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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空间中，各种不同的立场都能与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谓的“等价链”（chain of equivalences）相互对接。例如，极右翼有关流行病的阴谋论与新纪元
精神不谋而合。梅利莎·赖因·莱夫利（Melissa Rein Lively）对全面健康、天然保健、有机食品、瑜伽、阿育吠陀治疗及打坐的关注，使她把疫苗视为危险的污染之源而严加拒绝。
这类事情如今在我们周围触目皆是。我们生活在荒诞不经的年代，面临多种多样的灾难，包括流行病暴发、全球变暖、社会紧张加剧，还有即将来临的数字化思想控制。这些灾难不甘落后，纷纷争坐头把交椅。这不仅就数量而言，而且是在努力充当“缝合点”（quilting point）的意义上，即拉康所谓的“point-decapiton”，把所有的灾难化零为整，汇溪成河。在今天的公共话语中，遥遥领先的候选项是全球变暖，而最近的对抗——至少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这是生死攸关的对抗——是接种疫苗的支持者和怀疑派之间的对抗。这里的问题是，在流行病的怀疑派看来，如今的主要灾难是对流行病这个灾难本身的虚假看法，他们认为这都是当权者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和经济剥削而故意操弄的把戏。如果仔细观察反对接种疫苗的斗争是如何与其他斗争（反对国家控制、反对科学、反对企业经济剥削、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凝为一体的，就不难发现，在反对接种疫苗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意识形态神秘化的产物。在某些方面，这种神秘化的产物类似于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一种可替代的-神秘化的形式，反对接种疫苗的斗争也是反对当权者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可替代的-神秘化的形式。
为了在这种混乱中找到出路，我们或许应该强调天启和灾难的差异，把“灾难”一词留给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所谓的“赤裸的天启”（naked apocalypse）。在古希腊，“天启”的意思是“除去覆盖物”，现在指对知晓的揭露或启示（disclosure or revelation of knowledge）。在宗教性言辞中，天启所揭示的是某种隐秘之物，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目力不及的终极真相。如今，我们通常把每一次大规模灾难、或者危害人类和自然界的一连串事件称之为“天启性”事件。我们很容易设想：天启揭示（apocalypsedisclosure）并不带来天启灾难（apocalypse-catastrophe）——例如我们听到某一宗教启示之后该启示内容并未在现实世界中发生；也很容易设想：天启灾难并不来源于天启揭示——例如我们经历了一场摧毁整个大陆的地震，而此前我们并未从彼岸世界得到预警。虽然可以如此设想，但这两个维度之间其实是存在内在关联的。一方面，当我们认为，我们在面对一些高于我们理解层次、迄今隐而不显的真相（即所谓天启——译者）时，由于这一真相迥异于我们常识——它居然将摧毁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无法理解。另一方面，每一次灾难性事件发生，即便事件纯属自然性质，都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某些被忽略的东西，促使我们直面被压抑的真相（oppressed truth），也即所谓天启。
安德斯在其论文《没有王国的天启》（“Apocalypse without Kingdom”）中引入了“赤裸的天启”概念：“天启仅仅是由堕落组成的，它并不代表（‘王国’）崭新的、积极的事态的开端。”
安德斯的想法是，核灾难恰恰就是这样的赤裸的天启：它不会催生新的王国，只会抹除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我们今天要追问的问题是：在如今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的众多灾难中，什么样的天启不请自来？倘若就这个单词的全部意义而言的天启——包括揭示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真相的天启——从未出现呢？倘若真相只是事后构建之物，是试图理解这场灾难的一种尝试呢？有人会说，1990年东欧政权的解体是地地道道的天启：它揭示了一个真相，让我们知道，有些体制只是死路一条，有些体制最终被认定为最佳的社会经济体制。但是，这种福山式的梦想——历史终结的梦想——在十年之后的9月11日终结于一场幡然醒悟。因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终结之终结”的时代，而“终结之终结”是对它的最佳描述。这个循环是封闭的，我们从灾难走向天启，然后又从天启回到灾难。我们反复听人说，我们处于历史的终点，但这个终点无限延展，永无止境，甚至给我们带来了享乐，使我们乐在其中。
我们对灾难的理解通常是，当地震和战争等严酷事件的爆发破坏了作为我们现实的符号性虚构（symbolic fiction）时，灾难就会不期而至。但是，如果现实一如既往，仅仅是支撑我们能够接近现实的符号性虚构土崩瓦解了，其结果也不亚于灾难的降临。我们且以性征
为例，因为在性征的问题上，虚构发挥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伊娃·怀斯曼（Eva Wiseman）曾经有过一则有趣的评论，说的是“同意”（consent）在性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她提到了“乔恩·龙森（Jon Ronson）的网络情色播客系列《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中出现的一个场景。在一部情色片的拍摄现场，一个演员在拍摄中途突然激情不再，为了重振雄风，他对躺在身下的裸体女人视若无物，反而转身抓起手机，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视频或图片。这令我深感震撼，让我隐约感受到天启的意味”。注意这里的“天启”一词。怀斯曼总结道：“在性的状态中，有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我要追加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的教益：人类的性征本身是变态的，这见之于施虐受虐狂的逆转（sadomasochist reversals），尤其见之于现实与幻想的混合。即使当我与我的伴侣独居一室，我与他/她的（性）互动也与我的幻想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次性互动都是潜在建构起来的，如同“以真实的伴侣自慰”那样，我把伴侣的血肉之躯当成道具来使用，以实现/重现我的幻想。不能把伴侣的现实身体和幻想世界之间的这道鸿沟化约为男权制、社会统治或社会剥削造成的扭曲，因为这道鸿沟从一开始就存在。所以我很理解那个演员，他为了重振雄风而去网上搜索相关视频或图片——他在为自己的表演寻找幻象的支撑。
我们被迫从这一切中得出一个相当可悲的结论：灾难并非只在未来等待我们，也并非仅仅通过深思熟虑就能避免。最基本的本体论（ontology）意义上的灾难（当然还有别的灾难）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劫后余生之人就是全部的幸存之物。这是在所有层面上，甚至是在最具经验性的意义上说的：迄今为止，难道我们最重要的能源——煤和石油——的巨大存储量没有证明，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早已发生过巨大的灾难吗？按照定义，后天启（post-apocalyptic）是我们的常态。
这又使我们回到我们的主要观点上：除了几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我们——我们所有人，即人类——陷入了多重危机之中：流行病、全球变暖、社会抗议等。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在全面行动。关于尼罗河水源之争的前景，或许是未来战争的潜在样本：从民族国家的主权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有理由为自己保留自己想要或需要的东西，但如果它拿走太多，就可能会危及埃及的生存，而埃及是依赖尼罗河为生的。这个问题没有抽象的解决办法，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必须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现在，让我们跳到最近出现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为了抓捕白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Roman Protasevich），白俄罗斯迫降了一架从雅典飞往维尔纽斯（Vilnius）的瑞安航空公司（Ryanair）的飞机。[在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一恐怖行为的同时，我们应该牢记，奥地利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它按美国的命令迫降了一架飞越其领空的飞机，那是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专机。因为美国怀疑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就在那架飞机上，而他想从俄罗斯逃往拉丁美洲。]这两个事件的共同之处何在？它们都是一种新型冲突的例证，这些冲突将日益成为我们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国家主权与较大共同体利益的冲突。尽管资本主义从危机中汲取了营养，并利用危机使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壮，但越来越多的人怀疑，这一次，这个屡试不爽的公式将不再奏效。
本书的重点不是展示各种不同的危机，而是研究我们如何对抗它们或复制它们，但有时还想一箭双雕，同时完成上述两项任务。我要达到的目的不仅是分析我们置身其间的混乱局面，同时还要研究，大多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抗议是如何有效地充当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补充物，而没有真正质疑其基本前提。要想明白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需要分析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原则体系，而是建构我们实际生活的物质力量。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需要动用精神分析理论这个复合装置，因为它会把调节我们日常生活的力比多投入（libidinal investments）清晰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