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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一部能为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种种洞见奠定基础的著作，是每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在谎言遍布的文化中尤其如此。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出版于1963年初，恰逢麦卡锡时代和196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之间充满希望的交会点。“昔日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之一，”霍夫施塔特以伤感却又谨慎乐观的态度总结道，“是让智识生活中如此多样的风格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发现，有些人以热情和叛逆著称，有些人则优雅华丽或朴实内敛、或聪敏复杂、或耐心睿智，还有些人敏于观察、颇能忍耐。重要的是开明与宽容，这是理解各种卓越所需要具备的，即使对于一个相当狭隘的社会而言亦是如此……诚然，选择的路径可能正在关闭，非黑即白的头脑简单之人将主宰未来的文化。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一个人将意志的砝码置于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就会相信事实并非如此。”
45年之前，还是大学生的我初次读到这番话时便被它打动了，并且我现在仍然心有戚戚。向霍夫施塔特致敬，是我在千禧年之后不久开始写这本《新反智时代》的动机之一，在我尚且年轻，荒废的时光尚可弥补之时，他的书将我从习惯性的智识惰性中唤醒，改变了我的人生。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完成于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和2008年总统大选初期之间。我当时（像其他很多历史学者和记者一样）以为，乔治·W.布什的8年总统任期是现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巅峰。
2008年冬，本书的精装本刚刚由万神殿出版社出版，当时，为了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名字怪怪的年轻参议员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和年长些的参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雪地里艰难跋涉。我将理性和对知识的尊重视为担任总统的重要条件，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都要好过布什。但是，我并不觉得有理由修改上一版序言中偏于悲观的论调——我当时指出：“很难抑制住这样一种担忧，即美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严重偏离了充满生机、丰富多彩、对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智识生活。”在我看来，我从布什政府身上看到的反智倾向，与其说是布什个人缺陷的体现，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更普遍的进程，也就是19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中等而下之的愚蠢。“在过去40年里，”我写道，“一种新的浑浑噩噩的反理性主义大大强化了美国特有的反智倾向，这种新的反理性主义与由视频图像和无休止的噪声构成的无知的流行文化互为表里……不但与这个国家18世纪启蒙理性的遗产背道而驰，也有悖于现代科学知识，由此掀起的反智主义大潮对美国文化和政治为害甚大，远超以往的反智潮流。确实，盛行的反理性主义而今已经成了反智主义的同义词。”
在写作时，我总是担心自己听上去像个惧怕技术的老古板。现在看来，那段话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守描述，而不是反对进步的哀叹。十年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人士像我一样担心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对公众注意力和整体知识水平的影响（尽管也有雪莉·特克尔和尼古拉斯·卡尔等值得一提的例外）。当我提到我们对图像而非文字的依赖日益加深时，我想到的是YouTube、电子游戏和网站上信息的图形式简化。数字技术推动的语言贫乏，因手机短信和发推行为而加速，但由此产生的文化影响尚未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交媒介在2008年的影响力远不及今日——尤其是在新闻的传播和验证方面。如今意义上的“假新闻”
一词，那时还没造出来。我在书里甚至都没有提到推特，它于2006年成立，当时拥有约100万用户（到了2016年已经超过了3.17亿）。推特问世之初，很多40多岁的人认为它是个只适合年轻人的媒介。毕竟，哪有成熟的人会想把交流限制在140个字符之内呢？我相信，假如我在2008年想象着未来的总统候选人或总统所中意的交流模式是半夜发推，而且那140个字里有很多“骗人”“错误”“悲哀”之类的词，后面还跟着感叹号，我一定会被严肃的评论家们嘲笑。
然而，在2015年夏天，当唐纳德·J.特朗普乘坐那架现在颇为有名的自动扶梯走向特朗普大厦大堂，宣布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时，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意外。也许他在某些傲慢的纽约理发师眼里不过是个“大橙子”，但我一直认为他有机会赢得共和党的提名。在他真的征服了共和党阵营之后，我也认为他有机会在大选中击败卷土重来的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作为一个一直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的人，我对这种带有焦虑的预感并不感到高兴。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朋友大多是记者和作家，他们一直告诉我说我疯了。随着大选走向尾声，他们中的一些人（暂时）不再跟我说话，特朗普战胜希拉里的可能性让我过度紧张，我不能责怪他们因此而回避与我交往。诚然，他们会说，2016年前后的美国文化并没有构成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但美国人还没愚蠢到选出一个拒绝听取国家情报简报、宣称气候变化可能是中国设下的骗局、故意做出手臂痉挛的动作嘲笑一名残疾记者的候选人。（那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谢尔盖·考瓦里斯基［Serge Kovaleski］，他曾质疑特朗普关于新泽西州的穆斯林在双子塔因恐怖袭击倒塌之时集会欢庆的说法，引得这位候选人大怒。特朗普说，他真的在电视上看过这一事件的视频片段——这样的视频并不存在，因为根本所谓的庆祝活动从没发生过。）
我之所以一直很重视特朗普，是因为我重读霍夫施塔特以及为写书而做的研究让我把特朗普这位反智候选人视为一种一望便知的典型人物，而非难得一见的怪人。当他宣布他立志要把他对个人品牌的管理变作对美国品牌的管理时，霍夫施塔特的告诫在我脑中萦绕许久，他让我们警惕“选择的路径可能正在关闭，非黑即白的头脑简单之人将主宰未来的文化”。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了57%的高中（或以下）学历者的选票之后，特朗普宣称：“我爱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美国梦的基石，从来都是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提供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而不是爱他们。矛盾的是，交不起大学学费可能是如今很多蓝领工人中反智主义死灰复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悖论，但美国人对子女青出于蓝的期待——这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总是与“受多少教育算是太多”的矛盾心理共存。父母并不希望子女受太高的教育，以至于完全脱离上一辈的世界。因此，工人阶级的父母有可能一边因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或者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知识分子享有特权）的文化偏见而心怀厌恶，一边又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跻身特权阶层（哪怕他们更希望孩子通过大学教育当上医生或高管，而不是成为教授或媒体人）。特朗普有着准确击中他人痛处的本能，在谈到自己对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爱时，他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心理。
主流媒体低估特朗普获胜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个人敌意或不诚实，就像特朗普总统似乎依然相信的那样，而是因为新闻界未能理解使特朗普的意外上位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同样，特朗普就职之后，许多媒体还是不明白，他的支持者最初为什么对调查竞选活动和白宫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重大政治事态发展漠不关心。甚至在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往来受到进一步审查之后，很多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漠不关心，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的个性，而不是他的政策上。随着人们开始猜测特朗普会被弹劾（在我写此文时，这种猜测更像是一种极左的幻想，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可能），媒体继续强调他的个人怪癖和他的责任，而不是投票给他的人的责任。关于特朗普政府的缺点，很多主流媒体做了相当出色的调查，但并未探究一种文化的反理性主义，而这种文化不仅使他能够成事，还将继续把机会赋予他这样的人——不论他的总统之职会有怎样的命运。
由于互联网具有让全世界观念相似的人们联合起来的突出能力，与社交媒介相关的文化孤立呈几何级发展，但主流记者对此的认知尤为迟钝。问题在于“观念相似”这个定语。如果人们只听那些同意他们观点之人的话，那么他们便会相信听到的一切，并强化自己的偏见。眼界狭隘和反智主义总是密切相关，而社交媒介却拥有一种全新的能力，能在瞬间跨越辽阔的地域形成即时的狭隘社群。电视和报纸记者经常把特朗普称作“前所未有”的候选人，但真正前所未有的，是特朗普每天24小时都在使用一种刻意截短了的交流工具——非常容易吸引非理性的人。依照定义，推特140个字符的格式是反智的，因为这么点空间只够张贴标语。它相当于美剧《广告狂人》（Mad Men）时代的那些广告杰作在现代的重现——“云斯顿，香烟该有的好味道”或者“她……还是不是她？只有她的美发师才知道”。区别在于，大部分人知道当年的广告语是广告，而很多人却把一位危险的总统候选人发布的推文当成事实。或者，用特立独行的总统顾问凯利安妮·康威（Kellyanne Conway）的话说，是“另类事实”。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次日，康威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中露面，为她的老板攻击“不诚实”的媒体故意漏报就职典礼人数的说法进行辩护。特朗普声称，在他发表就职演说时，人群一直排到了华盛顿纪念碑，可从当时大量的航拍照片上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场地是空的。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经常测量的公共空间中的人数更容易验证或得出更可靠的证据了。也许特朗普希望见到人群一路排到华盛顿纪念碑，但希望并非事实。甚至连另类事实都算不上。
我不能以文化保守派自称，因为这个词在1980年代被宗教右翼盗用，经媒体广泛传播，现在常常用来描述那种满脑子想的都是美国跨性别者使用洗手间等问题的人（他们恐怕已经愚蠢到忘记常识的地步，不知道锁上厕所隔间的门就不会有人看见他们的生殖器长什么样）。不过，我确实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保护主义者，按照字典上的严格定义讲，我致力于保护文化免受“破坏性影响、自然衰退与滥用，保护其存在、活力、健康与健全等”。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主义的考察，是文化保护主义的典范，出现在这个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式和平”
有关的一大堆自鸣得意的虔诚进行更为批判性的审视的时候。在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到遇刺的三年间，大多数美国人中产生了相当大的乐观情绪，但没有哪个群体比知识界更有理由抱有希望。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一种政治气候，这种政治气候把学术和学术兴趣等同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或者至少对那些同情左翼之人抱有危险的宽容。“书呆子们”就算没有被说成是潜在的叛徒，往往也会被斥为无能之辈。1954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场共和党募款活动上发表讲话，说知识分子“这种人，说的比该说的多，讲的比知道的多”。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卫星，让美国颜面扫地，美国人这时才恍然大悟，知识分子也许还真有点实在的价值。但是，公众的注意力和金钱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科学探索——这对于国防和炫耀的资本具有明显的意义。投身于没有显著实惠目的的学术与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大众眼中几乎毫无声望与地位。
当我在1970年代初搬到纽约时，我遇见的一些知识分子让我十分惊讶，他们在1950年代曾经真心相信阿德莱·史蒂文森
能击败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误判，确实体现出了他们与美国腹地的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和社会距离。我的父母、祖父母和他们的大部分朋友都曾投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但关于史蒂文森，在芝加哥南边一个蓝领小镇上长大的我只听到过人们说他太像个书呆子了，完全不理解普通人和他们的问题。在史蒂文森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文雅的言辞是个突出的优点，但在我童年世界中的大部分成人眼里却是一种负担。我的祖母在99岁去世前，颇以一生从未投票给共和党人为傲，只有回忆起大萧条和她深爱的罗斯福，她才能克服对史蒂文森话中的语法和高深词汇的反感。“阿德莱跟人说话是居高临下的，”她回忆道，“而且不平易近人。艾克就很亲民，我喜欢他，但是到最后，想想是哪个党给了我们社会保障，哪个党对挨饿的老人不管不顾，我就是没法让自己投票给共和党。”
相比之下，肯尼迪巧妙地完成了一项壮举，展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学——他的说话方式和史蒂文森一样优雅博学——却又没被大众视为傲慢的知识分子。公众是对的：如果借用霍夫施塔特的定义，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思想而活的人——这意味着他有一种献身于思想生活的感觉，很像一种宗教信仰”，那么肯尼迪不是知识分子。按照这个严苛的标准，古今各国的政治家鲜少能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美国建国一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有那么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尽管18世纪时还没有这个词）在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在撰写《独立宣言》和《宪法》以及在这个共和国形成的几十年中领导它的政治家当中，拥有非凡学识和才智的人比例极高。他们忠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认为自己作为思想家和公共舞台上的演员的角色之间并无冲突：开国元勋们可能会对其随后的发展感到惊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1942年将其描述为“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信念，即在现实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对立，而人们必须加入现实的一方”。
肯尼迪经常演讲和撰文（早在他成为总统之前就已经在那样做了），论及美国社会需要放弃它那种狭隘的思想和行动之间不可避免的分裂的20世纪形象，回归那种认为学问和哲学偏好被认为能够提升政治领导力的18世纪模式。肯尼迪政府的一系列任命便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在填补政府重要职位的时候，肯尼迪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这一点充分证明，有思想的男性（而不是女性）会让他颇感安心。新总统请来了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理查德·诺伊施塔特
、理查德·古德温
、小亚瑟·施莱辛格
和沃尔特·海勒
这些无可否认的“学究”，这些知识大大提升了公众对知识界的尊重，知识分子自己有时也会对新出现的权力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回报感到既满足又内疚。
在这个文化均势的时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出版了。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麦卡锡时代的产物。对于反智主义和诉诸司法的反共主义在战后的激烈合流，霍夫施塔特决心在美国文化倾向的更广阔的长期背景下进行审视，而这种文化倾向在第一批清教徒移民抵达普利茅斯岩之后不久便显露出来。“我们的反智主义，事实上比我们的民族认同更加古老，而且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霍夫施塔特指出，“对这一背景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对知识分子的关注并未稳步下降，也没有在最近陡然下降，而是受到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研究也表明，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所遭受的怨恨并不是他们地位下降的表现，反而是其越来越重要的表现。”照此看来，美国的反智主义体现了美国在宗教和教育方面民主冲动的另一面。基要主义
宗教，建立在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的信仰和对正统教会等级制度的抵制之上，也拒斥与智识主义——包括很多早期清教徒神职人员的宗教智识主义——长期相关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趋势。教育的民主化，自19世纪末以来让高中生的数量大大增加，又在20世纪推高了大学入学率，不可避免地让一些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较为严苛的教育标准宽松了下来，在这些社会中只有极少数学生注定能接受基础阅读、写作和算术之外的教学。最后，对于没有家世背景或正规教育所赋予的优势可依仗，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取得成功的白手起家者，美国人总是将他们理想化，不能轻易地对那些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学习的人给予尊重。
讽刺的是，直到20世纪中叶，对专业教育工作者的诋毁方才真正开始成风，当时，大学学位第一次成为成功必备的通行证，不仅在法律和医学等专业领域，而且在商业世界的许多领域，而商业世界一度被视为白手起家者的天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人看来，“有能者做事，无能者教书”这样的谚语颇为荒谬，在当时美国新开拓的边疆社区中，延聘教师是文明的两个基本标志之一（另一个是牧师的存在）。当然，无处不在又不可或缺社区教师往往缺乏正规教育资历，他们和手握文凭的“专家”从文化和社会角度讲完全不是一类人，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后者日益主宰着商业、政府和教育领域，他们经常被当作常识之敌，而常识被认为是普通人特有的美德。
在新千年伊始重读霍夫施塔特时，我被他学术研究中那种老派的公平性打动了，它不是总是将真理置于对立观点正中的虚伪的“客观性”或乏味的中间主义，而是认真地尝试理解反对者的论点，并承认与自己的偏好相悖的证据。当我在大学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品质，因为在1960年代上半叶（尽管不是下半叶），公平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胸怀大志的青年学者和作家的理想。如果21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开始带着重新燃起的敬意回顾20世纪中叶“共识派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就是其中的杰出一员）的著作，就必须在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公众的背景下看待这一重新考量，这些公众不但赞成将政治对手妖魔化，而且认可对各种艺术、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屑一顾。
“前所未有”这个形容词，经常被用在特朗普的候选人资格上，这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说特朗普前所未有，只因为他是第一位从未在政府任职或在军中服役的总统。除此之外，他是一种更普遍现象中显而易见的一部分，它将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与反智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在美国早期或现代历史上绝非前所未有。特朗普所拥有的社交媒介工具，其触及面和影响力倒是前所未有的。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介在21世纪头几年还处于起步阶段，到了2015年已经成长为一个广泛而有效的样板，让特朗普可以将公共话语拉至大众能接受的最低标准。如果我在2008年能预见到社交媒介会如此飞速扩张，预见到它们在传播和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方面效果如此之好，我也许就能看出特朗普或其他一些类似他的人潜伏在不太遥远的未来。
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搭档、竞选副总统的莎拉·佩林是特朗普真正的前辈。佩林正是那种典型的令霍夫施塔特十分担忧的头脑简单之人（他那代男性学者从未考虑过女性成为正儿八经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这位阿拉斯加州州长是麦凯恩能找到的最极端的副总统人选，一个支持持枪、反堕胎、反进化论的狂热信奉《圣经》的基要主义者，她于2009年在任期中途辞去了州长职务，以利用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在目标人群中留下的名望。在大选中，佩林被证明是继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大选的竞选搭档斯皮罗·T.阿格纽之后最好斗的反智狂人。（那句把新闻界人士说成“喋喋不休的消极主义者”的不朽名言正是出自阿格纽之口，写下这句话的则是共和党的演讲撰稿人威廉·J.萨菲尔。）事实上，除了作为候选人与奥巴马较量之外，佩林的不幸在于她恰巧早了两届参选，没法充分利用发推的好处。2008年时，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并不知名的候选人依然会觉得自己必须得接受主流[佩林蔑称为“烂流”（lamestream）]媒体的采访。当凯蒂·库里克问佩林会读哪些杂志和报纸时，这位州长连一份出版物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就在9年前，这种无知还是很要紧的。
特朗普2016年的胜选，已经被试图擦掉脸上鸡蛋的记者们分析后认为是一种错误，他们太丢脸，因为错看了这位生意人的魅力、太过相信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民调。（此处有必要发一份免责声明。全国民调并没有错，希拉里·克林顿明显赢得了普选票。民调错估了多个关键州的白人蓝领选民，正是这些州帮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人票。）因为不停地对选举人团投票结果的吹毛求疵，特朗普和他的公关团队在选举后的相互指责造成了一个更加不幸的后果，那就是模糊了“错误”与“不诚实”之间的区别。讽刺的是，不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持续多久，它的社会后果无疑会成为几代历史学家的研究素材，而这些历史学家恰恰属于美国第45任总统所厌恶的知识分子阶层。我猜想，特朗普主义的长期后果将被证明是广泛的，不过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除了自上而下地诋毁对智识探求、艺术、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尊重之外，一个潜在后果甚至在特朗普就职前便已很明显了。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在其就职前一天发布了首批预算公告，其中包含了一项取消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计划，这大概反映了对“精英”的特朗普式蔑视。在这个例子当中，“精英”包含了在公立学校中学习音乐和美术的儿童，还有在全国各地社区使用公共图书馆的公民。特朗普和他的右翼朋党在使用“精英”这个词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从经济含义上说的，比如，用来形容那些收入高过99.99%美国公民的人。它主要用于描述学者和记者，尤其是住在东西海岸的那些人。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和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对奥巴马的胜选在美国白人中的一些重要群体——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激起的愤怒视而不见。毕竟，奥巴马显然是个理性之人，他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首位非裔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智识水平最高的总统之一。人们不免会认为，奥巴马的当选不仅有助于弥合种族分歧，而且能像肯尼迪在其短暂任期中所做的那样，向思想和行动上的反智理念开火，而不是将那种理念引为不可或缺的同盟。在奥巴马开始担任总统时，关于黑色皮肤和智识主义的结合是否会在他的两届任期内对仇恨奥巴马者的敌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还不太明显。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不是另一个选择）是，美国现在已经将历史上最有思想的总统之一换成了一个以吹嘘对知识和专业问题的轻蔑为荣的人。政治新闻网站Axios上发布了一篇对就职典礼前的特朗普的采访，他强调自己对顾问们关于国内外形势的冗长解释兴趣寥寥。“我喜欢子弹，但越少越好。”他说，“我不需要，你知道的，明明一页就能说完的东西写上200页报告。”当然不需要，因为200页的报告也许会包含一些与特朗普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相冲突的信息。在那次采访中，特朗普被问到了有关书籍的问题，就和库里克询问佩林从哪里获取知识和信息差不多，相较于佩林的无言以对，特朗普的回答甚至更加不着边际。“我喜欢很多书，”他说，“我喜欢读书。书嘛，我现在没空读太多，但我喜欢读书。”
就在奥巴马离任前，他应邀接受了《纽约时报》时任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的长篇采访。带着显而易见的热爱和知识，他谈起了在他年轻时和任总统期间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们——包括莎士比亚、芭芭拉·金索沃、扎迪·史密斯、玛丽莲·罗宾逊、托尼·莫里森、科尔森·怀特黑德、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当被问及哪些书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最重要的时候，奥巴马回答：“我会说，莎士比亚依然是一块试金石。和大多数十来岁的高中生一样，当我们被布置了阅读《暴风雨》（The Tempest）或者别的什么时，我想，‘天啊，真无聊’。我在大学里上了一门精彩的莎士比亚课，直到那时才开始阅读那些悲剧，并读得津津有味。我想，这是我理解某些模式如何在人与人之间重复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晚上入睡前，奥巴马所做的不是发推，而是抓紧利用那安静的一个小时来读书。
奥巴马显然是个知识分子、读书人和作家（他是自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优秀的作家总统），但这在媒体和其他政客面前并不总是优势。奥巴马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孤傲清高的人，太过矜持和内向，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日常政治事务中。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确知这样的批评有多少真凭实据，有多少是对奥巴马毫无歉意的学者倾向的本能厌恶。在这位总统的敌人看来，他性格的这一面是种傲慢的冷漠，尽管这也可以被理解成公平，理解成对全面探究问题的坚持。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奥巴马的批评，另一个毋庸置疑的因素是他身为黑人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假如一位白人总统毫不掩饰自己对智识与书籍的热爱，白人还会那么急切地用“傲慢”和“冷漠”来形容他吗？
康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黑人知识分子也对奥巴马有所批评，韦斯特给这位总统的矜持贴上了“黑脸吟游诗人”
的标签。我的一位终身好友——非裔英语教授——和她的终身好友（也是黑人）因为奥巴马在《纽约时报》上提起的最喜欢的作家名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讨好白人知识分子的完美名单，”我朋友的朋友说，“两三个犹太人，两三个黑人，两三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当然，还有莎士比亚。他的单子里怎么能漏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白人作家呢？”此外，针对奥巴马提到莎士比亚这件事，我还从一位教高中物理的白人朋友那里听到了大体相同的分析。这些评论证明了两点。其一，做一个黑人知识分子和一个想弥合知行之间鸿沟的政治领袖，甚至比处于同样地位的白人知识分子政治家更难。其二，如果一个拿着工资给大学生和高中生讲课的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认为自称热爱莎士比亚的总统一定是在撒谎或迎合白人，那么这个社会在智识方面肯定出了大问题。
但是，在分析公众的普遍无知、反智主义和狭隘主义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所起到的作用时，聚焦于奥巴马和特朗普的个性差异，就像只关注特朗普本人的性格一样，都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最精妙的评论之一并非出自教授或媒体专家之口，而是来自凭借电影《藩篱》（Fences）中的表演赢得金球奖的女演员维奥拉·戴维斯，她在获奖之后回答了一个暗指特朗普的问题。“信不信由你，我会把特朗普从等式中去掉，”她说，“因为我觉得那（国家进步的努力）比他更重要。我认为美国本身就是一种肯定，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 因为我们不可能让任何并非我们自己的信仰体系延伸的人上台执政 。那么，这说明了我们的什么问题呢？”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美国人越来越不愿视理性为美德，不愿以严格的真理和逻辑标准来衡量他们在社交媒介上的所见所闻，也不愿考虑对专业知识的刻意漠视对从科学研究到战争与和平决策的一切影响。
仅举一例，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人对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的看法是“有争议的”，而不是已被接受的主流科学。反进化论之所以荒唐地经久不灭，基要主义宗教在美国的持续影响（这又是发达国家中的孤例）通常被当作唯一的原因。但这个简单的答案无法解答更大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并不信奉基要主义的美国人乐于对科学共识不屑一顾。真正的更复杂的解释不能只从或者说主要从宗教基要主义中寻找，而是要从大众关于科学尤其是进化论知识的欠缺入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过去20年来的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知道DNA是遗传的关键，十分之九的美国人不了解辐射及其对人体的影响，五分之一的成人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些反应，表明了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的骇人失败，而且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对最基本的科学事实知之甚少的公众不能或不愿理解进化论或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警告。一个人要理解太阳并不绕着地球转，理解DNA包含了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人类独特一员的生物学指令，并不需要成为知识分子，也不需要拥有大学文凭。这种程度的科学文盲为基于纯然无知的政治诉求提供了一片沃土。这也解释了将全球变暖斥为谎言的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受到选民的惩罚。对专家的嘲讽只是让特朗普在支持者中更受欢迎。2017年8月21日，当身为总统的特朗普观看日蚀时，起初拒绝戴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荐的特制眼镜来保护眼睛。面对太阳，真男人不需要遮挡他的视网膜！
与此类似，特朗普对“书”漫不经心的轻蔑也是这种文化的映照。当前美国人与阅读和写作的关系，最好不要用“没有能力”而要用“不感兴趣”来形容。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2002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前一年中读过小说或诗歌的美国成人不到半数——甚至连侦探小说、情色小说或基于《启示录》创作的“被提”
小说都没读过。（假如新政府一意孤行地废除国家艺术基金会，这样的调查就再也看不到了。）读过非虚构类书籍的人只有57%，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对DNA一无所知了。
在人们对读写越来越不感兴趣的美国，岌岌可危的不光是阅读的乐趣，还有批判性思维本身。相比40年前，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不太有深思熟虑和见地的社会，这个说法只有在不断壮大的信息娱乐营销人员和拒绝接受事实的人看来是有争议的，一切事物的数字化和视频化正是他们的利益之源。从电脑和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便利，助长了一种错觉，以为动动鼠标检索文字和数字的能力也带来了判断这些文字和数字是真、假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能力。这种幻觉当然不只出现在美国，但在一个对任何与智识精英主义沾边的一切东西都抱有普遍怀疑的文化（不同于法国、日本等国的文化）中，它的影响尤为有害。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需要为每个学生、每所学校充分提供电脑和接入网络的消息。可我们几乎从未听人说过，有必要从一年级起为每种新的技术工具配上认真的说明，让孩子们掌握用于评判面前屏幕上的图文信息可信度的智识工具。
智识主义往往被等同于被认为与传统美国价值观相悖的自由主义，这是美国生活中反智主义回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整个概念可以用右翼对“精英”一词的习惯用法来概括。著名的右翼知识分子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人丁兴旺且政治上强大的精英阶层，但他们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特权阶层身份，只给自由主义者贴上了“精英”标签。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一个新保守主义者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1983）中宣称，“知识分子”与“美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但美国人民没有。“向美国人民解释他们为何是正确的，”克里斯托尔解释说，“并告诉知识分子他们为什么是错的，这是新保守主义给自己强加的任务。”从这段话里，人们永远猜不到克里斯托尔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猜不到他与那些固执己见、与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他支持共和党。按照这种有选择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指的是任何不同意保守主义者观点的知识分子。当右翼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对保守派和自由派老学究都没什么用的特朗普获得共和党提名时，也自讨苦吃了。对那些还记得2000年之前的事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比尔·克里斯托尔在电视上的频频出镜，算是2016年竞选活动中比较能让人幸灾乐祸的乐子之一。特朗普对传统保守主义原则毫无敬意，这让小克里斯托尔大为惊诧——惊诧！上一代新保守主义者非常有效地把原本光荣的“知识分子”一词变成了政治贬义词，因此，在谈起为特朗普所背弃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时，比尔·克里斯托尔尽所能地避开智识主义。终于，有一个对所有政治派别知识分子都嗤之以鼻的全国性候选人了。
因为不读书的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智识史了解得越来越少，（有别于右翼宗教基要主义者和强盗大亨的）右翼知识分子将所有知识分子斥为左派的伪逻辑方能一直横行无阻。这种无知的最明显、最不祥的表现在于，人们对其他观点再无好奇心，它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在我的《自由思想者：美国世俗主义史》（Freethinkers：A History of American Secularism）2004年出版之后，我收到了在美国很多地区演讲的邀请，我以为自己有机会向更广泛、更多元化的听众讲授美国的世俗传统，于是欣然接受。到头来，我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在向观念相同的人布道。除了几所学生是为了课程学分而来听讲座的大学之外，几乎所有听众都是已经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严肃的保守主义者在巡回演讲中也遇到了完全一样的情形。
不愿听取对立的观点，或者不愿去想象一个人或可从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对手那里学到任何东西，这代表着对美国大众和精英知识传统最好的一面的背离。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包括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内的数百万美国人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演讲厅，聆听以“伟大的不可知论者”闻名的罗伯特·格林·英格索尔（Robert Green Ingersoll）痛斥传统宗教和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任何牵连。当英国博物学家、著名的达尔文进化论宣讲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76年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他面对站无虚位的人群发表讲话，尽管他的许多听众都对他关于人类出身的见解大为震惊。19世纪的美国人，不论所受正规教育的程度高低，想对英格索尔和赫胥黎这类人的演讲做出自己的思考。这种好奇心，甚至在魔鬼是否真的有角这类问题上都要求得到第一手证据，对任何社会的智力和政治健康都至关重要。在今天的美国，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倾向于忽略任何不同的声音。这种执拗，既是精神惰性的体现，也是反智主义的本质。19世纪末，人们会骑行数百英里穿过大平原，亲自去听像英格索尔、赫胥黎这样常常攻击听众们最珍视的信仰的人的观点。如今，很多美国人如果不认同Facebook上的政治和观点，甚至都懒得去打开它的页面。
美国现在正受到无知、反理性主义与反智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病症的困扰，由于技术的原因，它演变成比过去的周期性压力更危险的东西。当前这一轮暴发所产生的严重危害与一种不以为意的心态是分不开的，矛盾的是，这种心态既有侵略性又很消极。从政客到媒体高管，所有人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这种状态，他们的生计取决于从媒体讲话片段和博客言论中吸取意见的公众，公众则是被动地接受了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受制于一条承诺可以毫不费力地享受信息娱乐之树上的果实的蛇。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时间、有意愿来改善这个毒苹果的退化效应吗？只要人将意志的砝码置于历史的天平之上，他就生活在一种坚信会如此的希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