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154年，对于年轻的大汉帝国而言，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春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王国，公然扯起了反旗。这场后世被称为“七国之乱”的叛乱，是汉朝建立以来，中央政府面临的最严重、最直接的军事挑战。它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对决，更是一场对“郡国并行制”这一基本国策的血腥审判。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深刻地烙印在汉朝统治者的记忆中，并为日后“推恩令”的出台，提供了最关键、也是最沉重的思想铺垫。
叛乱的导火索，是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强行“削藩”。但这只是表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王国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权力积怨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吴王刘濞，这位六十五岁的老藩王，作为汉高祖刘邦的亲侄子，早已不甘心屈居人下。他凭借封国内的铜山和海水，大规模地煮盐铸钱，经济实力雄厚到“富埒天子”。他招纳天下亡命之徒，扩充军队，俨然一个独立王国的架势。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说是源于一桩皇室悲剧：吴王的太子刘贤，在京城与当时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博弈时，因态度傲慢，竟被刘启一怒之下用棋盘砸死。杀子之仇，加上削藩之辱，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让刘濞彻底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叛乱的旗号打得非常“高明”——“诛晁错，清君侧”。这是一个经典的权臣奸佞叙事，旨在将叛乱的矛头，从皇帝本人身上，转移到他身边的“奸臣”晁错身上。这样一来，既可以争取舆论支持，又能麻痹一部分立场摇摆的中间派，让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政治斗争，而非颠覆皇权的战争。七国联军，号称五十万，兵锋正盛，一路向西，势如破竹。
消息传到长安，朝野震动。年轻的汉景帝，一时间也乱了方寸。在巨大的军事压力和部分朝臣的蛊惑下，他做出了一个令后世扼腕叹息的决定——腰斩晁错。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杀掉了那个诸侯王们声称要“诛”的晁错，叛乱便会自行平息。他将晁错的头颅，作为求和的信物，送到了叛军面前。
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叛军更加嚣张的进军。吴王刘濞冷笑着说：“我本来就是想当皇帝，难道会为了一个晁错就收手吗？”景帝这才如梦初醒，原来“清君侧”只是一个幌子，对方的野心，是那把九五之尊的龙椅。血淋淋的现实，给他上了最残酷的一课：对心怀叵测的野心家，任何妥协与退让，都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
幻想破灭之后，景帝终于下定决心，坚决平叛。他启用了被他闲置已久的将领——周亚夫。周亚夫，这位曾在汉文帝时期以治军严明而著称的老将，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太尉，统领汉军主力。周亚夫的战略思想，与叛军的急功近利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深知叛军声势浩大，但内部并不统一，且远道而来，后勤补给线漫长。因此，他力排众议，放弃了直接与吴楚联军主力决战的方案，而是采取了“坚壁清野、断其粮道”的策略。他率领主力部队，绕到叛军的侧后方，深沟高垒，坚守不出，任凭叛军如何挑战、辱骂，都稳如泰山。同时，他派出另一支轻骑部队，去截断叛军的生命线——粮草运输线。
这一招，精准地打在了叛军的七寸上。吴楚联军，在梁国的城池下，被梁王刘武（景帝的亲弟弟）拼死抵抗，久攻不下，锐气大挫。而此时，后方的粮道又被周亚夫切断。数十万大军，很快就陷入了饥饿的困境。军心涣散，内讧四起。周亚夫看准时机，发动总攻，一举击溃了叛军主力。吴王刘濞兵败逃亡，最终被杀。其余六国，也相继被平定。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从爆发到被基本平定，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七国之乱，虽然以中央政府的胜利而告终，但它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战争波及的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凋敝。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最极端、最惨烈的方式，向汉朝的统治者们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强大的诸侯王国，是帝国肌体上最危险的“恶性肿瘤”，必须予以根除。直接、强硬的“削藩”，虽然是必要的，但其过程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稍有不慎，便可能引发颠覆性的内战。
这场血与火的洗礼，在帝国上下，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共识”：解决王国问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但是，方法必须改变。单纯的“堵”，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必须找到一种更聪明、更柔和、成本更低的“疏”的办法。
七国之乱的平定，为中央集权扫清了最大的军事障碍。战后，景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比如剥夺他们的官员任免权，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其封国只能收取租税等等。这些措施，都为日后汉武帝的进一步改革，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没有七国之乱的“痛”，就不会有整个汉朝统治精英对于解决王国问题的决心与共识。没有晁错“削藩”的失败尝试，就不会有后人对于“如何削藩”的深刻反思。历史，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试错与纠错中，艰难前行。景帝用一场内战的代价，为他的儿子，那个即将登基的、雄心勃勃的刘彻，留下了一份沉重的政治遗产，也留下了一个亟待他用更高明的智慧去破解的、历史性的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的钥匙，已经在贾谊的理论中，埋下了伏笔，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一个合适的献策者，将它呈现在一位合适的帝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