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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具有麻烦的二重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历史定义为过去的事件或者记录。人类历史是宇宙空间的短暂一点，而历史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一颗彗星可能会在任何时候飞得过于接近地球，并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搅得天翻地覆，或者让人类及跳蚤在烟雾和热气中窒息；也许微笑着的太阳碎片会呈切线般陨落——正如一些人认为我们这颗行星在一段天文时刻以前所做的那样——以极其狂野的方式冲向我们，终结掉一切悲伤与苦痛。在前进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些可能性，并用帕斯卡的话来反击宇宙：“当宇宙压碎人类的时候，人类仍然要比杀死他们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而宇宙却对它自己的胜利一无所知。”
历史受到地质条件的制约。每天，海水都要侵蚀一些陆地，而陆地每天也在侵占海洋；一些城市消失在水下，沉没的大教堂永远敲响忧郁的丧钟。山脉随着生长和侵蚀的节奏隆起或者消退；河流或暴发洪水，或干涸断流，或改变流向；山谷变成荒漠，地峡又变成海峡。透过地质学的眼睛来看，地球表面的所有部分都处在不停流动的状态中，人类在地球上的迁徙流动就如同圣彼得在追逐基督那样变幻莫测。
气候已不再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和巴克尔（Buckle）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地控制我们，但它确实对人类有所限制。人类的聪明才智往往是在克服了地理上的不利条件之后才出现的：人类可以在撒哈拉地区灌溉荒漠并安装空调；人类可以夷平和翻越高山，并将丘陵辟为种植葡萄藤的梯田；人类可以建造浮动城市以穿越海洋，并设计巨型飞行器遨游天空。但是，一场龙卷风就可以在极短时间之内把经营上百年的城市毁灭殆尽；一座冰山就可以把一座水上宫殿推翻或一分为二，并把成千上万个寻欢作乐者送往极乐世界。如果降水变得稀少，文明就会消失于黄沙之下，正如在中亚那样；如果降水非常猛烈，文明就会窒息在雨林之中，正如在中美洲那样。如果在我们所居住的繁荣地区，平均温度上升20度，我们很可能将重新堕落至昏睡不醒的蛮荒境地。在亚热带气候下，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国家，人们虽然可能会像蚂蚁一样繁衍，但令人萎靡不振的高温，会导致其不断遭受来自更寒冷地区勇士们的征服。一代又一代的人对地球的掌控能力愈来愈强，但人类注定都会变为土壤中的化石。
地理是历史的母体，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训练基地。水是生命之源，它的河流、湖泊、绿洲和海洋，吸引着移民定居于沿岸，这些地方可以为生命延续和城镇生活提供水源，并为运输和贸易提供廉价的航道。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美索不达米亚在“两河之间”及沿着它们的运河周围建立了连续的文明。印度是印度河、雅鲁藏布江和恒河的女儿；中国也把生命与痛楚归功于大河（像我们一样），这些河流经常偏离自身的河道，在泛滥时滋润附近的土地。意大利因台伯河、亚诺河与波河的河谷而生色。奥地利沿着多瑙河而发展，德意志沿着易北河和莱茵河而成长，法兰西沿着罗纳河、卢瓦尔河和塞纳河而壮大。约旦古城佩特拉和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则受沙漠中的绿洲滋养。
当希腊人繁衍太快而受到原有边境线的限制时，他们沿着地中海（柏拉图说，“正如围在池塘边的青蛙一样”
）、尤克森海或黑海，建立起了殖民地。在长达2000年时间里——从萨拉米海战（公元前480年）至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败（1588年）——地中海北部和南部海岸，都是白人在那里占据支配地位。但到了1492年及以后，哥伦布（Columbus）和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航行刺激了人们去勇敢地面对海洋；地中海人的统治权受到了挑战；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衰落了；文艺复兴逐渐衰退；大西洋沿岸国家崛起，并最终在大半个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霸权地位。“帝国采取了西进的政策”，大约在1730年，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这样写道。它将会继续穿过太平洋，将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商业技术出口到中国，正如之前传到日本那样吗？东方的丰饶，与最先进的西方技术相结合，会不会导致西方的没落呢？
飞机的发展将会再一次改变文明的版图。沿着河流和海洋的贸易路线将会越来越少；人员和物资将会越来越多地直接涌向目的地。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将会失去犬牙交错、便捷悠长的海岸线带来的贸易优势；俄国、中国和巴西这样的国家，曾经因为土地过于广袤而阻碍了海岸地区的发展，将会因为空运而消除部分不利条件。沿海城市将会从由轮船至列车，再由列车至轮船的繁琐运输贸易中，获得更少的财富。当制海权最终在商贸和战争领域中让位给制空权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变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地理因素的影响变小了。地形特征和轮廓，或许会为农业、矿业或商业的发展提供机会，但只有富于想象力和首创精神的领导者，以及坚韧勤勉的追随者，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而且只有类似的组合（正如今天的以色列那样），才能克服成千上万的自然险阻，创造出新的文化。是人类，而非地球，创造了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