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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K.厄珀姆
《大陆月刊》第5卷，第2期，（1885年4月）：426—429页
在蜜月旅行中，我们先沿着太平洋铁路穿越美洲大陆
。当时，这条铁路刚开通不久。到了旧金山，我才知道，我的目的地并不是之前预期的俄勒冈或者华盛顿领地的舒适军营。相反，我需要返回亚利桑那。对此，我很吃惊，也很失望。我在前一年秋天刚刚离开亚利桑那，本以为我在那个领地的服役期已经彻底结束了。不过，我们只能接受现实，在短暂停留后乘轮船前往圣迭哥。从圣迭哥开始，我们坐上了旅行马车，在六月骄阳的炙烤下穿越科罗拉多荒芜的沙漠，沿希拉河缓慢前行。路上的沙土、碱尘和酷热几乎令人无法忍受。我们一共花了六个星期，从圣迭哥来到了我位于亚利桑那偏远角落的驻地。
离开图森后，我们走上了这段路的后半程。我们由20个人骑马护送，他们在我们的马车附近骑行，一直在提防着印第安人。夜间，我们一直有人骑马放哨，以提防凶残的野蛮人突袭我们的营地。这些野蛮人经常出没于以圣佩德罗河和德拉贡山脉为界的区域，路边那些孤独的坟墓每天都在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暴行。大多数坟墓上立着粗糙的十字架，大概是死者生前的熟人立的，也可能是过路的陌生人立的。这些陌生人不久之后可能也会面临和死者相同的命运。
这是差不多十五年前的事情。现在，当我听到其他人漫不经心地提到自己乘火车前往同一地区旅行并在几天或者最多一个星期之后返回时，我会瞬间产生一种类似于嫉妒或愤怒的情绪。很难想象，蒸汽和机车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它们显然使这段在荒原中穿行、把我们累得半死的旅程转变成了某种愉快的经历。
不过，任何旅程都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这一次也不例外。此时，在回顾这段路途时，我甚至回想起了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由于人类大脑具有这种只记得闪光点、忘记其他一切的特质，因此我们回想起来的大部分经历都很愉快。抵达驻地后，我们在马车和帐篷里的生活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期盼已久的驻地当时被称为军营。后来，它按照现代驻地的样式得到了彻底改建，获得了“堡垒”这一更加高贵的称呼。不过，当时几乎所有的边区驻地都被称为军营，这个称呼恰如其分，因为它们的确仅仅是军营而已。
这个驻地
由许多粗糙的木制建筑组成，它们是由士兵建造的，因此具有最为原始的样式。在我们到来的几个月之前，人们确定了这个哨所的位置，开始建造房屋。此时，建造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整个哨所是以骑兵营的形式设计的，初始设计具有军事精度，严格遵循陆军条例中的方案。不过，哨所周围还有许多建筑，包括马厩、军需官畜栏和军中商店等，以及许多印第安村落，所有这些建筑与初始方案中的相关规定并不统一。因此，在从图森前往哨所的路上，我们看到的军营不像是由美国正规军两个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驻守的军事哨所，反而像是边区小镇或采矿营地，安静地坐落在跨越狭窄山谷的山脊或者说圆丘上。虽然它看上去缺乏我们预想中的规则性，但是这里风景如画，充满自然魅力。
我们的旅行很无聊，因为在200多英里的路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和房屋。因此，可以想象我们抵达目的地后的喜悦。进入哨所时，我们看到一排长达0.25英里的军官宿舍，它与后方100码外的峡谷平行。这道峡谷的侧壁近乎垂直，下面五六十码处有一条美丽的山涧，其源头位于遥远的雪盖峰，我们可以在东边的地平线上方看到那些山峰。军官宿舍的正对面是士兵宿舍，每个连有6个木屋，与军官宿舍成直角，距离军官宿舍大约80码。中间是操场。军营前面和后面的风景很美，但是视野受限，大抵只能看到距离很近、非常突兀的松树以及由杜松覆盖的山坡。在东边和西边，在山谷上下，可以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虽然这里只能看到山景，但是更加壮观，永远不会让观看者感到无聊：山脊、悬崖和遥远的山峰以狂野而奇妙的形状与天空融为一体。日落时，一切都被染上了绚烂的色彩，呈现出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
军官宿舍在外表、建造样式和大小方面区别不大。所有宿舍都很糟糕。现在的边区军队不会住在这种地方，他们会认为这里不适合居住。我们入住的宿舍可以作为参考样本。这里长20英尺，宽18英尺，圆木之间的缝隙处涂有黏土泥浆，包括里面和外面。屋子里只有一个房间，地板是未刨平的粗糙木板，一端有一个大壁炉，烟囱在外面，另一端有一扇门，那是唯一的出入口。房间一侧是合叶式窗户，只有一扇，有6块玻璃，可以向内侧拉开。屋子里没有天花板，盖有粗糙木板的光秃秃的椽条构成了没有瓦片的屋顶。这个屋顶通风极佳，但是无法遮风挡雨。木板在阳光的照射下严重弯曲变形，日光和月光常常可以透进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窗户太少的缺陷。
我们很快住进了这个小屋，因为我们只用了几个小时就铺上了地毯，摆好了仅有的几样简单的家具。这些家具有的是我们从旧金山带来的，有的是驻地军需官制造的。这段时间天气一直很好，因此我们感觉非常舒适——至少和邻居一样舒适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感觉。不过，到了9月，当大雨和雷雨到来时，情况就不同了，此时我们不得不在房子里面扎营。我们需要把帆布钉在房间一侧的圆木上，距离地面大约10英尺，然后将帆布另一边搭在由两根立柱支撑的柱子上，形成像帐篷一样的简陋雨篷。我们可以躲在里面，直到暴风雨结束。我们也尽量为无法搬到帐篷里的物品盖上了帆布。幸运的是，虽然这个季节经常下雨，但是持续时间并不长。然而，在降雨过程中，雨势很猛。不过，这种事情很新鲜，而且并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居住、睡觉、吃饭。饭是在军营另一间样式相同但面积小一些的房间里做出来的，那个房间在正后方大约20英尺处，类似于厨房和总储藏室，厨师就睡在帐篷里。饭做好后，由“我们的人”用托盘端到一座设有长桌板的“大房子”里。我们离开旧金山时忘了带上呼叫铃，因此从军需官的仓库借了一只牛铃，用起来还算不错。
这组营房位于驻地最左侧，因此与其他营房离得有些远。当你从前面提到的那条路来到军营时，你最先看到的就是这组营房。在遭到印第安人攻击时，这里也是首当其冲的营房。
不难推断，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平静而简单。我们的朋友起初只有已婚军官的病妻，她很少离开房间。在我们到来之前，她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女性朋友了。她只想养足体力，以便回到费城的家。几个星期后，她就启程了。除了这位女士和她的丈夫，还有几个单身军官。我们没有其他社交伙伴。在我们住在军营的两年时间里，我的妻子基本没有同性伙伴。只有在一小段时间里——大约六个月——另外两个军官的妻子可以和她做伴。所以，我们的社交主要靠自己。在一年中天气不错的时节里，我们偶尔出行，有时骑马，有时坐马车，更多时候是步行。我们穿越丘陵和松林，或者沿河而行，偶尔去一些印第安人的营地坐一坐。在那里，我们总是很受欢迎。他们对白人女性异常好奇。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总是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事物。每当我闲下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值得一游的地方。
在周围所有区域，我们最喜欢的散步路线是军营后面那条狭窄的山谷，那条山谷从头到尾大约1英里。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条被印第安人遗弃的通道。藤条和灌木在上面疯狂生长，挡住了这条路。士兵们清理了一部分植物，再次打开了通道，并将树木砍倒，架在小溪上，作为桥梁。那条小溪上有许多小瀑布，里面还有许多鳟鱼。整条山谷的两侧几乎都是陡峭的山壁。在山谷深处的许多地方，太阳每天只能照射一两个小时。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里，总能在这里找到阴凉的地方。
在对这条峡谷的凹陷处进行充分探索之前，为谨慎起见，我们进入峡谷时会携带武器，以应对熊的威胁。我们认为即使熊不住在里面，也会经常在峡谷里出没。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在我们到来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在日落时分，一头大黑熊从军营上方的谷口出现，它从容地从军官厨房和山谷边缘之间的开阔地径直走过。
实际上，我是第一个看到它的人，因此有足够多的时间走进营房，拿上卡宾枪——我总是把卡宾枪放在床垫中间，装好子弹，以备不时之需——然后等着那头熊，因为它会走到距离房屋不到50码的地方。我从未打死过熊，但我很想打死它——可能是我太急了，或者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不管怎样，我躲在厨房的墙角后面，一直等到我几乎可以看到它眼睛的时候，才开了枪。令我吃惊的是，那头熊只是摇了摇粗短的尾巴，以笨拙但异常迅速的步伐踉踉跄跄地沿着原来的路线逃跑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不错的来复枪射手。此时，其他人也弄清了情况，以同样的方式埋伏起来等着它，但他们的机会没有我那么好。虽然军官和士兵们用骑兵的卡宾枪和步兵的长汤姆枪朝着黑熊开了至少40枪，但它还是跑了。在这个过程中，它受到了几乎整条营房线的攻击。最后，它跑到悬崖边一个不那么陡峭的位置，像猫一样敏捷地跳了下去，然后同样迅速地爬上了峡谷另一侧的山壁，直到消失在杜松之中。在此之前，远程射击一直在持续。它无疑中了弹，但这显然不足以使它成为我们的盘中餐。在逃跑过程中，它可能会偷偷嘲笑我们这支“残暴军队”的可笑枪法。此后，我们对山谷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搜寻，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头熊的踪迹，大家也不再对进入山谷感到恐惧了。
前面也提到过，我的空闲时间非常有限。驻地军需官和粮秣官的职责落在了我的头上，这些工作占据了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而且，我常常需要在距离宿舍很远的地方工作。除了与这些职责相关的普通日常杂务，我们还需要每四天集合近1400个印第安人，清点人数并给他们分配口粮。因为在当时，国家还没有为这些印第安人分配事务官，他们暂时由战争部管理。
因此，我的妻子大部分的时间只能独处，利用自己的资源度日。这里并不缺乏书籍和其他文字资料，因为军营订阅了大量杂志和报纸。不过，她也不能一直看书。在寻找消遣的过程中，她逐渐掌握了印第安人的语言，具体地说，是阿帕奇人的语言。在晴朗的上午，简单安排好一天的家务事后，几个最聪明的印第安青年男女常常会聚集在我家的小窗户外面，我的妻子会在里面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起初是通过符号，或者印第安人学会的少数几个西班牙词语。现在，这种交谈完全是用印第安语进行的。我的妻子很快通晓了印第安语，这显然使印第安人感到惊奇和高兴。于是，在几个月时间里，她成了当时军营里最了解印第安语的白人。不过，在尝试教导印第安年轻人学习英语时，她就没有这么成功了。虽然她对几个最有潜力的人进行了耐心教导，但她只能让最聪明的菲利比（Phillipi，他在很小的时候被墨西哥人俘虏了一小段时间，因此获得了这个西班牙语名字）笨拙地用大写字母在石板上写下“我疼痛的脸”这几个字。在完成这项壮举后，他显然觉得他对英文的探索已经足够深了，因此停止了对于英语的学习。我的妻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使她在居留地各部族之中建立了声誉。和白人一样，在印第安人之中，一经重复，任何事情都不会被遗忘——而印第安人最喜欢在自己人之中传播八卦。酋长和头人
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我家拜访，他们似乎共同为我妻子授予了某种特殊地位，这个地位对女人来说很不寻常，而且是印第安人永远无法取得的。显然，如果愿意，她可以对他们的事务施加很大影响，但她没有这方面的野心。她的知识带来了一个更加实际的后果，那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用低价买到各种野味。我们可以用10磅面粉买到12～15磅的应季优质野生火鸡，而面粉则是我们以每磅3美分的价格从哨所粮秣站购买的。
这只是夏季才会出现的情况。冬天孤寂而沉闷。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并不严重。邮递服务时间不规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冬天，我们常常一连三四个星期收不到邮件。一次，我们连续五个星期没有收到邮件。最后，一份邮包意外地跟随货物经由新墨西哥抵达了军营。之后，来自圣菲的每周邮递服务特别照顾我们，可以在十到十二天内将东部朋友们的信件送到我们手上。不久，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一个小小的陌生人出现在了我们的屋子里，使我们变成了3个人
。我们的儿子也许是诞生在当地的第一个白人孩子。后来，这里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
在提到居留地的印第安人时，我需要解释一下，他们是由许多小部落或部族组成的。不过，他们都是阿帕奇人，相互之间多多少少都有血缘关系。同时，他们和亚利桑那领地其他地区的敌对阿帕奇人也存在血缘关系。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曾经是白人的敌人，但是已经和我们和平共处了许多年，以种植玉米为生。生活在远处定居点的白人仍然猜忌他们，认为或者至少宣称他们仍然经常接触敌对分子，为他们提供物质和信息援助，并且允许他们的年轻人和这些敌对分子一起袭击定居点和移民。虽然我们想尽办法寻找这方面的证据，但是并没有找到。不管怎样，军区指挥官对我们下达的命令是监视他们，为他们提供食物，每隔四天将他们召集到一起清点人数。我们在政府官员的严密监督下认真执行了这项任务。
同时，部分士兵经常对南部和西部的敌对印第安人进行侦察，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通托贝森进行的，当时这片区域几乎完全不为部队以外的人所知，但是现在已经成了富有的放牧区。在当时，位于印第安人聚居区腹地的哨所有时只会留下不到40人的部队。一旦发生骚乱，这支小小的驻军就会遭到屠杀，外界不会提供支援，甚至不可能知道此事。
有时，我们会为此感到担忧，因为不是所有印第安人都喜欢白人，他们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弱点，而且显然和我们一样充分而透彻地意识到了当前的形势和随之而来的诱惑。
不同部族相互之间存在纷争，这种纷争即使不是世代相传，也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是大多数印第安人的通病。这常常导致流血事件。只要他们有了杀人意图，这种冲突就无法控制，尤其是当他们的杀戮通常发生在夜间时。不过，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焦虑，因为很难判断这种麻烦全面爆发以后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由于我的家人也在这里，因此我产生了很大的不安全感，又不敢和妻子说。一天早上，我们发现了6个印第安人的尸体躺在距离军营不到1英里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个叫作“乞丐”的小酋长。原来，他们在夜间发生了冲突。之后几个日夜，印第安妇女的悲啼一直在山间回荡。
这种麻烦大部分是在他们酗酒之后发生的，此时他们沉睡的敌意会被唤醒，转变成似乎没有节制的疯狂的愤怒。他们种植玉米，政府发给他们的口粮之中也有一些玉米。他们喜欢从玉米中提炼一种被他们称为“提兹温”的邪恶的化合物。不过，要想痛快地喝醉，显然需要饮用许多提兹温，而且需要饮用很长时间，但醒酒需要的时间更长。为了畅饮提兹温，他们需要精心准备——在一些偏僻的角落偷偷积存玉米。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积攒足够多的玉米。他们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监视。当存放玉米的地点被发现时，如果它位于哨所附近——情况通常是这样——哨所会立刻派出一支由军官指挥的分遣队，有时甚至是一个骑兵连，以摧毁提兹温。接到这种任务的军官会带着恐惧和警惕进入村落，他常常会在村子里发现一两百个半醉的印第安人，他们都带着武器。此时，他需要破坏装有他们极为珍视的邪恶物质的容器。在这种场合，士兵们需要骑着马围挡住大部分印第安人，并且需要把卡宾枪上好子弹，进入战备状态；同时，军官和几名士兵下马，装出一副冷静和从容的姿态，前去销毁制造麻烦的烈酒。当然，军官本人是绝对感受不到这种冷静和从容的，因为他需要面对阿帕奇人带有威胁性的愤怒表情。这项令人不悦的任务是由我和其他中尉轮流分担的，这使我的妻子感到很焦虑。虽然这种经历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但她从未抱怨。
第二年，由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印第安人变得更加讨厌，更难控制。所以，我们不得不安排哨兵将他们挡在哨所之外。于是，我妻子也就见不到太多印第安人了，只有拿着特别许可证的少数重要人物才能来我家探访。
一天下午，一些印第安人发生了不同寻常的骚动，他们聚集在哨所东边靠近图森公路的地方。还没等哨兵反应过来并采取措施阻止，一些印第安人就朝着哨所飞奔过来，其他人紧紧跟在后面。他们处于半醉状态，一边跟在后面跑，一边叫喊，一边用枪支和弓箭射击。
我说过，我的房子是这个方向上的第一座房屋，首当其冲。亡命徒们很快来到了这里，他们躲在房屋后面、房檐底下和烟囱后面，有的是为了获得掩护，有的是为了站住脚，因为他们也拿着武器。不过，尽管他们的前进受到了限制，但他们并没有停止开火。房间里的情况十分紧急。和平时一样，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我不在家，只有妻子和孩子在家。我的妻子完全清楚当时的情况。应该待在厨房或者附近的那个人已经不见了——他几分钟前还在厨房里——他显然在看到印第安人冲过来的时候可耻地逃跑了，要么就是躲起来了，尽管他曾在整个叛乱战争期间在军中服役，还做过中士。
我的妻子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因为子弹从木头缝中飞进来的可能性很高，不容小觑；而且，当印第安人发现她只有一个人时，他们很可能会冲进房子里。不过，我的妻子并没有犹豫很长时间，她拿起挂在墙上的马鞭，立刻走出房门，用小鞭子灵活地抽打他们裸露的双脚和脚踝，把他们赶走了。一些入侵者是她认识的年轻印第安人，但他们立刻带着令人厌恶的微笑溜走了。显然，他们宁可去迎接对方的枪弹，也不愿意承受被女人鞭打的耻辱。整个事件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当哨兵抵达现场时，警报的根源已经解除了，印第安人已经走了。直到几个小时后，我才在吃饭时听说这件事。
不久之后，我带着家人前往他们位于美国东部的家乡。在乘坐马车行驶了300英里后，我们抵达圣菲。在这里，我目送他们安全上路，前往最近的火车站。这条路仍然有250英里，幸好有一位同路的友好军官护送。几个月后，我们在哥伦比亚军区一个舒适的驻地再次相遇，那里的环境更加友好，更具文明气息。幸好我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在我抵达驻地一两天后，信使带着急件匆匆赶到。原来，军区指挥官从旧金山向远至圣菲的各驻地发了电报，命令骑兵立即前往莫多克地区。于是，我们告别了亚利桑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