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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S.乌里
图森《亚利桑那每日星报》，1879年6月29日和7月1日
斯通曼将军在最近的演讲中偏离了话题，提到了所谓的“格兰特营大屠杀”，称之为卑鄙的暴行。作为这项重要计划（对南亚利桑那来说）的参与者，笔者认为，为了公平对待笔者本人以及共同参与此次重要行动的长期受苦受难的勇敢者，我有必要向公众讲述将有耐心的人逼到绝望并最终导致这场悲剧的所有原因。为了充分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回到此次难忘事件的将近一年前。当时，我们将阿帕奇人聚集到格兰特营附近的居留地。在两三个相当软弱的典型“荷兰改革宗教会印第安事务官”
的管理下，他们在那里相对平静地生活了六到八个月。事务官们很快发现，他们无法控制这些野蛮的监护对象。于是，每个事务官都带着恐惧和厌恶逃跑了。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为了给皮马县老实本分的人民提供和平和幸福，这些残酷的恶魔被置于臭名昭著的美国第三骑兵团中尉罗亚尔·E.惠特曼的管理下。惠特曼是善于钻营的老油条，他发现这件差事有利可图，便立刻开始了“暗箱操作”。于是，平均薪水只有1500美元的印第安事务官在两三年里就富了起来。
从1871年1月1日到发生所谓“格兰特营大屠杀”的同年4月30日，南亚利桑那的每一页历史都是用当地人民的鲜血书写的，下列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詹姆斯·彭宁顿（James Pennington）在追逐被阿帕奇人偷走的公牛时，在距离图森不到3英里的地方遭到对方的伏击并遇难；邮差图巴克（Tubac）在距离图森不到2英里的李氏工厂附近遭到谋杀，马和马鞍被抢走；西姆斯（Simms）和萨姆·布朗（Sam Brown）在特雷阿拉莫斯（Tres Alamos）附近搬运农用木材时被杀害。所有这些谋杀案都发生在1871年1月。
2月的历史充斥着抢劫和谋杀，实在很难一一列举。图森人比其他人更了解阿帕奇人的本性。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他们不停地指控，说这些抢劫和谋杀是格兰特营居留地的印第安人干的。惠特曼否认了这些指控，他那群打手和下属也发誓说没有这回事。既然抗议没有用，绝望的图森人只能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在诉诸暴力之前，经过商讨，极度克制的人民决定派代表团去见军区指挥官斯通曼将军，当时他应该在希拉河畔的弗洛伦斯或其附近。大家推选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本文作者、S.R.德朗（DeLong）、J.W.霍普金斯（J.W.Hopkins）以及另一位绅士，我现在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
我们的朋友P.W.杜纳
[1]
在洛杉矶《快报》(
Express
)中对于此行结果进行了极为充分的报道，我在此无须多言。总之，此次行动完全失败了。我们被告知，图森拥有足够多的人口，可以照顾好自己。与此同时，抢劫和流血事件仍在继续，频率也越来越高，下面这些发生在3月的不幸事件就是明证：伍斯特
和他的妻子在圣克鲁斯河图巴克上游的自家牧场遭到杀害；库克
在索诺伊塔遇难；桑德斯（Saunders）和布兰查德（Blanchard）在卡拉巴萨斯殒命；朗（Long）、麦肯齐（McKenzie）和查宾（Chapin）在圣佩德罗自家农场附近被害；艾因萨（Ainsa）车队在弗洛伦斯和皮克特波斯特（Picket Post）之间遇袭，三人被打死，大量财物被抢走
；约翰·T.史密斯位于圣克鲁斯河图巴克上游的牧场遭袭，勇敢的牧工成功赶跑了印第安人，无人丧命，但可怜的牧场主失去了所有牲畜，包括犁马。这正应了莎士比亚笔下夏洛克（Shylock）的妙语：“当你带走我的生计来源时，你也要了我的命。”
与此同时，由于流血和破坏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图森人的激愤达到了新的高度。县政府频繁举行会议，与会者愤怒而激动，许多人发表了勇敢而空洞的演说，也提出了很多决议，但是大家并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只有大约80多名坚强而勇敢的骑士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同意与敌人决一死战。遗憾的是，在几天时间里，所有这些羽翼骑士的勇气似乎从他们的指尖溜走了，局面没有任何变化。不过，屠杀和抢劫事件并没有停止。我们现在来到了1871年4月中旬这个重要的时间。晚上10点左右，我既疲惫又沮丧地走向自己的住所。快到家时，我遇到了一个可靠的老邻居
。于是，我们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吉列尔莫（Guillermo）先生，我们怎么办呢？格兰特营的印第安人正在缓慢而坚定地杀害我们的人民，抢劫我们的财产。我刚刚跟踪了一伙前天晚上在圣泽维尔（San Xavier）盗窃牲畜的印第安人，我们成功打死了其中一个印第安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知道他是格兰特营的印第安人。我经常在那里见到他。他有一颗突出的门牙，我是不会认错的。”
我回应道：“赫苏斯先生，让我们明天把大家召集到县政府，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把80多个勇敢的骑士聚集起来，然后立即开战。”
“吉列尔莫先生，你们那些发言和决议没有任何意义，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还会继续遭到屠杀。”
“赫苏斯先生，你觉得应该怎样改变现状呢？我会全力支持你提出的任何计划。”
“吉列尔莫先生，你知道，帕帕戈人一直是我们的忠实盟友，愿意对抗凶恶的阿帕奇人。你也知道，他们对你我二人非常信任。我的建议是，我们明天共同前往圣泽维尔，和我们的忠实伙伴弗朗西斯科
谈一谈，让他立刻派信使前往所有帕帕戈村庄，召集最年轻、最勇敢的战士，并在4月28日上午之前将他们带到圣泽维尔。同时，我们和可靠的老邻居进行私下谈话，尽量将拥有坐骑和武器的人争取到此次行动中。一切准备就绪时，我们三三两两地离开，以免制造轰动，被印第安人一派的人发现。如果他们得知我们的目的，一定会背叛我们。我们还要告诉帕帕戈人朋友弗朗西斯科，让他在各村庄的印第安战士来到圣泽维尔时命令他们走小路前往里利托（Rillito），任何人都不能在图森露面。当所有人在里利托会合时，我们沿着从圣泽维尔盗窃牲畜的印第安人走过的道路前进，不管这条道路通向哪里。只要追上他们，我们就尽量把他们全部打死。吉列尔莫先生，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相信，他们会把我们引向格兰特营居留地。所以，如果你不敢承担伤害居留地印第安人的责任，我们最好放弃此次出征。”
“赫苏斯先生，我不怕承担这种责任。我也不相信我们的人民会被这种无端的恐惧吓到。这些印第安人正在剥夺我们的一切谋生手段。他们正在以每周两到三次的频率持续抢劫我们。为了自保，我们必须杀掉他们，不管他们出现在哪里。我们必须以足够多的人数行动，以克服可能妨碍我们的所有障碍，不管是白人还是印第安人。”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骑上马，前往圣泽维尔，去见我们的朋友弗朗西斯科。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在离开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信使骑着马前往圣泽维尔以西每个帕帕戈村庄的身影。随后我们返回图森，以完成和邻居们的密谋。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为行动筹集武器、马匹和粮草。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所有老图森人的充分支持（据说，他们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这些人的民族成分也不尽相同。
现在，我们来到了1871年4月28日那个难忘的上午。上午7点，一个帕帕戈人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门前，以传达来自弗朗西斯科的喜讯：我们的帕帕戈援军已经抵达圣泽维尔，他们在吃过早饭后便会立刻赶往集合地点里利托。我赶紧把此事告诉了赫苏斯·埃利亚斯和其他可靠的伙伴，并且立刻让装载着武器、弹药和粮草的马车前往约定地点。不久，我悄悄骑上马出发了，并且让其他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出城。到了下午1点，所有人已经悄悄在里利托北岸集结并在此休息。队伍共有140人，其民族成分如下：92人为帕帕戈印第安人，42人为墨西哥人，6人为美国人。下午4点左右，我们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武器、弹药和粮草也都分发完毕。于是，队伍沿里利托河而上。就在天黑前，在里利托河和圣佩德罗河分水岭旁边的山谷里，我们发现了几天前印第安人袭击圣泽维尔后返回时留下的足迹，这正是我们之前计划要走的那条路。行进几英里后，我们来到了前面提到的印第安人被打死的地方。我们稍作停留，以观察战斗现场和印第安人的尸体。随后，队伍继续前进。越过分水岭顶峰后，我们走上了通往圣佩德罗的下坡路。夜里1点左右，我们停下来休息。黎明时分，我们继续赶路，以便在外出抢劫的印第安流民发现我们之前抵达圣佩德罗河谷。队伍在圣佩德罗河谷背阴处隐藏起来，直到4月29日晚天黑前。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将此次行动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勇敢的小个子墨西哥人赫苏斯·马里亚·埃利亚斯推举为指挥官。这样一来，队伍终于有了完整的组织结构。于是，我们开始了最后一段旅程。队伍仍然沿之前一直在追随的足迹前进。为了避免被狡猾的敌人发现，我们只能在夜幕掩护下行军。不过，我们之中最熟悉当地环境的人弄错了这里和印第安营地之间的距离，这使我们倍感震惊和羞愧，也几乎使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距离只有15英里，但实际距离却有近30英里。我们原计划在接近目标时停下来，派出侦察兵，以确定印第安村落的具体位置。不过，当我们来到一个距离印第安营地很近的位置时，天已经亮了。我们没有时间再做侦察，只能发起无序的冲锋，打死我们遇到的所有敌人。
此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在漫长的夜间行军过程中，我一直在队伍前面鼓励帕帕戈人，他们大部分徒步前进，一些墨西哥人也是如此。不过，我的水壶从鞍头上掉了下来。于是，我下马寻找水壶。当时天色还不太亮，看得不太清楚，因此我耽搁了一些时间，被行进的队伍甩在了后面。当我追到队尾时，我非常吃惊地发现，队伍停了下来。前面传话过来，说前面的人希望马上见到我。我立刻催马向前，追上了指挥官。经过询问，我得知指挥官命令帕帕戈人排成松散队形快速推进。帕帕戈人停了下来，拒绝前进，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不敢在我不在的情况下前进。此时他们离军事据点很近，担心受到美军的干扰。我快速跑到队伍前面，鼓励了几句。于是，帕帕戈人像鹿一样跑开了，尽管他们已经在夜间走了近30英里。在我们整个的军事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松散队形：这些经过徒步长途跋涉的帕帕戈战士以大约2英里宽的阵形推进到了阿帕奇村落。我们也从未见过如此迅速有效的战斗：过了不到半小时，我们已经看不到一个活着的阿帕奇人了，除了被俘儿童和游离于队形之外并成功逃脱的大约7个印第安人——因此，如果不打破这个队形，我们就抓不到他们。
于是，被斯通曼将军斥责为卑鄙暴行的“格兰特营大屠杀”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打死了大约144个令大地母亲感到羞耻的嗜血成性的恶魔
。
在将这段真实历史留给美国人民去做公正判断之前，我想再总结几句。在离开图森开始这次对于人民福祉至关重要的远征之前，我在街上遇见了圣佩德罗河最古老的定居者之一——约翰·蒙哥马利（John Montgomery）
，他带来了令我十分悲伤的消息
。原来，躲过阿帕奇人残忍屠刀、没有被割掉头皮
的蒙哥马利和圣佩德罗的其他几个定居者决定放弃家园，带着家人来到图森避难，将辛勤耕种的粮食拱手让给冷酷无情的野蛮人。
由于担心传到不友好的人那里，我们不敢把我们已经做出的决定告诉蒙哥马利，只能建议他等几天再行动——随着事态的变化，他们可能不需要放弃对他们非常重要的那点财产。和他告别后，我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虽然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但我还想再说几句，以纠正我们的朋友杜纳在洛杉矶《快报》上无意中犯下的错误。他在那篇文章中说，参与格兰特营事件的人亲自提起了诉讼，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所有相关人士都看得出来，由我们的邻居组成的大陪审团之所以提起诉讼，是因为他们怯懦地抛弃了自己的诚实，屈服于某个美国地方检察官的奉承和诡辩，其目的仅仅是为了通过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从政府那里盗窃尽可能多的资金。讽刺的是，保护政府正是地方检察官的天职。许多被起诉者的亲戚朋友在加利福尼亚和东部各州。关于此事，他们只会知道，他们的亲戚朋友由于无耻的罪名受到了审判，这当然不是令人愉快的结果。不过，这场对于我们生命的审判会揭露下列事实：我们在事发前一直在追随着刚刚从圣泽维尔盗窃财物的印第安人的足迹前进；被打死的一个印第安人胯下的马匹是从我们之中某个人那里偷来的；可怜的伍斯特的鹿皮鞋被我们从另一个印第安人的尸体上扒下来，其中一只鞋子内侧还有他的手写签名；伍斯特遇害妻子的许多服饰在印第安营地里被发现，并且得到充分指认，在李氏工场附近遇难的邮差的马鞍也是如此，在索诺伊塔、圣克鲁斯和圣佩德罗遇难的那些人的许多物品亦是如此。这些物品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文：我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是简单而朴素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