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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提出了那个陈旧的弗洛伊德式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身受压迫，却乐在其中？也就是说，权力不仅通过压迫（和压制）我们，而且通过贿赂我们，来宣示它对我们的控制。压迫（和压制）是通过恐惧，即我们害怕受到惩罚，来维持自身的，而贿赂我们则是为了让我们俯首帖耳、被迫放弃。我们从俯首帖耳和被迫放弃中得到的，是放弃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变态快感，是从“丧失”这一行为本身获取的收益。拉康把这种变态快感称为剩余享乐。剩余享乐意味着某件事情出现了悖论，而且就享乐自身而言，它总是（也只是）过剩的：在其“正常”状态下，它一无是处。
这把我们带到了拉康的“客体小a”（objet a）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基本享乐”（basic enjoyment），更无法把“基本享乐”追加给剩余享乐，因为享乐总是剩余享乐，总是处于过剩的状态。在拉康的教学中，“客体小a”历史悠久，早在拉康系统地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商品分析的几十年前，它就已经存在了。但毫无疑问，正是对马克思著作的引用，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Mehrwert）一词的引用，使拉康得以将其成熟的客体小a概念展开为剩余享乐（plus-de-jouir, Mehrlust）。有一个主导性的母题贯穿于拉康对马克思的商品分析的系统性引用，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拉康命名的剩余享乐具有结构上的同源性。剩余享乐这种现象，弗洛伊德称之为“Lustgewinn”，意谓“快感获取”，指的不是快感的简单增强，而是快感的额外获取，是主体在努力获取快感的过程中正规且迂回地获取。“Lustgewinn”的另一个形象是具有癔症（hysteria）特征的逆转（reversal）：对快感的放弃逆转为放弃的快感或放弃中的快感，对欲望的压制逆转为对压制的欲望，等等。这样的逆转处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地带。正如拉康所言，现代资本主义始于计算（获取利润的）快感，但这种快感的计算瞬间发生了逆转，变成了计算（利润）的快感。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获取发生于展演（performative）层面：它是朝着目标奋进这一行为过程本身，而非目标的达成。
一位来自葡萄牙的性感美人曾经对我讲过一则奇妙的逸闻：她最近结识的情人第一次看到她赤裸的胴体时对她说，如果她能减掉一两千克的体重，那她的身材就会精美绝伦。当然，真相是，如果真的成功瘦身，那她很可能会看起来状若常人。那个似乎破坏完美的元素，恰恰创造了完美的幻觉，而这里的“完美”原本是要被那个元素所破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除去那个过度的元素，我们就会丧失完美本身。这就是客体小a至为纯粹的悖论：有个女人秀色可餐，婀娜多姿，却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产生真正的魅力，这时她该怎么办？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或更加靓丽，而是把某种不完美的迹象，某个破坏完美的细节，引到自己身上。这个附加的元素可能——在这个领域不做任何保证！——会充当破坏其完美的某物。这样一来，原本要破坏完美的，却创造了完美的幻影。且让我们再举一个（索然无味的）例子——硬核色情片。我自发的直觉告诉我，在近在咫尺的摄影机前表演终极亲密行为，同时听从导演的指挥，按照需要发出愉快的声音，或者改变身体部位的位置，等等，那必定极不舒适。这难道不是表演者只有通过长期训练才能克服的障碍吗？这样的训练使他们能够在情感上无视他们周围的环境，也正是这种环境阻止他们屈从于心醉神迷的快感。难道性行为不是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公众视野之外才能做的事情吗？不过，话说回来，或许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发现自己身处毫无刺激性的环境中，反而能够获得快感，类似于“把至为亲密的行为当成一项需要遵从外部命令的规范活动来进行，更加令人愉快”。倘若我们顾及上述可能性，情形又会怎样？
如果每一次对快感的放弃都会因为放弃快感这个行为本身而获得快感，如果根本不存在“正常”的直接快感，以至于每次因为陷入符号性圈套（symbolic cobweb）而获得的快感都被打上这种变态翻转（perverted twist）的烙印，那么还有没有万全之策让我们摆脱这个快乐和痛苦的恶性循环？拉康暗示过多次，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主体性匮乏”（subjective destitution）。“主体性匮乏”是这样一个神秘的举动：与所有构成我们“内在人”（inner person）的丰富特性的东西保持距离，与所有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垃圾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依然是一个主体，一个“纯粹”的空洞主体（empty subject），一个类似于活死人的主体，一个僵尸一般的主体。这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本书的“终曲”部分会沿着这个方向斗胆提出某些假说。
然而，在抵达这个终点之前，本书必须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它将从作为我们这个疯狂世界的社会形式和终极源泉的全球资本主义开始，同时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态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开始，它将冒险提出大家可能称之为“力比多经济批判”的东西。“力比多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各种形式的精神生活，维系着统治和剥削等社会关系。然后，它将直接处理我们的力比多经济的基本紊乱问题，即剩余享乐的问题。最后，本书将提出一条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摆出主体性匮乏的激进姿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每一章都是一篇读书报告，都得益于一个杰出文本的“蛊惑”。斋藤幸平
使我对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加布里埃尔·图皮南巴
[1]
不仅对拉康学派而且对拉康本人的意识形态局限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打破了我的拉康式的扬扬自得；扬尼斯·瓦鲁法基思
让我意识到，欲望的僵局是如何影响我们政治计划的内核的；弗兰克·鲁达
对废除自由的挑衅性呼吁引出了解放计划的神学根源（theological roots of emancipatory projects）。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萨罗依·吉里
使我瞬间接受了他的主体性匮乏概念，并把它视为关键政治范畴。说了半天，黑格尔呢？黑格尔处于怎样的位置？虽然上述作者均已表明，我们对全球紧急情况的当代应对已告失败，但我和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存有某些微不足道（但也可能极其重要）的分歧，而且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发现，阅读黑格尔可以弥补这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