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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外国势力的多方渗透与侵犯，引发中国一连串求新求变的言行，也催生出民权及女权思想。朝野有志之士，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心态，从军事器械、制度政体到思想文化层面，逐步改变中国的样貌。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维新人士，陆续传播以社会进化思想为基础的欧洲文明等级论。宋少鹏的专书，精彩阐述此一以欧美为最高等级的文明论，如何在中国孕育出女权的概念。此乃因妇女的地位被视为文明进化的重要指标，而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 1836—1907），进而将妇女视为中国文明封闭落后的象征与根源。当妇女问题被纳入中国变革思潮的一环时，妇女也在文明求进化、国族争富强的过程中，发展成行动主体。
须藤瑞代的深入研究，说明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发酵出“民权”“人权”与“女权”的概念。从梁启超、马君武（1881—1940）与金天翮，到秋瑾、张竹君（1876—1964）与何殷震（1884—1920），这些男女知识分子开展出多种异质的女权论述。
其中，除了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出发主张女子解放以外，其他女权论见，都以“教育革新女性是富强中国之关键”为前提出发。故若不论无政府主义此一例外，清末女权思想，原则上皆依循男性本位的国族自强大叙事脉络而生。
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国族自强大叙事，虽然致力于将女性拉出礼教传统的深沉泥淖，却明显优先强调她们为国族人民尽义务之社会责任。此种大叙事一切以大我为重的思维，可见诸“兴女学”与“废缠足”这两项女权主要诉求。“兴女学”在传教士与维新志士陆续指陈中国女子无知、无用以致误国之际，被大力提倡，以救济女子并使之免为梁启超笔下的分利者。“废缠足”则在西方文明论将缠足传统折射为中国野蛮陋习的脉络下，被强力动员进行。
不论改革或革命阵营的男女知识分子，几乎众口一致，从富国保种、贡献社会的前提，凸显女教或天足的急迫时代意义。清末从国民之母到女国民的新女性形象，皆反映时人期许乃至要求中国女子共赴国难的殷切之心。
各种译介外国杰出女性的著作，也多宣扬为国为民为社会奉献的各家女杰。
无论“兴女学”与“废缠足”诉求，或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所列的各种女权主张，都隐然汇聚着号召女性走出家庭从事各项活动的思潮。《女界钟》主张女子有入学、交友、营业、参政、掌握财产、出入及婚姻自由等权利。先不说营业等难度更高的女权，即便当时的“兴女学”，也已超越家庭教育这种传统形态，而以学校教育为准。换言之，女教在清末涉及女子迈出家门，到学校接受群体学习的教育。“废缠足”的主张，或许并不只为走出家门而被提倡，却是女子得以在家内外自在活动的重要前提。可以说，这些因应大局需求而被呼吁的女权，交相烘托出女子进入社会有所为的现代条件。
依历史的后见之明，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然形成迎接娜拉的新时代氛围。晚清仁人志士受西方文明论的思维引导，群趋译介被认定值得中国女子效法的外国女性典范。季家珍（Joan Judge）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轴线下，探究清末时人通过“传记”讨论妇女、国家与历史的互涉。季家珍区分当时这类传记，如何发展出对女德、女才与女力立场相异的论述。借此，她呈现由世俗化、全球化与时间化等特质交织出的中国多元现代性。
季家珍等学者的研究，再现外国女性参与晚清因应变局的自强大叙事之历史图景。
[1]
这些宣扬外国女性典范以供中国女子效仿的著述，为日后娜拉进入中国培植出丰厚的思想土壤。
本章将探讨清末民初知识界，如何借由外力来思索国族与性别问题，并孕育出得以接受娜拉精神的新女性意识。所谓新女性意识，指不同于以往社会普遍接受的传统女性言行价值观、特质与自我认同方式。在此，新女性意识并非仅指女性自我形成的主体意识，而是不论男女所发展出的有别于传统的女性观。我将先考察清末时人如何介绍宣传外国女性形象，并将其转化为塑造中国新女性的资源。之后，我将简介易卜生思想在欧美的发展经过，进而勾勒进入中国前的“娜拉”跨国传播的流衍意象。
[1] 除季家珍之外，美国华裔学者胡缨（Ying Hu）的专书，以茶花女、苏菲亚与罗兰夫人为例，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字义（literal）与象征（figurative）两种层次的翻译过程，来塑造并传播某些西方（女性）形象，以助己想象并发展出异于传统的（性别）认同意识。Ying Hu,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