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就这样通过这狭隘的木棚，
请去跨越宇宙的全境，
以一种从容不迫的速度，
遍游天上人间和地狱。
（歌德《浮士德》，舞台序幕，240-243）
几年前我曾飞往德国慕尼黑，去参加一个关于中微子物理的国际会议，这是我的研究领域。我一直忙到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才得以动身，所以当我飞往欧洲的航班降落时，其他与会者都正在赶往会场的路上。从机场乘坐火车来到市中心，在入住的酒店火速冲了个澡，刮过胡子吃了早饭，我便从酒店动身前去赶场，但我觉得在去面对四五百名中微子专家之前，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对我会很有好处。会议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举行，走四十分钟的路，穿过让人心旷神怡的慕尼黑市中心前往那里正是现在的我所需要的。那是5月中旬一个美丽的早晨，轻轻松松地散个步能帮我厘清思路，让我为即将到来的错综复杂的讨论做好准备。
那天早上我脑子里最主要想到的，是七十多年前沃尔夫冈·泡利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中微子这种不太可能存在的粒子确实存在。1920年代，人们还认为物质完全由电子和质子组成。假设还存在另外一种实体，它不带电，几乎没有质量，能够畅通无阻不留痕迹地穿过几乎所有测量设备，这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而现在物理学家已经确认了各种各样的基本粒子，还起了好多五花八门的名字，比如夸克、轻子和胶子。基本粒子真是太多了，再引入什么新粒子也见怪不怪了，但在1930年这么做仍事关重大，一点儿都不像泡利会干的事儿。他在物理学研究中保守成性，一贯不会提出缺乏可靠实验支持的猜想。
从某些角度来看，泡利的中微子更像是他大学时代的好友维尔纳·海森堡会提出的那种假说。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泡利的天资超过海森堡，但他没有海森堡那么大胆，也不像海森堡那样勇于创新。泡利去世十年后，海森堡在他们两人之间作了个比较：
泡利的性格跟我不一样。他比我挑剔得多，而且总想一心二用。而我觉得一心二用真的好难，就连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也很难做到。他先是试着在实验中找到灵感，并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查看事物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与此同时，他也会让自己的直觉合理化，并找到一个严密的数学框架，这样就能证明他断定的一切内容。我觉得，到这儿就不堪重负啦。
海森堡的评价是对的。泡利的物理学研究更讲究章法，但这一回提出中微子存在时，他确实把一贯的谨慎放在了一边。他并没有一个“严密的数学框架”把这种神秘粒子套进去，甚至再过几年也不会有。当然，他只是非正式地讨论了自己的想法，并未公开发表，所以泡利仍然遵循了自己很高的科学标准。然而他也知道自己的声望有多高，他提出的任何想法，无论发表与否，都会被认真对待。
参会第一天，我走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边走边想泡利会怎么看科学界现在从事中微子物理研究的这几千号人。我们当中，包括我在内，有一些是理论物理学家。我们会在上午走进办公室，研究一下实验数据，检查一下我们那些理论的方程式，跟我们的学生及合作者聊一聊，同时尝试为这些难以捉摸的粒子的稀奇古怪的行为找到一两种解释。我们做实验的同行分布在全球各地，有的在巨大的加速器上埋头苦干，但很多时候都身处矿井里或山体下那深埋地下的坑洞中。他们会在那种地方，是因为观察中微子最好是让测量仪器屏蔽掉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比1000多米厚的岩石更有效的了。每过一两年，就会有一群中微子物理学家聚在一起，一边交换意见，一边讨论未来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全都跑到慕尼黑来，就是这个原因。
时差倒得我头疼，我的思绪也飞到了1918年秋天泡利从家乡维也纳来到慕尼黑的时候，遥想着那时候他看到的慕尼黑会是什么样子。那年他十八岁，对科学的追求让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维也纳正走向没落，所以经过考虑，泡利认定慕尼黑大学是最适合他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如果能在阿诺尔德·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的指导下学习的话——他可是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学的高级教授，也是不断壮大的量子物理学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对实验物理学来说那个年代可比现在简单多了。那时候还没有大型实验室，不需要电子或计算专家，不需要数百万美元的仪器，也不需要费劲巴拉地到处找资金。那时的理论物理学很大程度上跟今天的样子差不多，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单枪匹马一路追寻的过程，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也就是两三个人一起工作的合作过程。跟今天一样，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主要的训练都开始于在一位年长的大师那里当学徒，老师把问题分配给学生去攻克（有时候会是些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并把处理方法的细节教给他们。
泡利的导师阿诺尔德·索末菲是这个世界上泡利唯一且始终尊崇有加的人。后来同僚们若是看到喜欢损人的泡利在跟索末菲讨论问题的时候毕恭毕敬地说“是的呢枢密顾问先生，对，这样子最有意思，但是我也许会更喜欢……”就会忍俊不禁。这位伟大的老师很快就认识到他门下这位青年才俊的天分，对他鼓励有加，还帮助他开创了事业。索末菲把年轻的泡利引向量子理论，这是当时他自己正在潜心研究的领域，与此同时，他也叫泡利准备写一篇讲述相对论的百科全书式的综述文章。结果这篇文章影响力惊人且备受赞誉，就连爱因斯坦在谈到泡利这篇文章时都说：
任何一个仔细揣摩过这篇深思熟虑、立意宏远的作品的人都不会相信，作者是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你可能会琢磨到底哪一点最值得钦佩，是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思想演变的理解，是深刻的物理洞见，是晓畅、系统的陈述能力与文献知识，是对该主题物理思想的通盘掌握，还是有十足把握的批判性评价。
三年后，仍然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量子理论上的泡利发现了 不相容原理 ，这是20世纪最为关键的科学思想之一，这个世界上从最小到最大的所有结构都深受其影响。为什么原子会排布成我们称之为元素周期表的美丽结构？为什么恒星在耗尽核燃料之后并不是全都会坍缩成黑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在于泡利不相容原理规定的物质特性，这一原理就是亚原子成分的组织原则。
泡利真是非同凡响。
泡利第一次来到慕尼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那时他看到的样子一定跟今天这座美丽的城市别无二致，当年这个地方就很美，今天依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毯式轰炸摧毁了德累斯顿、汉堡、科隆等德国主要城市，然而慕尼黑却幸免于难，仍然保留着整饬的街道，两旁都是秀美的巴洛克式古老建筑、上世纪末的豪华公寓、雅致的糕点咖啡屋，还有19世纪初规划的美轮美奂的公园——英国花园。
这些思考让我有了更多的个人视角。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让生活变得有意义，在这番努力中，时不时会出现这样的瞬间：来自久远过去的一些片段重新排列起来，此前从未留意的模式出现了。也许除了我们看待这些事件的角度之外一切都没有改变，但新的视角暗示了别样的含义，甚至指出了以前我们浑然不觉的关联。我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但在5月的那个早晨，我就经历了这样一个时刻。当我意识到，我妈妈卡蒂娅跟泡利一样，也是在1918年秋天第一次来到慕尼黑的时候，一连串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她当年也是十八岁，只比泡利大几个月，刚好出生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
卡蒂娅在莱茵兰最大的城市科隆长大，他们家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德国工人家庭，家里有六个孩子，她是老大。他们生活在贫民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九岁那年她妈妈因肺结核去世后，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十四岁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她去了一家工厂工作，心里想着也许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艺术家，并用这个梦想支撑着自己。她在一本书里读到艺术家都住在慕尼黑，于是1918年11月大战甫一结束，她便跳上了火车前往慕尼黑，希望自己的艺术家梦能在那里实现。
泡利来慕尼黑是学习科学，而卡蒂娅是来学艺术的。几分钟前我还在想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才俊如何走进科学研究的殿堂，现在我则试着想象，十八岁的卡蒂娅对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会有什么看法。慕尼黑那些美丽而宽阔的街道，是怎样呈现在她眼前的？慕尼黑有两座伟大的美术馆，老绘画陈列馆和新绘画陈列馆，跟慕尼黑工业大学都只隔了几个街区，她对这两座美术馆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的岳母凯特也在1918年秋天来到了慕尼黑，既非为了科学，也非为了艺术。她跟泡利和卡蒂娅一样也是十八岁，来慕尼黑只是为了看望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带着她一起去了医院，希望她的出现能让一位在战争中受伤并正在养伤的老熟人振作起来。凯特是来自德国北部的犹太人，她爱上了那天在医院里见到的那个男人，最终两人喜结连理，开开心心地在慕尼黑定居下来，还生了三个孩子。凯特的丈夫是巴伐利亚人，虔诚的天主教徒，既是音乐家也是音乐学家，但到了1934年6月30日，这些身份全都失去意义。刚掌权的纳粹政府，在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镇抓住并杀害了他。那一天和接下来的一天，还有七十多人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那个夜晚从此被称为“长刀之夜”。这是德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法律对普通德国公民的保护就此宣告结束。被杀害的人很多都是被认为可能会反对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但也有一些人，比如凯特的丈夫，仅仅是纳粹党人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受害者。后来凯特再婚，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贝蒂娜，但那个夜晚的悲剧仍然深深铭刻在凯特的生命中。
需要对凯特丈夫之死负责的那个人，同样也在1918年秋天来到了慕尼黑，他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战老兵，千夫所指的希特勒。他来这里不是为了科学和艺术，也不是因为友谊。他在这座城市中找到了一种土壤，可以让他把仇恨种下去，任其肆意滋长。
在1918年11月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泡利、希特勒、卡蒂娅和凯特齐聚慕尼黑，而整个德国则一片混乱。11月2日，武装部队撤退后，一群水兵接到命令要跟盟军舰队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于是他们揭竿而起。他们的叛乱让德国各地掀起了反抗浪潮，让很多人都开始害怕左翼革命，也就是卡尔·马克思设想中的群众起义。
随着德国陷入混乱，巴伐利亚王国的首都慕尼黑也经历了特有的动荡。在11月初的一次和平示威中，普鲁士犹太知识分子、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呼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直像奇迹一样，也可以说在慕尼黑市民看来就该如此，巴伐利亚王国的国王第二天竟然退位了，把艾斯纳这样一个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成为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王国领导者的人，猛地一把推上了新成立的巴伐利亚共和国的首相宝座。但这个状态并没持续多久，仅仅几个月后，一名右翼反犹太主义者枪杀了艾斯纳。随后马上又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但这个政权也很短命，随着当地经济崩溃很快就玩儿完了。
位于柏林的德国中央政府觉得是时候让它眼里各省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画上句号了，于是下令向巴伐利亚进军。一战后的军队一片混乱，很多士兵现在都隶属于一个由私人在背后操控的准军事组织。军队在一场杀戮和暴力的狂欢中挺进了慕尼黑，在街上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府接管了巴伐利亚，但到1920年3月，这个政权也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右翼政府。现在，慕尼黑毫无疑问成了未来法西斯领导人的温床，其中有几个就是出自入侵慕尼黑的准军事组织。
在1920年代初的混乱中，希特勒控制了规模不大的德国工人党，并按照自己的设想着手改组，使之成为冷酷无情、狂热偏激的反犹太主义政党。希特勒痛恨犹太人。卡蒂娅是天主教徒，嫁给了犹太人。凯特是犹太人，嫁给了天主教徒。犹太人艾斯纳，是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共和国的首相。犹太人！天主教徒！想到这些奇怪的关联之后，我的思绪也慢慢回到了泡利身上。他的宗教背景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以为他是犹太人，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没那么简单。泡利的爷爷是布拉格犹太社区的长老，但他的父亲却搬去了维也纳，把姓从帕舍尔（Pascheles）改成了泡利，并为了在大学的教职生涯而改宗天主教。沃尔夫冈的父亲也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他一直到十六岁才知道父亲其实是犹太人，所以说泡利既是犹太人又是天主教徒，是1920年代慕尼黑极为常见的模糊界限的典型代表。
我在5月那个早晨的思绪随后从1918年来到1932年，然后又回到了我的母亲身上。卡蒂娅来到慕尼黑几年后便遇到了安杰洛·塞格雷，他受过教育，是一名意大利裔犹太人，出身于上流社会。他们随后搬去了佛罗伦萨，但他们俩都更喜欢慕尼黑，也经常回去，所以1932年5月，我哥哥是在慕尼黑而不是佛罗伦萨出生的。在那之前一周，我后来的岳母凯特也在慕尼黑生了个女儿，也就是我妻子的一个姐姐。
从1932年留下来的旧照片上能看出来，卡蒂娅和凯特那时候多么幸福。对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来说，未来似乎一片光明。当然，经济萧条给她们带来了很多困难，但也不是只有德国才经济萧条，而且还不足以让两位年轻母亲的乐观情绪受到打击。她们相信，情况会越来越好。然而事与愿违，情势急转直下。无论是卡蒂娅、凯特还是泡利，都没料到希特勒会如何将德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即便到1933年初，希特勒已经成为德国总理，并批准了限制性法律后，泡利都还是对元首会夺取全面控制权的想法嗤之以鼻。他斩钉截铁地对一群朋友说，那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见过俄国的独裁统治是什么样子的……德国根本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
但就政治事务来说，泡利从来都说不上有多高明或是有远见，有时候他也不得不承受政治上短视的后果。他本来可以很早就离开欧洲，但一直到1940年7月，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很久之后，他才凄凄惶惶地逃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