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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农耕时代，粮食也属战略物资，常常成为遏制或者战胜敌方的重要因素，我国春秋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例子。
周襄王五年（公元前647年），晋国全境发生大饥荒，晋惠公派人到邻国秦国购买粮食。针对是否要卖粮食给对立国——晋国，秦国召开了专题政务会议。
秦国大夫丕豹是晋国大臣的后代，对晋惠公姬夷吾的人品非常清楚，首先发表意见：“晋国国君对秦国国君无礼，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晋国去年杀掉里克等辅佐大臣，如今又发生饥荒。晋君既失去人心，又失去天意，他将遭到很多祸殃。国君讨伐晋国吧，不要卖粮食给晋国！”秦穆公知道，晋惠公是丕豹的杀父仇人，他这么说，完全在情理之中。秦穆公说：“我厌恶的是晋国国君，晋国百姓有什么罪？上天让祸殃流行，每个国家都会交替遇到灾荒，补充困乏救助饥荒，这是人间正道，不能在这上面让天下人认为秦国心胸狭窄和丧失道义。”
秦穆公转问大夫公孙枝：“我们到底卖不卖粮食给晋国？”——公元前651年，秦穆公想支持晋国公子夷吾为晋侯，他的老师公孙枝就提醒他，夷吾好猜忌、好胜，难以合作，秦穆公没采纳他的建议，后来事情发展果如其言，所以，秦穆公更加敬佩老师的识人眼力。公孙枝回答秦穆公：“君主您对晋君有恩惠，而晋君对其百姓没有恩惠。如今由于天旱而使晋国国君听命于您，这是天道啊！君主您若不卖粮食给晋国，那么上天也会要您卖粮。如果晋国百姓反感秦国禁售粮食给晋国，那么，晋国国君不回报秦国恩惠就有话可说了。不如卖粮食给晋国，以此获得晋国百姓的好感。晋国百姓对秦国有好感了，那么一定会反过来批评晋国国君忘恩负义。如果晋君再不听秦国命令，秦国就可以去讨伐他。即便晋君想抵抗我们秦国，他的百姓又怎么会拥护他呢？”于是，秦穆公同意“泛舟于河，归籴于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通过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事件，史称“泛舟之役”，秦国帮助晋国渡过了饥荒难关。实际上，具有战略眼光的公孙枝建议通过提供粮食给晋国，来笼络对立国的百姓人心，获得舆论胜利，占据了外交上的道义高地。
周襄王六年（公元前646年），这次是秦国发生了大饥荒，向晋国提出购买粮食的请求。晋惠公犹豫不定，召开了国务会议。卿大夫虢射说：“您没有将当年承诺报答秦国的五座城池交付秦国，即便这次卖粮食给他们度饥荒，也不会减轻秦国对我们的仇怨，反而使他们渡过难关逐渐强大起来，还不如不卖粮食给他们，从而削弱秦国实力。”晋惠公认为舅舅虢射说得有道理。大夫庆郑提出反对：“不能这样。我们已经赖掉了曾经允诺的土地，去年秦国也帮助我们度过饥荒，现在如果不卖粮食给他们，忘记别人的帮助和恩德，即使是我们晋国处于秦国的位置也一定会出击讨伐的！这次如果不卖粮食给秦国，秦国一定会攻击晋国！”——晋惠公似乎忘记了去年秦国对晋国的帮助，对庆郑的建议很不以为然。晋国拒绝出售粮食给秦国。这给后世留下了一句有名的歇后语，“晋惠公借粮——有借无还”。
秦国的饥荒年景过去，局势很快稳定，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秦穆公率领大军攻打晋国，以报被其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之仇。秦军一路杀来，势如破竹，晋惠公非常害怕，就派大夫韩简去探视前线情况。韩简回来报告：“秦军人数虽然比我们少，但是同仇敌忾，欲斗者众多！”晋惠公问原因。韩简回答：“这是因为您在流亡时期曾依靠秦国避祸，接着又仰赖秦国力量进入晋国即位，前年晋国饥荒时秦国又低价卖粮食给我们，秦国对我们晋国有如此三大恩德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并且去年晋国还不肯卖粮给秦国度饥荒，所以他们攻打我国。如今您又率兵迎击，秦国没有人不愤怒的，而晋国士兵和民众自知本国理亏都很消极懈怠，两相比较，秦国军队欲斗者众多，士气高涨！”大夫庆郑更是指责晋惠公“忘善而背德”。
说晋惠公“忘善而背德”不是没有来由的。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十一月，晋献公去世，晋国大夫里克和丕郑想接回重耳即位国君，但是在翟国流亡的姬重耳不肯回国。于是，里克又派人到梁国迎接重耳的弟弟姬夷吾。夷吾为确保顺利归国即位，派人送重礼给秦穆公，并许诺如果能回国即位，愿将晋国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作为报答。同时又送信给里克承诺，如能立他为国君，他愿将汾阳的城邑封给里克。于是秦穆公派兵送夷吾回到晋国都城，在里克等晋国大夫的扶持下，夷吾顺利即位，是为晋惠公。
事情发展到这里，才进行了一半。《国语》之《晋语》说：“（晋）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意思是，晋国公子夷吾在秦穆公和晋国大臣里克等的支持下，成为晋国国君后，不但没有兑现赠送秦国五座城的诺言，而且还找理由杀死了扶助他即位的里克等一批晋国官员。
韩简预料成真。果然在公元前645年的韩原之战中，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军大败。此后，即便晋惠公被释放回国，但是他的威望一落千丈，毫无作为，6年后病亡。“韩原之战”实际上是一场国家间的“诚信之战”，战争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直接导火索就是，晋国吃了秦国的粮食，却不肯给秦国吃粮食。
灾难常常困扰人类。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姬重耳即位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晋国又发生了大饥荒。晋文公询问大夫箕郑应该怎样救助饥荒？谙熟晋国历史和国政的箕郑立即回答：“诚信！”晋文公很纳闷，追问：如何以诚信救饥荒？箕郑进一步申论：“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意思是，诚信体现在国君内心，体现在君臣名分上，体现在国家政令中，体现在具体事功里。实际上，箕郑借为晋文公谋划救灾策略之机，影射了晋惠公时代种种失信行为，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新君晋文公只有诚信施政，才会否极泰来，度过灾难，给百姓带来福祉。
2600多年前，粮食成了秦晋两国关乎道义诚信的“试金石”，秦穆公的高瞻远瞩，与晋惠公的自私狭隘，二者格局和历史成就判若霄壤。而晋文公以史为鉴，重诺守信，在位期间重用贤才，实行了宽农通商和明贤良、赏功劳等积极政策，内政外交攻守得当，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我国古代历史上有“春秋五霸”（此为孔子删定的《春秋》所指的“五霸”），晋文公、秦穆公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