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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研究在接近尾声时，将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研究的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你们是否发现你们的工作乐趣只是叙述国家和观念的兴衰以及重新讲述“国王之死的悲惨故事”？你们是否比一个很少读书的街头路人对人类本质的认识更深刻？你们从历史中得出的一些启示能否照亮现实，能否给我们的判断和政策提供指导，能否充当抗拒兴衰变迁的力量？你们从历史长河中重大事件身上发现的规律，能否预示未来的人类行动或国家命运？归根结底，“历史没有任何意义”
这句话没有教给我们任何东西。浩瀚无涯的过去是否只是错误的一再上演，而这些错误要注定在未来愈演愈烈，有这种可能吗？
不只是我们会感觉如此，而且还有许多疑虑冲击着我们的进取心。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过去，过去真的发生了什么，历史是“无稽之谈”不存在“共识”吗？我们对于过去发生事件的认识，永远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蒙蔽，也有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所曲解。“绝大部分历史都是猜测，其余部分则是偏见。”
即使历史学家认为自己克服了诸如国籍、种族、信仰或阶级等偏见，他对史料选择和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都会暴露出他的私人偏好。“历史学家总是喜欢过分简单化处理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灵魂与事件，他们只能匆忙挑选一些易于处理的小部分事实，却从不能真正地拥抱与理解它。”
此外，由于变迁的加剧，我们以过去得出的结论来预言未来变得更有风险。1909年，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
认为：“自耶稣基督至今的世界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快。”
或者还有一些年轻的物理哲学博士认为，他们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任何时期。每一年（有时是在战争情况下），甚至每一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方法或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出全新调整。更有甚者，机遇或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金属和人类的行为当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或更小的有机体，还会一如既往地发生我们过去所认为的那种反应。电子，被英国诗人考珀（Cowper）
称为上帝，它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表演以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环境，或许就能打破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
的酗酒而死，导致了其新帝国的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是腓特烈大帝
由于俄国继任的沙皇被普鲁士道路冲昏头脑，从而免于灾难（1762年）。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项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项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进行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远景和启蒙的哲学。“现在是过去行动的累积，过去是现在理解的展开”
——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和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全体视角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已经就存在过许多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而已！我们必须从部分知识入手，且必须暂时满足于多种可能性。历史与科学、政治学一样，也适用于相对论的规则，所有的常理都应该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普遍化、一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全部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接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谬见。
由于人类只是宇宙时间的一瞬，是地球上的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个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许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可能会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询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将会如何？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事，只有蠢货才会试图把数百个世纪的历史压缩进100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结论。我们正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