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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安妮·霍姆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7岁的时候，她开始设计一个时间机器，在笔记本上画满了详细的工程图样。 [1]
9或10岁时，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她的亲戚问了她每个男生和女生早晚都会被问到的问题：“长大以后，你想做什么？”
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要做个亿万富翁。”
“为什么不做总统呢？”这位亲戚问道。
“不，总统会娶我，因为我会有10亿美元。”
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孩子随便说说的。一位见证这一幕的家族成员说，伊丽莎白是极其严肃、斩钉截铁地说出这些话的。
伊丽莎白的雄心源自父母的培育。克里斯蒂安·霍姆斯和诺尔·霍姆斯对他们的女儿有很高的期望，这源于家族的卓越历史。
从父亲这边算，她是匈牙利移民查尔斯·路易斯·弗莱施曼的后代，他创建的弗莱施曼酵母公司（Fleischmann Yeast Company）生意兴隆。 [2] 公司的巨大成功让弗莱施曼家族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查尔斯的女儿贝蒂·弗莱施曼嫁给了父亲的丹麦裔医生克里斯蒂安·霍姆斯。他是伊丽莎白的高祖父。得益于妻子富有的家族的政治和商业人脉，霍姆斯医生创建了辛辛那提总医院和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
所以，伊丽莎白有可能不仅遗传了创业基因，也遗传了医学基因，对于云集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沙山路（Sand Hill Road）上的风险投资家而言，这也许就是事实。
[3]
伊丽莎白的母亲诺尔拥有令她自豪的家族背景。她的父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1970年代初，作为五角大楼的一名高阶官员，他策划并落实了军队从征兵制到全志愿兵役制的转变。 [4] 达厄斯特家族的先祖可以一直追溯到达乌元帅（maréchal Davout）——拿破仑的最高战地将领之一。
但还是伊丽莎白父亲家族的成就最为耀目，最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克里斯·霍姆斯尽力教导女儿，不仅让她知道家族先辈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告诉她家族后来几代人遭受的失败。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过着铺张且不断犯错的生活，在一次次婚姻中折腾，与酗酒反复斗争。克里斯指责他们挥霍了家族的财富。
多年以后，伊丽莎白在一次采访中会这样告诉《纽约客》：“伴随着我成长的那些故事都是关于伟大的人的，还有一些，讲的是人们决定不把自己的生命用在明确的目的上，还有当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后发生的事——对个性和生活质量产生的影响。”
伊丽莎白童年是在华盛顿特区度过的，她的父亲在那里任职于政府机构，从美国国务院到国际开发署做过一系列工作。她的母亲在国会山担任助理，因为要抚养伊丽莎白和她的弟弟克里斯蒂安才中断了自己的事业。
夏天的时候，诺尔会带着孩子们去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Boca Raton），伊丽莎白的姨妈伊丽莎白和姨父罗恩·迪亚茨在那里有一套公寓，可以看到近岸水道（the Intracoastal Waterway）的美景。他们的儿子大卫比伊丽莎白小3岁半，比克里斯蒂安小1岁半。
这些表亲睡在公寓地板的泡沫床垫上，早晨的时候冲向海滩去游泳，下午则玩大富翁游戏消磨时光。大多数时候都是伊丽莎白领先，这时她会坚持玩到残酷的终局，尽可能地累积房子和旅馆，让大卫和克里斯蒂安破产。偶然输掉游戏的时候，她会怒气冲冲地离开，而且不止一次穿过公寓前门的帘子直接跑掉。那是她强烈好胜的早期迹象。
高中时代，伊丽莎白并不是个受欢迎的人。那个时候，她父亲接受了天纳克集团公司（Tenneco）的工作，把家搬到了休斯敦。霍姆斯家的孩子进入休斯敦最有名的私立学校圣约翰。十几岁的伊丽莎白身材瘦长，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为了适应环境，她漂染了自己的头发，也受着饮食失调症
的折磨。
高二那年，她全身心地投入功课之中，常常学习到深夜，成了一名全A优等生。这是一个贯彻终身的模式的起点：努力工作，少睡觉。学业上精益求精的同时，她也设法在社交活动中有所斩获，并开始与休斯敦一位颇有声望的整形外科医生的儿子约会。他们一起去了纽约，在时报广场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随着上大学的日子的临近，伊丽莎白将目光投向了斯坦福。对于一个对科学和计算机感兴趣、梦想成为企业家的优等生来说，斯坦福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这所由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在19世纪末创建的小小农学院已经与硅谷有着难解难分的关联。此时互联网热潮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最大的明星——例如雅虎——就是在斯坦福的校园里创建的。在伊丽莎白高三那年，两名斯坦福的博士生以一家很小的初创公司开始受人关注，它的名字叫谷歌。
伊丽莎白已经对斯坦福非常了解。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她家在离斯坦福校园只有几英里远的加州伍德赛德（Woodside）住了好几年。在那儿，伊丽莎白与隔壁的一个女孩成了朋友，她的名字叫杰西·德雷珀。杰西的父亲是蒂姆·德雷珀，第三代风险投资家，他即将成为硅谷最成功的初创企业投资人之一。
伊丽莎白与斯坦福还有另一重联系：中文。她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去过中国很多次，他认定自己的孩子应当学会普通话，于是他和诺尔请了一名家教，每周六上午到他们在休斯敦的家里上课。高中上到一半的时候，伊丽莎白以其语言能力进入了斯坦福的暑期普通话培训项目。
该项目原本只面向大学生，但她流畅的普通话给项目主管留下深刻印象，后者破格收下了她。头五个星期在斯坦福大学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校园里上课，随后四个星期的辅导是在北京。
2002年春天，伊丽莎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并获得总统奖学金，这是一项授予尖子生的荣誉，她得到3000美元，可以用来探究自己选择的任何知识领域。
她的父亲灌输给她的理念是——她应当过一种有目的的生活。
[5]
在他的公职生涯中，克里斯·霍姆斯曾负责过人道主义行动，比如1980年代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
——让超过10万名古巴人和海地人移民美国。家里到处都是他在饱受战乱困扰的国家提供灾难救济的照片。伊丽莎白从中接收到的信息是，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留下自己的印记，光变得富有不够，还要取得能够促进更大的善的成就。
生物科技让她看到了两者兼得的前景。她选择学习化学工程，这个领域提供了一条通向生物科技行业的自然途径。
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的门面是钱宁·罗伯逊。魅力十足、英俊而风趣的罗伯逊自1970年代起就在斯坦福任教，有一种罕见的善于和学生沟通的能力。他也是该系教职员中最时髦的，顶着一头浅金色头发，穿着皮夹克出现在教室，让59岁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
伊丽莎白去上了罗伯逊的化学工程导论课，还有他讲授关于受控药物输送设备的研讨班。她还说服罗伯逊让她在他的实验室里帮忙。他同意了，让一名博士研究生带她，此人正在研究的一个项目是寻找可添加在洗衣粉中的最好的酶。
除了花大量时间泡在实验室里，伊丽莎白也积极参加社交生活。她参加了各种校园社团，跟一个叫作JT.巴特森的二年级学生约会。巴特森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小镇，被伊丽莎白的光鲜和老练迷住了，但他也发现伊丽莎白对人有所保留。“她不太愿意什么都跟你分享，”他回忆说，“她处事小心谨慎。”
第一学期的寒假，伊丽莎白回到了休斯敦，与父母以及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飞来的迪亚茨一家欢度假期。大学才上了几个月，她就已经萌生了辍学的念头。在圣诞节的晚宴上，她的父亲将一架纸折的飞机飞到她坐的餐桌那头，两边的机翼上写着字母“P.H.D”。
据在场的一位家庭成员回忆说，伊丽莎白的反应相当直接：“不，爸爸，我不想拿博士学位。我想赚钱。”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她出现在巴特森的宿舍门口，告诉他，她不能再跟他约会了，因为她要创立一家公司，得将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它。从未被人甩过的巴特森目瞪口呆，但他始终记得，伊丽莎白给出的奇特理由多少缓解了被分手带来的痛苦。
直到那年秋天，伊丽莎白才真正从斯坦福辍学，那是在她从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暑期实习归来之后。2003年上半年，亚洲有一种此前未知的病毒肆虐，被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伊丽莎白整个夏天都在检测病患样本，那是通过老式落后的科技手段如注射器或鼻腔拭子获得的。这一经历令她相信必然有更好的方式。 [6]
回到休斯敦的家，她在自己的电脑前坐了5天，每晚只睡一两个小时，吃饭也是母亲把餐盘端到她手边。借鉴她在实习期间和罗伯逊的课堂上学到的新技术，她申请了一项专利：一种手臂贴片，它将在诊断疾病的同时进行治疗。
伊丽莎白的母亲开车带她从得克萨斯去加州，开始她的第二学年，而她在车上睡着了。一回到校园，她就向罗伯逊和肖纳克·罗伊——她在罗伯逊的实验室跟的那名博士生——展示了她提出的专利。
多年后在法庭上作证时，罗伯逊回忆起自己惊讶于她的创造力的那一刻：“她拥有某种能力，能把科学、工程学、技术的碎片以各种我从未想到过的方式综合在一起。”他也被伊丽莎白坚持自己想法的进取心和决心所打动。“在我教过的数千学生中，从未有人像她那样，”他说，“我鼓励她走出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7]
肖纳克更多持怀疑态度。成长于芝加哥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的他，与硅谷的光怪陆离相去甚远，他觉得自己非常务实，接地气。对他而言，伊丽莎白的概念似乎有点遥不可及。但他被罗伯逊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被创立一家企业的想法迷住了。
伊丽莎白起草开公司的书面材料时，肖纳克完成了获得学位所需的最后一个学期的工作。2004年5月，他加入这家初创公司，成为第一个雇员，并获得了一小部分股权。而罗伯逊则以顾问身份加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一开始，伊丽莎白和肖纳克在伯林格姆（Burlingame）的一个小办公室窝了几个月，直到他们找到更大的地方。新地方毫不起眼。尽管其地址从技术上讲属于门洛帕克（Menlo Park），但它实际上位于东帕洛阿尔托边缘的一个荒芜的工业区内，时不时还能听到枪声。一天早晨，伊丽莎白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头发上有玻璃渣。有人向她的车开枪，打碎了驾驶员一侧的窗户玻璃，子弹离她的头只差毫厘。
伊丽莎白给公司取名为Real-Time Cures（实时治疗），但在初期开给雇员的工资支票上被错印成了Real-Time Curses（实时诅咒）。后来，她将公司改名为希拉洛斯（Theranos），是由治疗（therapy）和诊断（diagnosis）两个词拼合而成。
为了筹集所需的资金，她动用了自己的家族关系。 [8] 她说服了少年时代的朋友、从前的邻居杰西·德雷珀的父亲蒂姆·德雷珀投资100万美元。德雷珀这个姓很有分量，让伊丽莎白有了一些可信度：蒂姆的祖父1950年代末建立了硅谷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蒂姆自己的公司DFJ以对多家公司的早期投资获利颇丰而闻名，例如投资基于互联网的电子邮件服务商Hotmail。 [9]
另一个使她获得大额投资的家族关系，是她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已经退休的公司重组专家维克多·帕尔米耶里。两人相识于1970年代后期，当时克里斯·霍姆斯在卡特政府的国务院任职，帕尔米耶里则担任国务院难民事务全权大使。
伊丽莎白打动德雷珀和帕尔米耶里之处，在于她生气勃勃的精力，以及将纳米技术和微技术原理应用于诊断领域的视野。在一份用来招募投资者的26页文件中，她描述了一种可以用微针从皮下无痛取血的贴片。
文件中称其为TheraPatch，它包含一个微型芯片感应系统，会分析血液并对要输送多少药物进行“过程控制决策”。贴片还会以无线方式将其读数传送给病人的医生。这份文件包括该贴片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彩色图表。
这种说辞并不是每个人都买账。2004年7月的一个早晨，伊丽莎白去见了一家专注于医疗技术投资的风险资本公司MedVenture Associates。 [10] 会议桌对面坐着该公司的5位合伙人，她语速很快，以宏大的术语谈及她的技术将给人类带来的变化。但是，MedVenture Associates的合伙人要求了解她的微型芯片系统的更多细节，以及它与一家名为爱贝斯（Abaxis）的公司已经开发并商业化的产品有何区别。伊丽莎白明显慌张失措起来，会议气氛变得尴尬。她未能回答合伙人探询的技术问题，大约一小时后站起身，气冲冲地离去。
MedVenture Associates并不是唯一一家拒绝这位19岁大学辍学生的风险资本公司。
但这并没有阻止伊丽莎白的脚步，到2004年底，她从一堆投资者那里总共筹集了600万美元。除了德雷珀和帕尔米耶里，她还从上了年纪的风险投资人约翰·布莱恩、房地产和私人股本投资者斯蒂芬·L.芬贝格那里获得了投资，后者也是休斯敦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她还说服了斯坦福一个叫迈克尔·张的同学投资，此人的家族控制着台湾高科技设备经销的数十亿美元生意。霍姆斯家族的多位远亲，包括诺尔·霍姆斯的妹妹伊丽莎白·迪亚茨，也凑了钱。
随着钱源源不断地流入，肖纳克越来越觉得，一个小贴片就能做伊丽莎白想让它做的所有事，几近于科幻小说。理论上也许是可能的，就像载人火星飞行理论上存在可能一样。但细节决定成败。为了让贴片的想法更具可行性，他们削减了其功能，只留下诊断部分，但即使这样难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最终，他们都放弃了贴片的想法，转向了某种类似于糖尿病患者用来监控血糖水平的便携设备的东西。伊丽莎白想要让希拉洛斯的设备跟那些血糖监测仪一样轻便，但她想让设备不仅能测量血液中的糖分，还要测量其他许多物质，这会让它复杂得多，因而也笨重得多。
妥协的结果是一种“检测盒-阅读器”系统，它是微流体和生物化学两大领域的融合。病人要刺破手指取血，得到一个小的血液样本，然后放入看上去像一个加厚信用卡的检测盒中。检测盒将被放入一个更大的称为阅读器的机器中。阅读器内的泵将把血液推过检测盒中的微小通道，进入一个个涂有称为抗体的蛋白质的小孔。在到达小槽的过程中，一个过滤器将把血液中的固体成分——红血球和白血球——从血浆中分离出来，只让血浆通过。当血浆进入并与抗体接触时，化学反应将会产生信号，信号会被阅读器“读取”并转化成测试结果。
伊丽莎白设想将检测盒与阅读器放在病人的家中，这样他们可以定期检测自己的血液。阅读器上的蜂窝天线会把测试结果通过一台中央服务器发送到病人的医生的计算机上。这会使得医生迅速调整病人的用药，而不必等到病人去验血中心或是下次看医生时才进行血液检测。
加入公司18个月后，到2005年下半年，肖纳克才开始觉得他们有所进展。公司造出了一个原型机，取名为希拉洛斯1.0，员工也增加到20多人。它还有了一个有望迅速获得收入的商业模式：计划将其血液检测技术授权给制药公司使用，以帮助它们在临床测试中发现不良药物反应。
他们的小公司甚至开始获得一些关注。
[11]
圣诞节那天，伊丽莎白给员工们发了一封题为“快快乐乐过节”的电子邮件。邮件向他们问好，并且提到她接受了科技杂志《红鲱鱼》（
Red Herring
）的一次访谈。邮件的最后写道：“敬‘硅谷最热门的创业公司’！！！”
[1] Ken Auletta，“Blood，Simpler”， New Yorker ，December 15，2014.
[2] P. Christiaan Klieger， The Fleischmann Yeast Family （Charleston: Arcadia Publishing，2004），9.
[3] Sally Smith Hughes为口述史“ Early Bay Area Venture Capitalists: Shaping the Economic and Business Landscape ”对唐纳德·L.卢卡斯（Donald L. Lucas）所做的采访，班克罗夫特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10年。
[4] Obituary of George Arlington Daoust Jr.，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2004.
[5] Roger Parloff，“This CEO Is Out for Blood，” Fortune ，June 12，2014.
[6] Roger Parloff，“This CEO Is Out for Blood，” Fortune ，June 12，2014.
[7] Theranosm，Inc. and Elizabeth Holmes v. Fuisz Pharma LLC，Richard C. Fuisz and Joseph M. Fuisz ，No.5:11-cv-05236-PSG，U.S. District Court in San Jose，trial transcript，March 13，2014，122-23.
[8] Sheelah Kolhatkar and Caroline Chen，“Can Elizabeth Holmes Save Her Unicorn?” Bloomberg Businessweek ，December 10，2015.
[9] Danielle Sacks，“Can VCs Be Bred? Meet the New Generation in Silicon Valley's Draper Dynasty，” Fast Company ，June 14，2012.
[10] John Carreyrou，“Theranos，Many Strategies and Snag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7，2015.
[11] “Stopping Bad Reactions，” Red Herring ，December 26，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