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地域性、民族特色的灿烂的传统文化,并以多种方式世代传承,不断创新,这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我国素有“食疗不愈,然后命药”的“药食同源”之说。
食治(食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药食同源”是食物保健思想的生动体现。回首三千年的历史长河,记载食疗的医籍不胜枚举。《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并将“医”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周朝的“食医”分工促进了食疗的出现。《史记·汤本纪》谓:“伊尹善烹调,制汤药。”说明上古时期掌管食物烹调的伊尹还负责药物制备,应该是药膳的鼻祖。《素问·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认为药和毒一样主要用于治病,而五谷、五果、五畜、五蔬等食物则用于补精气。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食治》中提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乃不愈,然后命药。”强调了药物性味猛烈,食物性味平缓。其后出现了我国第一部食疗专著《食疗本草》。同时期《黄帝内经太素》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古代“药食同源”文化渊源。宋代官修《太平圣惠方》专设“食治门”。元·忽思慧编撰了我国最早的饮食卫生和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同时期出现的吴瑞《日用本草》、贾铭《饮食须知》,记载的药膳方和食疗方也非常丰富。药膳是将食物和药物组方食用,是“食治”领域的发展。明清时期大量的食物类本草如《食物本草》《食鉴本草》《食物本草约言》《食品集》《食物本草会纂》《增补食物本草备考》(即《增注备载食物本草》)、《救荒本草》《野菜谱》(即《救荒野谱》)、《野菜博录》《遵生八笺》《随息居饮食谱》《上医本草》编撰出版,极大地拓展了食养、食疗、药膳、救荒领域学术发展。
“药食同源”之说似乎是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是近代“医食同源”说法的转意表达。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药食同源”的相关论述。同样深受中国医学影响的日本,在近代也有“医食同源,药食一如”的说法。“药食同源”仅从字面理解是指药物与食物的来源相同,没有明显的界线。原卫生计生委颁布的“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即是药食同源在当今社会应用的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食疗作为养生保健重要的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