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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搜狐网上一篇《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人的力量》的文章，介绍了因婚姻破裂而出走的58岁旅游博主苏敏，并称她“被誉为中国版娜拉”。
2000年9月，台北《联合报》“二十世纪回眸专辑”有篇专文《娜拉不想离家》，作者兼精神科医师王浩威以一位女病人的故事拉开序幕，缕述百年前后的近代中国，女性面对家庭与社会的处境大不相同。“一百年前，不准娜拉离家；一百年后，不准不离开。”
镜头拉回81年前，郭沫若（1892—1978）曾于《〈娜拉〉的答案》（1942）一文将清末革命女杰秋瑾（1875—1907）冠以“不折不扣的中国的娜拉”头衔。
上述三例，暗示“娜拉”似在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有相当的知名度与代表性。王浩威还效法前人，将“娜拉”封为“那一位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娜拉究竟是谁，且如何见闻于华人社会？此问题，须从娜拉的原型及其如何传入中国说起。
娜拉（Nora）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的代表作《玩偶之家》（ A Doll's House ，在中国又称《娜拉》）的女主角。 [1] 此剧乃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批判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与婚姻的黑暗面。 [2] 娜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曾为救丈夫而伪造文书。未料数年后东窗事发，其夫却只顾自身名节，震怒并辱骂她不足为人妻母。娜拉于焉领悟八年婚姻无异于儿戏，自己只是丈夫的玩偶，没有独立的意志与自主权。她因而向其夫表明要先“教育自己”以“做一个人”，最后舍弃三个小孩与丈夫，飘然离去。
《玩偶之家》一剧，以娜拉开门进家为始，关门离家而终，家门内外的象征意义相当强烈。 [3] 易卜生安排让娜拉出走，“是在于让人们彻底了解问题所在，不是要强迫他们在此一特殊案例中采取这种特殊的解决之道”。 [4] 该剧于1879年首度公演以来，因其开放性的结局，而在世界各地陆续掀起关于“娜拉出走”的讨论热潮。每个上演此剧的社会，各以其文化思维与价值标准，来理解并评估娜拉。中国社会亦不例外。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使然，中国论者对《玩偶之家》与娜拉的诠释，颇有别于西方剧作家及舆论观点。
让我们以年代为序，快速扫描娜拉在近代中国社会留下的重要痕迹：1914年，上海“春柳社”成员陆镜若（1885—1915）等人首次公演《玩偶之家》。1918年，《新青年》首次出版专刊“易卜生号”，正式将娜拉介绍给国人。1919年，胡适（1891—1962）以《娜拉》为样本写了中国版娜拉的《终身大事》。
“五四”爱国学潮时期，“曾到处上演《娜拉》”
，“也到处有人在家庭里真的做了‘娜拉’”
。1923年，鲁迅（1881—1936）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提出中国离家女性的出路问题。1934年，以议论时局著称的《国闻周报》，标出“娜拉走后究竟怎样”的主题，展开两个多月的讨论。1935年初，南京发生引起京沪等地热议的“娜拉事件”，上海电影“新女性”掀起与娜拉相关的讨论。同年，左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公演“娜拉”，由蓝苹（1914—1991）出饰娜拉一角，大受好评，电台还有“娜拉”广播剧。1935年因此被中国文艺界称为“娜拉年”。1936年2月到4月，上海《申报》首次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刊载《娜拉》全剧。
以上介绍虽简要，却透露娜拉在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中国社会频繁出现的现象。一个外国女性形象，在中国能起什么作用，不禁令人好奇。“娜拉”在中国，代表什么？该形象的塑造与转变，传达怎样的时代与性别信息？
长久以来，“娜拉”在中国始终因被视为新女性形象而闻名。
人们传诵“五四”时代被译介来华的娜拉，指其为“易卜生所举来做模范的‘觉醒的妇人’”
。有学者还指出：“曾经叱咤风云、名噪一时的‘五四’新女性皆是中国的‘娜拉’！”
丰富与多元的史料揭露娜拉在“五四”时期被引入中国后，出现女子出走与妇女解放风潮。但娜拉显然并非近代中国头一个享有高知名度的外国女性形象。清末女权意识方兴，改革与革命思潮涌现之际，有志之士已竞相译介各类外国女杰。著名者如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比切·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苏菲亚（Сóфья Львóвна Перóвская, 1853—1881）与圣女贞德（Jeanne d'Arc, 1412—1431）等。
[5]
但这些外国杰出女性，在女子中小学教育方起步的清末，顶多只是改革/革命派精英男女认同的典范。当时真有能力效法她们爱国救亡或贡献社会的中国女性，寥寥无几。纵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继清末之后又一波思想变革浪潮，上述外国女杰也不复发展空间。
那么，与娜拉同属外国文艺创作主角，且在中国也享有盛名的茶花女（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呢？茶花女乃法国作家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主角玛格丽特·戈蒂埃（Marguerite Gautier）之别名。此小说描述贫苦乡下女子成为巴黎上流社会交际花后，结识一名青年并陷入情网，但两人却因青年的家庭问题而被硬生生拆散，最终天人永隔。《茶花女》首部中译本，为林纾与王寿昌于1899年合译并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该书迅即广受欢迎，在民国时期还有众多翻译、改编、重写与再创作版本。
有学者称誉此小说为“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巨的浪漫主义译作”，女主角茶花女对爱执着的坚贞崇高形象，也深入人心。
而茶花女与娜拉形象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散发牺牲的美德，后者展露独立的自觉。
此一差别，已然揭示娜拉得以受五四新文化人青睐的原因。陈独秀（1879—1942）主编的《新青年》，明确期许中国新世代展现自主进取的精神。
陈独秀、吴虞（1872—1949）与鲁迅等知识分子联袂批判儒家礼教，汇聚“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思潮。这些抨击传统家族威权、呼吁个性解放的新文化人，只会属意觉醒后要求自立的娜拉，不会惊艳于自我牺牲的茶花女。娜拉原是个平凡的中产家庭主妇，婚姻中的生活重心是丈夫与小孩。但她醒悟离家的举措，却席卷五四青年男女之心，并启发他们抵抗家庭与婚制传统。此后，她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持续为中国论者发扬。娜拉“已婚出走”的身份，在民国社会被多方延伸转化，使她成为所有反传统离家女性的象征。要言之，娜拉正是“五四”反传统思维召唤出的近代中国“新女性”象征。
然而，娜拉在中国，果真只是新女性代表吗？
或者，换个角度问：民国论者构建与宣扬娜拉精神，为的是谁/什么？
当时的报章刊物、时人论著与文艺创作等史料，大体反映出娜拉最初乃“五四”知识男性的论述产物。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伴随着女子中高等教育逐步开展，为数渐增的知识女性或坐而言或起而行地，加入再现娜拉的行列。北伐后到抗战前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从女学生成长为各领域专业女性的论者，接棒发扬娜拉新意象。此一随时而移的娜拉形象，看似只象征新女性，且只为女性服务，实则不然。
本书将阐明，娜拉得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如此广大深远的思想影响，关键在其超越性别、阶级、族群和年龄籓篱的自立与反抗意识。当娜拉现身“五四”中国时，体现的是具普世意味的新人理型。易言之，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但娜拉衍型的相关论述，很快便凌驾其原型，并广为后世接受。
新女性作为中国娜拉的衍型，透露出中国新女性论述的本质，并非专为女性自身需求服务，而是以宣传符合各种大叙事的新女性特质及表现为宗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表示，每个时代皆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即所谓大叙事（grand récit）。近现代社会的大叙事，自我标榜为具现普世真理与正义，并以应然的典范权威支配实然发展。 [6] 近代中国亦不例外。自天朝体系受国际体系挑战的清后叶以降，中国便在救亡、自强、变革与解放等诉求下，发展出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大叙事。而从性别视角观之，这些大叙事，清一色都是男性本位。男性本位观，即以男人主导的权威、机制及组织，来开展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建立性别关系。原则上，维持既有分工秩序的性别论述，都属男性本位。这绝不表示，男性本位思维不支持女权。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这使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虽允许甚至鼓吹女权，女人却始终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
许多近代中国的女权思想，都基于男性本位大叙事而发。梁启超（1873—1929）的《新民说》（1902—1906）与金天翮（1873—1947）的《女界钟》（1903），可谓清末最具代表的男性本位女权论述。这些受西潮启发，而欲振衰起敝的改革/革命精英，都不约而同将目光望向受无识与缠足所苦的女性。梁启超形容得最为贴切，全中国若有半数之人都是分利者，国家如何得兴？ [7] 因此，欲新中国，不只须新民，还得新女性。从清末到民国，各种大叙事随时间推移而生，不少都以反传统为基调，以追求中国的现代性。新女性是这些大叙事实践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娜拉，便成为这些大叙事着意宣扬的新女性象征。
本书即旨在揭露近代中国多种反传统的男性本位大叙事，如何发挥娜拉的意象来塑造随时因势而变的新女性形象，以为其服务。自“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解放为重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启蒙觉醒的大叙事。此一大叙事强调欲新中国，须新文化；欲新文化，须新青年。它的矛头，指向种种约束青年行动与人生选择——如求学与婚姻——的权威体制。觉醒的重点，在于突破被视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陈俗旧习，这些旧习既广涉礼教纲常，也包含家族/家庭专制。走出传统，不论思想或行动层次，便成为接受启蒙觉醒大叙事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思想，将清末已出现的文明结婚激化推进为自由结婚。以欧美自由恋爱及科学优生思想为基础的自由婚恋大叙事，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迅速形成。提倡者将自由婚恋定位为同时可裨益个人、男女双方、社会乃至国族的现代性核心。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主导的妇女运动，被融入政党推动的国族大业，而以解放平权大叙事的面貌出现。此叙事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须以社会解放为依归，号召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为自己争权、为社会谋利且为国家效劳。以上重点有别的民国大叙事，都需要女性不仅独立自主，且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玩偶之家》中娜拉觉醒后立意出走的表现，成为上述三类大叙事之理想新女性的公约数。娜拉坚定果决，有自知之明但也有闯荡社会的勇气。她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成为这些大叙事论者共同拥护的新女性主要特质。娜拉的出走，更从“五四”以降，成为新女性追求现代生活与社会贡献的重要指标。
本书从近代中国男性本位大叙事的多元视角，考察娜拉被诠释与实践的演进过程。此一研究策略，不仅可揭示民国时人频繁宣扬娜拉意象的宏观动机，也能检视娜拉形象允许民国女性“做自己”的限度。此外，考察男性本位论述，也能突破以生理性征为区隔的僵化性别分析。其实，民国时期许多女作者的女性/女权论述，都属男性本位。这类论述多主张法律上男女平等，宣扬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各类活动以及参与政治。
基于对民国几类大叙事的分析，本书将论证娜拉形象在中国的演变，同时映照出新女性与女权论述在中国的多种发展空间，及其难以突破的困境。娜拉的反抗与自立精神，赋予中国女性走出传统的重要动力。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民国多类大叙事，不约而同以娜拉的出走来激励女性。拜娜拉论述之赐，许多民国女性理直气壮争取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然而，“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之类的思维，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也未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因此，职业女性及男性本位的新女性论述，皆陷入矛盾困境。对职业女性而言，虽得社会发展机会，却须面临传统女性不曾有的公私领域“双重负担”。而新女性论述总是以符合男性本位的国族与性别价值观来评估、规范女性的言行表现。基本上，那些只满足女性小我而非为社会或国族大我的行径，皆容易被男性本位大叙事批判为自私。从围绕娜拉延伸的各种女性论述，便可发现此种趋势。由此可知，并非所有效法娜拉出走的中国女性，都会获得上述大叙事论者的认同与肯定。中国娜拉的新女性论述，是在符合男性本位的现代性叙事前提下出发的。此即中国娜拉论述的局限。
本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四章，阐述四种近代中国大叙事为何及如何建构娜拉为中国新女性形象，以及中国女性实际出走的演进历程。《玩偶之家》虽于民初传入中国，但清末萌芽的新女性论述，已然为娜拉在中国的发展铺路。本书第一章“召唤娜拉”，探讨受救亡图存意识激发的国族自强大叙事所发展的新女性论述。我将从跨文化脉络出发，说明娜拉现身中国的国际与国内思想背景。清末内外多种危机催生的国族自强大叙事，孕育出中国前所未见的女权概念，并开始援用外国女性作为中国新女性典范。为求较宏观地掌握娜拉在中国的形象塑造及演变，本章也重点勾勒易卜生的创作理念，以及《玩偶之家》在欧、美与日本演出引发的讨论。借此，我们可更清楚地理解中国论者赋予娜拉的含义与特质。
第二章“自救娜拉”，勾勒娜拉被迎进中国的新文化大叙事氛围及其最初意象。经过民初数年复古风潮回流后，《新青年》擘画了启蒙觉醒的大叙事，以推进新文化、新中国的大业。在《新青年》“易卜生号”的宣传下，娜拉的出走举动，随即成为新青年的行为典范。此一发展，须从个人主义激发的反传统思想观察，才能理解娜拉在当时普受青年男女欢迎之因。我将论析，娜拉形象的原型，是为全中国男女——尤其新青年——而塑造的。当时实践娜拉精神之人，是想脱离传统家族专制，“做一个人”的新青年。男性新文化健将先提升娜拉到体现新人性的普世层次，继而积极号召女青年自救做人。这番论述操作，奠定了娜拉作为中国新女性代言人的思想地位。精英男性成功以娜拉的“形象塑造者”自居；被新文化与爱国学潮驱策出走的女青年，则成为“形象接受者”。本章也将概述《玩偶之家》（当时多沿用胡适在《新青年》对该剧的译名《娜拉》）在“五四”中国公演的情形，以多方了解娜拉形象激起的各界反应。
第三章“抗婚娜拉”，阐明继出走意象在“五四”中国确立后，娜拉最普遍被议论与实践的表达形态。“五四”的娜拉要求“做一个人”的形象，落实到中国后最本土的表现，即因应传统媒妁安排而出现的抗婚举措。因此，“五四”娜拉的出走，有别于《玩偶之家》中娜拉走出的夫家门，得先离开父家门。在离开婚姻之前，中国娜拉必须先解除婚约。以译介并发扬西方恋爱自由与科学优生观为主轴的自由婚恋大叙事，此时开始强势涌入各大进步报刊。抗婚娜拉的面貌与自立精神，正是在此大叙事的传播下，被发扬到全中国。本章将聚焦时人如何通过发挥娜拉的反抗精神，来推动自由婚恋思想，以挑战传统婚制。这类思想，主要由抗婚出走、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四大步骤组成。我也将考察中国女性实际的抗婚出走表现，以及当时发扬娜拉意识的文艺再现。这些实际人生与创作世界中的出走，交相展现出娜拉对中国女性及新女性论述的启发。
第四章“志业娜拉”，综述随中国政治社会情势演变而现身的新娜拉形象。所谓“志业”，泛指超越婚姻家庭范畴的各种人生或社会发展。这种强调新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并将之纳入打造新中国工程的论述，本章称之为解放平权大叙事。这类叙事称扬的娜拉面貌十分多元，但可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个人求职谋经济独立的“职业娜拉”，一是以社会、政党或国家大局为重的“大我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政治、妇女动员以及革命浪潮，都是促使志业娜拉逐渐取代“五四”自救或抗婚娜拉形象的主要时代因素。本章将论说，职业娜拉的应然面与实然面所存在的落差，最可显现男性本位大叙事的新女性论述对女性的制约。我通过舆论对“花瓶”与“摩登女子”的污名化，指明中国职业娜拉面临的困境之一。另一困境，则是伴随1929年经济大恐慌而席卷全球的复古浪潮，要求职业娜拉回家的反挫。但也正是在一片要求妇女返家的呼声中，娜拉论述如浴火重生般，展现新貌。从北伐后到抗战前，原先以小我为重、自救为先的旧型娜拉，逐渐被扬弃。反对妇女回家的男女论者，在解放平权大叙事的旗帜下，建构出为“大我公益”而出走的新型娜拉。本章将举众多实际生活、舞台表演或文艺创作的娜拉表现/再现为例，显示志业娜拉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及其限度。
通过检视不同大叙事主导的多样娜拉论述，本书既凸显中国论者挪用与发挥娜拉意象的本土意识，也追踪其随时随势而变的新女性面貌。我们将发现，娜拉在中国，显然具有丰沛能量与思想韧性，得以因应不同时局而生存。但是，娜拉持续有启发性的事实，也显露各种男性本位的大叙事仍宰制着社会。
[1] 此剧原名为 Et Dukkehjem ，译为英文后，多以 A Doll's House 或 Nora 的剧名出现。该剧传入中国后，其译名包括《娜拉》、《玩物之家》与《傀儡家庭》。
[2] “娜拉”此一形象确有个真实原型存在，是位名叫劳拉·彼得森（Laura Petersen,1849—1932年）的挪威女作家。她素仰易卜生之大名，曾创作《布兰德的女儿》（ Brand's Daughters ）以呼应易卜生的剧作《布兰德》（ Brand , 1866年）。1870年易卜生开始与她通信，并于翌年与她会面。他们过从甚密，易卜生似曾昵称劳拉为他的“云雀”（skylark）。之后劳拉与丹麦教师维克托·基勒（Victor Kieler）共结连理，不久维克托感染肺结核，医生建议病人宜往气候较暖和的地区静养。劳拉为此暗中借贷一笔款项，使他俩得以赴意大利旅行，并治愈维克托的疾病。1878年借贷之期已届，劳拉被迫还钱，她请易卜生帮忙出版自己创作的小说。但易卜生认为此小说写得不好，无法出版，便去信催促劳拉将事情全盘告知其夫；劳拉不肯，竟开空头支票以应付债务。此伪造文件被揭发后，劳拉始向其夫告白。遽料其夫丝毫不顾念她所为之动机，反而大发雷霆，怒斥她没有资格再为人母。劳拉因此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维克托将她送到公共收容所，并申请离婚以杜绝她再与孩子有所接触。劳拉在收容所被拘禁一个月后，恳求其夫让她回家，他才非常勉强地答应。这个悲惨的真实故事，是刺激易卜生写出《娜拉》的原始动机。见Sally Ledger, Henrik Ibsen （London: Northcote House, 1999）, pp. 5—6.
[3] Nada Zeineddine, Because It Is My Name: Problems of Identity experienced by women, artists, and breadwinners in the plays of Henrik Ibsen, Tennessee Williams, and Arthur Miller （Merlin Books Ltd., 1991）, p. 11.
[4] William Archer,“Ibsen and English Criticism,” Fortnightly Review , July 1889, cited from Thomas Portlewait ed., William Archer on Ibsen: The Major Essays, 1889—1919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1984）, p. 17.
[5] 研究清末译介外国女杰的著作很多，例见Ying Hu,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唐欣玉，《被建构的西方女杰：〈世界十女杰〉在晚清》（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6] Angélique du Toit,“Grand Narrative, Metanarrative,”in The Lyotard Dictionary , ed.Stuart Si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