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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顾是在2006年初与伊丽莎白·霍姆斯面谈的，立刻被她徐徐呈现在他面前的未来景象迷住了。
在她描绘的世界中，多亏了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技术，个人用药将可以随时细微调整。为了说明她的观点，伊丽莎白以止痛药西乐葆（Celebrex）为例，该药被怀疑会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危险。有传言称，制造商辉瑞公司计划将其从市场上撤回。她解释说，有了希拉洛斯的系统，西乐葆的副作用会被根除，使得数百万关节炎患者可以继续服用该药，缓解他们的疼痛。伊丽莎白引用了一个事实，据估计，每年有10万美国人死于不良药物反应。她说希拉洛斯将消除所有这些死亡。这是在不折不扣地挽救生命。
埃德蒙（我们简称他为“埃迪”）感觉自己被对面这个年轻女子深深地吸引，她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他想，伊丽莎白描述的使命令人钦佩。
埃迪是个寡言少语的工程师，在硅谷以擅长故障排除闻名。被复杂工程问题困扰的科技初创公司会叫他去，通常他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他出生在香港，十来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加拿大。他说话总是用现在时，这种习惯在母语为中文、将英语当作第二门语言的人当中很常见。
希拉洛斯公司董事会的一位成员最近找到他，让他接手这家初创公司的工程部门。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将希拉洛斯1.0原型机变成切实可行的产品，让公司可以将其投放市场。在听完伊丽莎白激动人心的话语之后，他决定签约。
没过多久，埃迪便意识到希拉洛斯是他在工程方面遇到的最难啃的骨头。他的经验在电子而非医疗设备上。他接手的原型机事实上无法运作。它更像是伊丽莎白脑海中想法的一个模型。他得把这个模型转变成能运行的设备。
主要困难来自伊丽莎白坚持他们只能使用非常少的血液。她从母亲那里承袭了打针恐惧症；诺尔·霍姆斯只要一看到注射器就会昏过去。伊丽莎白想让希拉洛斯的技术只需指尖刺出的一滴血就能工作。她对这一想法极为执着，在一次招聘会上，有个员工定了好几个泡沫做的假血滴放在希拉洛斯的logo旁作为公司展示，让伊丽莎白很不高兴。伊丽莎白认为这些泡沫血滴太大了，不能反映出她所想的微小体积。
她对微型化的痴迷扩展到了检测盒。她想把它放在手掌上，这进一步增加了埃迪工作的复杂程度。他和他的团队花了几个月时间不断革新检测盒的设计，但做出来的产品从未达到要求，即从同一血液样本中获得可靠的、前后一致的检测结果。
他们被允许使用的血液量实在太小，以至于不得不用生理盐水稀释，让量多一点，这使得原本相对常规的化学工作大大增加了难度。
令复杂程度提高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流经检测盒的液体不只是血液和生理盐水。当血液到达小孔中时，还需要被称为反应物的化学物质才会发生反应。那些反应物存储在单独的隔层中。
所有这些液体都必须以一丝不苟、精心设计的顺序流经检测盒，因此检测盒中包含小阀门，按照精确的间隔打开和关闭。埃迪和他的工程师们不断调整阀门的设计、时间设定以及不同液体被泵推动通过检测盒的速度。
还有一个问题是防止所有这些液体泄漏以及相互污染。他们试图通过改变检测盒中微型通道的形状、长度和流向来把污染降到最低。他们用食用色素做了无数次试验，看不同的颜色流向哪里，在哪里会产生污染。
这是要将一个复杂的、互联互通的系统压缩在一个很小的空间中。埃迪手下的一个工程师打了个比方：它就像一个橡皮筋构成的网，拉动一根，会不可避免地波及其他好多根。
每个检测盒的制作成本高达200美元，却只能用一次。他们每周做数百次测试。伊丽莎白已经买下了一条200万美元的自动包装生产线，期待着某天可以开始将它们打包装运，但那一天似乎遥不可及。用完了第一次筹集的600万美元，希拉洛斯在第二轮融资中又募集了900万美元，以补充资金。
化学方面的工作由一个生物化学家组成的独立团队在处理。他们与埃迪的团队的合作完全谈不上理想。两者都直接向伊丽莎白汇报，但相互沟通是不鼓励的。伊丽莎白喜欢让信息分门别类，这样只有她完全掌握整个系统的发展。
其结果是，埃迪无法确定他们遇到的问题到底是出自自己负责的微流体，还是与他毫无关系的化学工作。不过，他知道一件事：如果伊丽莎白允许他们用更多的血液，成功的机会会大得多。但她不会听的。
一天晚上，埃迪工作到很晚，伊丽莎白去了他的工作室。她对他们的进展节奏感到不满，想让工程部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转，以加速开发的进度。埃迪认为那不是个好主意。他的团队已经在加班加点了。
他注意到，公司员工的流动率已经非常高，而且不仅是一般员工。高管们似乎也干不了多久。首席财务官亨利·莫斯利某天就消失了。办公室里有传言说他盗用资金被抓了。没有人知道真相到底如何，因为他的离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没有公布，也没有解释。这造成了一种令人焦虑不安的工作氛围：一位同事可能今天还在一起工作，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埃迪拒绝了伊丽莎白的提议。他告诉她，即使安排轮班，这样连轴转也会将他的工程师们榨干。
“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换人，”伊丽莎白回道，“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埃迪觉得她不会真的像听上去那样冷酷无情。但她那么专注于达成她的目标，似乎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决策是否现实。埃迪注意到她的桌子上有一张剪报，是从最近一份关于希拉洛斯的媒体报道上剪下来的。 [1] 上面的话出自钱宁·罗伯逊，公司董事会里的斯坦福大学教授。
那话是这样写的：“你开始意识到，你正望着另一个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的眼睛。”
那是她为自己设定的高标杆，埃迪想。不过，如果有谁能越过这个标杆，那可能就是这个年轻女子。埃迪从未见过这么发奋图强、冷酷无情的人。她晚上只睡4个小时，整天嚼着巧克力裹的咖啡豆，给自己注入咖啡因。他试过劝她多睡会儿，过得更健康一点，但她毫不理睬。
埃迪知道，即使倔强如伊丽莎白，也还是有人能说动的：一个叫桑尼的神秘男人。伊丽莎白多次提到他的名字，足以让埃迪了解到关于他的某些基本信息：他是个巴基斯坦人，比伊丽莎白年长，他们是一对情侣。据说桑尼在90年代末卖掉了他参与创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赚了一大笔。
桑尼没在希拉洛斯公司露过面，但在伊丽莎白的生活中似乎分量很重。2006年底，在帕洛阿尔托饭店举行的公司圣诞晚会上，伊丽莎白喝得太多，没法自己回家，于是她打电话叫桑尼来接。正是那次，埃迪得知他们一起住在几个街区外的一套公寓里。
桑尼并不是唯一一个给伊丽莎白提供建议的年长男人。她每周日与唐
·卢卡斯一起吃早午餐，地点在后者位于阿瑟顿（Atherton）的家中，那是帕洛阿尔托北部的超级富人区。她通过卢卡斯认识的拉里·埃里森也能影响她。卢卡斯和埃里森都在希拉洛斯的第二轮融资中投了钱，用硅谷的说法叫作“B轮融资”。
埃里森有时候开着他的红色保时捷过来查看自己的投资情况。听到伊丽莎白以“拉里说……”作为开场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埃里森也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净资产达250亿美元，但这并不是说他就是理想的楷模。在甲骨文公司初创时，众所周知，他夸大自己的数据库软件功能，发布的各个版本都满是漏洞。 [2] 但在医疗设备行业你可不能这么做。
我们很难知晓，伊丽莎白运营希拉洛斯的方式有多少是她自己的，有多少是来自埃里森、卢卡斯或桑尼，但有件事很明显：当埃迪拒绝让他的工程师团队7天24小时工作时，伊丽莎白并不开心。他们的关系从那一刻起冷淡下来。
没过多久，埃迪发现伊丽莎白在招募新的工程师，但她没有叫他们去埃迪那里报到。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队。一个竞争团队。他突然明白了，伊丽莎白正在挑动他的工程师团队和新的团队彼此对抗，某种企业版的适者生存。
埃迪没时间细想太多，因为还有别的事要他处理：伊丽莎白说服了辉瑞公司，在田纳西州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尝试使用希拉洛斯的系统。根据协议，希拉洛斯1.0版设备将放置在人们的家中，病人将用它每天检测血液。其结果会以无线方式发送到希拉洛斯位于加州的办公室，在那里经过分析，转发给辉瑞。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项目开始前解决所有的问题。伊丽莎白已经定好了去田纳西的日程，开始培训部分病人和医生使用该系统。
2007年8月初，埃迪陪同伊丽莎白前往纳什维尔（Nashville）。桑尼开着他的保时捷到公司接上他们去机场。这是埃迪第一次见到桑尼本人。他们的年龄差距突然变得一目了然，桑尼看上去四十出头，差不多比伊丽莎白大了20岁。他们的关系也是一种冷酷的、公事公办的互动。当他们在机场告别时，桑尼没有说“再见”或“旅途愉快”，而是大吼一声：“好了，快去挣钱吧！”
他们来到田纳西后，带来的检测盒与阅读器不能正常运作，于是埃迪不得不在旅馆的床上花了整晚的时间将它们拆开，重新组装。到了早晨，他终于让它们运作良好，能够从当地一家肿瘤医院的两位病人、六名医生和护士那里抽取血液样本。
病人看上去病得很重。埃迪得知，他们因为癌症而奄奄一息。他们正在服用药物，以减缓肿瘤的生长速度，或许能延长几个月的生命。
回到加州后，伊丽莎白声称此行非常成功，并向员工发出了一封欢欣鼓舞的电子邮件。
“真的非常带劲，”她写道，“病人很快就掌握了我们的系统。见到他们的那一刻，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希望，还有他们的痛楚。”
她补充说，希拉洛斯的员工应当“兜一圈以庆祝胜利”。
埃迪并没有那么乐观。在临床病患研究中使用希拉洛斯1.0似乎为时过早，尤其是现在，当他知道该研究涉及晚期癌症患者之后。
为了排解烦恼，埃迪会在周五晚上和肖纳克一起出去喝啤酒，去的是帕洛阿尔托一家热闹的体育酒吧，叫老手（Old Pro）。化学团队的头加里·弗伦泽尔常常跟他们一起去。
加里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友善的老男孩。他喜欢讲自己在牛仔竞技比赛做骑手时候的风光故事。在骨折了好多次之后，他不得不放弃了骑术，好好做个化学家。加里喜欢小道消息，爱开玩笑，引得肖纳克爆发出响亮而尖利的笑声，埃迪从没听过谁笑到如此夸张的地步。这三人因为这些外出活动而关系密切，成了好朋友。
然后有一天，加里再也不去老手酒吧了。埃迪和肖纳克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2007年8月下旬，希拉洛斯的员工们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让他们到楼上集中开会。公司此时已经发展到70多人。每个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在伊丽莎白位于2楼的办公室门前集合。
气氛非常严肃。伊丽莎白眉头紧皱，看上去怒气冲冲。站在她身边的是迈克尔·埃斯基维尔（Michael Esquivel），一位衣着光鲜、语速很快的律师，几个月前他刚刚离开硅谷首屈一指的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律师事务所，加入希拉洛斯担任总法律顾问。
大多数时候是埃斯基维尔在发言。他说希拉洛斯正在起诉三位前员工盗窃公司的知识产权。这三人的名字是迈克尔·奥康纳尔、克里斯·托德和约翰·霍华德。霍华德曾负责所有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埃迪进来时是他面试的。埃迪接替的是托德的工作，后者领导了1.0版原型机的设计。而奥康纳尔参与了1.0版检测盒的研制，已在去年夏天离职。
埃斯基维尔下令，任何人今后不得与他们有任何接触，所有的电子邮件和文档必须封存。他将在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律师事务所的协助下进行彻底调查，收集证据。然后，他说了一句让一屋子人都感到惊慌的话。
“我们已经请联邦调查局来协助我们处理此案。”
埃迪和肖纳克认为，加里·弗伦泽尔可能是被这一系列事件吓到了。他是克里斯·托德的好朋友，他俩一起在之前的两家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他跟着托德加入了希拉洛斯。托德在2006年7月离开希拉洛斯后，仍与加里常有来往，经常通电话、发电子邮件。伊丽莎白和埃斯基维尔一定是发现了这些事，认为加里在搞事情。他看上去惊慌失措。
肖纳克也与托德交好，因而能够大致拼凑出发生的事。
奥康纳尔是来自斯坦福的纳米科技专业的博士后，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困扰希拉洛斯系统的微流体问题，叫托德跟他一起去开公司。他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Avidnostics。奥康纳尔也跟霍华德讨论过，霍华德提供了一些帮助和建议，但拒绝加入他们的事业。Avidnostics与希拉洛斯非常相似，不过他们计划把设备卖给兽医，理由是一种在动物而不是人类身上进行血液检测的设备会更容易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他们游说了一些风投公司，但没有成功，此时奥康纳尔失去了耐心，发邮件给伊丽莎白，问她是否愿意付费使用他们的技术。
他捅了大娄子。
伊丽莎白一向担心公司专有信息外泄，常常担心到夸张的地步。她不仅要求员工签署保密协议，还要求任何进入希拉洛斯公司办公室或者进行商务往来的人都要签。即使在公司内部，她也保持对信息流动的严格管控。
奥康纳尔的行为证实了她最坏的猜疑。她在几天内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工作。2007年8月27日，希拉洛斯向加州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14页的起诉书。 [3] 起诉书请求法院对三位前员工签发一份临时限制令，指定一位特别专家“确保他们不会使用或披露原告方的商业秘密”，并且对希拉洛斯所受的5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随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公司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保留文档的电子邮件定期发到员工的收件箱，希拉洛斯进入封闭期。IT部门主管是一位名叫马特·比塞尔的计算机专家，他采用的安全手段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被监视。如果没有比塞尔的同意，USB不得插入公司的电脑。一名这么做的员工被当场抓住并解雇了。
在这出闹剧中，工程师团队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与埃迪团队竞争的新团队由托尼·纽金特领衔。托尼是个态度生硬、简单直接的爱尔兰人，在计算机配件生产商罗技公司（Logitech）工作过11年，其后一度就职于一家名叫Cholestech的公司，该公司的产品是希拉洛斯公司想做的东西的简化版，叫做Cholestech LDX，可以用从指尖采集的少量血液样本进行三项胆固醇检测和一项葡萄糖检测。
托尼初到希拉洛斯时，是Cholestech的创始人加里·休伊特带过来的顾问。休伊特担任希拉洛斯的研发副总裁仅5个月就被解雇了，托尼接替了他的职位。
刚来希拉洛斯时，休伊特确信微流体学未能在血液诊断中发挥作用是因为血液量太少，无法进行精确的检验。但他根本没时间在替代方案上想太多。这项任务现在落在了托尼身上。
托尼认为，希拉洛斯的价值定位，部分应当在于将化学家在实验室中检测血液的所有步骤自动化。为了实现自动化，托尼需要机器人。但他并不想浪费时间从头开始造机器人，于是他从新泽西州一家叫必升能（Fisnar）的公司订了一个3000美元的点胶机器人。它成了希拉洛斯的新系统的核心。
必升能机器人是一个相当初级的机械化装置。它是一只安装在台架上的机械手，可以在三个维度活动：左右、前后、上下。托尼将一支移液器——一种细长的透明管，用于转移或测量少量液体——固定在机器人身上，给它编程，让它按照化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动作进行操作。
在另一个新招进来的工程师戴夫·尼尔森的帮助下，他终于造出一个更小版本的点胶机器人，可以放入比台式电脑机箱稍宽但略短一些的铝盒里。托尼和戴夫从1.0版取来某些组件，比如电路和软件，把它们加入盒子中，使之成为一个新的阅读器。
新的检测盒是一个包含小塑料试管和两个移液器吸头的托盘。跟之前采用微流体技术的检测盒一样，它也是一次性的。你把血液样本放入其中一个试管，把检测盒通过一个向上翻转的小门推入阅读器。阅读器的机械手随后模仿人类化学家的那些步骤进行工作。
首先，它抓取一个移液器吸头，用它吸取血液，把血液与检测盒里其他试管中的稀释剂混合。然后，它抓取另一个移液器吸头，吸取已经稀释的血液。第二个吸头上涂有抗体，这些抗体可以将自己附着在特定的分子微粒上，做成一个微观的三明治。
机器人的最后一步操作是从检测盒中的另一个试管中吸取反应物。当反应物与“微观三明治”发生接触，产生的化学反应就会释放出光信号。阅读器中内置了一个叫光电倍增管的装置，它随后会将光信号转化成电流。
这项检测要测的是血液中的分子聚集度，它可以从电流的强度进行推测，而电流的强度是与光信号的强度成正比的。
这种血液检测技术被称为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chemiluminescent immunoassay）。（在实验室术语中，“检验”［assay］一词是“血液检测”的同义词。）这种技术并不算新，80年代初期，卡迪夫大学的一位教授率先使用了这种技术。 [4] 不过托尼已将其自动化，并内置于一个机器中，尽管这个机器比多士炉大小的希拉洛斯1.0版大，但尺寸足以令伊丽莎白将其放置在病人家中的愿景成为可能。而且它只需要大约50微升血，比伊丽莎白最初坚持的10微升要多，但仍可以算作一滴。
到2007年9月，也就是他开始建造4个月后，托尼有了一个可以工作的原型机。它的表现比埃迪·顾仍在公司的另一个角落孜孜不倦研究的系统可靠得多。
托尼问伊丽莎白，想给它取个什么名字。
“我们尝试了其他所有办法，都失败了，所以我们叫它爱迪生吧。”她说。
一些员工不以为然地称作“点胶机器人”的东西，突然成了新的前进方向。而且它现在以美国公认最伟大的发明家命名，有了个受人尊敬的名字。
放弃微流体系统，支持爱迪生设备，考虑到希拉洛斯刚刚提起一场诉讼，保护支撑前者的知识产权，这个决策颇有些滑稽。对于埃迪·顾而言也是个坏消息。
离感恩节还有几个星期的某天上午，埃迪和他的团队被挨个儿叫到会议室。轮到埃迪的时候，托尼、人力资源经理塔拉·兰西奥尼和律师迈克尔·埃斯基维尔通知他，他被解雇了。他们说，公司正朝着新方向前进，而他正在研究的东西不在其列。如果埃迪想要得到离职补偿，他必须签署一份新的保密协议和一份互不诋毁协议。兰西奥尼和埃斯基维尔陪他走到工作区，让他取走一些个人物品，然后将他赶出了这栋楼。
大约一小时后，托尼看了一眼窗外，发现埃迪还站在外面，上衣搭在胳膊上，看上去失魂落魄。原来他那天早晨没有开车上班，不知何去何从。那个时候还没有优步（Uber），于是托尼去找肖纳克——他知道他们是朋友——让其开车送埃迪回家。
两周以后，肖纳克步埃迪的后尘，也离开了公司，不过方式友好得多。爱迪生设备的核心是一个经过改造的点胶机器人，这与伊丽莎白最初向他兜售的崇高愿景相比，是一步相当大的倒退。他也对员工的频繁流动和歇斯底里的法律诉讼感到不安。在待了大约三年半之后，似乎是时候离开了。肖纳克告诉伊丽莎白，他在考虑重回学校，他们同意分道扬镳。她组织了一个办公室派对，欢送他离开。
希拉洛斯的产品可能不再是她所设想的开创性的、代表未来的技术，但伊丽莎白仍然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公司。事实上，她对爱迪生设备是如此的兴奋，迫不及待地把它带出公司去炫耀。托尼对戴夫开玩笑说，他们应该造出两台以后再告诉她。
玩笑归玩笑，托尼对她的轻率有点儿不安。他做过一项基本的安全评估，确保它不会电死人，但那只是程度问题。他甚至不知道该给它贴上什么样的标签。他咨询律师，但律师没给出什么帮助，于是他自己去翻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规章，最终觉得，“仅供研究使用”的标签可能是最合适的。
这并不是一件已完成的产品，不应当给任何人留下它是个完成品的印象，托尼想。
[1] Rachel Barron，“Drug Diva，” Red Herring ，December 15，2006.
[2] Mlike Wils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7），94-103.
[3] Theranos Inc.v. Avidnostics Inc .，No.1-07-cv-093-047，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 in Santa Clara，complaint filed on August 27，2007，12-14.
[4] Anthony K. Campbell，“Rainbow Makers，” Chemistry World ，June 1，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