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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当生态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出现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指出，在自然——更确切地说，自然的真正本体论地位——这个话题上，即使是最粗糙的辩证唯物主义也远远胜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允许我们将人类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社会历史的辩证（socio-historical dialectics）视为终极参照视域，最终把自然化约为历史进程的一个背景。正如卢卡奇所言，这时的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
做了迄今为止最为连贯一致的一次尝试：在不退回到辩证唯物主义一般本体论的前提下，修复平衡，思考如何将人类嵌入自然的问题。
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参照物是黑格尔，那么斋藤幸平严厉地拒绝黑格尔的遗产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斋藤幸平和其他生态社会主义者不同，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流行病、全球变暖等）迫使我们不能摒弃黑格尔，而是要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那里。但这样做，有一个附带条件：我们应该在经过马克思之后，通过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回到黑格尔那里。罗伯特·布兰顿曾经指出，归根结底，黑格尔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从传统的“有机”社会向现代的“异化”社会过渡的现代性兴起的故事。这时，他关注的是这个过渡——新石器时代以来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过渡——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新教、笛卡儿式的主体性）中的突破，另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但他在这里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尽管黑格尔读过亚当·斯密和其他早期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但他忽略了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挥的关键作用。杜安·鲁塞尔（Duane Rousselle）明确地指出，拼命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行为本身存在基本的含混性：
如果激进哲学家——包括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内——急于询问“使用替代方案如何？”，那是因为他们有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经采取了“替代方案”的立场。资本主义是（对威权主义、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等的）替代方案。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仅只有通过永恒的自我革命才能蓬勃发展，当社会生活陷入某种僵化形式时，资本主义还再三成为唯一的替代方案，成为唯一的前进道路，成为干预的动力。如今的资本主义比传统左翼更具革命性，因为传统左翼依然痴迷于保护福利国家昔日的丰功伟绩。不妨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整体结构。在西方，很多左翼分子陶醉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以至于忽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向怪异的后资本主义的过渡。某些分析人士把这种后资本主义称为“企业新封建主义”（corporate neo-feudalism）。它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