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杀死一只知更鸟》（ To Kill a Mockingbird ）是影史最佳作品之一。这部经典之作描绘了美国南方奴隶制度与种族隔离所遗留的问题。这是一部我教了超过20年的电影，也是奥巴马总统最爱的电影之一。但在课堂上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学生（就算他们高中看过）才第一次发现这部电影的剧情中，隐藏着不止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

电影的主要情节是有勇气、有操守的律师阿提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如何拒绝种族歧视的双重标准。他无畏反对，为一名非裔美国人辩护。这位青年名叫汤姆·罗宾逊（Tom Robinson），被控强暴出身穷苦白人家庭的迈耶拉·尤厄尔（Mayella Ewell）。虽然法院判罗宾逊有罪，但身为观众的我们却知道他是无辜的。他是个可敬的、勤奋的顾家好男人，社会地位高于卑微的尤厄尔一家，也就是控告他强暴的原告。迈耶拉的父亲鲍伯·尤厄尔（Bob Ewell）骨瘦如柴，身穿工人背带裤，人品卑劣。他强迫自己衣衫褴褛的女儿诬告，并要求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站在他这边，而这些陪审团也的确站在了他这边。他坚持要陪审团为他女儿讨回公道。后来罗宾逊因试图越狱而被杀，鲍伯报复的希望落空。万圣节的夜晚他转而攻击阿提克斯·芬奇的两个孩子。

鲍伯·尤厄尔的全名是罗伯特·E.李·尤厄尔（Robert E. Lee Ewell）。但他并非旧南方的贵族后裔。在原著作家哈珀·李（Harper Lee）的小说设定中，尤厄尔一家极度贫穷。经济大环境是好是坏，都不会让他们的社会阶级上升或下降，就算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对他们毫无影响。他们是人类废料（human waste）。作者这样写道：“逃学督导员无法把这些人的孩子留在学校里念书；卫生官员无法使他们免受先天缺陷、各种寄生虫及脏乱环境所滋生疾病的困扰。”他们住在镇上的垃圾堆后面，每天都去翻找可用垃圾。他们破旧的棚屋曾是黑人居住的小屋。家里到处都是垃圾，看起来就像“疯小孩的玩具间”。附近邻居没人知道里面到底住了几个孩子：有些人认为是九个，也有说六个的。对亚拉巴马州的梅冈城市民而言，尤厄尔家的孩子是“路人经过时，窗边冒出的脏脸小鬼”。 ^[1] 尤厄尔家毫无疑问就是南方人（以及许多其他人）所谓的“白垃圾”（white trash，即对底层白人的蔑称）。

今日的美国人对于“白垃圾”的理解相当偏狭。在1957年的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可见阿肯色州小石城（Little Rock）白人居民抗议“黑白合校”的狰狞脸孔，那是这个不讨喜的族群的落后态度最刺眼、也最为普通美国人所熟悉的画面。2015年，刺青的三K党成员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镇（Charleston）市政厅外，抗议原本悬挂的邦联旗遭撤，这一举动也激起类似的愤怒情绪，证明一种令人尴尬的社会现象依旧存在。美食联播网（Food Network）的当家主持人葆拉·迪恩（Paula Deen）出身南方的佐治亚州，以烹煮高胆固醇的料理闻名，但她的声誉却在2013年因种族歧视言论（nigger，意为“黑鬼”，是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性称呼）而暴跌。一夕之间，她那美国南方的纯朴特质消失了，她身上烙上了粗鄙的“红脖子”（redneck）乡巴佬的标签。另一边，电视影集中的杂耍角色经过重新包装与观众再次见面，影集《正义先锋》（ The Dukes of Hazzard ）中的霍格（Hogg）就是一例。这部影集于2015年停播，因为主角阿波（Bo）和卢克（Luke）的爱车“李将军”上漆有邦联旗。这部影集的英文原名“The Dukes of Hazzard”中的“duke”（公爵）一词，是阶级认同的双关语。因为杜克（Duke）一家其实是贫穷的佐治亚山区居民与非法酿酒者，但是他们的姓氏却遥指英国王室。 ^[2]

这些“白垃圾”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古老却经常遭到忽视的问题，但这并非该问题的全貌。在上述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对于阶级议题，美国人缺乏更深入的了解。阶级认同史远比白人的愤怒与无知更为复杂，这段历史可以追溯至英国殖民美洲时期及英国人对于贫穷概念的生成。这些被社会遗弃的乡下白人似乎无法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分子。在许多方面，厌弃或丑化（偶尔废物回收）这群人的政治原理不断演化，成为我们阶级制度的基础。

那么尤厄尔一家就不仅是美国历史的次要演员了。他们的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而非20世纪，源自英国重新安置贫民的殖民政策，这些政策塑造了美国的阶级意识并留下永恒的印记。这些边缘化的美国人一开始被称作“人类废物”（waste people），后来成了“白垃圾”。因为无法生产、无法拥有资产、无法生育健康且能跻身上层社会——美国梦的“向上”精神——的孩子，这些人遭污名化。美国处理贫穷与落后的方式，令人颇感意外。到了20世纪，还是有人想要减轻“失败者”对整体经济造成的负担。对这些人来说，驱逐或绝育都是合理选项。

美国人对这些无用之人的态度一直在变化。最戏剧性的用语出现在19世纪中期，时人认定贫穷的乡下白人“不白”。他们因其蜡黄的皮肤与体弱多病的子女自成一种奇特的品种。要了解这种历久不衰的语汇，“废物”和“垃圾”是两大关键词。综观历史，美国一直都有阶级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不只是靠最上层占人口总数1%的精英的领导与安于现状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在解释国族认同时，我们不能继续无视那停滞、可抛弃的社会底层。

穷人、废物、垃圾，他们身上贴着各色标签。在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场政治之争中，这些人首当其冲。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到占居者大量向西迁徙的时代，这些人一直都是有用的筹码，也是叛乱的麻烦制造者。林肯（Lincoln）领导的共和党能够崛起，南方的穷苦白人功不可没。他们也催生出南北战争中的不信任气氛，并让南方邦联（Confederacy）的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间的嫌隙日益扩大。在战后重建时期，穷苦白人成了重建联邦（Union）工程中的危险局外人；优生学盛行的20世纪头20年，他们更成了绝育计划锁定的退化阶级。但在另一方面，穷苦白人也是新政（the New Deal）与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复原计划的受益者。

无论何时，穷苦白人都让我们想起一个让人不舒服的真相：穷人与我们同在。一直以来，不利穷苦白人的政策揭露出美国的矛盾与冲突。这个国家要人民相信国家的承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梦想，但不甚美好的真相却显示阶级障碍让这梦想遥不可及。当然，阶级议题一直掺杂着种族问题，这一点不可否认。

本书将揭露复杂的历史。但笔者不只是质疑特定时期底层族群身上的标签。事实上，这个国家的潜意识一直都在合理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国家将贫穷自然化，认为贫穷是人类无法掌控的现象。这样一来，就有必要把穷苦白人归类为不同“品种”（breed，英文里还有“教养”“种族”“血统”之意，此处亦指阶级群体）。换句话说，阶级不是社交礼仪或技巧的培养，而是更邪恶的一种东西：无法摆脱的遗传性。美国所采用的阶级用语，暴露出英国对于流浪阶级的态度，凸显大西洋两岸对于畜牧、人口统计、纯种的执念。穷人不只被视为废物，甚至连牲畜都不如。

这些年来，除了众所周知的贬抑形象，民粹主题也浮上了台面，却不足以撼动社会对于乡村穷苦白人的敌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红脖子乡巴佬寻根”这种重寻尊严的运动，让我们看见部落式激情的高涨。这样的演变不仅是因为种族关系有了渐近式改变，更因为其对身份政治愈加迷恋。寻根，意味着阶级根植于种族遗产的特色（与魅力），反映出现代人将阶级视作纯文化现象的渴望。但近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鸭子王朝》（ Duck Dynasty ）和《甜心波波来啦》（ Here Comes Honey Boo Boo ）恰恰证明，21世纪的“白垃圾”还是甩不掉旧包袱——极度没教养的刻板印象。

这些处境艰难的低贱阶级拥有漫长的历史，有许多家喻户晓或不甚有名的人物参与其中，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戴维·克罗克特、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W.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多莉·帕顿（Dolly Parton）、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即比尔·克林顿）和萨拉·佩林（Sarah Palin），此处仅举这些例子。检视他们的想法、不断改变的公众形象和自我形象，有助我们理解奇特复杂的美国阶级认同史。

本书包含许多故事。一些故事讲述了美国农村历史的重要性，而最重要的故事探讨的是美国作为一个民族所无法面对的问题：美国无处不在的阶级问题。土地和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既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也是结束：阶级认同与土地的实质及象征意义密不可分。美国的大半历史都把最底层的阶级视为边缘的最劣质土地：荒芜、贫瘠、沼泽般的荒地。时至今日，房屋所有权依然是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标准。

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始于研究生时期，当时的我有幸与两位杰出学者合作，他们的治史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事业。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格尔达·勒纳，她致力于替意识形态除魅，让我对传统观念心存戒慎。保罗·博耶是位知识分子型史学家，知识渊博。他曾以细腻、优美的笔触探讨过清教徒殖民的新英格兰、19世纪的道德改革者及20世纪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得州边城圣贝尼托（San Benito）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那是我母亲的出生地。她的父亲约翰·麦克杜格尔（John MacDougall）是现代殖民开拓者，曾从加拿大引入开拓者帮他耕种。

这本书得以问世，众友人与大学同僚功不可没。我在此要感谢读过此书、给予建议或分享数据的以下各位：克里斯·汤姆林斯（Chris Tomlins）、亚历克西斯·麦克罗森（Alexis McCrossen）、利兹·瓦龙（Liz Varon）、马特·丹尼斯（Matt Dennis）、莉齐·赖斯（Lizzie Reis）、埃米·格林伯格（Amy Greenberg），以及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同仁阿伦·希恩-迪恩（Aaron Sheehan-Dean）。《托马斯·杰斐逊评论集：卸任系列，弗吉尼亚夏洛特维尔镇》（ The Papers of Jefferson: Retirement Series,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的总编莉萨·弗兰卡维拉（Lisa Francavilla）让我注意到某封极其珍贵的信件；查尔斯·罗伯兹（Charles Roberts）与我大方分享关于亚拉巴马州帕尔默戴尔（Palmerdale）移民社区的报纸报道。出身新奥尔良的温蒂·伍尔夫（Wendy Wolf）是我在维京出版社的编辑，多亏她的帮助，使得我的论述逻辑更严谨，行文用字更准确。她花费大量时间，专业、用心地处理我的书稿。她细心的编辑让这段复杂的历史变得更平易近人，证明了严谨的学术作品不一定会让读者望而生畏。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安迪·伯斯坦（Andy Burstein），我的知交和同行，他犀利的批判让本书更加完备。

[1] Harper Lee, To Kill a Mockingbir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60; anniversary publication, 1999）,194—195.

[2] “KKK Rallies at South Carolina Statehouse in Defense of Confederate Flag,”NBC News, July 19, 2015;“Paula Deen:‘Why, of Course, I Say the N Word, Sugar. Doesn’t Everybody?’”Thesuperficial.com, July 19,2013;“Paula Deen’s Southern-Fried Racist Fantasies,” The Domino Theory by Jeff Winbush, June 20,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