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共产主义

由于“一般智力”（社会知识和社会合作）在创造财富时发挥着关键作用，使得各种形式的财富与创造这些财富时直接付出的劳动时间越来越不成比例，其结果与马克思的预期不同，资本主义的自我消解没有发生，而是把通过剥削劳动所获取的利润逐渐转化为租金（rent）。这样的租金被私有化的“一般智力”和其他公地（commons）据为己有。且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的？是因为微软把自身变成了近乎普遍的标准并强加于人，因而（几乎）垄断了该领域，直接成了“一般智力”的化身。杰夫·贝索斯 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公地——平台（我们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我们这些用户陷入农奴的境地，向公地的所有者——我们的封建领主——支付租金。我们最近获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管理粮食短缺问题的负责人表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拿出2%的财富即可解决世界饥饿问题” 。这显然是企业新封建主义形成的迹象。至于脸书，“报料人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告诉英国国会议员，马克·扎克伯格在脸书处于不可动摇的顶层地位，所以‘他单方面控制了30多亿人’。她认为，现在迫切需要通过外部监管来约束这家科技公司的经营，减少它对社会已经造成的伤害” 。现代性（modernity）取得的巨大成就——公共空间——正在因此消亡。

全球经济的这个新阶段的出现，还意味着金融领域的运作方式有变。扬尼斯·瓦鲁法基思注意到一个在2020年春天变得格外耀眼的奇怪事实：就在美国和英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可与大萧条 时期比肩的下降的同一日，股市却出现了大幅上涨。 简而言之，尽管“实体”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萎缩，股市却在一路高歌。这表明，虚拟金融资本陷入了自我循环的状态，已与“实体”经济脱钩。正是在这里，被流行病合理化的金融措施加入了游戏：这些金融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推翻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惯例，也就是说，它们的目的不是帮助“实体”经济，而是把海量的资金注入金融领域（以防止发生2008年式的金融崩溃），同时确保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不会流入“实体”经济（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使情况变得真正危在旦夕并将我们推向新的野蛮状态的是，私有化的公地与新一波强烈的民族国家竞赛的唇齿相依。民族国家的竞赛与下列迫切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与我们的环境有关的新模式，即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谓的“驯化野蛮生灵”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变革。到目前为止，每种文化都对自己的成员进行规训/教育，确保他们平等相待与和平共处，但不同的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永远笼罩在潜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和平时期不过是暂时的休战而已。国家的全部伦理均以至高无上的英雄主义行为——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为最高境界。这意味着，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狂暴野蛮关系成了国家内部的伦理生活的基础。

如今的情形是每况愈下。如火如荼的公地私有化非但没有改善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反而破坏了每种文化内部的伦理实质，迫使我们重返野蛮状态。不过，一旦完全接受我们生活在宇宙飞船地球 这一事实，那我们就会明白，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是增进全球性团结，强化所有人类共同体的合作。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历史必然性了，它推动我们朝向这一方向前进：历史并不站在我们一边，历史倾向于让我们集体自杀。正如本雅明所言，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是紧急刹车，防止我们最终全部陷入后资本主义野蛮状态的泥潭。近几个月来，流行病危机常常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与当前的社会、政治、气候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而且这种交织方式也越来越清晰可见。要应对流行病危机，就要同时应对全球变暖、突发的阶级对立、男权制和厌女症以及许多其他正在发生的危机。这些危机与流行病危机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遥相呼应，而且这些危机彼此之间也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共鸣。这种相互作用是无法控制、危险重重的，我们不能指望来自天堂的任何保证，能把应对危机的方案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危险的情形使我们的此时此刻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性时刻。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某些非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些国家最近正在开展反对大公司的运动，并开办了致力于促进小企业发展的证券交易所。可以把这个措施视为反对企业新封建主义的英明之举，视为恢复“常态”的资本主义的艰辛努力。这种情形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非资本主义的强大政权需要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以此对抗企业新封建主义的后资本主义带来的威胁。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们应该饶有兴趣地倾听政治家发出的声音。他们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和符号性虚构的重要作用。反对“现实之虚构” 的真正的唯物主义方式是这样表达主观主义的怀疑（subjectivist doubts）的：“难道我们感受的现实不是另外一种虚构？”这种唯物主义的方式并不是严格区分现实与虚构，而是关注“虚构之现实” 。虚构并不处于现实之外，它已经物化在我们的社会互动之中，物化在我们的制度和习惯性做法之中。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混乱形势中看到的那样，如果摧毁社会互动得以立足的虚构，那社会现实本身就会冰消雪融。

这些国家最近实施的一项措施，禁止许多大公司强制推行残酷的劳作节奏：从早9点一直劳作到晚9点，每周6天。这项措施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更多的经济平等，包括改善劳作条件；二是消除以性别歧视、消费主义和追星活动为重点的西化的通俗文化。2019年10月中旬，有媒体发起攻势，宣称“欧洲和南美的示威活动是西方对他国骚乱采取容忍态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其灾难性影响已经开始波及西方世界”，“西方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这会在世界其他地区迅速引发暴力活动，同时预示西方将出现无法控制的政治风险。……西方问题重重，各种不满暗流涌动，其中许多问题和不满最终将以抗议活动的方式喷涌而出”。最后得出的结论颇有不祥的意味：“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可能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尽管认为巴塞罗那和智利的示威活动是在效仿其他国家的示威活动的说法有些牵强，但这些国家爆发的示威活动肯定源于显然早已存在或潜伏的不满，只是这些不满悄然等待偶然的导火索将其点燃。因此，即使废除某项法律或措施，抗议活动依然风起云涌。有人谨慎地利用世界各地当权者的一己之私来对抗反叛的民众，警告某些不予合作的当权者切勿低估他们自己的民众对他们的不满——仿佛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下，这些人仍然共享着维持权力的根本利益。但这能否奏效？

有人志在建立共同的伦理实体。我们不应该把此举视为彻底控制社会生活的托词而一笑置之，因为它真的能够解决问题。美国的生活方式自有其矛盾与阴暗面：社会土崩瓦解，民众分崩离析，且无共同的价值观念，虚无主义的消费主义（nihilist consumerism）和个人主义肆意横行。 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是一条虚假的出路：它使社会的解体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因为它将淫词秽语引入公共言论，从而剥夺了公共言论的体面——这在其他国家不仅被严厉禁止，而且完全无法想象。在那里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一个高级政客做特朗普公开做过的事情：谈论自己男性器官的大小，模仿女性极度兴奋时发出的声音。人们担心，同样的“疾病”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但这一切正在大众文化的流行层面上进行，也有人在竭尽全力地阻止这一趋势。不妨再问一次：这能否奏效？在这一行动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内容与形式的紧张对峙：内容在这里指的是建立稳定的价值观念，使社会凝为一体；但内容是以社会动员的形式强行实施的，这种形式被视为由国家机器强制推行的一种紧急状态。虽然它要达到的目标与20世纪60年代的群众运动截然相反，但开展运动的方式与它不乏相似之处。这里的危险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在民众中激发犬儒式的怀疑。广而言之，这一行动似乎过于接近标准的保守主义：既想要享受资本主义的活力带来的益处，又要通过强大的民族国家推行爱国主义的价值观，进而减少资本主义的活力带来的害处。

陷阱就在这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提出了一种观念：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难当，而不是爱心泛滥，可能是忠于自己国家的真正标志。 这样的羞愧难当的极致示例发生于2014年，当时数百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出资在周六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谴责“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及对历史上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持续占领与殖民”。他们宣称，“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极端的种族主义非人化行动已经达到了极度狂热的程度，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也许在今天，一些以色列人会鼓起勇气，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当然，不是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羞愧，而是为以色列政客在约旦河西岸的政治行为对犹太教最宝贵的遗产所造成的伤害感到羞愧。“不论对错，那都是我的国家”，这是最令人作呕的格言之一，它以实例完美地证明，无条件的爱国主义错得有多么离谱。但只有当公众拥有可以运用理性的空间，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在著名的《何谓启蒙？》的一个段落中，康德把理性的“公用”和“私用”两相对立：“私”不是与公共联结（communal ties）相对立的个人空间，而是用来识别个人特定身份的公共性制度性的秩序（communal-institutional order）；“公”则指超越国界的普遍理性实践场域：

个人理性的公用必须永远是自由的，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启蒙。另一方面，个人理性的私用可能经常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但不会特别妨碍启蒙的进程。我所谓的个人理性的公用，指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在广大读者面前阐明自己的观点时对理性的使用。我所谓的个人理性的私用，指一个人在履行委托给他的特定民事职责或公共职责时对理性的使用。

因此，康德的启蒙口号不是“不要服从，要自由思考”，不是“不要服从，要思考，要反抗”，而是“自由地思考，公开地表达你的想法，最后服从”。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公开地辩论，说出你的疑虑，但一旦公共机关强制执行，就要俯首听命。如果没有这样务实的共识，我们就会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逐渐堕入由部落派系组成的社会。但是，倘若缺乏理性公用的空间，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成为理性私用的另一个实例。理性公用的空间与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不是一回事。列宁在其有生之年看到了建立能够体现理性公用的机构的必要性。他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专政本质，因而提议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具有“非政治”优势的、独立存在的、教育性的和控制性的机构，由最优秀的教师和技术专家组成，用以监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在“梦想”——这是列宁的说法——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履行的职责时，他认为这个机构要求助于

某种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种巧计，某种花招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庄重严肃的国家里，这种意见一定会使人大为震惊，任何一个体面的官员连讨论这个意见都不被容许。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没有官僚化到这种程度，在我们这里讨论这种意见只会使人感到愉快。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的现象呢？（引自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2版，第389-390页）

或许我们需要一个类似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随着出现新保守主义转向，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的整个周期已经走完。伟大的保守主义者T. S. 艾略特在其《有关文化定义的札记》（Notes Towards a Deinition of Culture）中指出，有时候，唯一的选择是在异端邪说（heresy）和概不相信（non-belief ）之间做出选择。这时候，使宗教免于死亡的不二法门就是在其尸体上进行宗派分裂。这是今天必须做的。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克服重重困难，在内战中获胜。这时，它不得不退至NEP（允许存在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新经济政策”），为此列宁还写了一篇题为《论攀登高山》（“On Ascending A High Mountain”）的短文。在那里，他拿一名登山者打比方。这名登山者在首次尝试攀登新山峰时宣告失败，不得不退回山谷，寻找新的登峰之路。列宁以此说明撤退在革命过程中的意义：是撤退，不是瞅准机会，背叛自己忠诚的事业。在列举了苏维埃国家的成败得失之后，列宁总结道：“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可能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引自列宁，《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2版，第461页）这是列宁对贝克特《最糟糕，嗯》（Worstward, Ho）中下列名句的最佳响应：“再试一次。再次失败。更好的失败。”列宁最后的结论——“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清楚地表明，他说的不是放慢进度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退回起点：应该“从头开始”，而不是从先前通过努力而抵达的地方起步。用克尔凯郭尔的话说，革命的过程不是渐进的过程，而是不断重复的运动，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开端的运动。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的境地：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隐晦的灾难”（obscure disaster）之后，由十月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我们应该拒绝接受左翼在过去200年间意图维护的连续性。尽管像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雅各宾式高潮（Jacobin climax）那样的崇高时刻将永远成为我们记忆中的关键部分，但那个故事已告终结，一切都要重新考虑，我们应该从零开始。

如上所述，如今的资本主义远比一味痴迷于保护福利国家这一成就的传统左翼更具革命性。再说一遍，我们应该牢记，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之变。这是激进左翼如今要调整策略，要将实用主义与原则立场相结合的原因。这样做，势必令人想起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那时，苏联政权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显然是经济改革的原初模型，它开辟了通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道路，而不只是以五年为期，推行市场的自由化。那么，是否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改革是在执行庞大的新经济政策？我们不应该嘲笑这些措施，或者粗暴地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向资本主义的迈进。我们要勇于冒险，把这种逻辑推演到极致。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根据这个笑话，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但是，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定义为从封建主义（或一般的前现代统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随着奴役和统治这种前现代直接个人关系的废除，随着个人自由和人类权利这两项原则的确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难怪现代性一次又一次地催生反抗统治的起义，而且这些起义已经指向经济平等（16世纪初德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雅各宾派等）。资本主义是在“折中构成”（compromise formation）的意义上从前现代性（premodernity）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它承认直接统治关系的终结，也就是说，它接受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正如马克思以其经典表述形式所概括的那样）它将统治从人与人的关系转到物与物（商品）的关系上：作为个人，我们全都自由，但统治仍然寄身于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通往真正自由生活的唯一途径是废除资本主义。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来说，这一解决方案充满了乌托邦色彩：极权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教益不恰恰就是，一旦废除资本主义，自由会随之销声匿迹，个人统治也会以一种直接而残酷的方式东山再起吗？而且一旦资本主义陷入危机，为了苟全性命，它也会使封建元素死而复苏。今天的超级公司 不就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吗？这促使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分析家开始谈论企业新封建资本主义（neo-feudal corporate capitalism）。因此，它才是如今真正的可选项：既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也不是“要自由民主主义还是要右翼民粹主义”，而是要何种类型的后资本主义、企业新封建主义或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是从封建主义的低级阶段向封建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还是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列宁曾经提出的问题上：怎么办？ “只有欲望消退之人才会问怎么办。”拉康的这个奇妙表述能否解读为对列宁的含蓄批评呢？不能。虽然列宁以问题为标题，但全书都在提供答案，为“怎么办”提供精确的指引。该书的标题与入门教科书的标题类似：何谓量子物理学？何谓生物遗传学？等等。当今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没完没了地思考“怎么办”的问题，猜测谁是激进变革的推动者。这时，他们绝望的怀疑和疯狂的探索有效地证明，他们真正推动激进变革的欲望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并不是真的渴望变革，而是沉迷于无休无止的自我批判冥思（self-critical pondering），而且他们心知肚明，这样的冥思不会产生任何明确的结果。

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á lvaro Garcí a Linera）在提及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对此做过精湛的分析：一个真正的激进左翼政党，如果通过选举控制了国家权力，那就不应该试图通过制定国家的决策和法律，直接强行实施激进的措施（比如废除资本主义） 。他警告说，国有化（把私有财产转化为国有财产）并不能消除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鸿沟；在战胜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人们应该谨慎行事。生产资料的每一次真正社会化，都不应该由国家强制实施，而应该使之脱胎于公民社会的自我组织，与此同时，左翼国家权力应该寻找与私营企业，甚至是大公司共同存在的方式，以防止出现经济危机，犹如男女平等不能仅仅由政府强制实施，而必须脱胎于女性的自我斗争。

虽然我完全支持这些提议，但我认为，利内拉还是过于看重地方社区中的草根民主，或者广而言之，过于看重社会与国家的差异：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中，需要某种东西——如国家——来为自我组织的地方社区提供功能完美、运作良好的背景，如全球卫生和教育服务网络、全球的水电网络等。这个网络无法“自下而上”地建立，无法在地方社区与地方社区的合作中发展，因为社区要想生存下去，这个网络就必须预先存在于那里。要想防止各地方社区或各利益团体彼此之间争权夺利，这个网络也是不可或缺的。简而言之，无论全球利益被“异化”的程度有多么严重，它都必须以一种“物化”的制度形式存在，以控制各地方社区的过度行为，同时协调各地方社区之间的交互作用。议会民主制绝不是唯一的制度形式用以确立和控制全球利益的实体化：如果我们用“民主”一词来理解该词如今具有的主要含义，即议会代议制民主（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那我肯定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不民主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无政府主义有其致命的局限性。有人指责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们无法提供一个积极的模型，让人们知道未来的社会将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面对这一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回答说：“我不想告诉人们，该思考什么，我只是想让他们自己去思考。”虽然这个回答在修辞上颇具成效，但它得以立足的前提是虚假不实的。这个前提就是，一旦得到机会，“人们”就会开动脑筋，自己思考。但是，正如德勒兹所言，“人们”天生不爱思考，因为思考是一种艰苦的努力，与我们天生的倾向背道而驰。因此要想让人们思考，就离不了强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想要清楚地感受今天发生的事情所蕴含的共产主义潜力，那我们就应该牢记，在LGBT+和MeToo 等运动中，两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决裂。这些运动颠覆了阶级社会兴起之前的最基本的父权秩序。这一秩序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永久定居点的建立而建立的。马克思忽略了这一决裂的意义，而这次决裂的重要性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旗鼓相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真正彻底的决裂只有两次，即新石器时代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 批评父权制的人抨击男权制，仿佛它仍然占据霸权地位。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第1章中做出的精辟论断：“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402-403页）当孩子可以因为受到父母的忽视和虐待而起诉他们时，即是说，当家庭关系和父子关系依法（de iure）沦为独立个体之间临时性、可解除的契约时，父权制家庭的价值观会变成什么东西？虽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但它还是颠覆了起源于前阶级社会（pre-class societies）的父权秩序，资本主义的这一方面应该得到所有激进解放派的无条件支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要激烈地抵御暂时的挫折。眼下出现的与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 capitalism）并行不悖的“灾难男权制”（disaster patriarchy）就是这样的挫折。在那里，“男人利用危机来重新确立控制地位和支配地位，同时迅速解除来之不易的妇女权利。在世界各地，男权制充分利用这种病毒来重新获取权力。一方面，它加剧对妇女的危险和暴力；另一方面，它以所谓的控制者和保护者的身份介入” 。灾难当然就在这里。这灾难就是流行病导致的灾难。

在这里，马克思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化：他在这里看到的，正是资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Capital）具有的“黑格尔式”结构。但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资本的逻辑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Y5E6tkPHK1QDazxYypg7vopLo0lHPJ1ZmNfVIk1we0Tm0XXnUjOnHYsTC0g/28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