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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热的夏日似探照灯一般，尽最大努力无死角地俯射大地；又似特写镜头，无情地放大着世间百态、万事万物。
此刻，诡异的北纬 30 度线正嵌入特写视野。丰饶的川西平原上，成都北郊天回镇老官山，一场考古发掘正紧张进行。偶然间发现的 4座西汉木椁墓地令人期待，这处考古遗址又名“老官山汉墓”。
双棺合葬墓的一号墓首先进入考古者眼帘，是一大一小的夫妻合葬墓。2000 年过去，耳杯、盘等古物上的彩色漆光鲜如新。器物的底部，“景”字十分醒目。很显然，这是当时三大名门望族中景族的一位主人。
长达 8 米的二号墓室，除了 50 余枚西汉木牍，和一些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西汉半两钱外，椁室内部的随葬品所剩无几。直觉告诉考古专家，此墓显然已被盗过。木牍系官方文书，上面记载着汉高祖时缴纳赋税的法令，还有汉武帝时的“算缗钱”，以及妇女求子术和禳灾有关的巫术。
三号墓出土了 920 余支竹简，还有一尊标注着经穴漆的人俑。
难道墓主人是一名医生或医官？
谢涛望着最大的二号墓室心有不甘，他再次沉到墓底进行拉网式排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果然有了收获，泥水中发现了一枚汉代玉印，上面刻着“万氏奴”三个篆字。考古人员大胆推测，墓主人或许姓万，一个“奴”字泄露了墓主人身份，应该是个女子。富有考古经验的谢涛深知，有一定规格的古墓往往暗含机关。再往下探，很快又有了新的收获，就在“万氏奴”身下，也就是木椁的底部，竟然还藏着一层底箱。
作为老官山汉墓考古现场负责人，谢涛知道汉代成都十分富有，他当然期待有不一般的发现。他指挥考古队友慢慢靠近，轻轻地揭开底箱。成都的地下水十分丰富，泥水似乎有意要掩盖墓主人的秘密，在一双双渴求的眼睛的注目下，混浊的泥沙很快便淹没了底箱。
“快，快，马上排水！”谢涛有些急不可待。水很快排掉，被浸泡的墓室显得杂乱无章，但每一双火眼金睛如另一种探照灯般，直视着眼前随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底箱打开了，一层浓密暗黑的淤泥再次涌了上来，夹杂在淤泥中间的，隐约可以看出是一些木块和竹块，只是年代久远，那些木块和竹块已呈暗黑色。谢涛取出如面条一般脆弱的深色木块残件，手一摸，尚能感到木块残件上细滑的丝线和色彩斑驳的染料。“再排水。”谢涛催促道。那些木块和竹块构成的器物，挣脱层层包裹的淤泥，渐渐浮出水面。
直觉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会有什么重大发现。慢些，再慢些，如同接生一个即将出世的婴儿，又恰似触碰一位沉睡已久的垂垂老者，任何一丝疏忽和不当都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遗憾。
“一部。”“两部。”“三部。”“四部。”
原来那些由木块和竹块组成的物件，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汉代织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成都版图上期待已久却从未面世的蜀锦织机。
“四部织机。”“四部汉代织机。”“四部汉代蜀锦提花机。”
眼前四部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汉代织机模型，令所有考古人员十分意外且惊讶——这是在考古不断有新发现的成都平原上第一次发现汉代织机。作为天下母锦的蜀锦，名扬天下，但那些优美的蜀锦是如何织出来的？汉代织机究竟是什么样子？考古人员只有借已考古发掘出的织机想象。成都平原上的汉墓十分丰盛，所以汉代文物也特别丰富，但在这些关于汉代的所有考古中，考古人员却一直未能发现汉代织机。对考古工作者而言，在南方丝绸之路的文明古都上没能发现蜀锦织机这样的文物，终究是一个遗憾。
没想到一下子竟有四部织机重见天日，所有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再往下看。”谢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低声吩咐。果然，又找到了那些织机的使用者——织工。黑色的头发，鲜亮的眼睛，红色的嘴唇，彩色的衣服……15 件生动鲜活的彩绘木俑，就像刚刚从工作岗位上走下来，场面鲜活，恍若隔日。每一件彩绘木俑左胸上有不同的铭文，类似我们今天的工作牌，以区别织工的不同司职。由于它们常年浸泡在密闭的水里，加之身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漆，所以被保存得非常完好。那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姿势也各不相同，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正在工作。
通过对二号墓的人骨鉴定，果然是一位大约 50 岁的女性，应该就是“万氏奴”——墓室的主人。考古还发现，“万氏奴”髋骨严重变形。这，或与长期负重有关，说不定这位织机的女主人“万氏奴”也患有纺织工共有的“职业病”。
“可以确定，织机随葬时上面还挂满各种丝线。”谢涛凭着职业的敏感，似乎已经想象到了“万氏奴”生前的情形。
中国丝绸考古领域权威专家赵丰看过这些文物后，赞叹不已：成都老官山的考古发现，是中国第一次出土完整的织机模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提花机模型。
何为提花机？通俗地讲，就是能在织物上织出花纹的织机。今天看似平常，于汉代技术而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见蜀地先民很早就有对美的执着追求和创造精神。
古代普通织机是利用一片或两片综（提升经线的部件），分别同时提升单数或双数的经线，形成梭口，以便送纬打纬，织成平纹的织物。而提花织机十分复杂，不仅有许多综片，分别控制千百根经线做不同的升降运动，与交织综一起同纬线错综参差交织，还有许多经纬线相互作用，方能生产出各种不同花纹和文字图案的织物。
成都人戏称，在闲适的成都，最为繁忙的一群人，就要数考古工作者了。这些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真可谓新闻迭出，屡有佳音传来。由是，成都的城市年轮随时面临改写。
2016年 9 月 15日。中秋之夜。秦时所筑大城与少城交会处，新落成的成都“城市年轮收藏所”——成都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
这个夜晚，作为镇馆之宝，那架汉代蜀锦织机成为博物馆绝对的主角。它穿越历史尘烟，在这座古老且命运多舛的城市“重生”。那架古老的专业名字为“连杆型一勾多综提花木织机”的织机，正是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其中一台织机的复原版。
“梭过之后，居然花现。”汉代蜀锦的流光溢彩，穿越时光，款款而来。人们携手机蜂拥而至，长久驻足，即时直播，大饱眼福。
人们不禁感慨：“如果真要为成都找一件适配的地标性文物的话，我一定会选这款汉代织机。”是她，让成都锦衣玉食三千年。
成都深厚的历史，可以用很多元素去呈现。如果真的要用一件标志性文物去展现成都的“文化魂”和“精气神”，乃至这种魂与神之中淋漓尽致的生活美学态度，我极愿意推荐老官山汉墓里依偎在“万氏奴”身旁的那四件独具魅力的织机。
古蜀先王蚕丛氏改良桑蚕创新纺织技术，用“创新基因”奠定了古蜀成都城市大厦中的第一匹砖。是他，在历史浩渺的漫漫长夜中找寻到了第一根经、纬线，织就出古蜀文明的肇始。如接力般续跑，历代成都的“蜀王们”爬楼梯一般艰难向上，用蜀锦蜀绣经纬线织就成一个芳华的“锦官城”，造就出中华文化符号“南方丝绸之路”重要起源地的地理标识。成都历史从大城加少城的格局一步步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卫星城景观，“公园城市”和“未来之城”的经纬线越织越绚丽，锦绣成都画卷越来越精彩。
复原版老官山汉代蜀锦提花机
纺织蜀绣
中国蜀锦博物馆的龙凤纹蜀锦旗袍
脚踩踏板，抛梭引纬。身着艳丽汉服，一双素手上下翻飞，一位扮演织工的成都姑娘穿越到两千年前，熟练地操作着那部巨大的木质织机。时间流泻，数千根极细的黑色与金色丝线，在轻盈的手指间上下翻飞，缓缓编织成一匹华丽蜀锦。
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千丝万缕”“丝丝入扣”“一丝不苟”等通过织工与织机交相辉映的成语来——原来，它们都是有悠长故事的成语。织锦，是需要足够耐心与韧性的。史载，古时织锦 60 日一匹，一匹值千钱。织机有很多综片，织锦时，丝线需要通过综片，如果综片出了问题，锦就全乱了。我们所熟知的成语“错综复杂”，原来就是由此而来的。
纵横千年成都，经纬连接古今。“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跻身 2013 年中国考古六个重大发现之一。四部“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更是填补了世界纺织史的空白。
毫不夸张地说，锦官城的悠远历史就是用织机织出来的。远古、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成都，如一部有形或无形的巨型织机，这座城池的百姓都是经纬线上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这部巨型织机，载着那些色彩斑斓的“经纬线”，用千年的智慧与繁忙，织出了一个丰润的锦绣成都。
蜀锦的历史跟古蜀国的历史几乎同步。蜀锦最初的织造年代，也差不多是“最初的古蜀王时代”——那是天府之国的孩提时代。
注视藏彝羌民族走廊的源头，一定会洞见三大蚕桑氏——西陵氏、蜀山氏和蚕丛氏。那裹着丝光绸韵的身影，是后世仰望的目光所聚——那是在 5000年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蜀族与中原发生的人文关系中，比大禹这个男人更早的，是嫘祖这位母仪天下的“蚕母娘娘”。
《史记·五帝本纪》载，昌意是黄帝的正妃西陵之女嫘祖所生之子，这个儿子娶了蜀山氏之女为妻，生下了后来继承黄帝伟业的古帝王“颛顼帝”高阳氏。史书又载，生于古西陵国的嫘祖是被尊奉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的元妃。
嫘祖与中原的关系不仅早而且重要——缘于一场空前绝后的婚礼。新郎是威风八面的轩辕黄帝，新娘是美丽聪慧的女酋长。这场婚礼，不仅改变了古蜀的政治与文化格局，也推进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
这些近乎神话的故事虽然诞生在“史前时期”，很多人认为处于传说与神话之间，但中国是世上最早进行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度，则毋庸置疑。通过伸向海外的“丝绸之路”回溯中国，养蚕制丝的源头清晰可见。一个“祖”字，捍卫了嫘祖的历史地位，她堪称养蚕制丝的发明者和形象代言人，所以民间又亲切地尊其为“蚕母娘娘”。
史料阙如。尽管嫘祖的个人档案资料几乎无从考证，但我们仍可从结绳记事般的传说中，大致勾勒出这位“蚕母娘娘”和“天下母锦”的精彩往事。嫘祖，又称累祖，俗名王凤。出生于古西陵部落（今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青龙山），其先祖在山上采食桑椹、蚕蛹过程中，发现桑树上有许多白色的蚕茧，以为可以果腹，于是将蚕茧放在嘴里嚼食，不想竟不能化渣入喉，放在水里发现有晶莹的丝线。由是，有如牛顿被苹果砸中后发现万有引力一般，那些被唤作“天虫”的野蚕吐出的长长丝线，意外地成为一件件粗陋的小型装饰丝织品。
慢慢地，野蚕吐出的丝越发不够用了，便有了野蚕家养技术。那一年，嫘祖年方十六。
那真是一个人类发明恣意充盈的青春期。野外采集、栽桑养蚕之余，嫘祖又发明了缫丝和纺织，并研制出制作“大帛”的技术。自此，人类关于野蛮与文明分界的重要发明，在中国西南的山间宣告完成；自此，古蜀的西陵部落结束了穿树叶、披兽皮的历史，以华丽的转身开启了人类最初的文明时代。
有了这些了不起的发明，嫘祖被族人推举为酋长。好事传千里，东边的夷人王、南边的越人王均来到西陵国，纷纷向嫘祖求婚。居“轩辕之丘”，称轩辕氏，游牧在今天的河南、山西一带的“有熊国”君主黄帝，在领受了嫘祖以丝帛为贽的外交礼后，对贴肤的丝绸和遥远的送丝人爱慕不已。他忍受不了日思夜想，于是以游牧为名，带着他的族人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今天的青衣江、洛水和雒水一带（均属岷江水系）。黄帝之举令嫘祖的脸上飘起了久违的“桃花红”，嫘祖的天生丽质与非凡手艺同样令黄帝“心旌动”。
英雄与江山，江山与美人，果真是佳偶天成——嫘祖应允了黄帝的求婚。
他们的天作之合，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婚姻，更是部族的联姻。他们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玄嚣（青阳氏）生在“江水”边，也就是现在的青衣江边（今乐山一带）；二儿子昌意，生在“若水”边上，也就是“洛水”和“雒水”一带。数年后，获得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黄帝，又率领他的游牧部落和云一样多的人啊羊啊牛啊……班师回到中原。
夫唱妇随。嫘祖带着她的养蚕制丝技术，从古蜀地去了中原。但她所发明的蜀锦，却在生她养她的这块土地上永远地留传下来。
出于对这方土地的感激，黄帝让自己的儿子昌意迎娶了“蜀山氏女”为妻。黄帝一族与西陵氏、蜀山氏蚕族联姻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强大的母系氏族“联邦集团”出现在岷山地区，这个集团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蚕丛氏。
三星堆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青铜人像，包括那些著名的纵目人——按照这个逻辑，他们应该都是嫘祖的后代，只不过人物形象大多汇聚在古蜀丝绸王国祖先最早的王——蚕丛——身上。“蜀”者“葵中桑”“桑中虫”也。蚕丛时代蜀国最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民蚕桑”上。通俗地说，就是继承嫘祖开创的事业，教老百姓种桑树，养蚕，发展丝织业，为了更好地生存，也为了将“天下母锦”发扬光大。
那可是古蜀锦的肇始时代。今天看来，无论这些传说如何虚无缥缈，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论，这样的逻辑关系应该都是成立的。
我们不妨张开想象的翅膀，正是蚕丛氏后来向南逃亡的路线，成就了最初的“南方丝绸之路”——蚕丛氏为沿线土著带去了那吐丝如云的天虫。不仅如此，其后的蜀王杜宇从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带入主成都平原的路线，鳖灵从古荆州入川的路线，以及开明王朝末年，拒不降秦的安阳王率众南迁的路线，都或隐或现与后来的南方丝绸之路实现了惊人的暗合。特别是蜀王子安阳王率蜀将士三万突破秦军的重重围困，过云南，达交趾，抵南越，建安阳国（今越南东英县境内）的路线图，就是那条最早蹚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它一直延伸到了西亚。
如此这般惊人的历史，是偶然？是必然？
可以说，古蜀王迁徙的路线图，不论从哪个方向延进，应该都是由丝“织”成的。有这些非凡的历史遗迹铺垫，成都这座繁华的城池，便有了与锦绣拥抱的底气。除拥有“蚕丝源地”身份和出色的女红技艺外，成都战国时代即筑有规模宏大的“织锦厂”——锦官城和“丝绸市场”——少城。
雪山下面的马帮驮队
百鸟朝凤蜀锦被面
正因为此，即便南方丝绸之路一队一队马帮的蹄声、骆驼的铃声昼夜响彻，矗立在商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座“驮不空的成都”。
秦并巴蜀后，“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左思《蜀都赋》）。锦官城、车官城就像大城和少城的卫星城。有俯瞰天下胸怀和野心的秦国知道，仅仅靠民间力量在少城内小打小闹地搞织造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手段，大规模地建造一个专门的国家丝织园区。
两千多年后，一位名叫李劼人的成都作家，形象地将此称为成都织锦业的“特别工业区”。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叫作锦官城的“特别工业区”，选址就在笮桥南岸一片临江的开阔地上。我们无从知晓那位城市最高决策者姓甚名谁，我们不得不赞叹的是，这位决策者真是有眼光，他选择织锦之地的唯一准则，就是以锦为本，而非以风水、交通、成本等为本。应该说，在这位决策者看来，以“锦”为本就是以“人”为本。
由是，一幅幅绝佳的景观出现了——织锦技师和织锦女工在成都两条河流的各个点位遍漂锦帛，成为那个时代最宏大的“行为艺术”。守望锦官城里的织女出城濯锦，成为成都市民游娱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民间对锦官城里神秘事象的擦边打探，和对以锦绣为代表的所有有关女红鲜活记忆的长久锁留。更为巧合的是，锦官们慢慢发现，只有“流江笮桥”附近的水才最出效果——它的干净度、温度、流速、化学物质含量等，不仅使蜀锦在漂练工序中脱胶与漂白，还可使其纹理更加清晰、色泽更加艳丽，宛如花儿初绽。
“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左思在他的名篇《蜀都赋》里，特地录下了这样的神奇。
此间，锦官城城墙里的一切都是神秘的，包括织锦技艺、设备工具、生产规模，以及织女的身段、容颜与手。每当蜀锦织成，数千锦女手把蜀锦，款款出城，来到江边濯锦时，锦江北岸就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阅美、打望的人。锦女们一些在水边濯锦，一些把锦拿回城中搭在一望无边的高高的锦架上晾晒。微风拂起了锦女的长发和裙裾，傍晚的霞光把锦女袅娜的身影投射进江水，与随波逐流、随锦女纤手与腰身起落的长锦形成错位、交叠、倒置和反飞的奇妙景趣。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刘禹锡写这首诗时，他灵感的江堤边一定浮现出了浣纱女西施朦胧的丽影。一匹又一匹五颜六色的蜀锦在锦女手中舒展开去，就像一尾又一尾色彩斑斓的鱼儿被仙女放生。这个让人迷恋的场景会一直进行到夜色稠浓、雾霭袭来，锦女们在北岸的想象中折进她们的生活社区“锦里”，方人散江静，复归原态……锦江静静流淌，千年不息。
锦江
古与今，时与空，无形之中的血脉一直在悄然承续。
蜀锦拥有“天下母锦”之誉，这个“母”字的分量不言而喻。历史学者谭继和先生有几分挑剔地解读，并非织造于成都的“锦”都叫“蜀锦”。“只有在锦江里洗出来的锦，花纹好看、色泽鲜艳，其他河道洗不出来这种成色，才是真资格的蜀锦。”换句话说，蜀锦得名的关键，缘于有一条锦江——濯锦之江。这种说法可以找到很多历史佐证。那道漂锦的复杂工序，就是谯周在《益州志》里说的“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也是左思在《蜀都赋》里形容的“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濯锦之江，源远流长。不论从汉代以来的哪一天起，只要你打开成都市区地图，便可见一条蓝色绸带蜿蜒于城中区东南，它就是成都的母亲河——锦江。《水经注·江水》载：“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自古以来，成都丝织手工业发达，汉代以来，织工们即在这条江中洗濯织锦，锦至鲜明，锦江由此得名。
一条锦江，有形无形地把“天府之国”连在了一起。有文字记载的锦江水，从公元前 251年至今滔滔不绝……千载天府，万代锦江。一直从未改名换姓的成都，被赞誉为“锦城”，似银色锦带而绕城的两条河，也被冠以“锦江”之名。
地兼繁华，幽美之胜。可以说，成都文明的源头，全渗透在那条滋养成都人的锦江之中了。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一条江养育出一座城池，养育出一部与水有关的文明史，更养育出一座城市相沿而下的生活美学史。
中国丝绸博物馆用了两年多时间，根据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复原了两部西汉织机。其中一款是滑框式结构，存于中国丝绸博物馆；另一款是连杆式结构，陈列于成都博物馆。这些专家又花了一年半时间，用成都出土的西汉织机，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精美蜀锦。我们知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出土于新疆，乃新疆博物馆镇馆之宝，一面世便引起轰动。那是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为了考察那条张骞曾经走过的路线，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曾经的一座绿洲——尼雅遗址进行联合发掘时，奇迹般发现的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织锦。这一发现被誉为 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伟大发现之一。千年前的织锦能够保存如此完好，举世震惊。
“五星”与“东方”渊源之说，最早源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其专著《史记·天宫书》中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纹样上，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芝草、云纹、五星等图案，以祈求风调雨顺、祥瑞太平。“每一种织锦独特的结构就是它的‘身份证’，而汉代蜀锦的结构，就是五重平纹经锦，维持了上千年没有变化。”根据这一独特的“身份信息”，专家断定“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产自蜀地，是蜀锦。
可以初步肯定的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稀世珍锦应该出自老官山汉墓出土的那类织机。
就是放在今天，要织出如此繁复的纹样，技术难度仍然很大。蜀锦提花织机一问世就闻名天下，就在于其“编制”了很复杂的“程序”——里面共有84 片综片，为了让织锦更薄，这些综片全部采用结构致密的红榉木。每片综片可穿过 1 万多根丝线，每提起一片综片，红黄蓝白绿五色丝线中就有一根在上，四根在下。单单看这三言两语的简单描述，就够令人眩晕了。计算机专家根据计算机原理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类比，称如果把纬线上面的一根丝线代号设为1，把纬线下面的四根丝线代号设为0，就相当于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了一部计算机“二进制”编码。
古人的智慧常常令我辈目瞪口呆。要知道，这可是离我们 2000多年的遥远的汉代。
公元前 126年，“凿空西域”的汉使张骞从大夏（今阿富汗）归来，向汉武帝汇报：“臣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一问，说是来自蜀郡。原来，从蜀郡西出邛山，再西行二千里可达身毒（今印度），由身毒北上便可到大夏。”其实，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经走得很远，甚至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的市场上。“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汉书》和《蜀都赋》提到的“邛杖”，已经在张骞之前更早地出现在了“大夏”。
这些元素表明，在信息不发达、交通工具相对落后的汉代，成都已经全方位与国际接轨了，而代表成都生活美学态度的物产，已随同商人的脚步传布到了异域他乡。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成都的开放包容之美还表现得“更为大胆”，比如，这时的蜀锦已经可以接受“来样加工”。即，只要客人提供想要的纹样，蜀锦工场就会根据图样生产出来，高质量地交到客户手中（比如数十年前出土的“粟特锦”，就是经蜀锦工场加工出来的一个品种。粟特是原本位于中亚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且较为独特思路的国际贸易了，为其后一条丝绸之路连接起人们共同的需求与愿景，打破了种种壁垒，提供了种种可能。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异地他乡频频有蜀锦的考古发现。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人们不禁会问，蜀锦有何独特的优势让世界为之倾倒？我们不妨从一个关乎蜀锦的故事来一窥端倪——
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五里说，少卿章岵在四川做官，曾把吴地的罗、湖地的绫带到四川，与川帛一起染红带回京师。
经过梅雨季节返潮湿润，吴地的罗、湖地的绫都已褪变颜色，唯有川帛颜色不变。后向蜀人究其因由，才知道蜀地蓄蚕的方法与他地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宜色”。因之章岵恍然大悟道：“世之重川红，多以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
不知这种蓄蚕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学那样被证实，即可重复实验，但川帛在潮湿温润的气候中不褪色，有一点是可以大胆肯定的，即川帛的制作工艺真是没的说。
但川帛之宜色，我还是更相信四川，特别是成都对染料的注意而形成的不褪色的恒久效果。在现代的合成染料诞生之前，古代的蜀锦染料所用多为草染，即植物染料。
汉武帝从大秦手中接过了天府之国的繁华，“列备五都”便是这种繁华的最好注脚。
汉代的“五都”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五个大都市，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宛（南阳）。之所以选定这五座城市为“五都”，是因为这五座城市的工商业很发达。当时“五都”中设置有“五均”，负责管理。甚为有趣的是，6 年前的一次“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上，也评出了“五都”。这次峰会的一个最大成果，便是形成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这份文件确立了中国的“大古都”城市，其中有北京、西安、南京、成都、洛阳。
其实，汉代成都能列备五都，主要借蜀锦之光。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署和作坊。已有锦官城之誉的成都，在“西又有车官城，其城东、西、南、北皆有军营垒城”。道路既多，运输工具亦当增加，遂设车官，所在地又筑城环之。成都又是汉代西部中心城市，因而在少城市场首设“市长”，也就是市场的管理者，主要管理“秤砣”——这也是市长名称最早的来源。
有了锦，就诞生了锦官。成都设置锦官的准确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我们只能从常璩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
有了锦，还有了锦里。常璩又说：“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由是，织锦工人的居住地被称为“锦里”。
这些诸多“锦元素”所构成的，无疑是一个锦绣成都。
汉代以来，蜀锦所到达的地方，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远。比如在古埃及和古印度，蜀锦是上等人士、贵族才用得起的奢侈品。这一印记在埃及博物馆同样有发现，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媒体曾经报道，有一具 21 世法老木乃伊，“头发上的那块丝绸，源于中国成都的蜀锦”。当奥地利科学家考证得出这个结论时，世界也为之一震。我查了一下资料，古埃及 21 世法老名叫西阿蒙，在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1069 年至公元前 945 年，相当于春秋时期周穆王时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半径十分短，而蜀锦能漂洋过海如此之远，真的难以置信。
也难怪，早在公元 1 世纪，古罗马作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在其百科全书《自然史》中，便如是记载：“中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运至罗马……裁制衣服，光辉夺目。人工巧妙，达到极点。”
公元前一千多年的事，恍然间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能够深刻感受的或许还可以更早，在西安兵马俑那些人物造型中，丝绸痕迹和标识自不必说，而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里，形象众多的青铜人像，无论是高大的巫师，还是跪着的小矮人，其发髻其服饰，怎么看都透出一层薄薄的“蜀锦味”。在三星堆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有名的那尊青铜立像，是一个正在参与祭祀的类似于巫师的王者，他身着一件非常华丽的礼服，上面有很多复杂的花纹，有很多华丽的花边。数千年过去了，我们仍可透过冰冷的青铜，感觉出一丝内在的富贵与华丽，那很可能就是一件华丽的蜀锦礼服。
这样的假设并非空穴来风。3000 年后，一位工艺大师根据青铜立像给出的图样，原封不动地复原了一件这样的礼服。同样的蜀锦，同样的服饰，纵横三千年，穿在不同人身上，想起来都很玄妙。
在成都这块丰饶的版图之上，丝的痕迹，缎的传说，锦的影子……真的是无处不在。
2008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协重新定义“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瓷器依次排列。中国丝绸博物馆时任副馆长赵丰做出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丝绸之所以名列榜首，乃因为丝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与其他创造发明相比，有着出现最早、应用最广、传播最远、技术最高等四大特点。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同岁；它衣被天下，服务众生；它传播世界，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技术含量最高，发明创造点颇多……
当诗仙李白笔下的“九天开出一成都”把成都抒发到再无诗人超越的时候，代表坚韧的经线和代表包容的纬线，就是织就九天开出的这美丽花朵最有营养的气场；当诗圣杜甫写出“花重锦官城”的时候，一个“重”字妙不可言，多音多义的美好寓意，仿佛暗示成都在不同时期的曼妙与浪漫。
一个“锦”字，很容易让人们脑海里闪现出色彩斑斓的图案。一簇簇艳丽如红霞的花朵，被雨水打湿后濡染开来，漫不经心地低垂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经“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唯美的文字渲染之后，那气味、那色彩、那风骨便会萦绕开来……古往今来，不少人因为恋上了这般温润的诗，在尚未来到成都之前，便先入为主地恋上了这座城。
汉晋时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在邱弟恩眼里，“二台子”是由几间草屋——一间剃头（理发）铺子、两家幺店子（简易饭馆）和两家只有几张床的客栈——拼凑而成的……这里上了年岁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之“二台子场”，那是方圆十数里百姓们“赶场”（北方称“赶集”）易物之地。
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这样的设施远远够不上“场”的资格。但在四川百姓们眼里，只要位置好，大家“走”起来方便，“场”只是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有茶喝，有碗热饭吃，买卖东西方便顺畅……他们就满足了。
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都是每天逢场（当时叫“白日场”），且热闹非凡。江湖上的各色人等，南来北往的各路生意，活跃民间的大小杂耍……都在这儿聚集，把几间草房撑起的“场”烘托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巴巴适适。
寻着历史的长长隧道，再往前探寻，就不难理解二台子为什么这么有名了。
成都本身就是古丝绸之路（即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二台子就是漫长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歇点”（即行进在商路上的商家歇脚之地）。行商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成都出发，向北行进 20公里之后到达“二台子”——一个最合适的“歇点”。他们有的坐着滑竿，有的骑着快马，有的雇用挑夫……；有的绫罗绸缎，有的衣衫褴褛……；有的锦衣玉食，有的粗茶淡饭……各色人等以不同的方式行进在这条淌金流银的石板路上，有的或许在这条路上常来常往，有的却是千里迢迢，长途跋涉，去完成一趟或许一生中最后的使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台子对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生中极其重要的驿站。
就是今天，二台子的标牌上，也还特别标着“驿站”二字——“二台子驿站”。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其间的驿道应该是“国道”或“官道”，又称丝绸之路。
有了丝绸，方有了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在中国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中，有一条南方民间国际贸易小道，被公认为比穿越中国西北茫茫大漠的丝绸之路还要早七八个世纪，这条国际贸易小道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南方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横贯欧亚大陆，丝绸是其特殊的贸易品，蜀锦则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撑。历史上，蜀锦出川主要有三条线路，可大致分北线、东线和南线。东线自成都至重庆，顺江而下通往湖北荆州及长江中下游；南线自成都经邛崃至雅安，后分为多条线路，其中包括经攀西前往云南；北线则是经广汉、绵阳、广元出川，翻越秦岭通往关中的蜀道。其中，北线可能是成都连通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通道。
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总长约 2000公里，西汉时期就已开通，直达印度，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成都。
锦里风流，蚕市繁华。蚕丛织锦绣，丝路锦官城。沿“南方丝绸之路”朝边境出发，将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特产贩运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再转徙至缅甸、阿富汗、印度等国，又购回西亚、中亚、南亚诸国的香料、珍珠、琥珀、珊瑚等奇货以及炫奇杂伎……一句话，这条繁华商路所托起的，是由丝绸所铺陈的高贵与富足。
让我们回到二台子身上。以上这些繁华与富贵，与 20世纪80年代从成都三河场出土的“成都东汉陶三轮马车”相辉映，令人惊奇的是，马车出土地与二台子近在咫尺。三轮马车散落在一片马俑陶器残片中，出土的陶片数量在 3000 片以上，损坏程度很大。经考古专家历时一年多修复，车马俑得以与世人见面。据说这也是四川文物修复界第一次完成陶车马俑的修复。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驮队
如今，修复一新的马车陈列于成都市新都博物馆，被誉为“四川第一车”。1 米多高的陶马体形剽悍，张嘴露牙，睁大眼睛直盯着下方；右前肢抬起，尾巴上翘，一副卖力专注飞奔的样子。马后是高约 1 米的三轮车，1 米长的叉形连接器将 3 个车轮连在一起。
随着年代的久远，有些古物面目可能模糊不清，但不管怎样，如此豪华的车型在此出现——有车就有路，足以表明此地的富裕。由此说来，那些石板路还不是一般的石板路，能够供马车前行，已经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了。
邱弟恩老人已经 73 岁了，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成都”。“这是一条十分工整的石板路，我印象中，这条石板路从成都一直铺到了金堂赵镇。”描述“小时候的丝绸之路”时，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条出川的必经之路，人们又称之为‘小川北路’。”说起这些，邱大爷似乎沉浸在自己的童年往事之中，“那个时候从成都出发，路过埋死人的磨盘山，再经母狗庙……一路往下走。路上的石头越来越光滑，晴天雨天味道各不一样，很有意思，我们的童年大多时间是在这条路上度过的。”邱大爷还说，“小时候，我就知道了二台子这个地名。那里看似简陋，却热闹非凡。”或许因为对二台子这个地名的热爱，或许石板路真的太吸引人，1965 年那个春天，青春韶华的他，竟然在二台子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径直从成都来到二台子结婚定居，把自己永远“嫁”给了二台子。商家栉比，货栈成行，水陆要冲，川陕关防，试想，二台子地处这样一个黄金咽喉要道，能不让人趋之若鹜吗？
准确一点说，今天的二台子是新都区三河街道下面的一个社区；古时，是北出成都的“高速公路”的第一个驿站。可以想象，在那个繁华的熙熙攘攘的古丝绸之路上，有多少熙来攘往的匆匆过客将目标锁定为二台子，在幺店子吃上一份热腾腾的成都小面，在简易的客栈消除一夜的疲劳之后……又匆匆上路，寻找下一个类似“二台子”的进发目标。
二台子几里之外便是重要的黄金水道——都江堰水系流出的毗河水道，直抵乐山，经长江径直出海……二台驿站，千载万乘接踵；二滩码头，千帆万筏争航。由二台子引发的富与贵，由此可见一斑。
那承载着许多梦想的财富之路——石板路，慢慢衰败，退出历史舞台之后，附近的老百姓东一块西一块地将路上的那些石板背回家砌猪圈、修堡坎，石板路又慢慢变成土路……遗憾的是，现在再也看不到那些磨得光亮的石板了。
2008 年以来，还是一个“场镇”的二台子，迎来了大规模的“撤乡并村”行政调整。于是乎，二台子周围赶场的松柏、三秀、碑石堰等 4 个村的百姓，纷纷告别了他们昔日“村”之称谓，都成了“二台子人”。
或许因为老百姓都喜欢二台子这条千百年来一直朴实无华的“老街”，或许这个名字真的承载着这方百姓的寄托与梦想，总之，原来 4 个村近 10 万村民，都成了现在的“二台子人”。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初听二台子这个名字，我就拍手叫绝——没想到这个通俗易懂的四川名词还蕴含着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叫起来响亮，听上去舒服，且意味悠长。想象着早已消失的那条石板路，想象着几间破草屋的二台子，我也不禁在心里留下另一个问号：二台子因何得名？
如今，二台子社区大门口有一个宽宽的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分别立着两块硕大的屏风，屏风的左边记载着“二台子”的前世今生。
载，清时，一朝廷重臣，品行甚佳，憾膝下无子。一日，巡视各地，从川北返回成都路上，行经此驿站，天色渐晚，狂风大作，雨点如注，决定留宿此地。午夜时分，怀孕之妻肚痛难忍。随从紧张异常，怕再次流产，神奇的是，临盆时风雨骤停，夫人顺利产下一对男婴。重臣如释重负，跪地拜谢。遂问及此地名，众不知，遂取名为“二胎子”。因此地客家人众多，“胎”和“台”同音，而“二胎子”之名也不甚雅，遂改名为“二台子”。
史迹悠悠，古道茫茫。站在“欢天喜地二台子”那个牌坊前，看着雕刻的二台子来历，笔者疑惑顿生：清朝上下几百年，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个年代？重臣姓甚名谁？堂堂朝廷重臣，为何还取出“如此不雅”之名？作为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这些要素交代不清楚，是很让人存疑的。二台子的得名，在老百姓口中还有另外版本的答案，他们说，二台子原来叫“二太子”……系唐王幸蜀时留下的地名。其实，这样的说法更让我相信，唐朝有两位皇帝相继到成都避难——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其后因为黄巢之乱，唐僖宗逃入成都避难。其时，他们身边带着重臣及太子随行也很正常。
不管怎样，两种解释应该说相得益彰，都能与皇亲贵戚沾上边。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更能沾得上边的，应该是那条石板路——南方丝绸之路。没有这条路，没有这条古道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可以肯定地说，也就不会有二台子这个名字了。
我们可以设想，二台子之名的首倡者，是达官贵人也好，巨富商贾也罢，或是平民百姓……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熙熙攘攘的古南方丝绸之路上，这里是人们记忆中的重要一站——“二台子”，如此亲切可人的名字，很能让人产生共鸣。
新驿新城，足领交通便捷；上风上水，平添区位优势。也如成都地方文史专家冯修齐在《二台子驿站赋》中所云：“美哉其土，乐也此邦。经天纬地，物阜乐康。”
水美地肥的成都，像二台子这样用时间烘焙且不断蝶变的平凡故事，可以信手拈来。不容忽视的是，熙熙攘攘的南方丝绸之路上，那一个叫“二台子”的清晰路标。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那一册册关于成都的档案和史志太过沉重，我们只能从几个源自汉代的小小切口——比如“东汉击鼓说唱陶俑”（简称“说唱俑”），比如“汉画像砖”……去管窥以见全豹。
说唱俑具有“国宝”和“中国汉代第一俑”之称。关于说唱俑的分量，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记载——
国宝东汉说唱俑，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泥质灰陶，高 55 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人物动作及面部表情的刻画极为生动，以动态丰富的表情展现古代说书人的幽默神态，体态矮胖，缩颈耸肩，头扎巾帻，额佩花饰，上身赤裸，袒胸露乳，右手握鼓槌高举，左臂环抱一小鼓，动作诙谐，活泼欢快，表现古代民间艺人说唱时的得意神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精品，在中国美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多次在国内外展出。被誉为“中国汉代第一俑”。
一手抱着鼓，一手握着的鼓槌已经不知去向，但仍满脸堆笑，笑容可掬。是为自己的表现而傻笑，还是故弄玄虚而逗乐？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兼而有之。虽然身材看似矮小，却一点儿也不容让人小看，这个生长于东汉时期的“成都艺人”，后世专家学者给取了个精彩的名字——说唱俑。
东汉击鼓说唱俑1957 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
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做高扬鼓槌状……无论从哪个方位看，说唱俑的表演都仿佛已经进入高潮。他得意忘形，他神情激动，他表情夸张，他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还有甚者，头戴一顶旋钮式的小尖帽，远远看去，颇似一个高耸的发髻。上身赤裸，右臂上套了一个臂剑。上身特别长，胸与腹之间塑出一道深槽。下身穿一条浅裆长裤，为了突出滑稽的效果，裤子塑得特别低，仅仅兜住了撅起的肥腴臀部的下半部，裤管肥大，几乎遮住了脚面，仅露脚趾。头部故意偏在一边，脖子向前伸出，将一个调皮的说唱艺人形象活色生鲜地展示了出来，令人捧腹。
无独有偶，在天回山崖墓说唱俑面世 25年后，新都三河二台子再度出土了一尊击鼓说唱俑，它夸张的造型和传递的丰富历史信息，令其成为新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不同说唱俑浑身上下所透露出的，是这方土地的滋润与安逸、乐观与幽默。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具体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艺人，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可以想象那样一个场面，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他出色的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并非简单地模仿生活中的场景，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那种特殊的神气。用我们今天流行的话说，有很强的“代入感”——那是属于汉代成都的美学生活享受。
说唱俑的穿着很朴素，从他的表情和动作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知足、很乐观、很豁达，也很高兴的说唱艺人，举手投足间，无不透出其憨厚、淳朴和幸福。
说唱俑，是成都人乐于面对生活的象征，更是古往今来体现普通成都人生活的“形象大使”。前文提到的邱弟恩老人，曾经就是一位标准的“说唱艺人”。当周围人都要他再“表演一段”时，他略显羞涩而又自豪地透露：“年轻时我可是个全才：金钱板、二胡、快板都会。”他常常在茶馆里表演，以挣些钱补贴家用。
虽然年届古稀，但他说话时羞涩的表情却显得格外天真而可爱，与博物馆的那尊“说唱俑”神似……因为有退休养老金了，他也就很少表演了。就是后来，每到逢年过节，社区里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他只要找到了舞台，同样十分活跃。
我以为，那个在二台子出土的“说唱俑”，很大程度上就是穿梭在茶馆等场所艺人们的集中体现，只是作为三河街道办事处这个成都第一大社区，这里所有的农民都不再种祖祖辈辈种的庄稼了，他们住进了漂亮的居民楼房，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们，改变了形式上的“说唱模式”：经常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或交流一些生活上的经验，或琢磨一些新的手工艺品的做法……
今天，这里的百姓每逢大凡小事，还有吃“坝坝宴”的习惯，住进楼房当然不像原先那样随便有地方摆“坝坝宴”了。为了方便百姓继承传统的红白喜事习俗，社区专门花数十万元修了一处“家宴点”。修得还十分讲究，就像一个农贸市场，甚至专门修了放鞭炮的池子。
在这里延续开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坝坝宴”里，是不是也一直活跃着“说唱俑”们滑稽而搞笑的身影？就像今天成都市区各大饭馆、茶楼里那些背着电吉他的年轻男女们，只要你看着他们，他们就会意地凑过来，把歌单送到你面前，然后不由分说地响起琴声和歌声。不管唱得水平怎样，一曲终了，你会不好意思地花钱点上一两首，以回报他们的劳动。
实际上，这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增强，成都是鼓励这些艺人们穿梭在大街小巷的。2018年年初，成都有了正规的“街头艺术表演”。这样说，是因为从这时开始，成都市正式将街头艺术表演纳入了公共文化统一管理，以“动态化管理”让艺人在街头“持证上岗”。这些艺人身份多样，有工程师、教师，也有独立音乐人。在接地气的街头，他们放松自在，尽情演绎。随着街头空间开放，大量优秀艺人涌现，洞开了“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的新视界。那些找到人生价值和乐趣的“说唱俑们”，为成都这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再添一缕音乐眷恋。
“有一样东西赐予了万物光辉，那就是在街角能够遇见什么的幻想。”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如是沉浸地写道，“也或者就是那种寄望：尚有某些事物在催促我们寻访崭新，也叫我们相信，在最想不到的转角还可能存有某种与众不同的、前所未见的、别具一格的、异乎寻常的东西。所以我们中的某些人才会对成为先锋怀着毕生的憧憬，这是我们表达信仰的方式：在这世上，也兴许在此之外、在现世之外，尚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
街角，永远是观察一座城市是否独具魅力的重要引擎。成都市的这种官方倡议与支持，无疑希望成都涌现出更多的“说唱俑”，让成都的每一个毛孔都生动起来，魅力四射。
不得不承认，成都的“文艺范”和生活美学由来已久，远的“说唱俑时代”自不必说，仅《宋史·地理志》就留下有“川峡四路……好音乐，少愁苦”的文字。特别是在那些把“爱好+挣钱”融于一体的年轻人眼里，当一笔笔简单的交易完成之后，他们会心满意足地转往下一个目标……他们就是活跃在我们眼前的“说唱俑”——所不同的，是他们拿着标志时代的带“电”的乐器，而他们的祖先（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祖先），手里拿着的，是一面小鼓和一支短短的鼓槌……
跷腿挥臂，活力如芒
眉眼间开心得意的笑容
取一缕，便可激活万古洪荒
说吧，说汉武帝把第一舞娘娶了
歌手李延年被宠得溢彩流光
唱吧，唱东村西社的奇人异事
铁血沙场的骠骑悍将……
夹在臂弯的一面小鼓
装着风声雨声马蹄声
人间烟火与乡歌村谣
被你拍打得世代飘香
穷有穷的喜乐，贱有贱的粗放
一尊活力四射的泥俑
胜过无数富丽堂皇
附耳过来：明天随我去见
曲艺家协会的秘书长
申请书上的签名无所谓
你高抬的赤脚是陶制精品
到时正好以足代章
……
二十四字砖
这首专为“说唱俑”量身定做的诗，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幸福指数”极高的汉代成都生活图景，其作者是我所尊崇的四川著名诗人张新泉先生。成都人的生活为什么巴适富裕？成都的百姓为何怡然自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说唱俑那里，我们似乎不难找到答案。
话说清代翰林院编修、“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到新繁龙藏寺访友时，偶然间发现了一块神似玉玺的汉砖，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十分工整的篆字，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极高。他像见了宝贝一样，爱不释手，仔细一看，正好 24 字。其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长相思，勿相忘；爵禄尊，寿万年。”
戏剧性的是，新繁龙藏寺离说唱俑出土的二台子不过数里地。据此，《新繁县志》遂将此砖命名为“二十四字砖”。抗战时来川执教的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卢前也有幸一见此砖，不禁发出感叹：
相思毋忘题在纸，廿四砖中字。精严吉祥，绝胜唐碑志。怜他世间痴汉子！
并留下自注，曰：“二十四字砖，殆砖文之最长者，直似唐志，可供讽读。而吉祥之语盈幅，丁宁嘱咐，想亦痴人之所以也。”
与说唱俑一样，这块收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二十四字砖”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汉代时的成都已经是一个“富贵昌”“意气扬”“爵禄尊”的盛世。
“说唱俑”的形象我很早就看到过，但当真正感受“二台子”这个气场，又置身于新都博物馆二楼那个特别容纳“说唱俑”的展厅时，我依然两眼发直，神情严肃，久久凝神，望着那几尊石像出神……从头到脚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那种随意而成，那种立意高远的创意，那种对幽默特别的注脚……只有在汉代艺术中才能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曾数次凝视着那几尊矮矮的说唱俑，百遍千遍也看不够。我也曾抽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做无言的对话，接受“他们”的洗礼……是好奇？是专注？是想接收“他们”的艺术灵气？还是想洞穿“他时代”的生活真谛？或许兼而有之。三尊“说唱俑”的形象定格在我脑海里，一度久久挥之不去……随时都可能复活过来，看着他们表演，与他们对话，常常在深夜里把我逗笑……我深深被吸引了，以至时间凝固……有时让人捧腹，有时令人沉思，总想从他那忍俊不禁的周身笑料里悟出点什么……与说唱俑相映成趣的，还有几尊舞蹈俑、抚琴俑……手之，足之，舞之，蹈之……那神情，那手势，那姿态，那气质……活脱脱一尊尊贴着“成都标签”的“兵马俑”——它们就是你，就是我，它们就是 2000 多年前成都人的模样。
新都博物馆陈列大厅的正中央，一大片地盘留给它们，以至满屋子的文物便生色起来，仿佛齐聚四周，聚精会神，听它们讲述那些永远也讲不完的古老而新鲜的成都故事……那声音在桂湖幽静的上空荡漾，一直穿越千年，荡漾到悠远以外的空间……“说唱俑”与“二台子”应该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我一直在想，“说唱俑”与“二台子”惊人地在成都城郊的同一地方“出土”并非偶然，冥冥中必然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我甚至天真地推断，两千多年前，那些活蹦乱跳的“说唱俑们”表演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戏台，不然人们怎能聚集围观？说不定“说唱俑”表演的那个舞台，就唤名“二台子”……因为那些让人忍俊不禁、满身“包袱”的“说唱俑”，一定要有一个贴切的戏台名字相配，而“二台子”之名与“说唱俑”的喜剧效果是天作之合。
由此推算，“二台子”这个名字应该更为古老才对。其实，“说唱俑”也罢，“二台子”也罢，年代相同与否关系不大，重要的是，它们同时代表了这一方土地和土地上快乐生活着的人们。
如果要说成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都”的话，其中的“古”，很大程度是从“说唱俑”和“汉画像砖”……这些清晰而醒目的元素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甚至不起眼的民间艺术，正能从骨子里诠注一座城市的精髓。
初春时刻，我漫步在一望无际的油菜花铺满的川西平原上，五彩纷呈的风筝，五彩缤纷的汽车，还有五颜六色的人群……组成了一幅绝佳的世间五彩图。
这，无疑是一片绿油油的富裕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经济，西北老百姓曾羡慕地说：“成都平原上的土地，在我们那儿都可以做肥料了。”《华阳国志·蜀志》也这样告诉人们：“四节代熟，靡不有焉。”天府之国因之而名扬四海。
这样的景致该是一幅怎样和谐的画面？我们不妨借助另一个重要的载体——汉代画像砖——去探视，去遥望，甚至去喝彩汉代成都人的精致生活。
画像砖本是一些浑厚古朴、宽大而略带点青色的古砖，作为汉代墓葬的重要物件，上面镌刻着汉代人丰富的生活场景。四川省博物馆内，有一个专馆陈列汉代画像砖，一件件形态逼真。仪态万方的汉代画像砖，就是一幅幅汉代成都的生活写实图景。以前更多是从一些资料上看见汉画像砖图片或拓片，但在博物馆里看到体形硕大的画像砖原物时，还是不免心生震撼：他们怡然自得，他们无拘无束，他们个性鲜明……那些现场感极强、栩栩如生的场面，很容易让人穿越进汉代的生活场景当中去。
宴乐拓片图
置身四川省博物馆，我凝视着一件名为《宴乐》的画像砖出神。浮雕凝成的画风动感十足，画面上方的四人席地而坐，宽大的长袍之下是屈膝的下肢，座前有一张案桌，案上摆放着酒樽、杯、盂等宴饮器具。左上方略显夸张的古琴十分醒目，一人正抚瑟拨弦，一人在侧耳吟唱；余下两人为一男一女，男的戴着有髻的高帽，女的头上可看出明显的发夹，他们分布在画面右上端，盘坐席间优哉游哉。相比之下，画面下方显得更为活跃，一男站在一旁，扬着左手叩鼓为节，一女婀娜多姿，扭动身体，挥舞长袖，翩翩起舞，可谓左顾右盼，和谐一体。
三男三女应该就是三个家庭（甚至可能就是三对夫妇），他们可能在某一个节日约会一起，宴饮至酒酣人乐之际，为助兴美丽的邂逅，彼此拿出自己的拿手节目。看上去略显朴实甚至简陋，不见贵族宴饮时“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的丰盛场面，但不时映射着“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的闲情雅致。
泥土炼制的气息还未远去，微微凸起的线条轮廓分明，这一块小小的汉砖无疑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那方《宴乐》画像砖系1965年出土于成都市昭觉寺后面一小土坡的汉墓中。“小地名叫青杠林……西距羊子山古墓群0.5公里许……”，时为“青龙公社社员在该处改整农田”，当地百姓发现墓群后报告给四川省博物馆。由是，画像砖方重见天日。
两汉时期，蜀地酿酒，宴饮成风，《史记》载卓文君当垆卖酒即这一时期。众多汉画像砖中，以“酒”为主题的尤其突出，那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酿酒博物馆。另一方郫都出土的画像砖（名《宴饮》），无疑为这样的博物馆提供了生动而鲜活的素材。画面共七人，正面三人，左右各二人，座次井然有序。峨冠广袖，举止从容优雅，席前樽爵并列，碟碗横陈，众人捧盘举杯，饮酒作乐……他们的身份不同，主次各异。画面透露的信息十分丰富，让人感受强烈的，是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乐境界……成都平原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而生动的汉代生活再现。
说到酒，以汉字“福”为例。“福”这个十分古老的会意字，在甲骨文（“福”在甲骨文中为“畐”）中的本意就是，两手捧酒坛把酒浇在祭台上。以此可看出，在我们的祖先眼里，有酒就是最幸福的。包括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很大一部分都是酒器。人类的初始阶段，快乐莫过于饮酒。
蜀地沃野千里，粮食产量喜人，这无疑为当时奢侈的酿酒业提供了极其优良的条件。史载，汉代时的成都，酿酒和经营酒已经有了极细极科学的分工，无论是官吏富豪，还是市井百姓，宴乐饮酒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左思《蜀都赋》中所描绘的“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之盛，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与休闲之气，成为佐证天府之国的一幅妙曼图画。
酒肆拓片图
桑园拓片图
市井拓片图
一块酒肆画像砖形象地展示了汉代时沽酒的贸易场景。铺面临街，酒坛累累，店主站在柜台内，正在应酬前来沽酒的客人。画像砖的左上方，有两位饮客正急匆匆地向酒店走来，左下方则是推着独轮车的运酒员。画面动感十足，仿佛就是生活画面瞬间的一个定格。画像砖如一台照相机，将这个瞬间努力定格成永恒。
酒为粮食之精灵。试想，如果连果腹都难以保证，哪还有余粮酿酒？没有了酒，古人的快乐与富裕从何谈起？
除此之外，尚有车马过桥画像砖、舞乐百戏画像砖、西王母画像砖、拳术画像砖等等。一砖一模，一砖一图，主题鲜明。每一幅砖画都力求一个完整的画面，浮雕手法占了绝大多数，画像弧圆凸起有浮雕感。
桑园画像砖描绘了汉代广种桑树，以供织锦的情景。整块青色的古砖被浓密的桑叶遮蔽着，画面看上去朦胧一片。树叶的缝隙间不经意地露出一间茅屋。一个曼妙的寂寞女子正在桑园中轻舒十指采摘桑叶。凝视这幅画像，耳边会响起汉诗《陌上桑》那凄美的句子：“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难怪历史上不少文人墨客把锦江的水和织锦女工的手推举为汉代成都特别值得歌颂的两样东西。晾晒在汉代天空下的织锦，在城市一侧的江岸上时而发出旗帜的飘动声，时而发出丝绸的润滑声。来自异国他乡的商人率领着叮叮当当的驼队，云集于此，神奇的蜀锦、东方的工艺和颜色使这些来自中亚的商人备感惊奇。他们从驼峰间跳下来，虔诚地走进成都街头的锦缎庄，双手捧起流水般细腻柔滑的织物，发出声声赞叹。
弋射收获画像砖体现的是成都平原秋天的景致。秋高气爽，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两个身背箭袋的猎手隐藏在莲池旁边的树阴下，张开弓箭向天空中结队飞翔的天鹅和雁阵射击。旁边的稻田里，三人执镰弯腰收割稻禾，二人绑扎稻草，一人肩挑谷穗朝晒场飞奔。一幅怡然自得的丰收图景。
弋射收获
令人过目难忘的是，市井画像砖上，一块汉砖的中心位置凸起一座五脊重檐的宏大建筑，这个有着现代时尚表现的“三维空间”表达的阁檐上，悬着一只大鼓，或许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而被置于通衢大道的十字广场中央。四条宽阔的街道像纵横交叉的河流把城市分成四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因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集市。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人牵着两只山羊从集市走来，不远处的酒楼上一些身穿汉服长袍的人正在高谈阔论。鱼鳞般密集的屋檐下，推着独轮车叫卖货物的小贩踽踽而行。同一条大街上，两个腰悬长剑头巾飘动的人正阔步急行。一家插有小方旗、新开张的店铺门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这，不仅仅是汉砖上简单的“看图说话”。
无疑，这是汉代成都城市图景一个生动瞬间的缩影。要特地感谢这些汉画像砖的创作者们，不然，我们不可能看到这么多接地气的艺术佳作。没有他们的精彩表达与丰富呈现，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两千多年前成都的模样，是他们，将如此动感而多面的成都繁华市井图景完美地留传后世。
成都汉代画像砖丰富而多彩，无论是官方博物馆还是民间收藏，都十分普遍。仅在成都域内的新繁、马家、新民、清流等地，就出土有汉画像砖 60 多个品种，200 多件。其中新繁清白乡墓，为多墓室，共砌有画像砖 54 块。有如今天成都的茶馆一样普遍，各式各样的画像砖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汉代成都。
1987 年 5 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张德全还是一位刚入门的年轻人。他骑自行车到新民乡河屯场走家串户“问古董”。在梓潼村，当他看到农民将一些古砖用来砌门槛、猪圈、地脚边时，遂问道：“你们在哪儿挖的？”已经对此见惯不惊的百姓将他带至林盘后院的一个土包，称是“挖沼气池时”挖出来的。张德全大喜过望，次日又组织当地农民继续“挖”，收获颇丰。
“汉画像砖多用于墓室建筑，少数为砖椁和砖棺。画像砖墓只是墓室局部用画像砖，或在门部，或嵌于壁上，尚未发现全用画像砖砌筑的墓。各墓所用画像砖的数量不等，少则两三块，多则几十块。”采访张德全时，他不时向我普及汉画像砖知识，“根据对画像的观察可以看出，制作画像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尖利的器物在泥坯上划出图像；第二种是压印法，即在砖坯晾到一定程度后用模型将画像印上去；第三种是翻倒脱模法，即在木模上贴泥，拍牢打实，翻倒脱模，在制作泥坯的过程中，画像同步产生。”
古代人认为，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也会如生时一样吃喝拉撒，所以往往在墓地刻画出现实世界的模样供逝者享用。张德全感慨，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基本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它们在地下共同构成一幅生动逼真的汉代成都生活全景。
我还从张德全那里得知，成都是我国出土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的主要地区之一，汉墓里出土的画像砖的题材内容主要分为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鬼祥瑞、装饰花纹等四类。社会生活包括播种、收割、舂米、酿造、制盐、市井、酒肆、蚕桑、织布、采莲、车马出行、宴饮、养老、讲经、盘舞、羽人（日）（月）、驼舞、庭院、下棋……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几乎形成了人们所能洞见的“汉代的日常”。据悉，水田农作、井盐、市井、采莲、采桐、放筏等内容为古蜀画像砖所独有。比如制盐画像砖，画面上展现的是蜀地先民制盐的场景。画面左边是一个极深的盐井，井的上方是分为两层的高高的井架。井架顶部是升降装置，上面系着木桶用来汲取卤水，架上的四个人在拽绳子操作。井架的右边有一个方形大容器，里面装满了盐卤，用竹制管道引至右下角的灶锅内，三人在灶旁用天然气烧火煮卤，最终将盐水熬煮制成成品盐。我们知道，盐在中国古代被视为奢侈品，汉代成都能看到如此精彩的制盐画面，实为罕见。
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给了我们直观而生动的汉代生活再现，汉代成都离我们如此之近，近得伸手可触，那真是一个亲切的鲜活的“民间历史生活博物馆”。
在大量生动有趣的物证面前，我们不难想象那个时候的艺术大师水准何其了得，他们的表现手法看似平常实则高超，那真算得上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那个时候艺术已经十分普及，艺术完全就是生活的折射，艺术家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普通民众中也涌现出不少艺术家。从他们无拘无束的表现上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是幸福的、开心的、快乐的。
行文至此，我不免思忖，那么多汉代文物体现的都是自由和自在的主题，是不是汉代当局有意摆下的“形象工程”？让所有百姓都拿起笔来，“人人成为艺术家”为当局评功摆好，给后人一个盛世太平的错觉？要不，为何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汉代的产物，都是如此令人回味？况且，千百年来因为各种原因还散失了不少这样的文物。
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大量史料告诉我们，汉代成都就像汉代中国一样，那真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巅峰时刻。而汉代成都尤其具有代表性与先进性，有“列备五都”之誉。这时的成都像一块残留着彩釉的古朴陶片，它的颜色，有些类似于田野中的向日葵：金色、浑厚、流光溢彩。同时，在这种黄土般厚重的颜料里，又有一些温馨浪漫，甚至是诙谐活泼的日常生活味浮现出来。因此，汉代成都又像深埋地下的储满粮食的土陶罐子，丰稔的蓬勃生机从幽暗的时空隧道里散发出来。
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说：“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是去找快乐的。”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成都人的乐观是一种“不知进取”的表现。实际上，成都人的乐观是他们独有的智慧与处世哲学。有专家将成都人的乐观称为“北纬 30 度上的心理学之谜”。这不，地震来了麻将照样不停地打；黄金周遇到大堵车，没关系，车的后备厢旁支起桌子照样吃方便火锅；热流滚滚袭来，那就把双脚泡在山泉小溪里，同样不影响打麻将……成都人的乐观由来久矣。走进成都的博物馆就可以找到答案，无论是青铜器上的纵目人，还是汉代著名的说唱俑，各具情态，无不传递着善意和笑意。汉画像砖无疑是一个鲜明的标识，从一个侧面反映汉代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政治，和占主流的思想、生产能力、战争方式、道德观念、精神信仰，以及艺术水平等各方面的内容，由于其内容丰富多彩，也被看作汉代的历史画卷。
时光流泻到今天，成都已经行进在公园城市示范区的路上。什么是公园城市？成都人用幽默而好听的独具成都味的成都话来总结，那就是“安逸”和“巴适”。与这两个词相生相伴的，是一个又一个植根于城市文化魅力肌理上的“城市颗粒”。这些城市颗粒，是博物馆，是图书馆，是美术馆，也是社区里的咖啡馆，甚至可以是小巷里的书店或花店。城市空间的进化，是洞察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程度最清晰的“镜子”。那些看似宏大叙事的对象，终极的指向还是人和人的需求的反映。一句话，要解答好超大城市的现代治理，最终的核心还是要使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换言之，更好的空间，就是从市民的体验感出发，用无限的场景，并通过场景的叠加，去满足每个个体颗粒更小的需求，为之创造幸福的生活。
春熙路太古里
小巷书店
二十里寻香道，三千年锦天府。在今天的成都，散落在城市角落的人文盛景串联成带，被岁月冲淡的城市人文记忆被唤醒复苏。一批批承载着成都记忆、述说着成都故事的“老地方”，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活力，它们一苏醒，便成为网络时代不折不扣的网红打卡地。
从汉代一路走到今天，成都人眼里，最能体现“安逸”和“巴适”的，得算独具特色和风味的“八街九坊十景”了。厚植天府文化底蕴，促进城市人文在多元互鉴、古今相融中不断绵延。漫步在成都街巷，就是徜徉在浩渺的成都故事里，沉浸于千年的天府文化中。宋代诗人陆游曾在《梅花绝句》中写道：“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寻香道正是天府锦城一隅，通过梳理城市文脉，用“八街九坊十景”为载体，对街、坊、景进行功能业态植入、景观提升、交通改造，意在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
何为八街？即寻香道街区、春熙路街区、宽窄巷子街区、华兴街区、枣子巷街区、四圣祠街区、祠堂街区和耿家巷街区。
何为九坊？即锦里、皇城坝、华西坝、音乐坊、水井坊、望江坊、大慈坊、文殊坊和猛追湾。
何为十景？即青羊宫、杜甫草堂、散花楼、武侯祠、皇城遗址、望江楼、合江亭、大慈寺、天府熊猫塔和文殊院。
一句话，这些元素，旨在将成都的传统文化因子留下来，让外地人从骨子里直观地体验成都的“慢”。
作为一个网红城市，不得不承认成都是很会“折腾”的。秉持这样的思路，八街九坊十景之余，又配之以“两环八线十三片”主干体系——
两环，即天府源心环皇城坝和滨江畅游环锦江公园。
八线就更为复杂一些了，它们分别是——
少城寻香休闲线：这是西蜀诗歌艺术游线，主要展现西河内少城文化，西河外杜甫草堂、浣花溪和青羊宫等。
蜀汉乐活线：即三国蜀汉文化游线，主要展现三国武侯、君平乐道、文翁石室、保路英烈等历史脉络。
礼仪迎宾线：这是成都中西文化交融游线，主要展现从省科技馆、锦江大礼堂、锦江宾馆的苏式建筑，到中、英、美、加四国办学的华西岁月。
学府漫游线：这是成都高校书香文化游线，展现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到四川音乐学院，再到四川大学望江校区的高等学府文化。
都市禅林文创线：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都市禅林体验游线，展现皮坊街、金丝街、打铜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殊院的禅林归隐，代表精神与物质代代相传。
民俗文化展示线：即成都传统文化与地道美食品尝游线，串联劝业场、盘飨市、锦江川剧、悦来茶馆、四圣祠堂，点滴刻画市井生活日与夜。
国际商圈体验线：即城市商业时尚游线，串联春熙路、太古里、合江亭，记叙自盛唐的“扬一益二”，演绎成都的千年商贸文化与城市包容气度。
音乐艺术赏游线：即音乐之都艺术鉴赏游线，图兰朵与梁祝在此汇聚，古典与摇滚在此共生，打造成都的林肯中心和百老汇。
十三片，即皇城坝——祠堂街片区、宽窄巷子片区、青羊宫——枣子巷片区、杜甫草堂——寻香道片区、锦里——武侯祠片区、华西坝片区、音乐坊片区、望江坊片区、水井坊片区、四圣祠——大慈坊——耿家巷片区、华兴街——春熙路片区、猛追湾片区、文殊坊片区。
这样的成都文化总体架构，作为唱主角的宽巷子和窄巷子当然融入其中。
从中国汉字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老官山”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臆想。而老官山所在的天回镇——因“天子回銮”而得名，无疑更能彰显一个故事丛生的古镇。用时下一句时髦的话来概括——“它们都是有故事的”。难怪它也成为现代著名作家李劼人名著《死水微澜》中，故事的重要发生地。
这镇是成都北门外有名的天回镇。志书上，说它得名的由来远在盛唐。因为唐玄宗李隆基避安禄山之乱，由长安来南京——成都在唐时号称南京，以其在长安之南的缘故，刚到这里，便“天旋地转回龙驭”了。皇帝在昔自以为是天之子，天子由此回銮，所以得了这个带点封建味的名字。
这是李劼人先生长篇小说《死水微澜》里的精彩片段，我至今还能诵出其中的词句。
如果说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那么天回镇应该就是无可争议的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镇。20 世纪初叶，法国诗人维克多·谢阁兰曾手执兰波的诗集，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这座他想象中“世界尽头的大城市”。成都留给这个异国诗人印象最深的，除了人就是丝绸。探索“他者”的谢阁兰在首次访华期间给妻子写了大量的家书，后来，这些家书结集成册，就叫《中国书简》。他在其中一封家书中深情地写道：
一个熙熙攘攘的城市，有人气，但不俗气。不太整饬，也不太复杂。街道上铺着熨帖的大块砂岩石，灰紫色，穿袜子和木屐踩上去都很柔软。街上既充满了往来的脚步声，又有轻松而风度翩翩的哒哒小跑。富有的大商店不停地向外流散出丝绸。很难想象那里的色彩，气味……
那时的成都，似紫禁城一般被城墙四面环绕，因为发达的丝绸业，这座城市商业繁盛，人们把它叫作“锦绣”之城（法国驻中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语）。
织机、丝绸、锦官城、丝绸之路，这种由各类名词垒积成的想象空间，其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这逻辑关系里隐藏的成都古今生活美学，尽在水间、锦间和字里行间恣意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