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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其实它是一种过时的丛林法则式的偏见。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国家，也并非总能免于挫败。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沉重损失、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败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日本的战败，都是明显的例子。这些事例表明，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永远不会“挨打”。
其次，我们观察到，许多在经济或军事上不如其他国家发达的国家，并非总是被侵犯或压迫的对象。例如，新加坡、冰岛、新西兰、哥斯达黎加、不丹和卢森堡等国，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国家强大，但它们依然保持着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而不是常常成为攻击或压迫的目标。
最后，有些在多方面都相当强大的国家，并没有选择去侵犯或打压邻近的弱小国家，相反，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维护正义的角色。当代中国的政策和行为，展示了即使是强国也可以选择和平与合作的道路。
总的来说，“落后就要挨打”的偏见忽视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偏见不仅过于简化，而且忽略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例证，这些例证表明国家无论强大还是弱小，都有可能成为冲突的一方或受害者。真正的国际秩序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力量对比。
向内生长面临的一大阻碍是人类的偏见。向内生长中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的观念和认知一定有很多是错的，他的很多观念和认知必定是偏见，而不是真理。人们应该认识到，在他的意识形态之中，必定存在偏见。
在中国，地域偏见像隐形的标签贴在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人身上。性别偏见仍然在职场和家庭中持续影响着我们的期望和判断，如“男尊女卑”，或“程序员还是男生强”。学历偏见将社会的焦点和资源集中在名校毕业或高学历者身上，却冷落了那些有能力的低学历者。贫富偏见使得经济状况成为人们评价他人价值的标尺。年龄偏见则让年轻人因缺乏经验被低估，年长者因年岁而受到职场和社交歧视。
国外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在美国，种族偏见，特别是针对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偏见，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英国的社会阶级偏见使得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愈发明显。法国针对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移民的偏见与宗教和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日本的地域偏见和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大阪人被认为商业头脑好但粗鲁。印度的种姓制度虽被法律禁止，但仍然影响着农村地区民众的社会地位。巴西、沙特阿拉伯、南非和澳大利亚也各有各的偏见和歧视问题，从肤色、性别到经济不平等和土著人权。
除了社会和文化偏见，人们普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认知偏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倾向性。如下这些种类的认知偏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多样化的体现。一是确认偏见，这一偏见让人们在信息海洋中，特意寻找或解释那些与自己现有信念或观点相符的信息，比如在读报时总是先看与自己观点相合的文章；二是群体思维，人们过度追求一种群体一致性，忽视了其他合理甚至更优的选择，这在许多团体决策中表现尤为明显，比如在公司会议中，为了避免冲突，有时员工会选择默认高级管理者的观点，即便有更好的建议；三是可用性启发，人们在评估某事件的频率或可能性时，常常基于最容易回想到的实例，比如因为看了几起飞机失事的新闻，就高估了坐飞机的风险；四是锚定效应，指在决策过程中过分依赖最初获得的信息，比如在谈判时，第一个出价往往会成为后续议价的“锚”；五是过度自信偏见，表现为对自己的知识、技能或判断的过于乐观评估，例如在投资股市时，一些人会认为自己能准确预测股价的涨跌；六是基础率忽视，指在评估概率或风险时，忽视了整体统计数据，而过度专注于某个或某几个显著的个案，比如在考虑疾病风险时，单纯依据家族史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流行病学数据。
由于认知偏见源于人类的心理机制，而非纯粹的主观意愿或知识和认知，因此人类的思维器官如同“偏见产生器”一般，使认知偏见在各种情境下易于涌现。人类大脑，凭借其特有的气质和生理构造，成了最容易培养偏见的土壤。当这一机制与社会、文化和知识类的偏见相结合时，我们便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充斥偏见的世界中。
幸运的是，人类意识到了向内生长的不可或缺性，并针对各类偏见推出了多种应对策略，如提升批判性思考、培养多元视角、使用科学方法进行事实核验和逐步调整自己的心理模型等。这些策略和方法的出现无疑增添了一线光明，让我们有机会摆脱偏见的束缚。对付偏见的向内生长，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