或其副手、殖民地的世袭贵族，以及自由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卡罗来纳基本宪章》清楚地表明，上层阶级才有权力，而这部宪章将尽一切可能“防止民主的泛滥”。 [5]
阶级结构是洛克这位制宪者心心念念的要务。他赋予新大陆贵族奇特的称谓，像是“伯爵领主”与“巨头”（caciques）。前者是从德文的“王子”衍生而来，后者则源自西班牙文，意思是印第安酋长。两者都不同于英国传统的世袭贵族制度，构成另一套帝国体系的精英集团，其权力来自殖民地土地或商业交易。洛克的奇异宪章中，更加入了纹章法院（在英国，它依据血统系谱来管辖纹章的授予和佩戴），该机构负责监督婚姻、维持纯种，由此巩固阶级身份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些冠冕堂皇的机构与荒凉的卡罗来纳格格不入，但为了管理化外之地，所有细节都很重要——即便是在大英帝国最偏僻的前哨，也要给予野心分子浮夸的头衔。 [6]
假贵族已经很诡异，但还比不上洛克《基本宪章》的另一特色产物：服侍贵族与庄园主的特殊仆役阶级的“头衔”。这些人的地位高于奴隶，低于自由人，被称为“庄园主之人”（Leet-men）。这些人可结婚生子，但不得离开庄园与领主。他们可以出租外借，但不能脱离主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同样世代相传：宪法规定“庄园主之人，其子女仍为庄园主之人，后代皆如此”。财产继承人不只继承土地、建物与所有物，也继承了不幸的庄园主之人的身份。 [7]
庄园主之人不是时代错置的封建余孽，而是洛克对于农村贫穷问题的笨拙解决方法。洛克不称他们为“乡野粗人”（villains），虽然他们的确带有许多农奴的特色。他称这些人为“庄园主之人”。在当时的英国，这个词有着相当不同的含义，意思是可领贫穷救济的无业者。一如众多成功的英国人，洛克看不起英国的这些流浪穷人，谴责他们“懒散随便的放养方式”，鄙视他们缺乏道德和勤奋。洛克知道，卡罗来纳的贫困家庭阻碍了殖民地的发展和整体富裕的实现。换句话说，无论出于同情还是鄙视，洛克的庄园主之人都不是慈善救济的对象，而是一个恒久的、具生产力的农民阶级——但绝对是下等阶级。 [8]
但是庄园主之人真的存在过吗？沙夫茨伯里伯爵委托代理人经营他的卡罗来纳种植园，那里有奴隶、契约仆役与勉强称得上是庄园主之人的佃农。1674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命代理人雇用“庄园主之人”，强调只要他们同意受聘，他们的“后代”就也属于庄园主。跟先前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的殖民者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视孩童为世袭阶级系统的关键。 [9]
《基本宪章》其实是对殖民地的穷人宣战。17世纪50年代，早在英王查理颁布卡罗来纳特许状之前，弗吉尼亚的专横总督威廉·伯克利就已经在贩卖土地许可了。第一位测量官发现，那些从弗吉尼亚移居卡罗来纳的居民，大部分没有合法的特许状。他们是贫穷的占居者。测量官发出警告，如果政府无法吸引更多的“有钱人”——那些会盖房子、经营种植园的人——刚刚起步的卡罗来纳殖民地将会崩解。没有土地的侵入者（并非仆役）只会让“平等”（leveling）遍地开花。测量官想说的是，社会将失去可贵的阶级划分。 [10]
洛克同意以上看法。贫穷的弗吉尼亚人有可能拖累整个殖民地。沙夫茨伯里伯爵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要尽可能阻止“懒散堕落”分子与其家庭在卡罗来纳落地生根。领主当然不希望看到前契约仆役占据卡罗来纳，也不想要弗吉尼亚的垃圾。在领主的宏伟计划中，庄园主之人可以用来取代那些靠土地过活，却对统治精英的财富累积一无贡献之人。简单来说，农奴比那些“懒汉”（lazy lubbers）来得好。时人用“懒汉”来形容卡罗来纳的流浪穷人。 [11]
洛克的庄园主之人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现象。这个概念有助我们拼凑北卡罗来纳的奇特历史，让我们了解卡罗来纳殖民地为何是穷苦白人故事的核心。这块接壤弗吉尼亚的土地地形复杂，贫穷的占居者为数众多，而政府内部极不稳定，最后导致卡罗来纳在1712年一分为二。南卡罗来纳人继承了传统的阶级，完全支持奴隶制度，就像洛克在《基本宪章》中标榜的那样。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与商人阶级一手打造狭隘排外的社会，财富、奴隶与土地都被少数统治小团体垄断。这些洋洋自得的寡头政治家是“伯爵领主”的最佳继承人，他们都向往王朝，就跟那些创造出假贵族身份的权贵一样。 [12]
值得留意的是，到18世纪初，奴隶已占南卡罗来纳殖民地人口的一半。到1740年，奴隶甚至高达总人口的72%。从1714年开始，官方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每买六名奴隶，就需要再聘一名白人仆役。南卡罗来纳的立法者抱怨“白人人口不成比例地增加”。这也是立法者需要庄园主之人的原因。官方鼓励庄园主之人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因为他们或许能够提供种族与阶级的屏障，区隔奴隶与有土地的精英。 [13]
大众口中的“穷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采取了一条跟南卡罗来纳相当不同的路线。北卡罗来纳无力支持精英的种植园主阶级。从阿尔伯马尔郡成立之初起，北卡罗来纳就是帝国的叛乱之地，穷人与无地之人的沼泽避难所。北卡罗来纳卡在骄傲的弗吉尼亚人和南卡罗来纳新贵之间，是早期许多评论者口中的“美洲粪坑”。它是（或看起来是）一片抗拒商业与文明的边境荒地。北卡的居民大多是“无用懒汉”（让人联想到四处闲晃、无所事事、懒洋洋的蠢货）。北卡罗来纳创造了影响深远的传统。我们或许可称北卡罗来纳为“第一个穷苦白人殖民地”。虽然是英国人、虽然享有英国自由人的权利，穷卡罗来纳却成了废人的危险避难地、退化血统的温床。 [14]
北卡与南卡的恩怨情仇只是一小部分的故事而已。随着佐治亚于1732年获得特许状，并从卡罗来纳切割出来，原本的卡罗来纳领地也一分为三。佐治亚是最后的南方殖民地。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中，佐治亚是最独特的案例。肩负佐治亚重任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曾是英国的将军，他认为这是重建阶级的难得机会。他的立意良善，试图矫正债务人、救助穷人。他采取的方法比洛克更人道。有支持者认为，佐治亚为殖民地“处理穷人”的绝佳地点，有助“繁衍并保存我国同胞”。佐治亚拒绝奴隶制度，誓言用“自由劳动”取代对于契约仆役与黑奴的倚重。 [15]
但佐治亚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南卡罗来纳人对佐治亚觊觎不已，期待能对其贩卖奴隶并控制佐治亚的土地，但这个自由劳动者的殖民地提供了现成的缓冲带（也是禁奴区）来保护弱势的种植园主，令其不受佛罗里达州印第安人与西班牙殖民者的攻击，否则，这些人可能会为逃跑的奴隶提供避难所。佐治亚是一个惊人的实验，下文将会谈及。
北卡罗来纳的地形影响了“北卡人民”的性格。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交界处有片“迪斯默尔沼泽”（Dismal Swamp）。“swamp”源自低地德语与荷兰语，却是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地区的英国人首先把这个词用在美洲。另外，“dismal”意指灾难、不吉，让人联想到中世纪的迷信传说：诅咒之日、埃及十灾、邪恶阴谋与不祥之兆。对莎士比亚来说，这个字让他想到的是阴间，也就是他笔下的“黑暗的、构成梦境的夜晚” [16] 。
在弗吉尼亚人的心中，这片2.2万平方英里（约5.7万平方千米）的沼泽地是充满危险的过渡区，看似无边无际的泥沼横跨了两个殖民地。沼泽中的柏树林蚊虫繁多，却没有道路可以走。在许多地方，旅人双膝都会陷入潮湿的、泥炭似的土壤里，必须费尽力气才能穿过布满盘虬般树根的炭黑泥水。 [17]
阳光无法穿透迪斯默尔沼泽的树林与灌木。此地瘴疠之气甚重，有人称之为“毒害之气”，来自“大片泥沼和秽物”。这句话出自威廉·伯德二世的游记。伯德是位富有的弗吉尼亚人，他于1728年艰辛跋涉，穿越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交界沼泽最深处。伯德是位幽默风趣、受过英式教育的种植园主，他笔下的黑色故事发生于穷山恶水中，他更是常常在文中评论卡罗来纳的愚蠢居民。穷苦白人的乡间生活源自沼泽地，伯德是首批留下记录的作家。 [18]
这块不毛之地成了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象征。迪斯默尔沼泽将文明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与粗鄙的卡罗来纳野蛮人区隔开来。沼泽缺乏固定的疆界，因此在卡罗来纳的头65年历史中，沼泽北边的界线在哪儿常常是争论的核心。弗吉尼亚不断质疑1663年卡罗来纳特许状所确定的疆界。管辖权之争造成法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的不稳定。 [19]
伯德认为，要解决迪斯默尔沼泽的问题，必须将沼泽中的水抽干，再将其改造为具有生产力的农田。诸如乔治·华盛顿等后世规划者也支持他的想法。华盛顿与投资者合作建立公司，用奴隶来抽干沼泽的水、种麻、劈制木瓦。1790年时，他们已经在修建运河了（或者说是“沟渠”，这个叫法在当时更准确）。如此一来居民们才能穿越沼泽地的柏木林、多刺的灌木和泥泞水道。 [20]
卡罗来纳海岸线的条件也同样恶劣，大型帆船无法停靠在卡罗来纳北边的海岸。北卡外滩是片水浅多暗礁的小湾，只有新英格兰人的平底船才能驶得进来。因为卡罗来纳没有大型港湾，但经由弗吉尼亚运货得付出庞大税金，所以许多卡罗来纳人转而从事走私。北卡的隐蔽小湾吸引许多海盗前往。17世纪末、18世纪初，西印度群岛至北美大陆一带海盗猖獗。阿尔伯马尔的几任总督被控包庇这些外海窃贼，从非法贸易中捞取不少油水。恶名昭彰的“黑胡子”［也就是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或Edward Thatch）］把北卡当作大本营。斯特德·博内少校（Major Stede Bonnet）出身于巴巴多斯的一个绅士家庭，后来自愿变成海盗，也落脚此地。据称，北卡居民相当欢迎海盗来访，至少乖戾的“黑胡子”是这么说的。1718年，海盗与弗吉尼亚人起了血腥冲突，“黑胡子”后遭斩首。 [21]
北卡的阿尔伯马尔一带跟弗吉尼亚最贫困的区域差不多。此地的垦殖地四散——再次不如领主所愿。这里的开拓者拒缴免役税（土地税），而领主却想靠收税来累积财富。 [22] 1729年，领主把他们的特许状卖还英国政府。当时北卡罗来纳一共有3 281张土地特许状，但一半的土地掌握在309名权状所有人手中。这代表在北卡的3.6万人里，绝大多数人没拿到几张土地特许状，有的甚至连一块地都没有。大部分的穷人家更没有奴隶、契约仆伇或是从事农活的儿子。1709年，阿尔伯马尔的占居者向领主请求免税。他们来自阿尔伯马尔最穷困的地区，形容自己的农地不过是黄沙一片。几个月后，有名英国国教的牧师不屑地谈起这些人，说他们“随便、脏乱”，还说“他们餐桌上的面包，看起来跟马槽里的玉米差不多”。“懒惰和贫穷”肆虐整个北卡罗来纳殖民地。 [23]
因为有这些一文不值的土地，以及同样一文不值的开拓者，早在1672年，弗吉尼亚官员就想要重新界定弗吉尼亚与卡罗来纳的边界。当时，伯克利总督与卡罗来纳的领主展开谈判，希望把阿尔伯马尔并入弗吉尼亚。计划虽然失败，但20多年后再度有人提起。多年来，殖民地官员很少成功收取关税，领主也面临农民拒缴免役税的情况。殖民地一片混乱，英国只是在名义上拥有阿尔伯马尔郡，但事实上该郡经常脱离帝国的统治。 [24]
在最初的50年里，北卡罗来纳发生过两起内乱，并与塔斯卡洛拉印第安人（Tuscarora Indians）发生战争。卡尔佩珀起义（Culpeper’s Rebellion）这个名称虽有误导之嫌，但该事件特别发人深省。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是当时一位雄心壮志的贸易家与烟草种植商，他支持打击走私、收取关税、为领主谋利。与其对立的则是托马斯·卡尔佩珀（Thomas Culpeper）。卡尔佩珀是名测量官，选择站在穷苦的开拓者那边。米勒与卡尔佩珀两人的对抗影响广泛。米勒利用领导权的真空期，成功控制了政府。他就像是个小暴君，让武装守卫团团围在自己身旁。卡尔佩珀则凝聚民众的支持，组织了非正式的兵团。米勒最后被迫逃离殖民地。回到伦敦后，米勒指控卡尔佩珀发起暴动。1680年，卡尔佩珀被判犯叛国罪。 [25]
然而故事的发展出乎意料。领主沙夫茨伯里伯爵居然选择帮卡尔佩珀辩护。他在王座法庭前雄辩滔滔，并在演说中谈到北卡从来就没有合法存在的稳定政府。早于洛克的《政府论》（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沙夫茨伯里伯爵的结论是卡罗来纳一直都处于原始状态。没有真的政府，就不算造反。他的评论也再次强化了北卡的边缘性。 [26]
卡尔佩珀起义并非奴仆起义。虽然贫穷的开拓者群起高呼“不要伯爵领主、不要巨头”，但这并不是穷人对富人的战争。米勒的目标是断绝走私，强迫英国同胞一起进入英国殖民的贸易体系。他打击的目标是那些依靠走私维生的人，其中也包括朴实的农夫。这个例子中的阶级权力，围绕着皇家影响力打转并以此获利。但是米勒对于总督一职的主张却是违宪的，而他的严厉手段也无法博得政治圈的敬重。事实上，史书记载米勒满嘴脏话，还在喝醉后咒骂英王，因此被控煽动罪与亵渎罪。好听一点的说法是米勒傲慢自大，讲难听一点，就是粗鲁恶霸。结果北卡的贵族领导，就跟伯爵领主、巨头这种虚构的头衔一样不可靠。 [27]
北卡罗来纳的历史由一连串的暴政组成。塞思·索思尔（Seth Sothell）是1681年至1689年的总督，任期内侵吞4.4万亩的土地自肥，最后遭到放逐。这并非特例。1662年到1736年间，北卡换了41任总督，但南卡只换过25任。1691年后，为了稳定社会，南卡政府开始替北卡指派副总督。反对总督爱德华·海德（Edward Hyde）的叛乱活动于1708年爆发。弗吉尼亚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加入混战，攻打北卡。两者的战争唤起塔斯卡洛拉印第安人的新仇旧恨，印第安人痛恨英国不断蚕食鲸吞他们的土地。 [28]
1711年时，南卡罗来纳选择插手，派遣约翰·巴恩韦尔上尉（John Barnwell）镇压塔斯卡洛拉人。巴恩韦尔战功彪炳，理当获得大量的土地。但是期待落空后，他反过头来煽动印第安人攻击一些北卡的小村落。巴恩韦尔在叛变之前对开拓者就并无好感，他曾说北卡罗来纳人是“上帝创造过最孬的蠢货，如果你期待这些人能有什么贡献，就得把他们当作黑奴来用” [29] 。
弗吉尼亚总督斯波茨伍德痛批阿尔伯马尔郡是“我们潜逃奴役的避难所”，并且谴责该郡“信仰沦丧”。他说该地是“美洲的粪坑、背教者的避难地”，他的批评与弗吉尼亚前总督的说法遥相呼应。斯波茨伍德口中的粪坑，是商业的粪坑，而“背教者”的严厉指控，则是在说一群无法无天的无信仰分子，他们根本上就放弃了效忠国族，也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虽说北卡罗来纳也没几个牧师好好给予人们教导，但这群人的背叛本质上是拒绝当个乖乖缴税的英国人。 [30]
弗吉尼亚人想方设法逼其邻居不要越界，并于1710年派出一支测量队，但无功而返。1728年，威廉·伯德二世受托率领一支联合考察队，他率队进逼北卡。穿越沼泽的几个月极其艰辛，但他撑过去了，也见到了北卡的居民。他无情地耻笑这群人，色眯眯地觊觎他们的女人，一如他觊觎沼泽之后的肥沃土地。为了测量沼泽的大小，他命令手下击鼓开枪，并粗俗地把枪声比喻为“唠叨的婆娘，回声女神”。他的无礼反映出他的心态：黑暗神秘的卡罗来纳地区，永远也不会供出自己的秘密。但伯德不准备罢手。伯德既是文人，也是业余的博物学家。他为此番探险留下了两种版本的记录：第一版尺度较大，写的是“秘史”；第二版是字数较多、文字经过修饰美化，主要为短文，题为“分界线的历史”。 [31]
对于伯德来说，弗吉尼亚是个伊甸园般的殖民地，与隔壁的化外之地完全不同。1726年，在还没前往北卡的两年前，伯德在信中谈到自己在“无花果树”下休息，身旁环绕“家禽家畜、男奴女奴”。他既是封建时代的绅士，也是现代亚伯拉罕。伯德把弗吉尼亚描绘为田园般的避难所，远离“乞丐之岛”上闲晃的“流浪乞丐”——“乞丐之岛”说的是英国。他假装弗吉尼亚没有贫穷问题，假装他的奴隶又顺从又勤于生产。这个社会建立在奴隶制度上，阶级分明。这样的社会不仅让他得以沉醉田园梦中，还能将穷苦白人拒之门外。 [32]
但是卡罗来纳并非如此。跨过不清晰的边界，就是陌生的世界，那里的阶级权威被大幅削弱。伯德手下的土地专员如同中世纪随十字军东征的“游侠骑士”。卡罗来纳居民从小屋中探出头来，像鸟一样盯着这帮弗吉尼亚来的陌生人，“我们就像是摩洛哥大使一样”。这群人带着牧师随行，以便让孩子受洗，或者为男男女女主持结婚仪式。伯德与这些高级基督徒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在异教的卡罗来纳人身上洒圣水。 [33]
但这只是伯德的幻想。事实上，卡罗来纳人反对宗教与改革。伯德注意到，卡罗来纳人对劳动的厌恶可以说是积习难改。他们整个早上都在睡觉或打盹，醒来后就坐着抽烟斗，很少关注门外发生什么事。在寒冷的季节，就算有人出门，也是很快就跑回家，“在炉火旁发抖”。天气好一点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到要耕田，但也仅限于空想，空想之后便是拖延的借口，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伯德说，缺乏动力的卡罗来纳人宁愿“像所罗门王箴言中的懒惰人一样虚度岁月”。只有贫穷的女性会做点工作。 [34]
卡罗来纳的状态逼得威廉·伯德不得不调整他对美国前途的整体看法。他在“这世上最快乐的地方”看到“穷得最悲惨的场景”。他以一名叫作科尼利厄斯·基思（Cornelius Keith）的农村男子为例。基思和妻子育有六名子女，但全家人却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里。伯德说，基思家活脱脱就是个牛棚，一点都不像人类的住所。这家人晚上就睡在粮草堆上。伯德无法理解，基思这个一家之主居然认为保护牲畜的饲料比保护家人的安全更重要。最让伯德惊讶的是，基思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基思身怀技能，拥有良田，四肢健全，却宁愿活得比“住沼泽地的爱尔兰人”（bogtrotting Irish）更糟。伯德的遣词造句一如往常地直白。英国人鄙视爱尔兰人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加上“住在沼泽地”（bogtrotting）这个定语却使这个短语变成了沼泽流浪汉的精妙同义词。
伯德引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把卡罗来纳人比为“懒汉乐园”（Lubber land）的居民。懒汉乐园的主角名叫“劳伦斯·懒”（Lawrence Lazy），他出生在“永不工作镇”（Neverwork）旁的“懒惰郡”（Sloth）。劳伦斯是个“懒汉”，总是坐在烟囱旁做白日梦。他的狗懒到要“把头靠在墙上才吠”。在懒汉乐园里，怠惰是有感染力的，而劳伦斯有办法对主人下咒，让他们全都昏睡入梦。在自我封闭的乡下人身上，这个睡眠的暗喻代表大众对殖民统治的反抗。伯德发现卡罗来纳人反抗所有政府形态：“做好自己决定的事就好。” [35]
伯德继续探讨卡罗来纳人的懒惰之源。他相信原因就在懒汉的血液中。懒汉临沼泽而居，感染了“懒惰的犬瘟热”，让他们“除了生小孩，什么都懒得做”。他们“面色如尸”“懒散迟缓”。环境与不健康的饮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食用猪肉，因此染上“雅司病”（yaws）。雅司病的症状类似梅毒：鼻子与上颚塌陷消失，留下一张奇形怪状的丑恶脸孔。他们变成“扁鼻子”后，不只长得像野猪，连行为也像：“很多人像猪一样呼噜叫，不会好好说话。”在“食猪”的村子，人人忙于觅食和私通。偶有不称心之事，他们就会大喊：“活活剥了他。”伯德说这是他们“最爱使用的感叹语”。这种古怪的表达方式让人想到了食人风俗，或是围着刚死之猎物抢食的鬣狗。这些肉食性沼泽怪物如何能被当作英国人看待？ [36]
《懒汉乐园地图》或《懒汉档案》（约1670年）描绘的一个假想的地域，在这个地域里，懒惰是可以传染的，在这里正常人缺乏工作的意愿。
不列颠出版社，#1953.0411.69AN48846001，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去了北卡罗来纳这块不毛之地后，伯德并没有产生太多实际的改革想法。他认为，唯有釜底抽薪才会有用：用瑞士德语区的开拓者来取代这些懒汉，并把沼泽的臭泥水抽干。他思考，如果鼓励男性开拓者和印第安妇女通婚，殖民的结果会不会比较好？经过两个世代，印第安的血统应该会改良，就像花或树的品种一样。深肤色可以漂白，异教行径可以淡化。伯德这里借用的是约翰·劳森的想法。劳森在《前往卡罗来纳的新旅程》中谈到，下等阶层的男人要是娶了有土地当嫁妆的原住民妇女，就能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虽然伯德自己娶的也是英国女人，他却谴责下层白人男性去娶刚刚来到美国的放荡英国女子。他甚至讽刺地建议穷人像熊一样每年冬眠6个月，这样一来社会问题就会消失了。他说，“可惜乞丐或扒手不愿意这么做”。 [37]
有些人也和伯德持类似观点，只是遣词更为丰富。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厄姆斯顿（John Urmston）说过，他教区内的穷苦白人爱自家的猪胜过爱牧师。他们把猪牵进教堂避暑，把“粪便和脏污”留在教堂地板上。北卡总督加布里埃尔·约翰逊（Gabriel Johnson）1737年时称自己的子民为“最低贱、粗野、肮脏的物种”。18世纪70年代，有位途经北卡的旅客认为，此地居民是他见过最“无知可悲”的一群人，他们甚至说不出自己住的地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要如何指路，教人怎么走到下一户人家。与世隔绝的村民遇到旅客会疑神疑鬼地盯着他们看，把他们看作“奇特古怪的人”。这些农村穷人与现实是脱节的。 [38]
让人惊讶的是，绝大多数的美国早期开拓者，一生都生活在如此肮脏恶劣的环境中。这幅污秽不堪的画面，正是美国历史不可回避的一部分。但不止于此。这些人身上的伤口清晰可见，他们不以为意，照常走动；他们因营养不良而面色如土，许多人的四肢、鼻子、上颌与牙齿都不见了。有位名为史密斯（Smyth）的旅人曾说，他遇到的无知贱民身披“碎棉布”“浑身泥泞脏污”。 [39]
美洲殖民地的穷人不完全是英国旧有的废人。时人观察到，穷人在自我创造的过程中，生产出异常的全新人种。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群途经卡罗来纳的旅客认为，阶级结构深受地理环境影响，与土地密不可分。有许多像威廉·伯德这样的探险家、业余科学家与早期的民族学者不加掩饰地表示，劣质的、管理不善的土地，将孕育出下等的、无法管理的人类。
约翰·洛克对卡罗来纳产生智性上的影响，而下一个南方殖民地，却并非出自雄心壮志的规划者之手。佐治亚并非宪法所创，而是慈善冒险事业的产物。其目标在于提升穷困家庭的生活质量，并让欠债者改过自新。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是这项计划背后的推手。奥格尔索普是名军事冒险家，他得到国会与殖民地董事会的许可，前往美洲殖民地帮助开拓者落地生根。相较于众多垦殖地，佐治亚相当特别，因为经营佐治亚不是为了谋取利益。佐治亚于1732年获得特许状，成为美国革命前最后一个英国殖民地。经营这块最南边的殖民地具有双重目的：在南北卡罗来纳的巨大贫富差距下开辟一块中间地带，使之成为阻挡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的屏障。正因如此，佐治亚成了独特的实验地点。
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保守，不让开拓者拥有500亩以上的土地，因而抑制了大规模种植园经济及奴隶主寡头政治的出现，避免佐治亚落入南卡罗来纳的发展模式。佐治亚也不会有北卡罗来纳的占居者，因为从英国、苏格兰及欧洲各地来的穷苦白人，每人可得50亩土地，完全免费，外加住房和花园。佐治亚跟北边的邻居相当不同，它所实验的社会秩序不会剥削较低阶层，也不会为有钱人谋利。很明显，佐治亚的推手意图将此地变为勤奋家庭的避风港。他的目标前所未见：兴建“自由劳力”的殖民地。
弗朗西斯·摩尔（Francis Moore）在佐治亚殖民地成立后的第二年造访此地。他观察到两个“独特的”风俗：佐治亚禁止饮酒与黑奴。“佐治亚禁止奴隶制度与黑奴”，摩尔写道。佐治亚是“自由白人”的避难所，“不允许奴隶制度，因为这会让穷苦劳动者饿死”。自由劳动鼓励穷苦白人滴酒不沾地清醒耕作，这样一旦外敌入侵，他们才能守护家园。佐治亚也计划要治愈开拓者身上最致命的英国疾病：无所事事病。 [40]
虽然佐治亚得到国会的支持，也有20名董事监督，但理论上它依然是慈善事业。董事试图传达仁爱的精神，如同佐治亚殖民地的箴言“为人不为己”（Non sibi sed aliis）所示。1732年至1733年间，奥格尔索普像摩西一样，带领首批114名英国人来到佐治亚。而奥格尔索普除了担任佐治亚殖民地的董事，也规划了佐治亚的日常运作。 [41]
奥格尔索普是殖民地董事之一，但他从未担任总督一职，也未曾购地致富。他虽然是国会中的高知识分子，来去却不带仆役，生活简朴。在1716年至1718年的奥土战争中，奥格尔索普曾效力于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ce Eugene of Savoy）。奥格尔索普深知军纪的作用，他相信仿效的效果。奥格尔索普相信，如果有好的领袖可以观察，人人都能学会正确的行为。他将食物分给贫病之人。奥格尔索普曾造访萨凡纳（Savannah）北部的苏格兰社群。他当时拒绝睡软床，而选择跟当地人一样睡在外面的硬地板上。在所有殖民地的建立者中，奥格尔索普是最亲民的一位，这使得众人与他齐心协力。 [42]
佐治亚处境特殊：它位于英国与西班牙的领土之间，是自由劳动者的缓冲带。1742年，奥格尔索普曾率领一支军事远征队，攻打西班牙人占据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南卡罗来纳却拒绝资助这场行动。他很难相信该地民众居然能够自我欺骗，以为自己安全无虞，而南卡庞大的奴隶人口明明造成了负担。奥格尔索普称之为“愚蠢的安全”。萨凡纳的地形具备所有军营应该具备的要素。招兵买马找来的新血，更是在尚未登陆美洲前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孤儿只要身高够，就会开始学习拿火枪。 [43]
16岁的菲利普·希克尼斯（Philip Thicknesse）对这项殖民计划寄予厚望，他在1735年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提到“只要勤奋，任何人都能在此地蒸蒸日上”。根据奥格尔索普的宏伟计划，佐治亚的人民应当是井然有序的市民兼士兵。他服膺古典的农耕理想，相信耕耘土地、自给自足就是美德。多产的、稳定的、健康的农夫家庭将使佐治亚殖民地稳定发展。他在1732年时写道，女人有助于维持整洁，提供“有益健康的食物”，还能长期照顾病患。跟以前的殖民推手不同，奥格尔索普认为如果下等阶层拥有公平的机会，他们是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 [44]
他还有个更激进的想法：如果妻子与长子参与劳动，就能替代契约仆伇与奴隶。他宣称，一个妻子加上一个儿子，等同一名成年男性的劳动价值。他显然不赞同契约仆伇的制度，认为这就像是“多年奴隶”。虽然佐治亚的殖民董事并不禁止白人仆役的使用，奥格尔索普却保障了奴隶合约的年限。奇怪的是，最适合佐治亚的开拓者并非英格兰人，而是瑞士人、德国人、法国的胡格诺教徒（Huguenot）及苏格兰高地人。这些人似乎准备好要过苦日子，都是整家整户、整群的农夫一同前往佐治亚。
但佐治亚后来还是有了奴隶。奥格尔索普准许南卡罗来纳派遣奴隶来砍树清地，以建立萨凡纳镇，但他后来后悔了。他曾短暂造访查尔斯顿，却在回到萨凡纳后发现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白人变得“不耐劳动与纪律”。有些人还拿好好的食物去换朗姆水果酒。烂醉之后就是疾病。奥格尔索普因而要求遣返那些“帮我们伐木、导致白人无所事事的黑奴”。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正是奴隶制度造成英国人无所事事。威廉·伯德也曾去信佐治亚董事会，支持佐治亚禁奴。他认为奴隶制度让弗吉尼亚的穷苦白人心生不满。一直以来，这些人拒绝“为任何劳动而弄脏双手”，宁可偷窃或挨饿，也不下地干活。他坦言，奴隶制度毁了“我国穷苦白人的勤奋之心”，因为穷苦白人认为自己底下还有一群“可怜生物”；这些穷苦白人因为荒谬的骄傲而厌恶工作，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奴隶”。北卡罗来纳的领主约翰·柯雷顿（John Colleton）观察到，巴巴多斯的黑奴把穷苦白人称作“白奴”。他因此才发现北美的几个南方殖民地同样鄙视白人农场工人。 [45]
许多佐治亚人的情操却非如此高尚，很多人相当羡慕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才刚宣布禁奴（这不在原先的特许状中），许多民众就向董事会请求购买奴隶。奥格尔索普与支持蓄奴的人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他将后者称为“不满者”。双方的交锋于1739年达到高潮。奥格尔索普说黑奴永远都不该进入佐治亚，因为奴隶制度违背了董事会的核心原则，即“帮助不幸者”。一旦允许买卖“自由人”“永久为奴”，佐治亚就不再是正直劳动者的避难所，而是压迫的政权，将造成“数千非洲人的不幸”。
早在1728年时，奥格尔索普就曾针对英国水手发表过类似的评论。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但奥格尔索普后来的反奴隶论述，其实源自他对于水手阶级惨遭虐待的看法。18世纪时，水手被幻想为“天生”适合海上生活，人们认为这种人的身体有办法承受英国海军的艰苦生活。思想进步的奥格尔索普写过一篇反对虐待水兵的短文，反对“有些人天生要被剥削”的论调。对他来说，水手其实就是在扮演“奴隶”的角色，被剥夺了英国自由人的自由。他们多半是穷人。征兵队把他们从街上拖走，丢进海上监狱，再被卖入海军。他们吃得很差、薪水微薄、被当成“俘虏”，他们是遭到残酷压榨的劳动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被强迫的。 [46]
有些佐治亚人请求董事会让他们蓄奴。根据这些人的看法，黑奴跟水手一样，“生来”就是要做苦工的。非洲人能够在潮湿、有毒的沼泽与酷热中生存下来，吃穿都花不了多少钱，只要给他们一点水、玉米、马铃薯，他们就能活蹦乱跳；给他们一套衣服和一双鞋，就够穿一年。白人契约仆伇就相当不同了，他们每一季会要求一套新的英式服装，桌上要有肉、面包与啤酒；要是没吃到他们要的食物，他们就会装病、怠工。如果要他们跟黑奴一样在酷暑季节努力工作，白人奴隶将会逃离佐治亚，就像逃离“藏尸所”一样。支持蓄奴的佐治亚人偶尔指责奥格尔索普，说他把佐治亚弄得像监狱一样。 [47]
奥格尔索普始终不为所动。他曾形容强逼穷人做水手的征兵队为拿着“大棍棒”的“小暴君”。而他斥责逃往南卡罗来纳的佐治亚人，说他们宁愿“鞭打黑奴”也不愿做固定工作。然而还是有些开拓者不怕劳动的艰辛、能够“自给自足”、不会吵着要开放蓄奴，譬如苏格兰高地人与德国开拓者，他们还向董事会请愿，希望可以禁止佐治亚州蓄奴。他们成为奥格尔索普论辩时有力的证据。奥格尔索普认为这些人更吃苦耐劳，比英国人更愿意工作。但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够集体劳动，有意理解自给农业的需要——在人口四散的殖民地上，一定要有自给的农业，才能确保长期生存无虞。许多英国开拓者不愿意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很多人其实是药师、干酪店老板、补锅匠、假发制造师或织布工，缺乏农耕的背景。能够耕田的人口极其匮乏。有个叫作帕特里克·泰菲尔（Patrick Tailfer）的英国移民也曾参与请愿，要求开放蓄奴。他就是拒绝耕种任何自己的土地的英国人的一例。 [48]
为免读者混淆，在这里必须要说明：奥格尔索普并非现代的平等主义者。他不曾幻想让佐治亚成为多种族的社会，他对非洲人也抱持着常见的偏见。他计划的核心正是阶级：他严格禁奴，是因为他认为奴隶制度会让佐治亚的阶级权力失衡，并且让“穷白工人”饿肚子。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奥格尔索普的改革哲学指出，软弱绝望的人会选择危害自身利益的道路。某人可能会把土地卖掉，只为了朗姆酒。债务与无所事事一直都是诱因。 [49]
虽然他立意良善，但佐治亚殖民地无法消灭阶级之别。慈善救济的对象可以获得50亩地，但是自己付费前来佐治亚的人，却能获得高达500亩的土地。他们一般需要4到10名仆役。但是500亩其实是上限，因为董事会希望开拓者在此定居，而非投机炒地。他们不鼓励持有土地却不在佐治亚定居的行为。佐治亚还定下长子继承的土地政策。这种封建秩序让男人跟家族密不可分，而长子继承制也让贫穷的父亲不会因为经济压力就出售土地。 [50]
许多人不喜欢这样的制度。努力工作的家庭会担心未婚女儿的命运，因为她们有可能什么都分不到。带领法国新教徒移民佐治亚的迪蒙牧师（Reverend Dumont）就曾发出类似的抱怨。他质疑，在这种制度下“老到无法结婚或生子”的寡妇要怎么办？而且女儿要怎么生活？特别是那些“因为疾病或生理缺陷而不适合结婚的”。
迪蒙的质疑直捣奥格尔索普与董事会哲学的核心。年轻的寡妇和女儿被视为下一代自由白人劳动者的繁殖者。奥格尔索普曾在一篇倡议性的短文中提到，佐治亚的政策是创造“繁衍”的自然过程。他希望让英国与其他新教徒在人数上快速超越在北美的法国人与西班牙人。这场与天主教殖民强权的战争，最终还是人数之战。佐治亚必须依靠生殖先在人口上取得优势，这样才会有足够多的自由白人，进而从军作战。 [51]
但奥格尔索普必败无疑。南卡的贸易商承诺，需要奴隶的人可以用贷款的方式购买。奴隶像是诱饵，在穷人面前晃呀晃，诱使他们抵押土地。正因如此，奥格尔索普相信奴隶制度将会夺走弱势者的土地。禁止蓄奴与维持更平等的土地分配其实相辅相成。如果佐治亚殖民地准许开拓者拥有对其产权的“绝对处理权”（这样他们就能自由贩卖土地），就会出现大种植园主独霸的现象。奥格尔索普于1739年曾预测，如果继续放任不管，“黑奴商人”将掌握“所有殖民地的土地”，让“劳动阶级的穷苦白人”一无所有。
德国路德教派的信徒1734年时在佐治亚建立起自己的社区。他们也发现佐治亚有重蹈南卡覆辙的危险。牧师波奇厄斯（Reverend Bolzius）是奥格尔索普支持者之一，他观察到“查尔斯顿的一般白人劳动者”，赚得比“黑奴”还要少。非洲人被鼓励“像动物一样繁衍后代”，而奴隶主为了增加牲口数量，无所不用其极。商人与其他士绅囤积土地，囤的都是商业发达、河岸两旁的黄金地段。穷一点的白人不得不买偏远、无利可图的土地。南卡是穷苦白人家庭最可怕的噩梦。 [52]
奥格尔索普1743年时离开了佐治亚，再也没有回来。三年前，有名士兵曾试图谋杀他，火枪子弹划破了他的假发。他活了下来，但他的佐治亚梦却死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土地使用政策废止了，想在大庭广众下喝多少朗姆酒都可以，而奴隶也有了秘密的购买渠道。1750年，佐治亚正式开放蓄奴。 [53]
种植园主的精英阶层迅速成形，主要由西印度群岛和南卡的移民所组成。1788年时，卡罗来纳人乔纳森·布莱恩（Jonathan Bryan）成了佐治亚殖民地最有权势的人。他拥有3.2万亩的土地与250名仆役。1750年，也就是蓄奴合法化的那一年，布莱恩在佐治亚开办商店。他手下奴隶众多，让他有资格获得大片土地。但如果要打造帝国，布莱恩还需要操控主管土地分配的佐治亚行政议会（Georgia’s Executive Council）。布莱恩投身议会多年，这让他得以获取最肥沃的土地——都在贸易干道旁。1760年时，只有5%的佐治亚白人家庭拥有一名奴隶，而少数几个家庭却有几百个奴隶。奥格尔索普曾经发出警告，“黑奴商人”将独霸佐治亚殖民地。乔纳森·布莱恩正是最典型的代表。 [54]
奥格尔索普的理想也并未完全消失。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同样认为蓄奴将腐化白人。《西北领地条例》（ Northwest Ordinance ）是杰斐逊写来把领地变成新联邦州的蓝图，其草案中就加入了奥格尔索普的想法——把自由白人劳动者当作缓冲带。富兰克林和杰斐逊都在追求繁殖力的提升。他们把人口成长看作国家力量的象征。就像波奇厄斯牧师所观察到的，如果奴隶被鼓励“像动物一样繁殖”，那么穷苦白人不可能用同等速率生殖，也无法保有他们的土地或自由。
佐治亚的历史已让我们清楚看出奴隶制度与阶级认同两者间的盘根错节。奥格尔索普认为自由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有活力、安全、有生产力与生殖力的社会。虽然自由白人劳动者能够增添殖民地的军事力量，但是无法与并吞土地的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竞争。19世纪时，奴隶制度成了美国南方的“特殊制度”，让佐治亚曾经的“特殊”——禁奴——有了相反的讽刺意义。
英国人对于无所事事的厌恶始终根深蒂固。乡村的白人虽被认为是负担，却成为美洲经验中无法否认的一部分。自由劳动者与非洲来的黑奴或无用的白人懒汉相当不同。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也一直都是自由与公民价值的衡量标准。世袭的头衔也许会渐渐消失，但是大块土地的特许状与地契一直都是美洲特权体制的核心。新大陆一点也不新，它承袭了旧世界对下等阶级的压迫。
[1] 关于杰斐逊借用了洛克的文字，请见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23, 415。关于洛克著作应该被所有人阅读的观点，请见advertisement for Locke’s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in Massachusetts Evening Gazette, March 4, 1774；另见 Boston Evening Gazette, October 19, 1772；以及 New London Gazette, October 9, 1767。关于洛克的主要批评者，请见Josiah Tucker, A Series of Answers to Certain Popular Objections, Against Separating from the Rebellious Colonies, and Discarding Them Entirely; Being the Concluding Tract of the Dean of Gloucester, on the Subject of American Affairs （Gloucester, UK, 1776）, in Four Tracts on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Subjects （Gloucester, 1776; reprint ed., New York, 1975）, 21—22, 102—103。关于洛克参与奴隶贸易，请见David Armi tage,“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 Political Theory 32, no. 5（October 2004）: 602—627, esp. 608; James Farr,“Locke, Nat-ural Law, and New World Slavery,” Political Theory 36, no. 4（August 2008）: 495—522, esp. 497; Wayne Glausser,“Three Approaches to Locke and the Slave Trad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1, no. 2（April-June 1990）: 199—216, esp.200—204; George Frederick Zook,“The Royal Adventurers in England,”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4, no. 2（April 1919）: 143—162, esp. 161。
[2] 沙夫茨伯里伯爵在1672年致另一位殖民地领主的信中，将卡罗来纳称为“我的挚爱”；请见Langdon Cheves, ed., The Shaftesbury Papers and Other Records Relating to Carolina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1897）, 416；另见L. H. Roper, Conceiving Carolina: Proprietors, Planters, and Plots, 1662—172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5。
[3] Armitage,“John Locke, Carolina, and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603, 607—608; Armitage,“John Locke, Theorist of Empire?,”in Empire and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ed. Sankar Muthu（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 ; Herbert Richard Paschal Jr.,“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A Study in Colonial Government”（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61）, 145; Barbara Arneil, John Locke and America: The Defense of English Colon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2, 21—22, 24—26, 43—44.
[4] “Concessions and Agreement Between the Lords Proprietors and Major William Yeamans and Others”（January 7, 1665）;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July 21, 1669）, in North Carolina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1578—1698, ed. Mattie Erma Edwards Parker（Raleigh, NC: Carolina Charter Tercentenary Commission, 1963）, 122—123, 129, 133.
[5] Ibid., 107, 112, 129—130, 132, 137—142, 145; Charles 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697—1720”（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Florida, 1979）,38—39; Paschal,“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A Study in Colonial Government,”216, 229, esp. 236—237.
[6] Parker,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129, 134;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in Locke: Political Essays, ed. Mark Goldi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2; Farr,“Locke, Natural Law,”498—500; Thomas Leng,“Shaftesbury’s Aristocratic Empire,”in Anthony Ashley Cooper, 1621—1681, ed. John Spurr（Surrey, UK: Ashgate, 2011）, 101—126; Shirley Carter Hughson,“The Feudal Laws of Carolina,” Sewanee Review 2, no. 4（August 1894）: 471—483, esp. 482.
[7] Parker,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129, 136—137.
[8] David Wootton, ed. and introduction, John Locke: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1993）, 43; John Locke,“An Essay on the Poor Law”（1697）and“Labour”（1661）, in Goldie, Locke: Political Essays, 192,328.
[9] Daniel W. Fagg Jr.,“St. Giles’Seigniory: The Earl of Shaftesbury’s Carolina Plantati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71, no. 2（April 1970）: 117—123, esp. 123; Shaftesbury to Mr. Andrew Percival, May 23, 1674, in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vol. 5（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1897）, 5: 443—444.
[10] Thomas Woodward to Proprietors, June 2, 1665, in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ed. William L. Saunders（Raleigh: Hale, 1886）, 1: 100—101.后引作CRNC。Lindley S. Butler,“The Early Settlement of Carolina: Virginia’s Southern Frontier,”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9, no. 1, Part One（January 1971）: 20—28, esp. 21, 28; Robert Weir,“‘Shaftesbury’s Darling’: British Settlement in the Carolinas at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1, The Origins of the Empire: British Overseas Enterprise to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 Nicolas Cann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81.
[11] Locke’s Carolina Memoranda, and Lord Ashley to Joseph West, December 16, 1671,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5: 248, 366.
[12] Richard Waterhouse, A New World Gentry: The Making of a Merchant and Planter Class in South Carolina, 1670—1770 （New York: Garland, 1989）, 62—63, 71, 74; Lori Glover, All Our Relations: Blood Ties and Emotional Bonds Among the Early South Carolina Gent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 87—88.
[13] Theo. D. Jervey,“The White Indentured Servants of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12, no. 4（October 1911）: 163—171, esp. 166. 到了1740年，奴隶占总人口的72%，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下降到50%左右；请见Tomlins, Freedom Bound, 436—437。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众开始担心进口奴隶的比例过高，为了减缓这种不平衡持续招募“庄园主之人”；请见Brad Hinshelwood,“The Carolinian Context of John Locke’s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4, no. 4（August 2013）:562—590, esp. 579—580。
[14] Noeleen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North Carolina, 1660—1713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1, 13, 162; Kirsten 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Sex, Race, and Resistance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 A. Roger Ekirch, “Poor Carol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1729—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xviii-xix, 24 ; Hugh Talmage Lefler, ed.,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by John Laws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40.
[15] “From the Gentlemen’s Magazine ,” Boston Evening-Post , February 5, 1739.
[16]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467; William Shakespeare’s poem“The Passionate Pilgrim”（1598）, line 201.
[17] Sharon T. Pettie,“Preserving the Great Dismal Swamp,” Journal of Forestry 20, no. 1（January 1976）: 28—33, esp. 29, 31;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18. 这片沼泽到底多大，众说纷纭。亚历山大·克罗斯比·布朗（Alexander Crosby Brown）认为，殖民地时期的沼泽面积在600至1 000平方英里；请见Brown, The Dismal Swamp Canal （Chesapeake: Norfolk County Historical Society of Chesapeake, Virginia,1970）, 17。
[18] William Byr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hereafter SH）and his revised version,“The 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 Betwixt Virginia and North Carolina, Run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728”（hereafter HDL）, in The Prose Works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Narratives of a Virginia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9—20, 63, 70, 190, 196—197, 199, 202.
[19] William Howarth,“Imagining Territory: Writing the Wetlands,” New Literary History 30, no. 3（Summer 1999）: 509—539, esp. 521. 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31, 45—46.
[20] Byrd, HDL, 202; Charles Royster, The Fabulous History of the Dismal Swamp Company （New York: Knopf,1999）, 6—7, 82—83, 89—91, 98—99, 117, 287—288, 292—293, 299—301, 340, 342—343. 虽然伯德的“分界线的历史”直到1841年才出了完整版，但还是有一小段选摘在外流传，以帮助弗吉尼亚公司宣传；请见“A Description of the Dismal Swamp in Virginia,” The Mail, or Claypoole’s Daily Advertiser, March 15, 1792。
[21] Hugh T. Lefler and William S. Powell,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A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81—86; Lindley Butler, Pirates, Privateers, and Rebel Raiders of the Carolina Coa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4—8, 30, 39—41, 46, 52—56, 60, 68; Marcus Rediker,“‘Under the Banner of the King of Death’: The Social World of Anglo-American Pirates, 1716—1726,”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8, no. 2（April 1981）: 203—227, esp. 203, 205—206, 218—219; David Cordingly, Under the Black Flag: The Romance and the Reality of Life Among the Pirates （New York: Harvest, 1995）, 18—19, 198—202.
[22] Webb, 1676, 26, 98; Jacquelyn H. Wolf,“Proud and the Poor: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eadership in 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 1663—1729”（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7）, 28—29 ; Lord Ashley to Governor Sayle, April 10, 1671, Lord Ashley to Sir John Yeamans, April 10, 1671, Lord Ashley to Sir John Yeamans, September 18, 1671, in Collections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Society, 5: 311, 314—315, 344; Barbara Arneil,“Trade, Plantations, and Property: John Locke and the Economic Defense of Colo n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vol. 55, no. 4（October 1994）: 591—609, esp. 607;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31, 33; 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33—34, 45—46, 80—81.
[23] 据杰奎琳·沃尔夫（Jacquelyn Wolf）计算，309名权状所有人拥有49%的土地。从1663年到1729年1月，有记录的土地授予数量为3 281份。其中有2 161份属于一次性给予同个人两份以上的权状。到了1730年，人口总数为3.6万人，据估计有3 200人到6 000人是奴隶。请见Wolf,“The Proud and the Poor,”25—28, 150—151, 157, 172—173; 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27。查尔斯·劳瑞（Charles Lowry）参考土地记录，算出的人口数较低：13 887名白人和3 845名奴隶。1720年的观察家认为北卡罗来纳的奴隶不超过500名。请见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8—9, 79—80, 84, 113, 115—117,122—123;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23, 133—134。牧师谈懒散的部分，请见“Mr. Gordon to the Secretary, May 13, 1709,”in Saunders, CRNC, 1: 714；以及“Petition to Governor and Council, February 23,1708 / 1709,”in 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 ed. Robert J. Cain, vol. 7, Record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1664—1734 （Raleig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courses, North Carolina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1984）, 431。
[24] 由于第一份特许状可能有瑕疵，1665年颁布了第二份特许状。请见“Charter to the Lord Proprietors of Carolina”（June 30, 1650）, in Parker, North Carolina Charters and Constitutions, 90; Wolf,“The Proud and the Poor,”69;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49—50, 97—99。关于伯克利试图将阿尔伯马尔并入弗吉尼亚，请见Cain, Record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7: xix。关于更严格控管卡罗来纳，请见“Mr. Randolph’s Memoranda About Illegal Trade in the Plantations, Mentioned in the Foregoing Presentment,”November 10, 1696，以及Randolph, dated March 24, 1700, in Saunders, CRNC , 1: 464—470, 527。
[25] Saunders, CRNC, 1: xxi; Mattie Erma E. Parker,“Legal Aspects of‘Culpeper’s Rebellion,’”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45, no. 2（April 1968）: 111—127, esp. 118—120, 122—124; 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56—57, 65—66.
[26] “Answer of the Lords Proprietors of Carolina Read the 20 Nov. 1680”and“Petition of Thomas Miller to the King, November 20, 1680,”in Saunders, CRNC, 1: 303, 326—328; Parker,“Legal Aspects of‘Culpeper’s Rebellion,’”111—127, esp. 111—112; 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49.
[27] “Affidavit of Henry Hudson, January 31, 1679,”and“Carolina Indictment of Th. Miller Received from Ye Comm. Of Ye Customes the 15 July 1680,”in Saunders, CRNC, 1: 272—274, 313—317; Lindley S. Butler,“Culpeper’s Rebellion: Testing the Proprietors,”in North Carolina Experience: 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eds. Lindley S. Butler and Alan D. Watson（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53—78, esp. 56—57 ; Paschal,“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184.
[28] Wolf,“The Proud and the Poor,”68, and footnote 29 on 172; Paschal,“Proprietary North Carolina,”179;McIlvenna, A Very Mutinous People, 73, 80, 146; Lefler and Powell,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54; 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49, 96—97. 关于斯波茨伍德总督攻打北卡罗来纳，以及与塔斯卡洛拉印第安人的关联性，请见“Colonel Spotswood to the Board of Trade, July 25, 1711,”in Saunders, CRNC, 1: 782。
[29] “Journal of John Barnwell,”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 no. 1（July 1898）: 442—455, esp.451；有关巴恩韦尔的叛变，请见“Colonel Spotswood to the Board of Trade, July 26, 1752,”in Saunders, CRNC, 1: 862。巴恩韦尔带领约500名雅马西（Yamassee）和其他部落的印第安盟友，他们攻打塔斯卡洛拉的目的是俘获奴隶。请见Lowry,“Class, Politics, Rebellion,”98—99。
[30] “Governor Spotswood to the Earl of Rochester, July 30, 1711,”in Saunders, CRNC, 1: 798; Lord Culpeper to the Board of Trade, December 1681, 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 1, piece 47, folio 261,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Barbara Fuchs,“Faithless Empires: Pirates, Renegadoes, and the English Nation,” ELH 67, no. 1（Spring 2000）: 45—69, esp. 50—51.
[31] Byrd, SH and HDL, 19, 66, 195; Philip Ludwell and Nathaniel Harrison,“Boundary Line Proceedings, 1710,”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5（July 1897）: 1—21. 伯德似乎在1729年至1740年动笔修改了他的两篇文章。虽然更优美的“分界线的历史”直到1841年才出版，但这篇文章确实曾在友人和其他好奇之人中流传。请见Kenneth A. Lockridge, The Diary, and Life, of William Byrd II of Virginia, 1674—174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7）, 127, 142—143；以及Louis B. Wright and Marion Tinling, eds., William Byrd of Virginia: The London Diary (1717—1721)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39—40。
[32] William Byrd to Charles Boyle, Earl of Orrery, July 25, 1726, in“Virginia Council Journals, 1726—1753,”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32, no. 1(January 1932): 26—27; Robert D. Arner,“Westover and the Wilderness: William Byrd’s Images of Virginia,”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7, no. 2(Spring 1975):105—123, esp. 106—107.
[33] Byrd, SH, 66, 81; HDL, 182; Susan Scott Parrish,“William Byrd and the Crossed Languages of Science,Satire, and Empire in British America,”in Creole Subjects in the Colonial Americas: Empires, Texts, and Identities, eds. Ralph Bauer and Jose Antonio Mazotti(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 355—372, esp. 363.
[34] Byrd, HDL, 182, 204—205. 女人包办所有的工作，而“丈夫躺在床上打呼”的主题，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提到这种功能失调的性别模式，他认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应该从事生产性劳动。请见Thomas More, Utopia, eds. George M. Logan and Robert M. Ada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ev. ed., 2011）, 51。
[35] Byrd, HDL, 196. 有些学者已经发现伯德引用“傻大个乐土”和懒惰的故事，却没看出“劳伦斯·懒”的民间故事为其根源。“劳伦斯·懒”的故事在英国口耳相传，于1670年首次出版。这个故事对伯德的影响，在于他笔下懒惰的卡罗来纳人就像劳伦斯·懒一样，坐在角落无所事事。关于民间传说的历史，请见J. B. Smith,“Toward a Demystification of Lazy Lawrence,” Folklore 107（1996）: 101—105；另见Susan Manning,“Industry and Idleness in Colonial Virginia: A New Approach to William Byrd,”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8, no. 2（August 1994）: 169—190；以及James R. Masterson,“William Byrd in Lubberland,” American Literature 9, no. 2（May 1937）: 153—170。伯德还受到了“懒汉乐园”（“An Invitation to Lubberland”）的影响，1685年，“请来懒汉乐园”以攻击性的姿态出现。在这首长诗中，懒汉乐园是片富饶的土地，在这里，居民可以“过着没有劳动的懒惰生活”，“人人都做自己想做的事”。请见 An Invitation to Lubberland,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reat Plenty of That Fruitful Country （London, ca.1685）。
[36] Byrd, HDL, 192, 196; SH, 59—61, 63. 公野猪吃小野猪和猪崽，它们什么都吃，包括刚出生的牛。它们是食肉动物，还会吃腐肉和粪肥。伯德的猪肉理论可能是受到约翰·劳森1709年有关北卡罗来纳的文字的影响。劳森讨论了各路印第安人是如何得上雅司病的，他把猪肉说成“恶心的食物”，会将其汁液扩散到全身。请见Lefler,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 25。英国人普遍认为，没有鼻子，人就会变成动物，因为他们相信人是唯一有鼻子的动物。英国的笑话书充斥着关于无鼻人的下流笑话。请见Simon Dickie,“Hilarity and Pitilessness in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Jestbook Hum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37, no. 1, Exploring Sentiment（Fall 2003）: 1—22, esp. 2—3。
[37] Byrd, HDL, 160—161, 221—222, 296. 伯德认为印第安人健康强壮，不会因欧洲人的淫荡病而身体虚弱；请见Fischer, Suspect Relations, 75—77。劳森认为，男人应该娶印第安女人为妻，而不是花上“四五年当契约仆役”，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此过程中生病甚至死亡。劳森和伯德都认为异族通婚是比流血更有效的征服手段。请见Lefler,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192, 244, 246。伯德的确购入10万亩的“懒汉乐园”，希望打造更稳定的瑞士—德国裔开拓者社区，来抵消无所事事者的危险。在他过世前，他已获得了179 440亩地。请见Lockridge, The Diary, and Life, of William Byrd, 140; Wright and Tinling, William Byrd of Virginia, 41。
[38] “Mr. Urmston’s Letter,”July 7, 1711, in Saunders, CRNC, 1: 770; Ekirch, Poor Carolina, 67; J. F. D. Smyth,Esq., A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blin, 1784）, 64—65.
[39] Smyth, A Tour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5.
[40] A Voyage to Georgia: Begun in the Year 1735, by Frances Moore, 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 Savannah.
[41] Mills Lane, ed.,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Colonial Letters, 1733—1743 （Savannah, GA: Beehive Press,1990）, xviii; E. M. Coulter and A. B. Saye, eds.,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of Georgia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49）, xii, 111; Mr. Benjamin Ingham’s journal of his voyage to Georgia, 1736, in Egmont Papers, Philips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vol. 14201, 442—443; Joseph Hetherington to Mr.Oglethorpe, March 22, 1733/1734,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38.
[42] James Edward 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for the Trustees for Establishing Colonies in America, eds. Rodney M. Baine and Phinizy Spalding（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31—32; Samuel Eveleigh to the Trustees, April 6, 1733,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 13; Governor Johnson to Benjamin Martyn, July 28, 1733, and Mr. Beaufain to Mr. Simond, January 23, 1733/34, and 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Georgia, March 7, 1735/1736, Egmont Papers, vol. 14200, 36, 62; vol. 14201, 314.
[43] 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 51; Rodney E. Baine,“General James Oglethorpe and the Expedition Against St. Augustin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84, no. 2（Summer 2000）: 197—229, esp.197—198; Turpin C. Bannister,“Oglethorpe’s Sources for the Savannah Pla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 no. 2（May 1961）: 47—62, esp. 60—62.
[44] 奥格尔索普希望佐治亚能够让男人“劳动，体面且足以自立”，他评估了妻子和长子的劳动价值，以抵消对仆役和奴隶的需求；请见James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of the Provinces of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 （London, 1733）, 39, 42—43；以及Philip Thicknesse to his mother, November 3, 1736,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 281; Rodney Baine,“Philip Thicknesse’s Reminiscences of Early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4, no. 4（Winter 1990）: 672—698, esp. 694—695, 697—698。有关市民兼士兵的想法，请见Benjamin Martyn, An Account, Showing the Progress of the Colony （London,1741）, 18。关于奥格尔索普对女人和整洁的看法，请见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23,26, 29—31。有关对女奴的看法，请见Betty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1730—1775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18。从1732年到1741年9月，接受救济的开拓者中有45.4%是“外国新教徒”，请见Coulter and Saye,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x。
[45] Colonel William Byrd to Lord Egmont, July 12, 1736, in“Colonel William Byrd on Slavery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1736, 173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 no. 1（October 1895）: 88—99, esp. 89; J. E. Buchanan,“The Colleton Family and Early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and Barbados, 1646—1775”（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9）, 33.
[46] “The Sailors Advocate. To Be Continued.”（London, 1728）, 8, 10—17; Julie Anne Sweet,“The British Sailors’Advocate: James Oglethorpe’s First Philanthropic Venture,”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91,no. 1（Spring 2007）: 1—27, esp. 4—10, 12.
[47] John Vat to Henry Newman, May 30, 1735, and Patrick Tailfer and Others to the Trustees, August 27, 1735, in Lane, General Oglethorpe’s Georgia, 1: 178, 225.
[48] “Oglethorpe State of Georgia,”October 11, 1739,（Introductory Discourse to the State of the Colony of Georgia）, Egmont Papers, vol. 14204, 35;“The Sailors Advocate,”12;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66; Coulter and Saye, A List of the Early Settlers, 106—111.
[49] Rodney M. Baine,“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9, no. 2（Summer 1995）: 418—424; Oglethorpe, Some Ac count of the Design, 11—12;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30—33; Rodney M. Baine,“New Perspectives on Debtors in Colonial Georgia,” Georgia Historical Quarterly 77, no. 1（Spring 1993）: 1—19, esp. 4.
[50] Milton L. Ready,“Land Tenure in Trusteeship Georgia,” Agricultural History 48, no. 3（July 1974）: 353—368,esp. 353—357, 359.
[51] Oglethorpe, A New and Accurate Account, 73—75. 在他另一本宣传小册子中，他引用了罗马殖民地的类似论点，指出只有拥有土地的男人才能结婚生子；请见Oglethorpe, Some Account of the Design, 6,9—10, 40。
[52] Wood, Slavery in Colonial Georgia, 67.
[53] “New York. Jan. 9. We Hear from Georgia,” Boston Gazette, January 22, 1739.
[54] Alan Gallay,“Jonathan Bryan’s Plantation Empire: Land,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Georg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5, no. 2（April 1988）: 253—279, esp. 253, 257—260,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