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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族药物学观点，药物的发现和人类的觅食活动有着紧密联系。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了种子30余枚，经鉴定均为蔷薇科梅属（ Prunus ）植物种子，其中以桃仁为主，还包括郁李仁、杏仁等。而这些植物的果实也是食物，预示着这些药物的发现可能与饮食相关。
《周礼·天官》把“食医”列为首位，掌配周天子的“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这与今天的营养师类似。而“疾医”用“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可见作为五味、五谷的食物和作为五药的药物一样发挥着治疗作用，说明周朝食、药的界线是模糊的。《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认为毒（药）主要用于治病，而谷、肉、果、菜（食物）则用于食养，也是后世本草收载药食同源分类的主要依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反映了药物和食物的渊源，说明了药物的发现与食物大有关联。
梁·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到：“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也反映了药物的发现源于人民生活实践，尤其是饮食活动。唐·孙思邈对食物疗法特别推崇，其专列“食治”一项，《备急千金要方·食治》中提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乃不愈，然后命药。”古人把“食治”置于“药治”之上的做法是现代养生保健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