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殖民地应当成为国家的排泄管或污水池，排去秽物。
——约翰·怀特（John White），《种植者的恳求》
（
The Planters Plea
）
16世纪殖民伊始，在受过教育的英国男女的脑中，北美是怪物占据的未知世界，一块金山环抱的无主荒地，因为很少有人能亲眼看见美洲这块奇异的土地，以讹传讹的夸大渲染远比实际的观察更有吸引力。两位在推动美洲探险上最卖力的英国人，终身不曾踏足这块大陆。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的律师大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 the elder）是其中之一，这个学院是伦敦大都会的学术与宫廷政治的中心。跟他同名、小他近两轮的堂弟在牛津的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求学，最远只去过法国。 [1]
大哈克卢特是个书呆子律师，刚好熟识那些梦想从海外探险中求富贵的人，包括商人、王室官员及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汉弗里·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和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这些野心勃勃之人试图利用海外探险寻得功名利禄。这些行动家生性以四海为家，他们是一种新型的探险家，因英雄主义和暴躁莽撞而闻名。 [2]
小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 the younger）是牛津学生和教士，一生致力编汇探险家的旅行故事。他于1589年出版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巨作《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 Principall Navigations ）。本书将作者有办法搜集到的英国海外探险记录一网打尽，包括东方、北方，当然还有美洲。在莎士比亚的年代，只要有点身份地位的都读过小哈克卢特的作品。英勇神武的约翰·史密斯大量地引述小哈克卢特的作品，意在证明自己不只是个粗蠢佣兵。 [3]
早在《英格兰民族重要的航海、航行和发现……》出版之前，小哈克卢特就曾试图寻求王室的支持。他把一篇论文献给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与她的心腹，文中清楚讲述了英国殖民的工作原理。《论西部种植》（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纯粹是宣传，意图说服女王，让她相信殖民美洲能获益。沃尔特·雷利爵士自掏腰包进行殖民探险，同时希望能得到国家资助。他的海外探险队最后在卡罗来纳岸边建立起短命的罗阿诺克殖民地，但自始至终雷利爵士都未曾得到国家赞助。 [4]
在小哈克卢特的英国殖民梦中，遥远的美洲是片广阔到无法想象的荒野。法国知识分子蒙田1580年时曾将美洲描述为单纯、未腐化民族的居住地。蒙田突发奇想地说这支民族是“食人族”，暗中挑战只有畜生会吃人肉的概念。如同小哈克卢特，他当然从未见过北美原住民。比起蒙田，哈克卢特对于原住民的看法更加实际（也更英国）。他认为原住民既不危险也不天真，而是空空如也的容器，等着基督教与商业的真理来填满。他幻想中的印第安人是盟友，有助英国人实现其野心，也是可能的贸易伙伴与下属。但印第安人更是一种自然资源，利用这种资源，就可获得更大利益。 [5]
用“空”来暗喻一块谜样的土地，对英国来说有法律上的益处。既然没人知道土地所有人是谁，美洲领土就等于无主，等着被人占领。就连书呆子教士小哈克卢特也把美洲比喻为等待英国人追求迎娶的美人。英国人将成为美洲合法的拥有者与监护人。以上种种当然都是一厢情愿的，因为美洲的土地并非真的一片空白、无人居住（inane ac uacuum）。然而，英国人认为，任何土地都必须脱离自然状态，转为商业用途。只有这样土地才算是为人所有。 [6]
他们显然认为印第安居民无法拥有美洲的所有权。英国殖民者爬梳古代的法律，试图找到令人信服的类比。他们把原住民归类为未开化之人或野蛮人。印第安人不曾建立英国概念里定居的家或城镇；他们不曾用矮树丛与栅栏围起耕地。印第安人居住的土地，似乎无边无界、原始难驯——约翰·史密斯就曾用“臭不堪闻”与杂草丛生来描述弗吉尼亚与后来的新英格兰。印第安人以消极游牧维生。反过来说，要从土地中致富，也需要追逐利益的种植商和辛勤农夫的耕耘，并在过程中加以严密的控制。 [7]
在这块实验性的大陆上，这种土地使用的概念影响深远，决定了种族与阶级的分类方式。早在殖民者建立起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之前，他们就已区分出两种人：一种是管理可开发土地的企业家，另一种占绝大多数，仅仅是居民。居民不曾对生产力或商业贸易进行有意义的投资。
无论美洲是贫瘠荒芜还是空无一人，是无人耕种还是杂草丛生，英国人都完全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这块土地。英国人心心念念要处理的就是废物的问题，这也是为何他们眼中的美洲是片“荒地”。荒地的定义是未开发的土地，无法进行商业贸易，也缺乏农夫的辛勤耕种、灌溉。用《圣经》的话来说，躺在废物中，等于无人闻问、孤苦无依。以农业的用语来说，是休耕、未开垦。
荒地是闲置的土地。优良的可耕地让人想到的是犁过的田、成排的庄稼与果树、随风波动的金色谷物，还有牛羊的牧场。约翰·史密斯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个很精确（未加修饰）的暗示：一个英国人对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建立在他承诺对其施肥之上。英国人把动物粪便当成神药，让弗吉尼亚荒野神奇变身，让未开垦的荒地变为有价值的英国领土。废物会在那里被处理、使用。在他们眼中，废物是还没有变现的财富。 [8]
小哈克卢特在《论西部种植》中，信心满满地将整个美洲大陆描绘为“荒地”——不是陆地，而是荒地。在他眼中，天然资源就是原物料，可转化为值钱的商品。跟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小哈克卢特心中的荒地等于公共草地、森林、沼泽地——16世纪开垦者对其很有兴趣，因为这些土地具有潜在利益。荒地尤其迎合了商业市场上民营企业主的利益：牛羊放牧于被围起来的公共草地，森林被砍伐以提供木材，并被清空植被以进行垦殖，沼泽湿地的水可以排净，建立富饶的可耕农田。 [9]
不只土地是废弃的荒地，人也可以是废人。废人正是本书最重要的出发点：小哈克卢特的美国需要的是被他列为“废人”的人，需要这些劳动者的身体来砍树、打麻绳、采蜜、腌渍风干渔获、加工生兽皮、掘土寻矿、种橄榄、养蚕、整理并包装羽毛。 [10]
根据他的规划，乞丐、流浪汉、罪犯、负债者与精力充沛的无业年轻人应该负责上述工作。“流浪乞丐的孩子游手好闲，未受良好教育，他们会成为英国的负担。我们也许可以卸下这些担子，让他们获得更好的教养。”商人被派去与印第安人做生意，买卖小玩意儿、布料，搜集大陆内部的信息。这个计划需要工匠：处理木材的水车木工、建设殖民地的木匠、制砖师傅、泥水匠、为美洲殖民地提供服务的厨师、洗衣工、面包师傅、裁缝及补鞋匠。 [11]
要去哪里找这些劳动者呢？小哈克卢特认为就算英国没了这些工匠，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而大部分的劳动力却来自与日俱增的穷人和流浪汉。小哈克卢特用了惊人的比喻，他说这些人“马上就会把彼此给吃光”，且正在吃垮英国的经济。这些无所事事之人等着被移植到美洲，以发挥更大的用途（虽然是同样的不人道）。
当时很多人对贫穷都持有这种观点。早从1580年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一个计划，提议打造一支由百吨渔船组成的船队，每艘船上载有1万人，其中的5 000人都是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然从未实践过，但这个帆船劳动计划是被设计来击败在渔业上以勤奋闻名的荷兰人的。 [12] 大数学家、地理学家约翰·迪伊（John Dee）也曾想象过用海事途径处理掉贫穷的问题。1577年英国海军扩编，迪伊提议将穷人聘为水手。还有些人则希望铲除街上的穷人，无论是强迫他们去修公路或盖碉堡，还是通通关进监狱或劳动济贫所都好。伦敦的布莱德威尔城（Bridewell）监狱建于1553年，这是第一间致力于辅导、矫正流浪汉的监狱。到了16世纪70年代，英国设立了更多此类矫正所。几位创办人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训练课程，让他们“在劳动工作中成长”，这样他们才不会重蹈父母的覆辙，变成“无所事事的流氓”。 [13]
这样看来，小哈克卢特预告的美洲殖民地，就是一个特大号的劳动济贫所。这一点至关重要。建立起“美洲废物公司”，过剩的穷人、英国的废人就能够变成经济上的资产，英国可以同时收割土地与穷人的成果，增加——而非持续耗损——国家的财富。第一批劳工里有些是囚犯，这些人被指派从事最耗体力的工作，像是砍树、把木材烧成沥青、焦油与制肥皂用的灰，还有一些被派去挖矿，找寻金、银、铜、铁。这些囚犯没有薪水可拿。身为债务奴隶，他们不得不生产出口商品，来向英国偿还自己犯下的罪。作为回报，这些人不必再过犯罪的生活，用小哈克卢特的话来说，他们可避免“被悲惨地吊死”或塞进监狱“可悲地熬过一天又一天”，直到死去。 [14]
就他看来，要回收更大的利益，得再等一代。借由从新大陆进口原物料，并出口布料与其他商品，英国的穷人得到了工作，“没有穷人”会被迫“像现在这样，偷窃、挨饿、行乞”。他们跟着殖民贸易的成长一起发达致富。“流浪乞丐”的孩子“不会游手好闲，能够靠自己实实在在的劳动获得一技之长”。成长过程中，这些孩子将学会负责，“不致成为他人额外的负担”。脱离贫困的孩子不再是国家的累赘，也许能够以可靠劳动者的身份重回职场。被送往海外的穷人子弟将“被更好地培育”。英国人整体上将更富裕，有工作的穷人将更加刻苦耐劳。这听起来非常有逻辑，且能被实现。 [15]
这种把穷人看成废物、社会残渣的观点其来有自。几代以来，英国人都在扫荡穷人，特别是游民流浪汉。14世纪颁布的一连串法律都致力于根除“万恶渊薮”的贫穷。到了16世纪，严刑峻法已是常态。每个镇上都设有颈手枷，用来公开处罚逃跑的仆役，伦敦各地也有鞭刑柱和牢笼。下层阶级的身上通常有铁烙印和耳洞，这种标记让他们跟一般大众有所区别，自成罪犯团体。1547年有条法案，提议在流浪汉胸前烙印下V字，然后再奴役这些人。虽然这不寻常的法案从未通过，但是歧视污蔑穷人的必然结果。 [16]
小哈克卢特于1584年起草《论西部种植》。当时，穷人常被批评为“一无价值”“闲居终日”，这群人贫病交迫、居无定所，也无家室。他们“四处乱窜”，造成威胁。他们就像成群的昆虫，被称作“溢流的大众”。穷人被想象为一股恶臭之流，污染、拖垮英国健康的经济。 [17]
伦敦外围被贫民窟包围。有位观察家曾于1608年评论，贫民大量聚集催生出了一个地下社会，而丑陋畸形的“怪物”住在“洞穴”里。时人指责贫民是“瘟疫”，在伦敦快速滋生并散播贫穷。这种暗喻把无业者比喻成传染病。这位观察家认为，向远方的美洲殖民就是解药，有助于清除穷人。知名诗人、牧师约翰·邓恩（John Donne）在1622年时也是如此描绘弗吉尼亚的。在他笔下，这块新殖民地是英国的脾与肝，有助于排除“身体中的坏体液……产生好血液”。其他人笔下的意象就没那么雅致了。美洲殖民地是“排泄管”，能把国家的人类废物给排泄出去。大哈克卢特毫不避讳，将这些可流放的穷人称为“英国人中的杂碎”。 [18]
穷人就是人类废物、垃圾。穷人身强体壮、四肢健全却无所事事，这令人愤怒。但是这些平均每月移动20到80英里（约32到129千米）的流浪汉，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在其畅销作品《英格兰之描述》（ Description of England ）中解释，无所事事指的是虚耗掉的精力。这些流浪汉不停在移动，但没有目的地。在移动的过程中，他们（跟印第安人一样）无法扎下健康的根，无法成为仆役、佃农、工匠等稳定的劳动力。哈里森对于无所事事的定义，就像我们对汽车马达空转的看法一样。马达原地打转，一如无所事事的穷人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废人就像荒地般毫无发展。废人的精力生产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同破坏闲置花园的可憎杂草。 [19]
那么荒地就是眼中钉了，又或是英国人口中的“粪坑”。废人好比杂草或是吃粪肥的病牛，但与精心培育、栅栏圈养的温顺牲畜不同，他们可能三不五时就聚众闹事，不守秩序、扰乱社会。社会精英无法免受其害，因为这些穷人似乎无处不在，他们会出现在葬礼、教堂礼拜上，大路、小径、酒馆中，还会跑到国会周遭，甚至是英王宫殿外徘徊。看到流浪汉在纽马基特（Newmarket）的皇宫外闲晃，詹姆斯一世（James Ⅰ）十分恼怒，因此他在1619年写信给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的伦敦总部，要求该公司协助清除这些惹人厌的人口，也就是把他们运到海外，眼不见为净。 [20]
流浪的穷人与社会脱节，不事生产，没有服侍的主人。但他们去了殖民地就会得到主人。对于小哈克卢特与其他人来说，半军事模式是合理选项，而同样的模式在爱尔兰已施行多年。英国需要建设要塞、挖壕沟、制作火药、训练弓箭手，这样才能征服原住民，或是与野心勃勃、也想殖民新大陆的其他欧陆国家一较高下。军事化管理还有其他重要功能。有许多英国流浪汉是退伍军人，而水手是海上的流浪汉，常常沦落为海盗。16世纪最常见的战争形态就是对固若金汤的要塞发动攻击，这需要漫长的围攻与大量的步兵。每当战争爆发，就会再度征召穷人，让他们成为学者口中的“无业储备军”。 [21]
近现代士兵的生活相当艰苦，朝不保夕。军队解散后，这些人常常在回乡的路上沿途抢劫。在当时的通俗文学中，士兵变盗贼的主题出现在许多传奇故事中。约翰·奥德雷（John Awdeley）的《流浪汉之会》（ The Fraternity of Vagabonds ）与类似的作品都把流浪的穷人描绘为一群庞大的盗匪集团。退伍士兵在盗匪集团中替补上位，当起了“大当家”或强盗头子。骗子（cony-catchers）搜刮大量战利品。有些老道的小偷用钩子当工具，伸进窗户就可以偷取财物。小哈克卢特提议把“我国无所事事的士兵”送往海外，就是希望这些骗子可以真正去抓兔子（cony古义为兔子）、射兔子，才有炖肉可以果腹。换句话说，把老兵和囚犯送往美洲，将同时降低犯罪率和贫穷问题。 [22]
无论他们的生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人们相信把流浪汉、乞儿、退伍士兵送到新大陆，转移到新土地上，他们的劳力就会成为荒地的肥料。他们不被当人看，未曾受到人性的对待，只是被当作没有面孔的商业力量。也许你会觉得这种观点听来太过冷血算计，但事实正是如此。这些人如果死了，就会变成现代情报用语中的“附带伤害”。他们死在美洲殖民地，也比在英国当个无所事事的废物来得有价值。在小哈克卢特的伟大计划中，英国乞丐之子将会前往殖民地接受规训，顺利平安长大的话，就是未来的士兵与水手。 [23]
把不要的人口移植到美洲大地，能减少这些人的犯罪概率。他们还有可能在美洲的广阔土地上有番作为——他们在母国人口过剩的劳动市场上当然毫无胜算。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否认，英国人当时的确把穷人的孩子看作可回收的废物。这些人如果被当作士兵与水手“培育长大”，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成为殖民地废人后备军的一员，为英国牺牲，战死沙场。16世纪末，美国还没成立殖民地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构想出一套残酷剥削的殖民系统。
1607年，英国人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岸边建立詹姆斯敦作为据点。小哈克卢特为殖民画下蓝图，第一批殖民开拓者面临的艰辛却证明该蓝图不切实际。有些人试图帮伦敦弗吉尼亚公司辩护，发表许多短文、长篇大论与第一手记录，想方设法为詹姆斯敦的几桩离奇事件开脱。詹姆斯敦毫无法纪可言，士兵在驻扎地的公共区域公然排便，到处都看得见无所事事、饿得要死的人。官方施行酷法：偷菜和亵渎都可判处死刑。劳动者和其子女都是货物，即实质上的奴隶。还有人先谋杀妻子再吃她的肉。 [24]
沃尔特·雷利爵士的罗阿诺克垦殖计划宣告失败。詹姆斯敦成为英国官方的第一个美洲殖民地。满怀英式耐心，教士、诗人邓恩于1622年的布道中提到，“伟大产物需慢慢孕育”。詹姆斯敦的诞生既缓慢又痛苦，没几个人对它的未来有信心。建镇的第一年，印第安人就发动攻击并大获全胜，几乎杀光了整个詹姆斯敦的人。 [25]
詹姆斯敦早年的历史满是伤痕，而这些伤痕后来成了传说。1625年之前，开拓者大量死亡，在第一批的6 000名移民中，约有八成亡殁。几位军队指挥官强迫移民劳役，把这个新生的殖民地变成了战俘集中营。大家梦想找到黄金，所以前往詹姆斯敦，但这个梦想却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勤劳。就算发生饥荒，他们也不放弃黄金梦。1611年来到詹姆斯敦的开拓者说道，他们的前人沉溺于“懒惰的无所事事”与“禽兽般的散漫”中，但他们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 [26]
小哈克卢特说弗吉尼亚少有“精力充沛”的男人，没几个人愿意出门砍树、造屋、整地、捕鱼、打猎。詹姆斯敦早期的居民大多爱赌博、跟卑鄙的水手做生意、强暴印第安妇女。英国曾经把玻璃吹制工送到美洲，请他们制造彩色玻璃珠这种小玩意来卖给印第安人。这是小哈克卢特的想法，但是生产食物的农夫又在哪里呢？ [27]
不切实际、错误的决策与失败的招募策略让美洲殖民地极度缺乏农夫，因此无法耕作和喂养英国运来的牛。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 Utopia ）认为，每个具有生产力的社会都应该奖励耕作土地的人。他说，如果无法鼓励农耕，“世上的共和国都撑不过一年”。但詹姆斯敦已将这个理念抛诸脑后。 [28]
宝嘉康蒂的丈夫约翰·罗尔夫将莫尔的建议谨记于心。他在1609年时引进百慕大的烟草品种，让弗吉尼亚的开拓者因此大发其财，也让烟草镀金，成为致富的入场券。烟草的发现促进了经济繁荣，更让这种“脏草”的身价水涨船高。烟草既是蜜糖也是毒药。虽然烟草让殖民地得以为继，但是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扭曲了阶级制度。殖民地议会小心地保护劳动者，劳动者后来也成了弗吉尼亚最珍贵的资源。小哈克卢特只教会他们一课，他们是以报复心态来滥用的：剥削脆弱无助的劳动力。 [29]
殖民地总督与殖民地议会成员请求弗吉尼亚公司派遣更多的契约仆伇与劳动者，这些人就像奴隶，价高者得。主人大量囤积、滥用契约仆伇，还用不正当的手段延长契约。土地分配也极为不公，加速了阶级分化。1616年以前自费前往美洲的开拓者，每人可分得100亩
赠地。1616年之后，同样自费前来的人，却只能得50亩赠地。更重要的是，从1618年开始，那些开拓者每多带一名契约仆伇前往美洲，就能多得50亩赠地。这就是所谓的“人头权利制”（headright system），即按人头数划分土地。烟草商能往种植园里塞越多的人，就能得到越多的土地。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有一个奴隶死在了航行途中，他的主人依然可以获得约定分得的所有土地。无论是死是活，把劳动者运往美洲都有利可图。
[30]
美洲仆役的契约期限比英国的长，前者4到9年，而后者仅1到2年。根据一条颁布于1662年时的弗吉尼亚法律，孩童做仆役要做到24岁。仆役契约与工资契约不同：仆役等同奴隶，是可移动的商品与资产。这种契约可以转手买卖。无论何时何地，主人去哪，仆役也只能跟着去哪。主人的继承人可接手契约仆役，他们就像家具或牲畜。 [31]
詹姆斯敦的大烟草种植商知道自己建立的社会并非没有阶级。从1618年到1623年，大量孤儿从伦敦被送往弗吉尼亚——后来的契约仆役大多是青少年。只有极少数拥有特权的烟草商获得土地、劳动者与财富，金字塔顶端下的人只能苟延残喘。那些去了美洲后变成穷佃农的仆人，发现自己的情况跟在英国时比并没有太大改变，常常被迫做以前当仆人时就在做的工作。不少人等不到契约到期就先亡故了。或者如同约翰·史密斯在《弗吉尼亚通史》（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中的感叹：“耗尽血泪、所费不赀，赖此地致富者，凤毛麟角，余者徒劳。” [32]
殖民地的阴险不只如此。妻子与子女有责任替丈夫或父亲完成尚未到期的仆役契约。1622年的詹姆斯敦之战后，名为简·迪肯森（Jane Dickenson）的开拓者遭原住民俘虏10个月。她一回到詹姆斯敦就有人告诉她，她欠丈夫生前的主人150磅（约68千克）烟草。如果她付不出来，就只能以劳役来完成她丈夫生前未完成的契约。她写信向总督上诉，信中提及她在詹姆斯敦的遭遇如同被印第安“残酷野蛮人”“奴役”。英国文明在这片殖民荒地上是否还被尊重呢？这是迪肯森信中隐含的信息。她的遭遇也非个案。约翰·史密斯在《弗吉尼亚通史》中坦承“孤儿比起奴隶也没好到哪里去。如果他们的父母死时留有债务，其子女就会成为无工资的包身工，直到清偿债务为止” [33] 。
詹姆斯敦的上层统治者直接承袭了罗马人的奴隶制度：让弃儿与债务人当奴隶。如果成年人拿契约劳动来交换前往美洲的旅费，这些人就成了债务人，而他们身后的子女就成了抵押资产。那个世界就像莎翁的《威尼斯商人》一样，主角夏洛克要求债务人割肉还债，而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商认为自己有权索取血肉：已故仆役的无辜配偶与子女。 [34]
如果文明要扎根，詹姆斯敦就必须要有英国村庄的样子，也必须提升人民素质。这个殖民地必须脱下罪犯流放地的形象，做长远之图。除了烟草，它还需要牛、田地、更好的主仆关系。最重要的是，殖民地还需要更多温顺的女人。弗吉尼亚公司1620年送了57名“年轻貌美、教养良好的女子”到殖民地，在接下来三年里，又陆续送了157位到美洲。她们被视作新道德秩序的使者。但从弗吉尼亚公司的记录中可看出当权者真正的目的：“崇高任务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抚慰”，应该要让男人“心满意足”。把女性当作货物运到美洲，“利用妻小把烟草种植者的心牢牢绑在弗吉尼亚”。女人提供性满足且生儿育女，让懒惰的男人变成更有生产力的开拓者。
要去美洲，女人只需要结婚就可以了。她们未来的丈夫会把她们买下来，支付相关旅费。每个女人的价格是150磅（约68千克）的烟草，这也是简·迪肯森赎回自由的价格。弗吉尼亚女人的身价既然是用烟草来衡量，她们自然也会被当成多产的商品来看待。这些女人挂着道德无虞的保证书，让“辛勤的种植者”相信自己买到的不是劣质货。一位种植者曾写道，前期送来的女人“质量低下”，他期待新到的货健康、宜于生育。另外还有200头牛跟这些女性一起被运到美洲，提醒我们弗吉尼亚农夫需要女人与牛以繁殖配种。如此一来，他们才能重续自己英国的血脉。 [35]
经过相当的努力，詹姆斯敦仍未能建立稳定的农耕社会。17世纪上半叶，弗吉尼亚的种植园莫名贫瘠。首先，该地区的收成并不如预期的多。各行各业（技能型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间的比例）也没有照预定计划成形。直到1663年，威廉·伯克利总督（William Berkeley）还在推广小哈克卢特提倡的作物和商品：亚麻与大麻、船用的木材与焦油，以及蚕丝、橄榄油等珍稀商品。伯克利曾谴责“烟草是邪恶且毁灭性的作物”，这让弗吉尼亚的经济无法多元化。 [36]
仆役契约是詹姆斯敦运作的核心，这种契约让劳动者成为可被抛弃的资产。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易。这些英国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废人可说是“做到死为止”。孤身前往美洲的青年与男孩最容易遭到剥削。许多人无法安家立业、孕育子嗣，无法与土地产生深层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英国人的理想。
阶级划分无所不在。土地持有的落差越来越大，大种植园主成为少数特权分子。与此同时，劳动制度中的仆役降级为债务奴隶。离乡千里，这些人无力索求更好的待遇。因为孤立无援，他们更有可能遭受虐待。殖民地仆役唯一拥有的自由就是逃跑。詹姆斯敦的创立者并未成功复制英国的农村，而是创造了残酷的阶级制度。
虽然詹姆斯敦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英国投资者与宗教分离分子还是从弗吉尼亚公司手上拿到特许状，选定哈德逊河口建立据点。不知是出于意外，还是有秘密计划（有些人这样猜测），这群人于1620年搭上五月花号，却是在弗吉尼亚公司辖外的科德角（Cape Cod）登陆。这一小批人登陆后可谓九死一生，第一年就有一半的人死于饥荒与疾病。五月花号的领导者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的妻子更是离奇地从五月花号上跌落。英国殖民者花费10年才在马萨诸塞州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吸引到新的开拓者前往美洲。 [37]
英国人从1630年开始大量移居美洲。约翰·温思罗普安排缜密，率领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将700名乘客与牲口载往美洲，此举很明显是为了长期定居。相较于早期前往弗吉尼亚的开拓者，从这个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举家前往殖民地。这批人中的核心群体是清教徒。当地政府不需要用死刑来威胁这些人在安息日上教堂——这是詹姆斯敦早期的严刑峻法之一。
新英格兰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土地所有权。头10年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一共吸收了2.1万人，仅有四成来自清教徒众多的东英吉利（East Anglia）或沿海地带。17世纪30年代，流亡美洲的宗教异议分子，与为了商业利益从伦敦或英国其他地区前往美洲的人数量相当。这段时期的开拓者多半是全家族连同仆役一起带去。六成以上开拓者的年龄低于24岁——三分之一是未婚男性。 [38]
温思罗普为殖民地辩护，是因为他想要创造一个不受牛津、剑桥等“腐败”学术堡垒影响的宗教社会。然而在打击腐败与天主教反基督者之外，这位新任总督却展现出务实的一面。为了吸引移民，他夸口说同样的钱在英国只能买到几亩的地，在马萨诸塞州却能买到几百亩。他说，在人口过剩的英国，土地“在居民脚下痛苦呻吟”。然而，温思罗普无意拯救所有穷人。穷人是他口中的“大地残渣”。他对于可鄙废人的看法，与英国国教牧师小理查德·哈克卢特不分轩轾。 [39]
“山巅之城”变得不平等，服从被认为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温思罗普在“基督爱的偕模”（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宣称，有些人生来就是要统治别人，而有些人生来就是要服侍比他们更优秀的人：“全能上帝最圣明的意志决定了人类的状态，自古以来，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有些人位高权重、尊贵不凡，有些人身份低贱、受役于人。”温斯罗普总督毫无疑问鄙视民主制度，他直言民主是“最低劣、最糟糕的政府形态”。对于清教徒来说，教会与国家密不可分。地方法官利用强制手段维护公共秩序与阶级差异。 [40]
在清教徒社会中，“绅士”（gentleman）的称谓通常用在具有贵族血统的人身上，但在教会中位居高位的富商也可获得此头衔。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牧师与其妻子则被称为“少爷”（Master）、“先生”（Mister）或“夫人”（Mistress）。品德高尚的农夫被称作“君”（Goodman，又译“户主”），这种人拥有土地，但是并不像地方法官或牧师一般位居要职。新英格兰人不常使用这些头衔，但是他们知道这些身份的存在，毕竟殖民地政府模仿的是英国各郡的寡头政治。在这样的制度下，拥有土地的精英垄断了政府公职。 [41]
清教徒精英底下有群干粗活的劳动者。依照等级顺序，最上层是学徒和雇工。下一层是因欠债或犯罪而被迫当仆役的人，也就是弗吉尼亚的契约仆役。下例可供证明：1633年时温思罗普主审一桩强盗案。判决有罪后，该男子的土地遭到拍卖以补偿受害者。此人被判处3年劳役，其女因为是抵押资产，则被判处14年劳役。这是很寻常的案例。1648年的《马萨诸塞州法律与自由》（ Laws and Liberties ）制订出两种更低的阶级，其自由可被剥夺：“正义之战”中掳获的印第安人，或是“自愿卖身或被卖来的外来者”。这个例子中的“外来者”指的正是殖民地外的契约仆役及非洲输入的黑奴。 [42]
就仆役来说，17世纪的新英格兰极度依赖可供剥削的年轻人。这些男女的年龄介于10到21岁之间。法律要求单身男女与家人同住，受家庭管辖。小孩经常“被送去”邻居与亲戚家干活。1642年马萨诸塞州一般法庭（Massachusetts General Court）颁布命令要求让孩童适当受教育，但这条命令似乎把学徒、仆役与孩童当作同义词。家长与主人同样都有责任去“培育、扶养小孩和诚实守法行业的学徒”。如果没有家庭监督管控，这些年轻人可能会变得“粗鲁、冥顽不灵、不堪教化”。 [43]
子女被当作劳工使唤也是常态。在拥有土地的富裕人家，男性成员成年后也摆脱不了控制。年轻男子无法离开家，也无法逃脱父亲的管控，不然就会危及继承权。因此，家庭成员如同仆役，工时极长。虽然和弗吉尼亚烟草业蓬勃发展的年代相比，清教徒大家族较不残忍，但是法律惯例与文化习俗模糊了儿子与仆役间的界线。 [44]
因此，清教徒家庭从来就不同于当代美国的核心家庭。清教徒家庭里经常可见不同父母生的子女，因为亲生父母可能很年轻就去世了，再婚成为普遍现象。温思罗普跟前后四任妻子养育了16个孩子。他娶第四任妻子时已经59岁，两年后就与世长辞。许多家庭里也有童仆，这些童仆跟一家之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收获季时，这些家庭会雇用仆役来做短工，也会买进穷人家的孩子，让他学习怎么当个仆人，为日后做家务或农活做准备。第一批奴隶于1638年抵达波士顿。温思罗普自己就拥有几名印第安奴隶。他的儿子则买进了一名黑奴。 [45]
虽然主人认为仆人应该顺从乖巧，但没有几个符合期待。许多法庭案件均可见主人抱怨仆人不够服从，指控仆人懒散、偷窃、粗鲁、反叛、傲慢及逃跑成性。极富影响力的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1696年时出版《好生服侍好主子》（ A Good Master Well Served ），书中他明白地指出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仆役不服管教，是该好好管束一番。马瑟在书中与仆役对话，他强调，“你们是其他人有生命的、独立的、活动的工具”。他用毫无疑义的文字再度强调，“仆役，你们的舌头，你们的手，你们的脚，都属于你的主子。主子要它们怎么动，就得怎么动”。出生不良的人将会从尖酸刻薄与鞭打中学会主人期待的顺从。 [46]
清教徒的戒心不止如此。仆役与“低下之人”中间有些野心分子，而焦虑的寡头统治者认为这些人不配往上爬。清教徒从未反对商业活动或获取财富，但是一旦面临社会流动性时，显然就会有冲突。殖民地政府颁布了“禁奢法”，那些穿着昂贵丝绸、缝上黄金纽扣并因此僭越原阶级的人，都会受到处罚。炫富的人遭人妒忌，而清教徒正统信仰禁止骄傲、自满与傲慢的炫耀。1592年，英国清教徒牧师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在《论服装的正当、合法与神圣使用》（ On the Right, Lawful, and Holy Use of Apparel ）这本小册子中谈到，上帝制定了阶级，在“万事万物的等级秩序”之中，人用衣着差异以表区隔。珀金斯认为未经批准的华服扰乱了阶级，其罪不亚于主人对仆人过分宽大。两者都被认为是社会堕落的前兆。 [47]
人人都得搞清楚自己在清教徒治下的马萨诸塞州的位阶。阶级已然成形，但如果加入教会，在法庭上就更享特权，反之，一旦被逐出教会就无法做人。异端将遭到驱逐、孤立、流放，一如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与玛丽·戴尔（Mary Dyer）之辈。唯有乞求原谅，在法院与教会的双重权威前认罪，才能重返社会。戴尔心无悔过之意地回来了，决心挑战统治秩序。1659年到1661年间，戴尔与其他三名贵格派教徒被控“傲慢放肆、无可救药地蔑视”公权力。审判一结束，就仓促地上了绞刑台。 [48]
1638年，波士顿教会将安妮·哈钦森逐出教会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因为她不愿屈服于市镇官员的权威。她被严厉警告：“你扮演了丈夫而非妻子，讲道者而非听众，地方法官而非子民。”哈钦森过去一直在家中开设宗教课程，吸引了大批崇拜者。她颠覆了社会阶级，削弱了清教徒教会精心维持的道德地位。没人质疑男性的宰制。阶级如此分明，教会座次已清楚描绘出权力位阶。教友与非教友分坐；夫妻分开，男人坐一边，女人在另一边。位高权重的男人坐前两排，其中第一排只保留给地方法官坐，第二排则留给牧师和总督家庭及富商。儿子越多，位子也就越好。教会在安排座位前，已将每个人的年龄、名望、婚姻状况与财产详加计算。 [49]
清教徒非常在意社会位阶，这让他们有安全感。一想到阶级会被扰乱或瓦解，他们的焦虑便油然而生，坐立不安。在1675年血流成河的菲利浦国王之战后，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的警世故事《上帝的至高无上与仁慈》（ The Sovereignty and Coodness of God ）广为流传，在这个重建的脆弱时刻，她的书是阶级的有力例证。战争开打时，纳拉甘西特族（Narragansett）的印第安人先放火烧了罗兰森位于马萨诸塞州兰卡斯特的家，再将她俘虏了11周。她在1682年出版的书中，详细描述了她是如何被迫成为印第安人的仆人，并试图保存英国士绅认同的内心挣扎。罗兰森是牧师之妻、大地主之女，这使她的故事具有双重意义。这是趟灵魂救赎之旅，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是个丧失教养的故事，结局是俘虏获释，重回原本的社会地位。 [50]
罗兰森的印第安女主人是故事里的坏人。伟塔木（Weetamoo）是波卡赛特（Pocasset）与万帕诺亚格族的酋长（女王），她能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她精明狡猾，接连嫁给三名著名酋长。伟塔木身穿厚重衬裙，披上贝珠串，戴了好几个手镯，每天都要花上数小时梳妆打扮。罗兰森说她是个“严苛骄傲的妇人”。她命令罗兰森随侍在旁，还打她耳光。在罗兰森眼中，这个女主人令人厌恶。就像是印第安版的英国贵族妇人，她是个炫耀权力的新世界皇族。清教徒要求自己的仆役服从，罗兰森却做不到，尽管这个曾经骄傲的牧师夫人变成了被使唤的婢女。不同于从弗吉尼亚被掳走的简·迪肯森，罗兰森不认为原住民是原始的野蛮人。罗兰森把他们描绘为僭越者与装腔作势者，严重违反了上帝制定的阶级。 [51]
清教徒用法律来强化家庭权威，再用家庭权威来管控仆役。清教徒不相信外来者与教会外的人，他们让“上帝的选民”或教会核心的世俗人员享有特权。上帝的选民的子女继承父母的宗教特权，可以更轻易地成为教友。确实，1662年的“妥协契约”（halfway covenant）建立起宗教界的血统体系。科顿·马瑟长寿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牧师（Increase Mather）就曾说过：上帝“铸造选民之血统”，这样才能确保选民的父母虔敬上帝。但只要被逐出教会，这种特权就终止了，如此才能保障教徒的血统不受污染。托马斯·谢泼德牧师（Thomas Shepard）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选民的子女将受修剪、栽培、灌溉，于上帝的恩典中茁壮。如此一来，宗教地位巩固了阶级地位。强调血统让圣人成了清晰可辨的品种。 [52]
所有殖民计划都用到了育种的语言。无论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一家之主与地方官都必须对生育进行监控。举凡管教顽劣孩童、捕捉仆役、废除下一代的宗教特权（虔敬之人的子孙）皆出于此逻辑。良好的培育有助驯化原先难以管控的废物，无论这废物是荒地还是废人；育种延续了伊丽莎白时代已有的田园传统。许多赞扬乡村之美与宇宙和谐的颂歌，都是这一传统的最佳文字证明。
富人与穷人间最大的差异在于，没土地的人没有可以传承之物，他们也没有继承人。詹姆斯敦的情况正是如此，仆役死后，遗孤遭到变卖，就像被没收的抵押品一样。作为“贫穷的产物”，穷人与土地是脱节的。唯有富饶土地的正规管理者才享有权力。
宝嘉康蒂被描绘为迷人的印第安公主、美洲之母、嫁进英国社会的大地之女，不仅仅是修辞而已。当时有许多人用“娶”（married）来形容英国探险家与新发现土地的关系。婚姻暗含监护权的概念及对一地的主权。1587年，小哈克卢特将一本书题献给沃尔特·雷利爵士。他笔下的弗吉尼亚是“最美的少女”。他要雷利爵士别忘了弗吉尼亚的“甜蜜怀抱”，而弗吉尼亚正是女王赐给他的新娘，土地特许权证就是他们的结婚证书。 [53]
视觉影像也同样歌颂土地的多产。在法兰德斯艺术家史特莱特（J. Straet）的经典画作《美洲大发现》（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中，探险被暗喻为性接触。在描绘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登陆新世界的画面时，史特莱特笔下的探险家直挺挺地站着，周遭围绕着船只与航行工具，同时有名丰满赤裸的印第安妇女，慵懒地躺在他面前的吊床上，向他伸出手来。英国作家也采用同一个独特主题，他们笔下的北美洲以女性形象出现——她有很多追求者，但她只把手（与土地）奉献给“英国而已”，因为英国是她唯一心仪的对象。 [54]
在众多关于新世界之多产的描述中，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的作品最为丰富精彩。他的《英国新迦南》（ New English Canaan, or New Canaan,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New England ）充满幽默的双关语，以及关于美洲的细节描述。对于这位充满争议的莫顿，历史学界评价呈两极分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是个无赖浪子，而另一派人则认为他代表平民，对总督约翰·温思罗普与清教徒殖民地提出了批评。 [55]
莫顿于1624年抵达美洲，带了30名仆役。他在田园般的庄园安顿下来，把这里当作据点，与原住民部落进行毛皮交易。有些非清教徒的投资者宣称拥有新英格兰北部的皇家特许状，莫顿曾为其辩护。但是他也跟温思罗普治下的清教徒水火不容，因此被捕三次，商品充公，房屋被烧毁，两度遭到驱逐。他写《英国新迦南》时，人正在英国流亡。他当时正想办法让当局撤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特许状，但没有成功。 [56]
他曾观察清教徒如何使用土地。在这段文字中，他对清教徒的厌恶可以说是一览无遗。他写道，清教徒跟“鼹鼠”一样，盲目地挖地洞，不知欣赏自然美景。看到清教徒除了传教，对于原住民毫无兴趣，他觉得心烦。他对温思罗普之辈语带轻蔑，说他们“女性化”——不是这块土地的好丈夫。在《英国新迦南》中，他语带挖苦，说清教徒是大地寡妇性无能的第二任丈夫，而莫顿自己（他还真的娶了个寡妇）与其生意伙伴能够拯救这块土地。他们随时准备取而代之——更雄赳赳气昂昂的英俊男人正翘首以待。
莫顿笔下的新英格兰景观包括“苍翠树木”上的“成熟葡萄”“小圆山丘”，以及“潺潺流水悦耳、引人安然入梦”的香甜溪流。根据当时流行的医学知识，他把多产与性欢愉联系在一起：据说性满足的女人会比较容易受孕。莫顿对于自然的多产如此着迷，让他不禁赞叹印第安妇女是多么容易怀孕。这个地区的动物也同样多产，野生母鹿一胎可生两或三只小鹿。新英格兰的女人较少、历史较短，但比起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的出生率却更高，至少莫顿是这么认为。他忍不住在《英国新迦南》中谈到“不孕母鹿”的奇特故事。故事里的弗吉尼亚单身女性本来怀不上孩子，一到北边的新英格兰就怀孕了。 [57]
莫顿的故事相当吸引人，却不是他原创的，而是从更早的故事里剽窃来的。拉尔夫·哈默（Ralph Hamor）1614年时曾杜撰了一个故事，他说弗吉尼亚的狮子、熊、鹿一胎通常能生下三四只幼崽。呼应小哈克卢特所说：雷利爵士的新娘弗吉尼亚会“生下新的、最多的子女”。其他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前往卡罗来纳的新旅程》（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中，约翰·劳森（John Lawson）认为“各地不孕妇女搬到卡罗来纳后都成为快乐的母亲了”。她们“生产阵痛轻微，过程愉悦，甚少小产”。这样的论述传达的信息是，快乐健康的欧洲妇女到了美洲后会更接近自然，就像野外的鹿，新大陆的女性自会成为本能的、温驯的育种者。 [58]
生育在许多市场都有卖点。在17世纪早期的弗吉尼亚与切萨皮克地区，契约仆役的男女比是六比一，性别失衡让英国女人在婚姻市场上相当抢手。乔治·艾尔索普（George Alsop）曾是名契约仆役，他的文字记录了1660年的马里兰，一群男人如何为了初来乍到的女人争风吃醋。女性可以精挑细选婚姻对象，就算是仆役也有可能嫁给富有的种植园主。艾尔索普称这样的结合为“交配式婚姻”：女人将自己的生育力卖给富有的丈夫。艾尔索普毫不掩饰，说女人是“拿着童贞去赶集”。另有一名支持殖民者，他笔下的卡罗来纳，无论一个女人长什么样，都能让自己在美洲出嫁。初来乍到的她如果看起来“有教养”“低于50岁”，那么就会有男人愿意掏钱买她当老婆。 [59]
“交配式婚姻”是种选项，再婚也是。詹姆斯敦上的男人发现，娶了继承先夫土地的寡妇，就能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拥有更多的劳动者。在烟草种植蓬勃发展的年代，所有人都在争夺土地与劳动者。议会成员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掠夺土地。有个人娶了寡妇，只因为她的第一任丈夫跟某个已故的有钱人同姓。他故意鱼目混珠，诓骗当局，只为了用相同的姓氏来继承更多的财产。寡妇显然是通往财富与土地的快捷方式。17世纪死亡率甚高，能从肆虐的疾病中活下来的女人，很有可能会结两到三次婚。 [60]
不令人意外，弗吉尼亚人开始争夺阶级利益、土地、寡妇，有时争得你死我活。1676年的培根起义（Bacon’s Rebellion）就是此地最严重的冲突之一。这起事件让顽固的总督威廉·伯克利与纳撒尼尔·培根势不两立。培根是个小有财富的新移民，发展却不太顺利。关于这起叛乱的原因与意义，历史学者尚未有定论，但目前已有足够证据显示这是场阶级战争。培根要伯克利攻击某个印第安部落，因为这个部落明显威胁到弗吉尼亚边境那些弱势民众。培根成了愤怒群众的领袖，一场斗争随之展开。
对于詹姆斯敦的总督来说，只有最下等的、刚刚“爬”离仆役契约的人，才会跟叛乱分子臭味相投。伯克利轻蔑地说培根是暴发户、煽动者。总督的重要拥护者则称叛乱分子是“一国之残渣”——更鲜活的说法则是社会“排泄之残渣”（人类粪便）。当时的人经常用“排泄之残渣”来挖苦契约仆役与英国的流浪汉。与此同时，选择与培根站在同一阵线的地主立刻被贴上“无所事事”的标签，说他们是因为“沉迷酒色”与“经营无方”才会负债累累。叛乱分子更直接被比喻为猪，在粪肥中觅食。 [61]
奴隶与仆役也加入培根的行列。培根承诺，在与伯克利决一死战后，这些人能够重获自由。弗吉尼亚殖民地从未有过叛乱事件。当时奴隶人口增长缓慢；1640年只有约150名奴隶。1670年总人口已达2.6万人，但奴隶只有1 000人。马萨诸塞州与英国的加勒比海殖民地（而非弗吉尼亚）率先编纂奴隶法。到了培根起义的年代，南边的殖民地共有约6 000名仆役，三分之一的自由人为债务和不公平的税制所迫，勉强度日，其中许多人也曾是契约仆役。早在培根起义发生前，伯克利总督就想过，外国军队入侵或印第安人发动大规模攻击，有可能会恶化为阶级战争。他写道，那些“穷苦、负债、不满、持有武装”的人，将借此良机“大肆掠夺”，把精英种植园主的产业据为己有。 [62]
这场冲突也与殖民地境内的友好印第安人有关。培根说伯克利与他的心腹一直都在保护自己与特定部落的贸易利益，而不是在保护边境的开拓者不受印第安人袭击与报复。叛乱分子认为，他们缴税兴建的泥巴碉堡毫无用处，这不过是伯克利底下“欺下瞒上的寄生虫”在议会调税的手段，从未给开拓者提供实质的保护。离首都（与海岸）很远的弗吉尼亚的居民认为，富有的种植园主从土地所获的利益与自己不同，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多半住在殖民地较早开发的地区。从权力中心一路往西，阶级认同也随之松动。 [63]
培根的追随者中，有些人有可能想要将印第安人驱离优质的土地，或是因为近期在边境遭印第安人攻击，忍不住想要报复回去。毋庸置疑的是，为数不少的叛乱分子因为经济不佳、烟草价格下滑，所以更难买到好地。良田都被“土地突袭者”（Landlopers）囤积在手中。时人口中的“土地突袭者”会收购（或分售）大片田地，却未真正从事耕作。这些人跟总督私人关系良好。群众不满是一定的，他们无法靠着稀少的田地来养家活口。 [64]
1676年的问题不是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也不会从美国英语中的阶级相关词汇中消失。远离权力核心更加加深叛乱分子弱势与失落感。培根起义的第一年，培根就死于痢疾。伯克利心满意足地发现敌人的尸体覆满虱子——伯克利的评论很残酷，因为他把污秽与疾病当作标签贴在统治阶层的敌人身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培根出身精英家庭，但他与社会底层为伍；他的尸身爬满虱子，证明他已经成为底层的一分子了。追随他的人，有些被处死，有些则死在了监狱。伯克利也并未全身而退。军队送他回英国接受官方调查。他最后死在伦敦，只比培根多活了8个月。 [65]
权力斗争不限于顽固的男人，叛乱者的妻子也在培根起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伊丽莎白·培根（Elizabeth Bacon）写信给她在英国的姐妹为自己丈夫辩护，也试图帮丈夫寻求伦敦方面的支持。因为出身显赫，她说的话有一定分量。其他公开支持叛变的女人，也让时人听见了她们的声音。这些“情报妻子”告诉所有亲朋好友，如果他们拒绝多付一轮税，政府就准备夺走他们拥有的一切（连牛或猪都一只不留）。除了散播上面这种煽动性的谣言，女人也在冲突中扮演象征性的角色。培根曾一度把伯克利支持者的妻子包围起来，要她们当“白围裙”方阵来保护培根的手下，让他们可以在詹姆斯敦的要塞外挖壕沟。这些女人被当作中立区（白围裙代表白旗，是停战的象征）。女人是非常珍贵的资源，两方都极为珍惜。 [66]
在审判叛乱者的过程中，对莉迪亚·契斯曼（Lydia Chisman）的审判最为戏剧化。如同宝嘉康蒂戏剧性地拯救了约翰·史密斯（无论故事真假），契斯曼愿意代替丈夫受死，并坦言是她煽动丈夫叛变。无人听取她的恳求，她的丈夫死在牢里，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刑讯。虽然伯克利用“淫妇”一词咒骂契斯曼，但大部分女性叛乱者逃过了最严厉的惩罚。在英国法律中，叛国贼的妻小将会失去血统赋予他们的公民权与财产——失去所有财产和头衔，培根与契斯曼这两名寡妇却被允许拿回自己的财产。两位后来都再婚了，培根两次，契斯曼一次。 [67]
面对这样的灾难，女人是如何逃过一劫，不受惩罚的呢？虽然伯克利总督曾经希望尽可能没收叛乱者留下的财产，但他鲁莽的报复最后反而让自己垮台。英国派出船队与军队护送特使到美洲平乱。这些特使是王室权威的代表，一到美洲马上就开始对付伯克利。特使坚持英王的特赦一视同仁，归还了许多被伯克利没收的财产，他们还要求将伯克利罢职。为了维持殖民地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恢复和平与正义。恢复秩序的方法之一，就是对叛乱者的妻子展现仁慈。 [68]
如此处置事关重大。对皇家特使来说，比起惩罚不知悔改的女人并让她们一贫如洗，维持土地与寡妇的流动性反而更加重要。1690年，英国剧作家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以培根起义为题写了一部喜剧，剧名《寡妇兰特氏》（ The Widow Ranter ）非常巧妙。剧中主角是个出身低贱、性好淫乱、女扮男装还会抽烟的寡妇（她误以为抽烟是良好出身的象征）。这名寡妇结过两次婚，都是嫁给身份地位比她高的男人。虽然她粗鄙不文，却深知自己的优势为何。她告诉一个殖民地的新移民，“我们有钱寡妇是这个国家的最佳商品” [69] 。
美洲殖民地高度重视生育力。时人认为只有良好的男性管理者才能妥善管理土地资产，因此大众期待寡妇早日改嫁，这样她们手上的土地才不会变成荒地。有些女人利用这一点来谋取自身利益。弗朗西斯·卡尔佩珀·史蒂文斯·伯克利·勒德韦尔女士（Lady Frances Culpeper Stevens Berkeley Ludwell）嫁过三任殖民地总督，其中包括威廉·伯克利。她未育有任何子女，所以能够一手掌握她继承的财富。她细心管理土地，而非让她的三任丈夫来管控她。不过，伯克利夫人在培根起义中的角色极具争议。有人怪她利用性魅力来操控自己的年迈丈夫，像《圣经》里恶毒奸诈的耶洗别（Jezebel），怂恿丈夫走上邪魔外道。 [70]
在殖民地关于阶级与财产的概念中，妥善管理具有生育力的女性是关键。弗吉尼亚人控管女奴的子嗣，让这种支配变得更加固定。1662年通过的一条法律中，不仅用出生地在何、异教徒与否来界定奴隶，还定下若母亲是奴隶下一代也得是奴隶的规定。法令明定“母亲的身份”将决定孩子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英国法律无此种先例，这种把奴隶子女当作主人财产的概念来自罗马法。英国法律中关于私生子的规定是提供了子以母贱的模型，但其实早从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开始，就有母为奴，子亦为奴的概念。阿奎那把子宫模拟为土地：如果有人去别人的岛上拜访，并把自己的种子撒在别人的土地上，那么生长出来的作物仍然归土地持有人所有。弗吉尼亚在1662年制订的这条法律也是建立在种畜的概念上：母牛生的小牛是牧场主人的财产，就算配种的公牛是别人家的。 [71]
对于一个女性或男性来说，生产力同样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女人的生育力是项可计算、可利用的自然资产，也是婚姻交易中的商品。对于女奴来说，生育力让子宫成为一件商品，让其子女变成动产——像牛一样的可移动财产［动产（chattel）跟牛（cattle）的拉丁语词根相同］。种植园主甚至把奴隶的子女当作“繁殖物”列入遗嘱，而女奴若是有可能生育则会被标注“未来增值”，这个词汇也同样用在牲口上。 [72]
殖民世纪之初，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05年观察到，妻子可用于“生产、结果、抚慰”。培根把女人的身体比作可耕种、可结果的土地，而他的读者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比喻。描述繁殖、生产的行为时，孩童和小牛都被包含在内。就繁殖优良品种来说，两者同等重要。女人与田地都是为了被男人使用和使男人获益而存在。 [73]
土地因可供居住与农耕而有价值。真正的阶级权力知道如何利用土地。培根起义背后最突出的矛盾是：最好的土地，从来就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得到的。围绕在伯克利总督身边的“寄生虫”显然占尽优势。身份地位的继承需要借助政治关系或婚嫁带来的财富。到了1700年，契约仆役已不太有机会获得田地。他们得迁往别处讨生活，或者租佃农地。皇家土地测量员尽可能确保大种植园主能拔得头筹，率先买下新的未开发土地。大面积的土地因此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然后，越来越多奴隶被运来殖民地，这些奴隶也被少数几个地主家族垄断。 [74]
虽然看起来很爱土地，但弗吉尼亚人的耕种能力比不上母国同胞。17世纪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很少用到犁。种植烟草的主要工具是简单的锄头，这种工具却相当耗费人力。大部分登陆美洲的开拓者没能活到拥有土地的那天，更别说精通耕种之道。哈克卢特凭空想象出一套殖民阶级制度，而奴隶制正是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它的源头有三，彼此相关：恶劣的劳动条件、契约仆役被当作商品，以及最重要的，有计划地繁殖孩童，让他们成为可被剥削的工人。
垃圾男、垃圾女（尤其还有垃圾青少年，后者在契约仆役中占大多数）都是可抛弃的劳动阶级，是这些人让殖民地得以落地生根。美洲殖民地所谓的荒地也许具备成为新迦南的条件，然而，废人在此虚度岁月，用劳力肥沃大地，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社会流动之可能，自己也永远无法翻身。
[1] Peter C.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An Elizabethan’s Obsession for an English America （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6—8, 25, 31, 38, 40, 102.
[2] Ibid., 8, 63, 76—77; D. B. Quinn, ed.,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2 vols.（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0）, 1: 102; Kenneth R. Andrews, Trade, Plunder and Settlement: Maritime Enterpris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British Empire, 1480—16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0—31, 200—201, 218, 294—299.
[3]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3—4, 92—100, 158, 184—194, 218, 221—231; E. G. R. Taylor,“Richard Hakluyt,” Geographical Journal 109, no. 4—6（April-June 1947）: 165—171, esp. 165—166; Kupperman, Captain John Smith, 3—4, 267.关于史密斯引述小哈克卢特作品，请见David B. Quinn,“Hakluyt’s Reputa-tion,”in Explorers and Colonies: America, 1500—1625 （London and Ronce verte, WV: Hambledon Press, 1990）, 19。
[4] Mancall, Hakluyt’s Promise, 72, 92, 128—129, 139, 183—184; David B. Quinn and Alison M. Quinn, eds., A Particular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Greate Necessite and Manifolde Commodyties That Are Like to Growe to This Realm of Englande by the Westerne Discoveries Lately Attempted. 该文献由牛津学者 Richard Hackluyt 于1584年撰写，通称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93）, xv, xxii。
[5]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8, 28, 31, 55, 116, 117, 119.蒙田的《论食人族》于1603年被译为英文；请见Lynn Glaser, America on Paper: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Philadelphia: Associated Antiquaries, 1989）, 170—173; Scott R. MacKenzie,“Breeches of Decorum: The Figure of a Barbarian in Montaigne and Addison,” South Cen-tral Review, no. 2（Summer 2006）: 99—127, esp. 101—103。
[6] “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in The Original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Two Richard Hakluyts, ed. E. G. R. Taylor, 2 vols.（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5）,2: 367—368; Mary C. Fuller, Voyages in Print: English Travel to America, 1576—162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5.
[7] Tomlins, Freedom Bound, 114—118, 135—138, 143—144; and John Smith, Advertisements: Or, The Pathway to Experience to Erect a Plantation （1831）,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580—1631) , ed.Philip L. Barbour, 3 vol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3: 290.
[8] 关于粪肥，请见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与John Smith, Advertisements for the Unexperienced Planters of New England, or Any Where （1631）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 2: 109; 3: 276。根据《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aste”与土地相关时，有好几种含义：（1a）无人居住或杳无人烟的地区、沙漠或荒野；（1b）大片水域、空中的空白空间或是被雪覆盖的土地；（2）共同拥有（非私人所有）的未开垦或未利用的土地；（3）灾区。在法律上，“waste”的定义是：“对于不可继承的自由保有地产，或非完全保有地产权，承租人任何未经授权的行为，造成保有物毁坏，或造成遗产损害。”意思是说承租人，而非土地所有者，破坏了财产并降低其价值。“waste”指的是未开垦或自然状态的土地，或“不被用来或不适合用来种植或建筑，任其荒芜”的土地（周遭通常是已开发的土地）。
[9]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115. 关于土地改良的语言，请见Andrew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Agrarian England , 1500—166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3, 116, 136—137, 162, 168。
[10]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28; the elder Hakluyt’s“Inducements to the Liking of the Voyage Intended Toward Virginia”（1585）, 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2: 331; McRae, God Speed the Plough, 168. Timothy Sweet,“Economy, Ecology, and Utopia in Early Colonial Pro-motional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71, no. 3（September 1999）: 399—427, esp. 407—408.关于小哈克卢特所列任务清单，请见George Peckham’s A True Reporte of Late Discoveries and Possession, Taken in the Right of the Crowne of Englande of the Newfound Landes: By That Valiant and Worthye Gentleman, Sir Humphrey Gilbert, Knight 。小哈克卢特后来收录了相关段落，请见Richard Hakluyt, 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1589）, eds. David Beers Quinn and Raleigh Ashlin Skelton, 2 vols.（reprinted facsimil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 710—711。
[11]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28, 120, 123—124.关于利用殖民地来缓解英格兰贫困闲散儿童问题的论述，请见Hakluyt the elder,“Inducements for Virginia,”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2: 330;Gilbert,“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London, 1576）, 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1: 161；以及Peckham,“A True Report, ”in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2: 710—711。
[12] John Cramsie,“Commercial Projects and the Fiscal Policy of James VI and I,” Historical Journal 43, no. 2（2000）: 345—364, esp. 350—351, 359.
[13] Walter I. Trattner,“God and Expans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John Dee, 1527—1583,”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vol. 25, no. 1（January-March 1964）: 17—34, esp. 26—27; Beier, Masterless Men, 56,149—150, 168.
[14]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28. 吉尔伯特也提出相同论述，认为与其把穷人送上绞刑架，不如让他们移居美洲；请见“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zing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 1: 160—161。根据罗马法，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成为战俘，就有可能变成奴隶。当了奴隶，这些战俘就能免于一死；请见“The Labor Marke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4, no. 4（Spring 2004）: 513—538, esp.534。有位法国学者指出，在英国民族志中，“垃圾人”（rubbish men）一词意指债务奴隶；请见Alain Testart,“The Ex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Debt Slavery,” Revue Francaise de Sociologie 43, no. 1（2002）:173—204, esp. 199。
[15] Hakluyt,“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31—32, 120. 有关乞丐的孩子被送往殖民地当奴隶，请见A. L. Beier,“‘A New Serfdom’: Labor Laws, Vagrancy Statutes, and Labor Discipline in England, 1350—1800,”in Cast Out: Vagrancy and Homelessness in Global Perspective , eds. A. L. Beier and Paul Ocobock（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9）, 47。
[16] Beier, Masterless Men, 158—160; C. S. L. Davies,“Slavery and Protector Somerset: The Vagrancy Act of 1547,”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9, no. 3（1966）: 533—549.
[17] William Harrison,“Chapter IX: Of Provisions Made for the Poor”（1577 and 1857）, in Elizabethan England: From“A Description of England,”by William Harrison （ in“Holinshed’s Chronicles” ）, edited by Lothrop Withington, with introduction by F. J. Furnivall（London: The W. Scott Publishing Co., 1902）, 122—129, esp.122; Patrick Copland, Virginia’s God Be Thanked, or A Sermon of Thanksgiving for the Happie Successe of the Affayres in Virginia This Last Yeare. Preached by Patrick Copland at Bow-Church in Cheapside, Before the Honourable Virginia Company, on Thursday, the 18. of April 1622 （London, 1622）, 31.
[18] Beier, Masterless Men, 43; Copland, Virginia’s God Be Thanked , 31; John Donne, A Sermon upon the Eighth Verse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 Preached to the Honourable Company of the Virginia Plantation , 13, November 1622（London, 1624）, 21. 虽然约翰·怀特试图反驳这种负面形象，但他承认，大众普遍认为“殖民地应该是国家的排泄管或污水池；排去秽物”；请见怀特的 The Planters Plea, or the Grounds of Plantations Examined and Usuall Objections Answered （London, 1630）, 33。大哈克卢特笔下的“英国人中的杂碎”，请见“Letter of Instruction for the 1580 Voyage of Arthur Pet and Charles Jackman,”in Hakluyt, Principall Navigations, 1: 460。把穷人排入殖民地的想法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Cicero）把穷人描述为“‘ dordem urbis et faecem ，城市里受贫困折磨的残渣’，他们应该被‘排放到殖民地去’”；请见Paul Ocobock, introduction in Beier and Ocobock, Cast Out , 4。
[19] 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 122. 哈里森笔下的穷人不受控制、随意四散，就像是英国概念中的荒地。一位作家在1652年写道，“本国处处可见荒芜的土地，我们不会再让这些荒地（如同畸形的混乱）让我们继续丢脸、蒙受其害”；请见 Wast Land’s Improvement, or Certain Proposals Made and Tend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onorabl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Parliament for the Advance of Trade, and General Profits of the Commonwealth... （London, 1653）, 2。
[20] 威廉·哈里森谈到，尽管有些人认为“一窝牛”远比穷人的“多余增加”要重要得多，但他指出，战争时期需要穷人。如果英国遭敌国入侵，光靠穷人，就能组成“人墙”。请见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 125; Beier, Masterless Men, 75—76。
[21] Nicholas P. Canny,“Ideology of English Colonization: From Ireland to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0, no. 4（October 1973）: 575—590, esp. 589—590; Canny,“The Permissive Frontie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ntrol in English Settlements in Ireland and Virginia,”in The Western Enterprise: English Activities in Ireland, the Atlantic, and America, 1480—1650, eds. K. R. Andrews, N. P. Canny, and P. E. H. Hair（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7—44, esp. 18—19; Linda Bradley Salamon,“Vagabond Veterans: The Roguish Company of Martin Guerre and Henry V ,”in Rogues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eds. Craig Dionne and Steve Mentz（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261—293, esp. 265, 270—271;Roger B. Manning,“Styles of Command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Armies,”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no. 3（July 2007）: 671—699, esp. 672—673, 687.
[22] Craig Dionne,“Fashioning Outlaws: The Early Modern Rogue and Urban Culture,”and Salamon,“Vagabond Veterans,”in Dionne and Mentz, Rogues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1—2, 7, 33—34, 267—268, 272—273; Harrison, Elizabethan England, 127—128; Beier, Masterless Men, 93—94; Claire S. Schen,“Constructing the Poor in Early Seventeeth-Century London,” Albion: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32, no. 3（Autumn 2000）: 450—463, esp. 453.
[23] 小哈克卢特写道，“如果边境爆发战争，如果我们需要防御，战争的纪律会训练我国的青年，他们的数量足以上战场保家卫国”；请见“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119—120, 123。其他殖民倡导者认为，前往殖民地服务可以取代兵役，让无所事事的穷人拥有必要的纪律。克里斯托弗·卡雷（Christopher Carleill）这样认为，是出于他自己在低地国家战争中的军事经验；请见Carleill, A Breef and Sommarie Discourse upon the Entended Voyage to the Hethermoste Partes of America: Written by Captain Carleill in April 1583 （1583）, 6。士兵被当作炮灰，请见“Vagabond Veterans,”271；以及Sweet,“Economy,Ecology, and Utopia in Early Colonial Promotional Literature,”408—409。
[24] 有关禁止在街上排泄的法律，以及对亵渎和偷菜的刑罚，请见“Articles, Lawes, and Orders, Divine,Politique, and Martiall for the Colony of Virginia: First Established by Sir Thomas Gates.... May 24, 1610,”in For the Colonial in Virginia Britannia. Lavves, Diuine, Morall, and Martiall, & c. Alget qui non Ardet. Res nostrae subinde non sunt, quales quis optaret, sed quales esse possunt （London, 1612）, 10—13, 15—17；以及Kathleen M. Brown, Foul Bodies: Cleanliness in Early America（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1—64。有关谋杀妻子再吃她的肉，请见 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in Virginia, with a Confutation of Such Scandalous Reports as have Tended to the Disgrace of So Worthy an Enterprise （London, 1610）, 16；以及John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 2: 232—233; Donegan,Seasons of Misery, 103。
[25] Donne, A Sermon upon the Eighth Verse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19.
[26] Karen Ordahl Kupperman,“Apathy and Death in Early Jamestow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6,no. 1（June 1979）: 24—40, esp. 24—27, 31; Wesley Frank Craven,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1606—1624（Williamsburg: Virginia 3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Corporation, 1957）, 22—28, 32—34.有关黄金的许诺，请见David Beers Quinn, England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1481—1620 （New York: Knopf, 1974）, 482—487。有关快速致富的诱惑，以及新世界的夜壶是黄金所做的这一传言，请见George Chapman, Eastward Hoe （London, 1605; reprint, London: The Tudor Facsimile Texts, 1914）, 76。有关“懒惰的无所事事”，请见 A True Declaration of the Estate of the Colonie （1610）, 19。有关“禽兽般的散漫”与“无所事事”，请见 Virginia Company, A True and Sincere Declaration of the Purpose and End of the Plantation Begun in Virginia （London, 1610）, 10。
[27] 从吉尔伯特那里得到灵感，吉尔伯特建议让穷人家的孩子们接受“有用手艺”的训练，这样他们就可以制作“小玩意”卖给印第安人；请见Gilbert,“A Discourse of a Discoverie for a New Passage to Cataia”（1576）, in Quinn, The Voyages and Colonial Enterprises of Sir Humphrey Gilbert , 1: 161；以及Canny,“The Permissive Frontier,”25, 27—29, 33。有关禁止赌博、强暴、与水手做生意，请见“Articles, Lawes, and Orders... Established by Sir Thomas Gates,”10—11, 13—14。
[28] 关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请见Joan Thirsk,“Making a Fresh Start: Sixteenth-Century Agriculture and the Classical Inspiration,”in Michael Leslie and Timothy Raylor, eds.,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riting and the Land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22。
[29] 关于罗尔夫和烟草，请见Philip D. Morgan,“Virginia’s Other Prototype: The Caribbean,”in The Atlantic World and Virginia, 1550—1624, ed. Peter C. Mancall（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 362；以及Edmund S. Morgan,“The Labor Problem at Jamestown, 1607—161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 no. 3（June 1971）: 595—611, esp. 609。
[30] Manning C. Voorhis,“Crown Versus Council in the Virginia Land Polic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3, no. 4（October 1946）: 499—514, esp. 500—501;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Norton, 1975）, 93—94, 171—173. Morgan,“The First American Boom,”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8, no. 2（1971）: 169—198, esp. 176—177.
[31] Tomlins, Freedom Bound, 31—36, 78—81; Mary Sarah Bilder,“The Struggle over Immigration: Indentured Servants, Slaves, and Articles of Commerce,” Mis-souri Law Review 61（Fall 1996）: 758—759, 764; Warren M. Billings,“The Law of Servants and Slav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irginia,”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9, no. 1（January 1991）: 45—62, esp. 47—49, 51.
[32] Morgan,“The First American Boom,”170, 185—186, 198; Schen,“Constructing the Poor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451; Billings,“The Law of Servants and Slaves,”48—49.关于契约仆役的高死亡率，请见Martha W. McCartney, Virginia Immigrants and Adventurer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Baltimore: Genealogical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14；以及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2: 255。
[33] 约翰·波特（John Pott）博士用几磅（1磅约0.45千克）的贸易珠付了赎金，让印第安人放了她；他还声称她死去的丈夫欠他三年的契约工时。请见McCartney, Virginia Immigrants and Adventurers, 258；以及“The Humble Petition of Jane Dickenson Widdowe”（1624）, in 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 , ed. Susan M. Kingsbury, 4 vol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1935）, 4:473；以及Canny,“The Permissive Frontier,”32。
[34] 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 in Barbour,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 2: 388. 《威尼斯商人》出版于1600年。根据罗马法，不只战俘，债务人和弃儿都可转为奴隶。奴隶的孩子也是奴隶。在詹姆斯敦，债务人的孩子可充作奴隶。请见Temin,“The Labor Market of the Early Roman Empire,”513—538, esp. 524, 531。
[35] David R. Ransome,“Wives for Virginia, 1621,”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8, no. 1（January 1991）:3—18, esp. 4—7. 在弗吉尼亚早期的历史中，男女性别比大约是四比一，请见Virginia Bernhard,“‘Men,Women, and Children’at Jamestown: Population and Gender in Early Virginia, 1607—1610,”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8, no. 4（November 1992）: 599—618, esp. 614—618。关于牛的运输和牛如何代表英国性，请见Virginia DeJohn Anderson,“Animals into the Wilderness: The Development of Livestock Husbandry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9, no. 2（April 2002）: 377—408, esp. 377, 379。将女性当作繁殖者送往殖民地的想法并不新鲜。1656年，克伦威尔（Cromwell）将2 000名年轻的英格兰妇女运至巴贝多群岛，为了“让她们繁衍后代以增添白人人口”，请见Jennifer L. Morgan, Laboring Women: Reproduction and Gender in New World Slaver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74—75。
[36] William Berkeley, A Discourse and View of Virginia （London, 1663）, 2, 7, 12.
[37] Samuel Eliot Morrison,“The Plymouth Company and Virginia,”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2, no. 2（April 1954）: 147—165;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119.
[38] Tomlins, Freedom Bound, 23, 54—56; Alison Games, Migration and Origins of the English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 48, 53; T. H. Breen and Stephen Foster,“Moving to the New World: The Character of Early Massachusetts Migra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0,no. 2（April 1973）: 189—222, esp. 194, 201; Nuala Zahedieh,“London and the Colonial Consumer in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2, no. 2（May 1994）: 239—261, esp. 245.
[39] “General Observations”（1629）, in John Winthrop Papers, 6 vols.（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928）, 2: 111—115; Edgar J. A. Johnson,“Economic Ideas of John Winthrop,” New England Quarterly 3, no.2（April 1930）: 235—250, esp. 245, 250; Francis J. Bremer, John Winthrop: America’s Forgotten Foun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2—153, 160—161, 174—175, 181, and footnote 9 on 431—432.
[40] John Winthrop,“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3rd ser., 7（Boston, 1838）, 33; Scott Michaelson,“John Winthrop’s‘Modell’Covenant and the Company Way,”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7, no. 2（1992）: 85—100, esp. 90; Lawrence W. Towner,“‘A Fondness for Freedom’: Servant Protest in Puritan Societ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9, no. 2（April 1962）: 201—219,esp. 204—205.
[41] Norman H. Dawes,“Titles of Symbols of Presti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 no. 1（January 1949）: 69—83; David 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Essex County, 1629—1692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18—19, 29—30, 92; John Winthrop Papers, 4, 54, 476; Bremer, John Winthrop, 355.
[42] Towner,“‘A Fondness for Freedom,’”202; Tomlins, Freedom Bound, 254—255; Bremer, John Winthrop, 313.
[43] Tomlins, Freedom Bound , 56, 255—256, 258. 在马萨诸塞法律中，14岁是需负法律责任的年龄，而其他大部分地区认定21岁才算成年，请见Ross W. Beales Jr.,“In 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Child: Adulthood and Youth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American Quarterly 27, no. 4（April 1975）: 379—398, esp. 384—385,393—394, 397。1623年政府赠予土地之时，马萨诸塞首先要求青年与家人同住并无偿工作；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罗得岛都通过相同的法律：“单身的人都必须与家人同住。”请见William E. Nelson,“The Utopian Legal Order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1630—1686,”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47,no. 2（April 2005）: 183—230, esp. 183；以及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 106。
[44] Tomlins, Freedom Bound, 307, 310; Philip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75, 81—83, 125, 132,135, 149.
[45] 温思罗普的前两任妻子均死于难产，最后一任妻子在他去世前一年诞下子嗣。Bremer, John Winthrop, 90—91, 102—103, 115, 314, 373.
[46] Cotton Mather, A Good Master Well Served （Boston, 1696）, 15—16, 35—36, 38; Towner,“‘A Fondness for Freedom,’”209—210; Robert Middlekauf, The Mathers: Three Generations of Puritan Intellectuals, 1596—17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5.
[47] William Perkins,“On the Right, Lawful, and Holy Use of Apparel”in The Whole Treatise of the Cases of Conscience Distinguished into Three Books （Cambridge, England, 1606）; Louis B. Wright,“William Perkins:Elizabethan Apostle of‘Practical Divinity,’”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2, no. 2（January 1940）: 171—196, esp. 177—178; Stephen Innes, Creating the Commonwealth: Economic Culture of Puritan New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98）, 101—103. 1651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官员宣布他们“极度厌恶身份、教育、职业低下的男女穿着绅士的衣着”，请见Leigh Eric Schmidt,“‘A Church-Going People Are a Dress Loving People’: Clothes,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Early America,” Church History 58, no. 1（March 1989）: 36—51, esp. 38—39。菲利浦国王之战期间，法院起诉“38名妻子和女佣，以及30名年轻男子……穿着丝绸服装炫耀”，请见Laurel Thatcher Ulrich, The Age of Homespun: Objects and Stories in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Myth （New York: Knopf, 2001）, 125；以及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 148。关于担心父母和主人纵容儿女和仆役，请见Edmund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us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66）, 149。
[48] 有关教会成员在法庭上享有的特权，请见Thomas Haskell,“Litigation and Social Statu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 no. 2（June 1978）: 219—241。有关玛丽·戴尔，请见Carla Gardina Pestana,“The Quaker Executions as Myth and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0, no. 2（September 1992）: 441—469, esp. 441, 460—464；以及David D. Hall, Worlds of Wonder, Days of Judgment: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 in Early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2—174, 186。在英国，被逐出教会可能会导致严厉的惩罚，比如禁止某人继承遗产或无权起诉。在新英格兰，至少是最初，逐出教会只会造成公民权被剥夺。1638年，法院制订了更严厉的惩罚：如果某人在被逐出教会的六个月内，没有悔改或寻求重新加入教会，他或她可能会被罚款、监禁、流放或承担“更严重”的惩罚，请见Konig, Law and Society in Puritan Massachusetts , 32。
[49] 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44, 50, 59—63, endnote 5, 180; Robert J. Din-kin,“Seating the Meetinghouse in Early Massachusetts,” New England Quarterly 43, no. 3（September 1970）: 450—464, esp. 453—454.
[50] Kathryn Zabelle Derounian,“The Publica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ary Rowlandson’s Indian Captivity Narrativ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3, no. 3（1988）: 239—262. 有关罗兰森对英国阶级和物质象征的信仰，请见Nan Goodman,“‘Money Answers All Things’: Rethinking Economic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Captivity Narrative of Mary Rowlandson,”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22,no. 1（Spring 2010）: 1—25, esp. 5。
[51] Mary Rowlandson, The Sovereignty and Goodness of God, Together with the Faithfulness of His Promises Displayed: Being a Narrative of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 and Related Documents, ed. Neil Salisbury（Boston: Bedford Books, 1997）, 1, 16, 26, 75, 79, 83, 86, 89, 96—97, 103; Ulrich, The Age of Homespun, 59; Teresa A. Toulouse,“‘My Own Credit’: Strategies of（E）valuation in Mary Rowlandson’s Captivity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64, no. 2（December 1992）: 655—676, esp. 656—658; Tiffany Potter,“Writing Indigenous Femininity: Mary Rowlandson’s Narrative of Captivit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6, no. 2（Winter 2003）: 153—167, esp. 154.
[52] See Increase Mather, Pray for the Rising Generation, or a Sermon Wherein Godly Parents Are Encouraged, to Pray and Believe for Children （Boston, 1678）, 12, 17; Hall, Worlds of Wonder, 148—155; Gerald F. Moran,“Religious Renewal, Puritan Tribalism, and the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ilford, Connecticut,”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6, no. 2（April 1979）: 236—254, esp. 237—238, 250—254; Bremer, John Winthrop, 314—315; Lewis Milton Robinson,“A History of the Half-Way Covenant”（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3）.
[53] 小哈克卢特写了两篇不同的献词：一篇强调弗吉尼亚是适婚新娘，另一篇强调她是一个孩子，伊丽莎白女王是她的教母，监督那些教父教母（助产士）引导孩子的出生。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也用到相同的婚姻譬喻，他写道，弗吉尼亚“可爱的外表”，“配得上最好的丈夫来追求她、爱她”，请见“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 De Orbe Novo Petri Martyris , in Taylor, The Original Writings , 2: 367；以及“To the Right Worthie and Honourable Gentleman,Sir Walter Ralegh,”in A Notable Historie Containing four Voyages Made by Certayne French Captaynes into Florida （London, 1587）, 2。雷利谈到圭亚那也用到类似的描述，说她“还未失去童贞”，请见Sir Walter Ralegh, The Discovery of the Large, Rich, and Beautiful Empire of Guiana, with a relation of the Great and Golden City of Manoa （ which the Spaniards call El Dorado ） , etc. performed in the Year 1595 , edited by Sir Robert H. Schomburgk（London, 1848）, 115；以及Louis Montrose,“The Work of Gender in the Discourse of Discovery,” Representations 33（Winter 1991）: 1—41, esp. 12—13; Fuller, Voyages in Print , 75;Morgan,“Virginia’s Other Prototype,”360。
[54] Rachel Doggett, Monique Hulvey, and Julie Ainsworth, eds., New World Wonders: European Images of the Americas, 1492—1700 （Washington, DC: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2）, 37; Edward L. Bond,“Sources of Knowledge, Sources of Power: The Super-natural World of English Virginia, 1607—1624,”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8, no. 2（2000）: 105—138, esp.114.
[55] Jack Dempsey, ed., New England Canaan by Thomas Morton of“Merry-mount” （Scituate, MA: Digital Scanning, 2000）, 283—288; Karen Ordahl Kupperman,“Thomas Morton, Historian,” New England Quarterly 50, no. 4（December 1977）: 660—664; Michael Zukerman,“Pilgrims in the Wilderness: Community,Modernity, and the May Pole at Merrymount,” New England Quarterly 50, no. 4（December 1977）: 255—277; John P. McWilliams Jr.,“Fictions of Merry Mount,” American Quarterly 29, no. 1（Spring 1977）: 3—30.
[56] 莫顿1628年被捕后，一开始被放逐在沙洲岛上（新罕布什尔），然后被运回英国。1629年他回到新英格兰，1630年又被流放到英格兰。1643年，他再次返回新英格兰，次年被捕，1645年获释，条件是离开该地的管辖区，所以他前往缅因，不久后就去世了。想进一步了解他的一生，请见Jack Dempsey, Thomas Morton of“Merrymount”: The Life and Renaissance of an Early American Poet （Scituate, MA:Digital Scanning, 2000）。
[57] 莫顿相信印第安人使用特殊的水（“水晶泉”）来治愈不孕，请见Dempsey, New English Canaan, 7, 26—27, 53—55, 70, 90, 92, 120—121, 135—136, 139。对莫顿分析最鞭辟入里的是Michelle Burnham,“Land,Labor, and Colonial Economics in Thomas Morton’s New English Canaan ,”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41,no. 3（2006）: 405—428, esp. 408, 413—414, 418, 421, 423—424；以及Edith Murphy,“‘A Rich Widow, Now to Be Tane Up or Laid Downe’: Solving the Riddle of Thomas Morton’s‘Rise Oedipeu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5, no. 4（October 1996）: 755—768, esp. 756, 759, 761—762, 765—767。
[58] Hamor, A True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20; Hakluyt,“Epistle Dedicatory to Sir Walter Ralegh by Richard Hakluyt, 1587,”2: 367—368. 劳森还强调了牛羊数量的“惊人增长”，他称之为“丰厚”——另一个用来描述富饶多产的词汇；请见John Lawson, A New Voyage to Carolina, with introduction by Hugh Talmage Lefler（reprint of 1706 London e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7）, 87—88, 91, 196。约翰·史密斯也谈到相同的概念，他说印第安妇女“很会生”，请见Smith, The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1624）2: 1165。有关新世界的多产形象，请见Parrish,“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475—514, esp. 502—506, 511。罗马人声称，野蛮人和游牧民族的妇女“容易生育”，英国人很快就把这个观点代入新世界的原住民妇女，请见Morgan, Laboring Women, 16—17。
[59] Tomlins, Freedom Bound ；艾尔索普也提到马里兰有着“自然的子宫”，生出许多不同的动物。他把这片土地的“富饶多产”比作女人怀孕的肚子。在“交配式婚姻”下女性是“拿着童贞去赶集”。艾尔索普比较了处女与妓女，他认为妓女“出租”她们的子宫，而老处女则会空置子宫到“不值钱”的时候；请见George Alsop, A Character of the Province of Maryland （London, 1666）, in Narratives of Early Maryland, 1633—1684, ed., Clayton G. Hall（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0）, 340—387, esp. 343—344, 348, 358；以及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rovince of Carolina on the Coasts of Floreda （London,1666）, 9—10。
[60] 有关骗婚谋夺土地，请见Morgan,“The First American Boom,”189—190。历史学家卡洛·莎玛（Carole Shammas）注意到，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殖民地对寡妇更慷慨，娶到她们的男人将获得更多好处，这些殖民地鼓励“活络的寡妇再婚市场”；请见Shammas,“English Inheritance Law and Its Transfer to the Col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1, no. 2（April 1987）: 145—163, esp. 158—159。有关高死亡率和再婚率，请见Lorena Walsh,“‘Till Death Do Us Part’: Marriage and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yland,”in The Chesapeak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ssays on Anglo-American Society, eds. Thad W. Tate and David L. Ammerman（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126—152。寡妇通常是丈夫的遗嘱执行人，大多数妇女在丈夫死后一年甚至两年内再婚，请见James R. Perry, The Formation of a Society on Virginia’s Eastern Shore, 1615—16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41, 79, 81。
[61] T. H. Breen,“A Changing Labor Force and Race Relations in Virginia, 1660—171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no. 1（Autumn 1973）: 3—25, esp. 10.关于“国之残渣”的说法，请见“William Sherwood’s Account”and“Ludlow’s Account,”in“Bacon’s Rebellion,”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 no. 2（October 1893）: 169, 171, 183。关于将培根追随者描述为“粗鄙无知”且“刚从奴仆身份脱身”，请见“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 in Virginia, by the Royal Commissioners, 1677,”in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1675—1690, ed. Charles M. Andrews（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 110—111, 113。关于将叛乱分子比作猪，请见William Sherwood,“Virginias Deploured Condition, Or an Impartiall Narrative of the Murders comitted by the Indians there, and of the Sufferings of his Maties Loyall Subjects under the Rebellious outrages of Mr Nathaniell Bacon Junr: to the tenth day of August Anno Dom 1676（1676）,”in 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vol. 9, 4th ser.（Bosto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1871）: 176。
[62] Stephen Saunders Webb, 1676: The End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Knopf, 1984; reprint ed.,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 34, 41, 66; Tomlins, Freedom Bound, 39—41, 425.
[63] 在培根的宣言中，他明确指出伯克利一派已经变成强大的“阴谋集团”，保护“亲爱的印第安人”，不顾英国殖民开拓者的性命。针对伯克利殖民地人民在缺乏伯克利明确命令的情况下，对印第安人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培根的叛军也表达了抗议。请见Nathaniel Bacon,“Proclamations of Nathaniel Bacon,”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 no. 1（July 1893）: 57—60；以及Webb, 1676, 7, 74。
[64] 关于“土地突袭者”，请见Sherwood,“Virginias Deploured Condition,”164。关于不公正税收及权贵们将所有烟草尽数收入囊中的记载，请见“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108, 111；另见Peter Thompson,“The Thief, a Householder, and the Commons: Language of Clas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3, no. 2（April 2006）: 253—280, esp. 264, 266—267。关于税收、债务与烟草价格下跌共同构成叛乱经济动因的分析，请见Warren M. Billings,“The Causes of Bacon’s Rebellion: Some Suggestions,”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8, no. 4（October 1970）: 409—435, esp. 419—422, 432—433。关于叛乱后土地问题，请见Michael Kammen,“Virginia at the Clos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 Appraisal by James Blair and John Lock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74, no. 2（April 1966）: 141—169, esp. 143, 154—155, 157, 159—160。
[65] 培根死于1676年10月26日；伯克利于1677年7月9日去世。正如凯萨琳·布朗（Kathleen Brown）所指出的，从培根死于血痢可以看出他“被自己身体的腐败打败了”；请见Brown, Foul Bodies, 67。虱子可能同样重要，因为它让人联想到卑鄙之物及带有虱子的动物。某份记录显示他患有虱病：“故他唯有焚烧衣物，若非如此，便无法去除满身寄生之物。”请见“A True Narrative of the Late Rebellion,”139; Wilcomb E. Washburn,“Sir William Berkeley’s‘A History of Our Mise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4, no. 3（July 1957）: 403—414, esp. 412；以及Wilcomb E. 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A History of Bacon’s Rebellion in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85, 129—132, 138—139。
[66]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20. 关于白围裙，请见Mrs. An. Cotton,“An Account of Our Late Troubles with Virginia. Written in 1676,”in Tracts and Other Papers, Principally Relating to the Origin,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untry to the Year 1776, ed. Peter Force, 4 vols.（Washington, DC, 1836—1846）, 1: 8。另一种说法则把这些女人看作守护天使，而阿芙拉·贝恩在以培根之乱为背景的剧作中，暗指这些女人被当作停战协议以避免战斗；请见“The History of Bacon’s and Ingram’s Rebellions, 1676,”in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68；以及Behn, The Widow Ranter, or, The History of Bacon in Virginia. A Tragi-Comedy （London, 1690）, 35；另见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80—81; Terri L. Snyder, Brabbling Women: Disorderly Speech and the Law in Early Virgin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34；以及Webb, 1676, 20—21。
[67] 关于莉迪亚·契斯曼，请见“The History of Bacon’s and Ingram’s Rebellions,”in Andrews, Narratives of the Insurrections, 81—82。关于伊丽莎白·培根再婚，请见“Bacon’s Rebellion,”6。关于叛乱者财产被没收后又归还其遗孀的记载，请见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141—142；以及Wilcomb E. Washburn,“The Humble Petition of Sarah Drum-mo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3, no. 13（July 1956）: 354—375, esp. 356, 358, 363—364, 367, 371；Lyon G. Tylor,“Maj. Edmund Chisma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 no. 2（October 1892）: 89—98, esp. 90—91, 94—97; Susan Westbury,“Women in Bacon’s Rebellion,”in Southern Women: Histories and Identities, eds. Virginia Bernhard, Betty Brandon,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Theda Perdu（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2）, 30—46, esp. 39—42。
[68] Webb, 1676, 102, 132—163.
[69] Behn, The Widow Ranter, 3, 12, 42, 45, 48; Jenny Hale Pulsipher,“‘The Widow Ranter’and Royalist Culture in Colonial Virginia,”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39, no. 1（2004）: 41—66, esp. 53—55; Snyder, Brabbling Women, 11—12, 117, 122—123.
[70] Jane D. Carson,“Frances Culpeper Berkeley,”in Notable American Women , 1607—1950, ed. Edward James et al., 3 vol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 135—136; Snyder, Brabbling Women, 19—25.
[71] Kathleen M.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and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 Race, 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129—133; Tomlins, Freedom Bound, 455, 457—458.
[72] Morgan, Laboring Women, 77—83; Anderson,“Animals into the Wilderness,”403.
[73] 关于引文，请见Francis Bacon, The Two Books of Francis Bacon, of the Proficience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Divine and Human （London, 1808）, 72；对该文的不同解读，请见Parrish,“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489。
[74] Turk McClesky,“Rich Land, Poor Prospects: Real E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Social Elite in Augusta County, Virginia, 1738—1770,”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8, no. 3（July 1990）: 449—486;John Combs,“The Phases of Conversion: 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Rise of Slavery in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8, no. 3（July 2011）: 332—360; Emory G. Evans, A“Topping Peopl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Virginia’s Old Political Elite, 1680—179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9）,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