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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或自以为知道阶级是什么：财富与特权所创造的经济阶层。问题在于，大众熟知的、经过夸大渲染的美国史却甚少谈及社会阶级的存在。仿佛美国在脱离英国的时候，神奇地挣脱了阶级的束缚，意识到更丰富的可能性。毕竟，美国的参议院不是英国的上议院。在教科书里，建国史主要谈的是先人“如何获得土地和自由”或“平民如何抓住翻身机会”。政治人物与选民都抓住神圣化的美国梦，以此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幸福不受出身的限制（你的父母是谁），或身份地位的局限（你在社会阶级中的起点）：每一代的美国人都在这样的基础上，追求各自的幸福。
我们奉为真理的神话自相矛盾。先人成功地把“人人生而平等”变成格言，指出美国辽阔的国土和美国人民卓越的美德足以区隔美国与欧洲那许多没有希望的社会，让美国与众不同。美国理想的宣扬者用优美华丽的文字传达了他们的理念。美国理想是个愿景。在君主制和僵化的贵族阶级主宰一切的时代，美国有可能利用自由的社会流动，来证明现代共和国的革命性。
以上都是正面的说法。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真实情况都大相径庭。最直白地说，英国殖民者推动实现的目标有二：一是减少英国本土的贫穷，二是把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送去新大陆。英国着手殖民后，殖民地的前哨基地就开始利用这些非自由的劳动者（契约仆役、奴隶与儿童），并且把这一可抛弃的阶级视作人类废物。但这些穷人、废物并没有消失。到了18世纪初，已有人认定这些废物是个绵延不绝的“品种”。这种将劣等人类加以分类的方式，深深烙印在美国的历史中。每个时期，在美国被夸大的历史故事里，都存在废人的分类学——没人要的、无可救药的。各个时期，都有一套区隔穷苦白人与主流大众的方法。
本书将“低下阶级被视作无可救药、无法矫正的‘品种’”这一情况纳入考量，借以重构种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此处先单独谈阶级，因为阶级本身即有独特且强大的动能。美国人替这群底层阶级起了不同的名字，皆带有丰富且强烈的含义。今日这群人被称作“住拖车的废物”（trailer trash）、“红脖子”；以前，他们叫作“懒汉”（lubbers）、“垃圾”（rubbish）、“啃土汉”（clay-eaters）和“南方穷苦白人”（crackers）。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为了不让读者误会本书的研究目的，我要在此说明：我从阶级的角度重新评价美国的历史经验，是要揭露“美国认同”（American identity）所忽略的层面。但我不只是要指出我们在历史理解上的错误，我还想要让读者更了解今日美国依然存在的矛盾。
一个重视机会平等的文化要如何解释，或者说如何接纳，长期遭边缘化的人民？21世纪的美国人需要面对这个阴魂不散的难题。让我们接受下等阶级（underclass）的存在。从第一批欧洲开拓者踏上美洲海岸开始，下等阶级就已存在。他们并非当下美国广大人口中无足轻重的少数人群。这群“白垃圾”如何体现这种冲突，正是本书希望回答的关键问题之一。
英国殖民强烈影响了美国的阶级相关用语与思想。16、17世纪时，英国出现第一批意图大规模利用美洲自然环境的殖民倡导者。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混合了充满目的性的描述及大胆狂野的意象，但并没有想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殖民垦殖的概念必须要能打动谨慎的投资者，新大陆的美洲殖民地必须能为旧大陆服务。在殖民政策的倡导者眼中，美洲并非充满机会的伊甸园。他们把美洲想象为巨大的垃圾堆，经过改造就能成为富饶之地。可抛弃的人——废人——将从英国输出，卸货到美洲：他们的劳动将在遥远的荒地上生根发芽。听来残酷，但这些不务正业的穷人、社会的残渣，将被送往远方，只为了当肥料，然后死在空无一物的粪土之中。在美洲成为预言中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前，16世纪的探险家认为这是片脏乱、杂草丛生的荒野——适合没教养平民的“粪坑”。新大陆的形象有其诱人之处，却也有黑暗面。早期提倡殖民的英国人将美洲描绘为富饶之地，他们夸大其词，而且也许刻意如此。他们描绘的是一块连自己都没见过的土地，却必须说服谨慎的投资者和国家官员，才能让他们投身高风险的海外殖民。最重要的是，英国可以把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们输出到美洲。
多年以后，美国才变成“全世界的希望”。后来的光荣历史掩盖了这块“自由之地、勇者之乡”的低贱出身。今日的爱国人士认为，美国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个“特殊”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他们脑袋里会冒出哪些例证：朴实的朝圣先辈受慷慨的印第安人的教导，学会了耕种之道；弗吉尼亚骑士党（Virginia Cavaliers）在詹姆斯河畔精美的宅邸大宴宾客。因为学校历史课的教法，美国人脑子里的普利茅斯（Plymouth）和詹姆斯敦（Jamestown）和乐融融，不存在阶级分裂。
从那时开始，美国人回望过去时越发地伤感多情、泪眼蒙眬。这是因为混乱和斗争对于树立美国人的自尊并无帮助。阶级虽然经常遭到忽略，却是早期殖民史中最重要的预设条件。就算是现在，美国中产阶级为数众多、奉公守法这一概念仍是强效的安慰剂与烟幕弹。我们满足于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带来的安慰，忘了得先有更低的阶级存在，才会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概念偶尔遭逢挑战，像是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美国人尴尬地发现金融圈的实情，以及1%与99%之间荒谬的贫富差距。然后几大媒体聚焦新的危机，让美国人恢复了几个世纪以来对阶级的无感，阶级这个主题再度黯然退场。
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在《走向分裂：美国白人的国家》（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 1960—2010 ）一书中所想象的美国历史是没有阶级的（或不受阶级影响）。默里是许多人心中的权威，对他来说，1963年庞大且急剧变化的美国社会，依靠核心家庭的共同经验才得以维系。当全家人一同收看《奥兹家庭秀》（ The Adventures of Ozzie and Harriet ）时，美国大众都认为电视里演的正是自己的生活。 [1]
事实恰恰相反。早在发展之初，电视节目已经开始用阶级类型来夸张滑稽地表现角色。读者只需要想想其他几个早期的热门节目就可以得到证明：1963年的《衬裙站》（ Petticoat Junction ）演的是绿荫旅店的乡村生活，并将傻里傻气的村民与精明干练的都市亲戚做了对比。同年播出的《农家女》（ The Farmer’s Daughter ）的主角是位出身农场的瑞典裔美国女佣，她在美国国会议员的家中为其服务。在1965年《绿色的田野》（ Green Acres ）中，名叫亚诺的猪是全胡特村最聪明的居民。还有1962年的《贝弗利山人》（ The Beverly Hillbillies ），在这出反映社会流动性的经典讽刺剧中，都市人认为出身山区的油田百万富翁根本是返祖退化。别忘了《蜜月期》（ The Honeymooners ）这部与《奥兹家庭秀》同时期的作品。《蜜月期》巧妙地嘲弄了公交车司机、下水道维修工与他们贫穷的工人阶级妻子。所有观众都看得出来《蜜月期》中的蜜月伴侣和欧兹与哈利雅特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美国人用滑稽模仿来安全地消化阶级政治。
选择性记忆让我们能够浪漫化某个黄金时期，这段时光是美国认同的永恒护身符。对于忽视美国长远历史的查尔斯·默里来说，1963年正是黄金时期。那一年，盖洛普的民意调查呈现出美国信仰的核心精神。在这份调查中，受访者的自我认同既非贫穷也非富有：约有一半民众表示，他们是劳工阶级，但另一半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误以为单一数据能够显示完整的故事，这位社会科学家写道：“美国人不认为自己贫穷或富有，反映的是 立国之初 即有的自信： 美国没有阶级 ，或者因为美国有一定的阶级，所以美国人认为自己应该表现出阶级并不存在的样子。”默里唯有抹去大量历史证据，才能继续说他的寓言故事：美国人拒绝阶级。问题是，过去的学者不曾好好检视这些证据，以致重大误解流传至今。 [2]
先去了解殖民脉络，再一步步追溯对阶级的现代定义如何建立，我们将得以看出观念与理念如何在历史中合为一体。承认昔日英国对贫穷与阶级的定义持续影响今日美国，我们将认识到阶级的存在早已清晰可见，远远早于乔治·盖洛普的民调。的确，早在19世纪移民潮带来棘手且剧烈的文化互渗之前，阶级的影响早已深入美国社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不能再宣称美国人因为某种罕见的幸运，甩开了母国英国的阶级包袱。我们不愿承认的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阶级制度是从反复出现的农业概念中演化而来的，涉及土地的特性和潜力、劳动的价值及“育种”的关键概念。长期以来，令人尴尬的低下阶层为数众多，在北美大陆上一直被视作“人类废物”。
唯有遗忘才能成就历史神话的虚构。我们必须探讨拒认真相的源头：大部分17、18世纪的英属美洲殖民计划建立在特权与屈服之上，而非原始民主。1776年的这代人当然会避重就轻。从那之后，每一代美国人都跟随开国元勋的脚步，避而不谈这段历史。
建立在虚构的朝圣先辈及神圣化的开国元勋上的美国历史，让我们错失了许多应得的真相。我们跳过关键的南北建国论述之争，以及双方弱化阶级重要性的寓言。《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国宪法》（ Federal Constitution ）及主要的建国文献证明了美国的父系血统；出身弗吉尼亚、身高一米九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巍巍俯视美国民众，成了美国象征意义上的“国父”。弗吉尼亚被称为源头，另一位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则赞扬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的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称其为美国高贵族长的早期楷模。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无论今昔，起源都是充满争议的议题。然而开国元勋的阶级起源却无法否认。 [3]
除了开国元勋自己编织的故事，19世纪的神话制造者深深影响了现代美国史观。19世纪的杰出史家几乎来自新英格兰一带，他们塑造历史论述的功力一流，所以主流故事说的都是他们的好话。这就是为什么在原初的论述中，清教徒是个情感澎湃的社群，具备可圈可点的工作伦理。不符合以上崇高典范的早期殖民者，自然就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宗教自由和辛勤工作的记载。为了便宜行事，无土地的、穷困潦倒的“白垃圾”的祖先，从建国史诗中消失了。
除了标准版的历史，波士顿人士笔下的戏剧与诗歌同样在赞颂建立早期殖民地的分离派信徒。早在1769年，新英格兰人士就开始在普利茅斯举办“先人纪念日”活动。1815年，波士顿艺术家亨利·萨金特（Henry Sargent）展出其画作《先人登陆》（ Landing of the Fathers ）。但是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广受好评的《美国史》（ History of the vnited Stateds ）第一卷，更经典地描绘出五月花号（Mayflower）和阿贝拉号（Arbella）如何上岸、撒下自由之爱的种子。在19世纪的登陆纪念活动上，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在骄傲的演说中将自由之爱阐述得淋漓尽致。殖民妇女会（Colonial Dames）之类组织的宣传技巧，也对以上历史论述的建构起到了作用。殖民妇女会致力于提升五月花号的朝圣先辈和温思罗普的清教徒的地位，让它们成为国家记忆中最重要的角色。 [4]
1889年，普利茅斯立起朝圣者纪念碑［Pilgrim Monument，现在名为国家先祖纪念碑（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波士顿建筑师兼雕塑家哈玛特·比林斯（Hammatt Billings）原本设计的纪念碑高150英尺（约45.72米），他希望这个纪念碑能成为美国版的罗得岛太阳神铜像，后者是古代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虽然最后的雕像比原先设定的要小，却无损他的设计意图，依旧（可想而知）充满寓意：信仰女神手指天堂，紧握《圣经》，颇类似自由女神与其手中的火炬。 [5]
众所周知，纪念碑无法完美记录过去。女神的塑像（处处可见）与记录的事件之间，存在着奇怪的断裂。在约翰·加斯特（John Gast）1872年的名画《美国的进步》（ American Progress ）中，拓荒者向西跨越美洲大陆，举头则有女神看照。画中的驿站马车、四轮马车、铁轨与电报线，将沿路挡道的印第安人和水牛驱离四散。比林斯的信仰女神像则站在五月花号乘客的顶上：他们的名字刻在雕像的侧边。就这样，宗教自由这单一且巨大的力量，让首批英国拓荒者的个人动机消失无踪。拓荒者始终无声。殖民的复杂过程经过浓缩，而后被遗忘，因为所有人类轨迹（名字背后那些活生生的人）已然佚失。无人记得那些失败的、无子无嗣亦无深远影响的人。历史却留给后人空洞的象征：进步前行。 [6]
历史的浓缩与删节看似自然中立，却完全不是如此。透过修剪，小学所教的历史变成了成人心中的标准版本。也因此，我们所学习到的伟大美国史诗抹去了这个事实：17世纪30年代，不到一半的人是因为宗教因素来到马萨诸塞州的。小时候不加思考就吸收的被夸大的故事，不知为何，依然与我们同在，产生狭隘的国族认同，滋养“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个最顽固不化的神话。我们独一无二、与众不同。阶级的不存在正是美国的特色之一。
“美国特殊论”出自一系列关于救赎与善意的早期神话。最初的移民，因在旧世界遭到迫害，鼓起勇气，越过大西洋，去美洲寻找宗教自由；满载希望的拓荒者们，驾着马车举家往西创造新生活。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只有美国才会如此珍惜个人的自由。移民似乎让每个参与其中的角色平起平坐，让他们成为同质、无阶级的社会。团结的故事压抑了我们的不满，掩盖住最敏感的分歧。当阶级一如往常造成分歧，一种选择性的失忆就会发生。美国人不喜欢谈阶级，大家认为阶级在美国史中并不重要，谈阶级有违美国人的自我认同。
但是，我们谈论着在普利茅斯岩（18世纪末才有这个地名）登陆美洲的朝圣先辈（他们是感恩节所纪念的那群人，而感恩节直到南北战争后才出现）。这个很美国的节日会跟火鸡产生关联，是为了振兴南北战争时乏力的家禽业。1794年之前，甚至连“朝圣者”（Pilgrim）这个词汇都尚未普及。然而，“第一个”感恩节却定于1621年，当时来意良善的朝圣先辈与公正的万帕诺亚格（Wampanoag）印第安人共进晚餐。主持人是朝圣先辈的印第安翻译斯匡托（Squanto），他才帮助了这些英国人撑过寒冬。这个故事却漏掉了某些细节（并非不重要的细节），即斯匡托之所以通晓英语，是因为他曾被绑架，后被卖给英国船长当奴隶。（此类强迫性的劳动，让人想到大部分的白人仆役是如何从英国来到美洲的。）而斯匡托与白人的情谊远比这个童话更加复杂。来年，他死于一场离奇的高烧，当时他正与马萨索伊特（Massasoit）进行一场权力斗争，而马萨索伊特正是万帕诺亚格族联盟的“伟大酋长”。 [7]
乱涂乱写的北方人用华盛顿、杰斐逊与弗吉尼亚州的垦殖（比朝圣先辈到达美洲还早13年）写下完整的殖民神话，以强调他们在新大陆的文化优势。在这方面，南方各州落后了。直到今日，大众依旧用病态的好奇来窥探“消失的殖民地”——罗阿诺克（Roanoke），就像他们对待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飞越太平洋失踪一案的态度。对他们来说，这个事件的神话成分大于故事性。每个消失的群体都具有奇特的吸引力——大受欢迎的电视剧《迷失》（ Lost ）就是如此，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也是如此。幽灵船和幽灵殖民地让人有种时间停止的神奇感；它们存在于历史的一般规则之外，这解释了为什么罗阿诺克之谜可以帮助人们回避早期拓荒者被迫面对的严酷现实，而人们早就本能地对这一现实有所察觉。 [8]
如果说罗阿诺克是失落世界的诱人古玩，后来的詹姆斯敦则成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起源，其故事振奋人心，不亚于朝圣先辈的故事。詹姆斯敦建于1607年，虽然美国没有法定假日来纪念这个事件，但关于它的寓言故事更为诱人。故事里的“印第安公主”宝嘉康蒂（Pocahontas）戏剧性地拯救了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据说，在一场“国王”波哈坦（Powhatan）为年仅11岁的宝贝女儿精心准备的仪式中，公主冲向前去，用她的头护住史密斯，阻止族人用棍棒砸碎史密斯的脑袋。这个骄傲的英国人与年幼无知的小女孩之间产生了神奇的联结，跨越了新旧世界之间的语言文化隔阂。
这个勇敢的小女孩吸引了许多诗人、剧作家、艺术家与电影工作者。人们称她为詹姆斯敦的“守护神”、弗吉尼亚和美国的“母亲”。有作家在1908年时提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他说宝嘉康蒂其实是罗阿诺克最年幼成员弗吉尼亚·戴尔（Virginia Dare）的女儿。这种说法让这位印第安公主变成遗落荒野的欧洲后裔，就像是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三年后出版的《人猿泰山》（ Tarzan of the Apes ）。 [9]
在有关宝嘉康蒂的故事中，最知名、最新的版本是1995年的迪士尼动画。迪士尼版的宝嘉康蒂美艳动人、凹凸有致，不像增那寇马卡（Tsenacommacah）的部落少女，反而更像是当代的流行天后。迪士尼动画中的宝嘉康蒂能神奇地与自然沟通：和浣熊交朋友，对树说话。她跟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其他迪士尼的女主角一样，有一大群动物朋友。为何如此？这个情节的灵感来自新大陆强大的浪漫形象：天真无邪的无阶级社会。古老的隐喻天衣无缝地与新的电影形态融为一体：西方文化长久以来都将女人描绘得生机勃勃，繁盛多产，具备伊甸园般的平静与生育力，相比男人更亲近大地之母。在这个关于詹姆斯敦的再创作中，没有腐臭的沼泽、令人厌恶的疾病和饥荒。 [10]
多年来，学者们不停地争论史密斯获救的故事是否真正发生过，因为只有他本人的记述，而这个故事最精细的版本，发表在宝嘉康蒂过世多年以后。史密斯是军事冒险家，也是善于自吹自擂的一介平民。他有夸大个人事迹的恼人恶习。他获救的故事完全仿照当时苏格兰的一首流行歌谣，这首歌谣讲的是一位突厥公主拯救了正要被斩首的英国探险家。尽管宝嘉康蒂公主与烟草种植商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的婚礼由英国国教的牧师主持，但依然有詹姆斯敦议会的成员轻蔑地称宝嘉康蒂为“可憎后代”的异教徒祸根，并说她是“举止野蛮”的女孩。就连约翰·罗尔夫都把这段婚姻视为便宜的政治结盟，而非真爱的结合。 [11]
如果故事的真相会动摇美国没有阶级、只有相亲相爱的共同体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不能期待迪士尼会拍出真相。这部动画建立在老生常谈的另一则神话上：约翰·史密斯（动画中的他一头金发、身强体壮）扮演宝嘉康蒂的爱人，而非罗尔夫。这并非史上第一遭有人夸大宝嘉康蒂的美貌，并强调她拯救了史密斯，成为英国人的盟友。有人在1842年为宝嘉康蒂画了一幅不甚美丽的肖像，画中的她圆胖丑陋，完全不是那个玲珑标致的印第安公主。这幅肖像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有人批评这幅画“粗劣、欠缺诗意”。她英国化的美貌毋庸置疑；她原始的优雅让她顺利融入英国。的确，正是必须具备这些条件，英国人才可能接受这个印第安少女。
宝嘉康蒂的故事设定，必定得让公主背离自己的族人与文化。根据历史学家南希·休梅克（Nancy Shoemaker）的观察，这个强大主题延续至今，因为这个主题有助国家合理化印第安人自取灭亡的论述。然而宝嘉康蒂并非自愿在詹姆斯敦生活，她是被俘虏的。故事里的弗吉尼亚是个伊甸园，现实中却从来都不是。为了方便故事的发展，战争与痛苦、贪婪与殖民征服——就这么消失了。阶级与文化冲突神奇地退场，将美国的起源重新定调为乌托邦式的爱情故事。 [12]
我们有办法承受真相吗？殖民之初，那些唯利是图、人脉广布、主掌重要股份公司的人，用一连串矛盾的词语来描绘美洲：既是丰饶与机会之地，也是大量废弃物的安置所，更是“臭不堪闻”且杂草丛生的死水和潮湿而无用的沼泽。这里让英国人有机会减轻监狱负担，送走数千囚徒；这里是可鄙之物的排除管道，让流浪汉和乞丐消失无踪，拔除伦敦的眼中钉。冒险前往美洲并活下来的那些人，对于帝国的投机商人来说只有一种用途：为英国的利益服务，并于此过程中消失。这么说来，早于“朝圣先辈”的“第一批拓荒者”并非受宗教启发的一群人。五月花号的乘客中有几十位初来美洲大陆就死于饥荒与维生素缺乏的相关疾病。坏血病让他们的牙龈溃烂，七窍流血。早在17世纪30年代，新英格兰人已重新发展出一个分层的“阶级”社会，上有统治权贵，下为家仆用人。许多贫穷的男孩注定要被剥削。后来的拓荒者也不乏信仰虔诚之徒，但在温思罗普的阿贝拉号之后的移民浪潮中，他们也只是少数。精英拥有印第安和非洲的奴隶，但是受他们剥削最深的其实是童工。就连教会都反映出阶级关系：座次安排便是阶级身份的确认。 [13]
弗吉尼亚也并非希望之地。此地充斥着英国来的不受控的无赖，这些人宁愿赌上性命，也不想为生活好好工作。英国把这些人当作边境的“粪土”。如果不是佣兵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将用残酷的纪律强行管束他们，这些闲人最不想做的就是开垦荒地。唯一能够维系这个百废待举的殖民地的方法就是军事化管理。英国长期与西班牙、法国、荷兰等计划缜密的政府进行竞争，而这种制度意在保护英国的利益。在殖民的头20年中，只有极少数的殖民者活了下来。对于这一点，英国人一点都不讶异，伦敦的权贵也不太在乎。他们不是在投资“人”，他们送去的人本来就粗鄙不文，到了美洲后更是变本加厉。遇到残忍的印第安人后，这些人甚至变得更加粗暴。英国的投资阶级是派开拓者去找黄金的，找到黄金，投资人才能中饱私囊。被送往美洲的这些人，本就可以被抛弃。 [14]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美洲殖民史发生了什么。这段历史被漂白了。虽然新大陆的开拓者应该要代表社会流动的希望，而朝圣先辈让我们崇信自由，但矛盾的是，19世纪的美国人一手创造了伟大的“民主王室”（democratic royalty）。这些“王室后代”在19世纪40年代建立起第一批家族协会（genealogical societies），并在20世纪初时建立起一系列爱国团体，强调世袭的血统，如“五月花号后裔协会”（General Society of Mayflower Descendants）和“美国建国者及爱国者会社”（Order of the Founders and Patriots of America）。这些团体在全国都有分会。极难加入的“弗吉尼亚第一代家庭会社”（Order of the First Families of Virginia）于1912年创立，其成员宣称他们的祖先是英国的贵族与丽贝卡·罗尔夫夫人（Lady Rebecca Rolfe）——后者正是那位贵族化并英国化的宝嘉康蒂。 [15]
权贵社团宣扬父系血统与新贵族阶级的同时，雕像也一尊尊立起。这些雕像告诉我们某些家庭（与某些阶级）更有权利享受建国的承诺。各市与各州的领导人毫不掩饰地支持这套国家圣徒传，为殖民时期各城市的先人立起一座座大型纪念碑。波士顿后湾（Back Bay）于1880年首度立起的温思罗普的雕像，革命党人约翰·亚当斯决定让温思罗普的雕像穿上莎士比亚式或都铎/斯图亚特时代的服装，脖上套着华丽的轮状衣领，身穿紧身裤。但是费城市政厅塔顶上重达27吨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雕像才是最大的纪念雕像。这座雕像于1901年完工，在1987年之前，政府规定费城里的所有建筑都不得高于佩恩雕像头上的贵格派帽子，以确保这位创建者能够至高无上地俯视这座博爱之城，以纪念殖民时期领土的获得。在英国法律中，所拥有的土地是可以通过“圈地”来衡量的——也就是将土地占为己用。土地本身是公民认同的根源。这个原则也能够解释“普利茅斯岩”的象征意涵。这块巨石在最后一位朝圣者登陆美洲多年后才被发现，但在18世纪时它被命名为“普利茅斯岩”，并被当作五月花号殖民开拓者登陆后踏上的第一块土地。 [16]
这种纪念回避了以下问题：在殖民征服的大型比赛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除了分割土地，土地如何整并？财富如何创造？劳动力如何获得？第一批欧裔美国人到底开启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什么形态的社会关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能真正了解拥有者和一无所有者的长久认同，如何在美国人的集体意识中留下永恒的印记。
美国人对于本国殖民初期的粗糙理解反映了他们的文化需求——遗忘或粉饰几个世纪以来的狡猾决策、双重标准与惨痛的失败。罗阿诺克的“失落的殖民地”不过是众多失败的殖民计划之一。有许多人提出雄心勃勃的新大陆殖民计划，却只是即兴的概念或浮夸的宣传。他们招来的兵马并不一定跟铜像上那些领袖——约翰·温思罗普与威廉·佩恩——有着相同的理想。他们因促进了各自所管理殖民地的建设与发展而流芳千古。
17世纪的大部分开拓者没想过，他们的流亡竟会成为“山巅之城”的起点。他们并非全然相信佩恩的“神圣实验”（Holy Experiment）。有些人怀抱梦想，但没有几个开拓者来美洲是为了实现什么神圣的计划。17世纪时，大部分的早期移民不是母国眼中有头有脸的子民，而是被归类为多余人口，可抛弃的“垃圾”。这群人粗鄙不文。英国人深信，有四种方法能够让英国社会消灭这些贫穷的残渣：自然会透过粮食短缺、饥荒与疾病消灭穷人，这群人也可能因犯罪走上断头台。最后，有些人会因被逼迫或受利诱上战场，死在战场上，又或者是被送往殖民地。这些毫无价值的社会寄生虫可以被送往殖民前哨站，因为这些地方缺少四肢健全的劳动者及年轻“多产的”女性。英国人相信，只要把这些人送到美洲，他们就会变成勤劳的工蜂。蜜蜂是英国人最爱的昆虫，他们认为这种生物洁身自好，当然也更因为其产量甚丰。 [17]
殖民者龙蛇混杂。最底层的是贫穷、犯过罪的男女。这些不光彩的移居者中包括杀人越货的强盗、低贱的流浪汉、爱尔兰的叛变者、知名娼妓，以及各色各样因为巨额窃盗或涉及财产犯罪而被遣送美洲的罪犯。去美洲是某种缓刑，可以不用上断头台。那些契约仆役原来的社会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最低阶的是街头流浪儿，高一点的是负债累累的工匠。这些人在英国受迫服劳役，所以他们选择被流放到殖民地看看能否翻身，而不是被关在拥挤不堪、疾病丛生的英国监狱。因为美洲劳力短缺，有些船长和中介在伦敦街头或其他城镇围捕儿童，将他们贩卖给美洲的烟草种植者——这种行为被称为“诱拐”。有些孩子因为犯了一点小罪，就被送到美洲。伊丽莎白·“小贝丝”·阿姆斯特朗（Elizabeth“Little Bess”Armstron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不过是偷了两把汤勺，就被送往弗吉尼亚了。为数众多的贫穷成人与失去父亲的男孩放弃自由，卖身为契约仆役。他们要用4至9年的劳动来付清前往美洲的费用。他们的卖身契可以被买卖，而且常常是一到美洲就被转手卖了。他们不得结婚，也不能选择自己的主人，主人却可以随意处罚或鞭打他们。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有位评论家把这些人的命运比作“在埃及为奴
”。
[18]
退伍士兵也是下等人，也被送往殖民地。因为各种原因，单身男女、低阶贵族家庭及工匠与自耕农家庭都加入了这批大迁徙。有人远离家园是为了躲债，不然有可能要坐牢。也有人（很多是从德国或法国来的）把殖民地视为避难所，躲避宗教迫害。有很多人离乡背井，是为了避免政府对他们从事的行业施加经济限制。还有一些冒险前往美洲的人是为了将名誉受损与财务失败抛诸脑后。所有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奴隶后来成为最大的非自由劳动力来源，这些人来自非洲与加勒比海，再从英国被运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18世纪末时，奴隶的数量已高达60万。特别是1663年后，每个殖民地都看得到非洲人的身影，因为英国允许“皇家冒险者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垄断黑奴买卖，这等同于全力鼓励黑奴贸易。垄断时期结束后，黑奴贸易却越发蓬勃，当时的美洲开拓者还讨价还价，直接从国外的卖方手中购买黑奴。 [19]
要把阶级重新放回它所属的故事里，我们必须要想象一个非常不同的画面。当时的美洲不是机会平等之地，而是一块不甚诱人的土地，等待移民者的是死亡与恶劣的劳动环境。根深蒂固的英国意识形态让美洲的阶级身份僵化，让社会不可能流动。当然，清教徒的宗教信仰也不曾消除阶级——前面几代的新格兰人不曾试图消灭或谴责对于仆役奴隶的依赖。土地是财富最主要的来源，没有土地的人就没有太多机会逃离奴仆的命运。从那时开始，没有土地的污名就在穷苦白人身上留下了印记。
欢迎光临美国真实的过去。要思考美国的状态，1776年是个错误的起点。美国独立并不曾神奇地消除英国的阶级制度，也不曾刨除关于贫穷与随意剥削劳动力的执念。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废物或“垃圾”，这个遭鄙视的族群，即使到了现代，依然被当成可抛弃之物。
[1]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4—5.
[2] Murray, Coming Apart, 8—9.
[3] Francis J. Bremer,“Would John Adams Have Called John Winthrop a Founding‘Father’?” Common-Place 4,no. 3（April 2004）.
[4] Sacvan Bercovitch,“How the Puritans W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Massachusetts Review 17,no. 4（Winter 1976）: 597—630, esp. 603; Michael P. Winship,“Were There Any Puritans in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Quarterly 74, no. 1（March 2001）: 118—138, esp. 131—138; Peter J. Gomes,“Pilgrims and Puritans:‘Heroes’and‘Villains’in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Past,”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95（1983）: 1—16, esp. 2—5, 7.
[5] 最终版的纪念碑高81英尺（约25米）。请见James F. O’Gorman,“The Colossus of Plymouth: Hammatt Billings National Monument to the Forefather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54, no. 3（September 1995）: 278—301。
[6] Roger Cushing Aikin,“Paintings of Manifest Destiny: Mapping a Nation,” American Art 14, no. 3（Autumn 2000）: 84—85.
[7] Matthew Dennis, Red, White, and Blue Letter Days: An American Calend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85, 87, 101; Ann Uhry Abrams, The Pilgrims and Pocahontas: Rival Myths of American Origi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5, 26; Flora J. Cooke,“Reading Lessons for Primary Grades: History,Series I,‘The Pilgrims,’” Course of Study 1, no. 5（January 1901）: 442—447; John H. Humins,“Squanto and Massasoit: A Struggle for Power,” New England Quarterly 60, no. 1（March 1987）: 54—70.
[8] 关于罗阿诺克的神秘光环，请见Kathleen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Catastrophe and Colonial Settlement in Early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23—24, 67; Karen Ordahl Kupperman,“Roanoke Lost,”American Heritage 36, no. 5（1985）: 81—90。
[9] 威廉·沃特（William Wirt）屡受托马斯·杰斐逊提携，后来成为美国的司法部部长。沃特1803年时称宝嘉康蒂为詹姆斯敦的“守护神”。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尔克·卡斯提斯（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1830年写下《宝嘉康蒂》（ Pocahontas ）一剧。玛丽·弗吉尼亚·沃尔（Mary Virginia Wall）则在她的剧本《弗吉尼亚·戴尔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Virginia Dare ）中让戴尔成为波哈坦的妻子以及宝嘉康蒂的母亲。1917年，南方作家林赛（V.Lindsay）则在“我们的母亲宝嘉康蒂”（“Our Mother, Pocahontas”）中赞美弗吉尼亚为美国的诞生地。请见Jay Hubbard,“The Smith-Pocahontas Story in Literatur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5, no. 3（July 1957）: 275—300。
[10] Edward Buscombe,“What’s New in the New World?” Film Quarterly 62, no. 3（Spring 2009）: 35—40;Michelle LeMaster,“Pocahontas:（De）Constructing an American Myt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2, no. 4（Octo-ber 2005）: 774—781; Kevin D. Murphy,“Pocahontas: Her Life and Legend: An Exhibition Review,” Winterthur Portfolio 29, no. 4（Winter 1994）: 265—275.关于女人与自然的论述，请见Sherry Ortner,“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in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 eds.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8—87; Anne Kolodny, The Land Before Her: Fantasy and Experience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30—186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3—5; Susan Scott Parrish,“The Female Opossum and the Nature of the New Worl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4, no. 3（July 1997）: 476, 502—514。
[11] Hubbard,“The Smith-Pocahontas Story,”279—285. 在160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中，史密斯仅简短提及这起营救事件，详细叙述却是在1624年出版的《弗吉尼亚、新英格兰、萨默群岛通史……》（ Generall Historie of Virginia, New England, and the Summer Isles... ）中才出现。请见Karen Ordahl Kupperman, ed., Captain John Smith: A Select Edition of His Writing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57—73。拉尔夫·哈默（Ralph Hamor）笔下的宝嘉康蒂“没教养、举止粗鲁、属于受诅咒的一代人”。他认为宝嘉康蒂与约翰·罗尔夫的结合“只是为了种植园的利益和荣耀”，请见Hamor, A True Discourse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London, 1615; reprint ed., Richmond: Virginia Historical Society, 1957）, 24, 63。有关苏格兰流行的民谣，请见Rayna Green,“The Pocahontas Perplex: The Image of Indian Women in American Culture,” Massachusetts Review 16, no. 4（Autumn 1975）: 698—714,esp. 698—700。
[12] Nancy Shoemaker,“Native-American Women in History,” OAH Magazine of History 9, no. 4（Summer 1995）: 10—14; Green,“The Pocahontas Per-plex,”704.
[13] 有关新英格兰如何利用强迫和惩罚来维持底层劳动力（主要是儿童和青少年），请见Barry Levy, Town Bor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Englan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61—72。甚至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在他的《论普利茅斯种植园》（ Of Plymouth Plantation ）中，也试图用政治算术抹去死者存在，来论述孩子的“增长”数量大于死亡数量；请见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119, 135—136, 138, 153—154; Richard Archer, Fissures in the Rock: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01）, 44, 50, 59—63。
[14] Donegan, Seasons of Misery, 70, 74—76, 78, 100—103（cannibalism）, 108—110. 有关英国和西班牙人一样渴望黄金，请见Constance Jordan,“Conclusion: Jamestown and Its North Atlantic World,”in Envisioning an English Empire: Jmestown and the Mak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World, eds. Robert Appelbaum and John Wood Sweet（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280—281。
[15] François Weil,“John Farmer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Genealogy,” New England Quarterly 80, no. 3（September 2007）: 408—434, esp. 431; Francesca Morgan,“Lineage as Capital: Genealogy in Antebellum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Quarterly 83, no. 2（June 2010）: 250—282, esp. 280—282; Michael S. Sweeney,“Ancestors, Avotaynu, Roots: An Inquiry into American Genealogical Discourse”（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Kansas, 2010）, 41.
[16] Francis J. Bremer,“Remembering—and Forgetting—Jonathan Winthrop and the Puritan Found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Review 6（2004）: 38—69, esp. 39—42.有关法律定位，请见Christopher Tomlins, Freedom Bound: Law, Labor, and Civic Identity in Colonizing English America, 1580—1865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9—120。有关新市政厅，请见David Glassberg,“Public Ritual and Cultural Hierarchy: Philadelphia Civic Celebr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7, no. 3（July 1983）: 421—448, esp. 426—429。有关普利茅斯岩，请见Abrams, The Pilgrims and Pocahontas, 6; and Gomes,“Pilgrims and Puritans,”6。在1820年的演讲中，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将这块岩石描述为“在荒野茫茫、野蛮人居住的广袤国土上，我们的第一个立足点”；请见John Seelye, Memory’s Nation: The Place of Plymouth Rock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75。
[17] 关于消灭穷人的英式观念，请见E. P. Hutchinson, The Population Debate: The Development of Conflicting Theories up to 1900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37, 44, 52, 123—124; Timothy Raylor,“Samuel Hartlib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Bees,”in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eds. Michael Leslie and Timothy Raylor（New York: St. Martin’s, 1992）, 106。
[18] Abbot Emerson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5, 7, 12, 20, 67—85, 136—151; A. Roger Ekirch,“Bound for America: A Profile of British Convicts Transported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2, no. 2（April 1985）: 184—222; Abbott Emerson Smith,“Indentured Servants: New Light on Some of America’s‘First’Famil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 no. 1（May 1942）: 40—53; A. L.Beier, Masterless Men: The Vagrancy Problem in England, 1560—1640 （London: Methuen, 1985）, 162—164;Tomlins, Freedom Bound, 21, 76—77; Farley Grubb,“Fatherless and Friendles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English Emigrant Serv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no. 1（March 1992）: 85—108.关于“在埃及为奴”，请见Marilyn C. Baseler, “Asylum for Mankind”: America, 1607—180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99—101。关于“小贝丝”，请见Emma Christopher, A Merciless Place: The Fact of British Convicts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32。
[19] Baseler, “Asylum for Mankind,” 35—40, 75; Tomlins, Freedom Bound, 504; Beier, Masterless Men, 95; Sir Josiah Child, A Discourse on Trade （London, 1690）, 172—173; John Combs,“The Phases of Conversion:A New Chronology for the Rise of Slavery in Virgini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68, no. 3（July 2011）:332—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