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历史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人类的生命是陆地和海洋生命沧桑变化的一部分。有时，在夏日独自漫步在森林里，我们会看到各种生灵飞翔、跳跃、潜行、蠕动、穴居。我们的到来会让受惊的小动物逃跑，飞鸟四散，鱼儿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们感到，在这个公平的星球上我们是多么危险的少数。有片刻时候我们又感到，通过这些生物的行为来看，我们是它们自然栖息地的闯入者。人类所有的记录与成就，都谦卑地成为历史，从中可以透视出多彩的生活；我们所有在经济上的竞争，彼此之间的冲突，我们的饥饿、爱情、悲伤与战争，和那些隐藏在倒树、落叶、水中或树枝中，寻找、交配、奋争与痛苦的小生物一样，并无二致。
因此，生物学的法则同样也是历史的基本教训。我们受进化过程和踪迹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考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避免了这种竞争与磨炼，那主要是由于群体保护了我们，但我们的群体自身也必须经受生存的考验。
所以，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生命离不开竞争。竞争并不仅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当食物丰盛时竞争是和平的，当食物紧缺时竞争是暴力的。动物吃掉同类时不会有丝毫愧疚，而文明人消耗他人时则通过法律程序。合作是真实的，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增强，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竞争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在群体中团结合作——家庭、社区、俱乐部、教堂、党团、“种族”或者国家，是为了保持群体竞争力，以便于同其他群体竞争。群体竞争拥有与个体竞争相同的特征：贪得无厌，好勇斗狠，党同伐异，狂妄自大。由我们集合而成的国家，就像我们一样，用醒目的粗体字记下我们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围内行善作恶。我们好勇斗狠、贪得无厌、利欲熏心，因为在我们血液中流淌着千万年前的故事，那时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战斗、杀戮，而且由于不知何时才能捕获其他野兽，不得不暴饮暴食。战争是国家间竞争的最高形式。战争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只是因为合作是竞争的终极形式。除非各个国家合为一个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护性群体，否则国家之间难免因竞争而导致的战争。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二个教训是：生命是某种进化和选择。在争夺食物、配偶和权力的过程中，有的个体成功了，有的个体失败了。为生存而战的过程中，有的人在应付生存的各种考验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禀赋。鉴于“自然”（这里是指全部实体及其演化过程）未曾认真拜读过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所以我们生来就是有差别的：这源于我们受到生理、心理遗传及群体间文化和传统的支配。在健康与体力上，在智力和个性上，“自然”偏爱差异，因为那是选择和进化的必备基础，即使是双胞胎也有无数差异，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一样的两颗豌豆。
不平等不仅是自然而天生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人物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才能的差异使得不同个人对群体的价值亦不相同。如果我们对身边的人有足够的了解，就可知道30%的人的综合素质足以与其他所有人的能力之合相媲美。生命与历史恰恰是这么做的，它们以令人惊讶的不公平精准地运行着，不由得使人想起加尔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对“乌托邦”式的自由平等联盟报以哂笑，因为自由和平等仿佛是不共戴天的永恒仇人，一方获胜，另一方即会死亡。当人们获得自由时，人与人之间天然存在的不平等几乎就会呈几何式增长，正如19世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和美国一样。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导致牺牲自由。即使受到某些压制，不平等仍然会继续发展。只有经济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自我感觉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后者得偿所愿。“乌托邦”式的平等是生物学上的灾难，只有最温和的哲学家才会希望法律正义与教育机会均等。只有所有潜在才能都能得到发展的社会，才能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获得生存优势。当远距离的打击强化了国家间的对抗时，这种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生物学给历史的第三个教训是：生命必须繁衍。“自然”对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机物、变种或者组织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自然”极其喜爱数量，因为量变是质变的先决条件；“自然”也喜欢从众多挣扎求生的生命当中选取少数幸存者；毫无疑问，她对于成千上万个精子争相游向一个卵子使其受精的竞争，也视为理所应当。与个体相比，“自然”更喜欢群体，她使得文明与野蛮没什么两样。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会导致在文化上变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与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时，她（这里的是指繁衍过程、变异、竞争、选择以及生存等“自然”之道）也乐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国家周期性地被更加孔武有力和繁荣昌盛的群体侵略。恺撒统治时期，高卢人通过罗马军团的帮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进攻；在今天，他们又通过英国和美国的帮助来抵抗他们。当罗马帝国衰亡时，法兰克人从日耳曼涌入，从而建立了高卢法兰西。假如此时英国和美国衰落了，那么法兰西，这个从19世纪以来人口几乎没有增长的国家，或许会再次遭到蹂躏的命运。
如果人类繁衍过快导致食物短缺，“自然”有三个办法使其恢复平衡：饥荒、瘟疫和战争。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发表于1798年的名著《人口论》中指出，如果没有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类出生率便会大大超过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长又会使得粮食的增产毫无意义。尽管作者是位心善的牧师，但他依然指出，对穷人的救济导致了他们过早结婚并且无节制地生育，从而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803年的《人口论》再版中，他提议放弃除传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绝其他节育方法。他的这项神圣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预测未来人口与食物的平衡仍依赖于饥荒、瘟疫和战争，这与过去别无二致。
19世纪农业及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驳斥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在英格兰、美国、德国和法国，食物供给与人口增长率同步前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缓了结婚年龄，缩小了家庭规模。消费者的增加同样意味着生产者的增加：新的“人手”开垦了更多土地来生产更多粮食。最近，加拿大和美国出口了成千上万蒲式耳
的小麦，而国内也没有发生饥荒，这似乎是给了马尔萨斯一个鲜活的反例。如果现今的农业技术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应用的话，地球所能够养活的人口，当是现在的两倍。
当然，马尔萨斯或许会说，这种解决方式最多只能延缓灾难而已。土地肥力终究是有限的；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迟早会被过高的出生率抵消；与此同时，医疗、卫生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会让那些体弱之人生息繁衍，从而导致优胜劣汰的目的付诸东流。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回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步，教育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会使那些饱受高生育率威胁的国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欧洲和北美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生产和再生产达到平衡之前，传播避孕的知识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场的劝导。人类的传宗接代，应当是人的正常权利，而不是性爱冲动一时的副产品。
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是否降低了国家整体的智力水平？假定知识分子实施节育的比重高于普通民众，那么这些文化人的苦心，在每一代人中都会很明显地被盲目的生育所抵消。但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称为知识分子的人，大多数也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并从少不更事所犯的谬误、教条、主义中成长，接受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贫困潦倒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有人认为，从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秀的血液流淌在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结婚生子的。
家庭节育曾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上起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59年给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颁奖，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和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似乎没发挥什么作用。在意大利上层社会，推广节育仍持续进行，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
极有可能的是，种族结构的改变，削弱了居住者抵抗政府不作为和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则导致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会将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中拥有决定性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所以，出生率和战争一样，可以决定基督教的命运；如同732年，穆斯林在图尔战争中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因此，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及天主教徒的高出生率，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历史真是再幽默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