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好的自传往往讲述小故事，但少有人物能在生活与文学之间找到平衡。阿瑟·米勒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自传》可圈可点地记录了这一生中的前七十年。我很幸运，能够在随后的十九年与他相知相交。

阿瑟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并且持续写到他去世。他在八十九岁时，还有新剧在芝加哥首演，还在为《纽约客》写短篇小说。他最后的剧本是诙谐呈现了《不合时宜的人》制作过程的讽刺剧，该剧被命名为《完成那部电影》，堪称完美的讽刺。阿瑟·米勒去世后，哈罗德·品特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直到去世那天还在写作。他生而握着笔。”米勒为他的戏剧赋予了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内核，这些戏剧在百老汇剧院获得了成功，其中至少两部剧是无可争辩的经典，并且，在它们问世五十年之后还在世界各地的剧院不断上演，赢得喝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推销员之死》刚刚在西区开演，好评如潮。我亲耳听一位女孩在看完纽约重排版后对她父亲说：“简直像面对科罗拉多大峡谷。”

米勒在《阿瑟·米勒戏剧选集》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剧本，应该让普通人也觉得有意义，唯一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挑战，是最广泛的和最崇高的，即民众本身。”米勒和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一起，为美国戏剧带去了激情、严肃与诗意。

他的写作为他赢得了接连不断的荣誉：一次普利策奖，多次托尼奖和剧评人协会奖，一次奥比奖、奥利弗奖、肯尼迪终身成就奖和国家图书奖，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数个荣誉博士头衔和学位。晚年的他，马不停蹄地在不同城市间穿梭领奖——可能是去东京，也可能是去巴黎或牛津。让人惊讶的是，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他因为捍卫言论自由享有盛誉，也因为写作屡受表彰，他却被诺贝尔奖忽视。

他可能是自萧伯纳以来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剧作家，并且和萧伯纳一样，兼具高尚情操与过人才华。但米勒的勇敢与自由天性所经历的考验，是萧伯纳从未有过的。他从不畏惧表达政治立场以及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比如，1954年美国国务院拒绝发护照给他去比利时出席《萨勒姆的女巫》的演出，1956年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指控藐视国会罪，他说是因为他拒绝“说出1947年一场左翼作家会议的参与者名单”。

他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次婚姻美满地持续了四十年，妻子是来自玛格南图片社的杰出摄影师英格·莫拉斯——如果你有幸和他俩共处，你会被这对伴侣的热情、机智与人道主义深深打动。2002年，当我在百老汇剧院执导《萨勒姆的女巫》（五十周年纪念版）时，英格是我们的彩排摄影师。她在去世前两周还在和我们一起工作，她机敏，满怀同情，低调，手里总是拿着小徕卡相机，偶尔举起拍照。“我学摄影的时候，我们的胶片很少，我得谨慎地拍。”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当被问起病情，她耸耸肩，避而不答，但显然，她痛得挺厉害；她最后的照片拍的是约翰·普洛克托和他妻子伊丽莎白的最后一幕，照片构图精致，但已经失焦，仿佛被泪水模糊了。那一定是我们的眼泪，因为她才不会把时间花在自怜上。正如嫁给米勒终身好友、制片人罗伯特·怀特黑德的演员佐伊·考德威尔所说：“米勒足够幸运，他一生都有非凡的女性相伴。”

当然，他最特别的，或者至少说是最引人瞩目的婚姻，是与第二任妻子玛丽莲·梦露。米勒去世时，梦露正占据着英国报纸的头条。他们发问：“阿瑟·米勒会以娶了玛丽莲·梦露的男人而被记住吗？”他们忽略了那个事实，1956年俩人结婚时，梦露作为明星固然已经在银幕上光芒四射，但在全世界的戏剧演出领域，阿瑟·米勒当时也是明亮的星，他是北极星和南十字星：他已经完成了二十世纪最棒的四部剧本。以及别忘了，和所有破碎的婚姻一样，他们的婚姻的开端，是两个将对方理想化的恋人的结合。对米勒的恶意嘲讽背后是这个问题——它始终潜伏在小报记者脑海里——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为什么要和一个剧作家约会？

正是相同的感受——混杂着色情与嫉妒——驱使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传讯米勒。几年前我曾经问过他这事儿。“我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传讯我，”他说，

因为我和玛丽莲·梦露订婚了。不然他们才不会想到我。他们在很久之前就开始调查作家了，但从未接触过我。一旦我作为梦露可能嫁的人出名，这就成了宣传的好机会。当我前往华盛顿，准备出现在委员会面前时，我的律师收到了委员会主席的消息，他说，如果他能拥有一张和梦露的合影，就可以安排取消听证会。我觉得这事儿真是彻头彻尾地讽刺，让人窒息。

我第一次见阿瑟是在国家剧院，我做导演时执导了他的四部戏剧，但我直到排演《萨勒姆的女巫》那会儿才开始了解他。他喜欢我们的制作，也密切参与。我很享受那份喜悦与自豪，坐在他旁边，和他一起看他完成那么棒的作品，听他高兴地念叨：“这可真是好得要命。”

那会儿这剧格外出挑，因为它引起了两方面的共鸣：一方面，人们会想到塔利班，与其类似，萨勒姆的清教徒也生活在神权治理之下，有着严苛的性道德与残酷的惩罚；另一方面，一个将所有持不同意见者视为反对意见的社会，对“9·11”之后一年的美国而言并不陌生。这部剧是受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作所为的启发，却令人不适地呼应着当代社会。最近出台的《爱国者法》，放宽了很多规则以保护嫌疑人免遭不公正调查和起诉，司法部部长说，质疑或者反对该立法的民权运动人士是在为恐怖分子提供方便。“一个人要么是这个法庭的朋友，要么是这个法庭的敌人，没有中间路线，”副州长，相当于司法部部长的丹福斯在剧中这么说。

还有其他让人不安的共鸣。布什提出“邪恶轴心”，“正义”之师与撒旦军团相向而立，星条旗出现在橱窗、操场、汽车引擎盖和夹克衫的领子上，每条街道上的人都要求上帝保佑美国，其坚定程度一如清真寺里的毛拉。你会觉得，和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浓郁气息一样，真正的信仰是美国本身。“这是关键的时刻，珍贵的时刻，”丹福斯说，“我们不再生活在迷蒙的下午，邪恶与善良混为一谈，世人不辨是非。现在，靠着上帝的恩典，灿烂的太阳升起，不惧阳光的人必定会赞美它。”所有看了这部剧的人都说它“恰逢其时”。他们的意思是这部剧打败了时间。

米勒在他的剧本里，总是把过去作为理解未来的方法，他反复书写的主题是大屠杀和大萧条，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背叛，愧疚和纯真的失去：该隐在灵魂的旷野中徘徊。大萧条给了他情感教育：家族生意被毁，家庭陷入贫困。有一次，我和他散步时聊到这个，当时我们走在布鲁克林大桥桥柱的阴影下，俯瞰东河。他说：“美国，意味着一个又一个承诺，大萧条本质上是一个破碎的承诺。我觉得总体而言美国人都生活在悬崖边缘，等待另一只靴子掉下来。我不在乎他们是谁。或许这是这个国家活力的一部分。他们永远在对抗即将发生的灾难。”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望向大桥，“这些是我们的大教堂，”他说。

“我觉得那些才是，”我说，指向河对岸的商业区，以及世贸中心的双塔（当时还是1999年）。

“哦当然，‘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卡尔文·柯立芝说过。他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总统。”然后他盯着建筑。“我住这里的时候那里什么都没有。一个都没。在这些窗户后面总会有人在计算数字，点钱。”他苦涩地笑了笑，“以及吸可卡因，我猜。”

阿瑟是一个棒极了的朋友，了不起，处着愉快，会讲故事。我有一次问他《推销员之死》在费城首演之夜的情形。他肯定已经跟人讲过无数次这个故事了，但他还是重复了一遍，讲讲停停，好像在寻找遗忘的细节，如同第一次讲一般：

演出结束了，现场悄无声息，我记得我和卡赞一起在后面，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也没有起身。然后一两个人站起来，拿起大衣。有些人又坐下。很嘈杂。然后有人开始鼓掌，剧院沸反盈天，人们继续鼓掌，天知道鼓掌了多久……我记得有位老人被扶上过道，原来是伯纳德·金贝尔，他的公司是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之一，当时他是真挤不出去，别人帮了他才走到过道。结果他被这部剧打动了，第二天，他下令，在他的百货公司——我不确定他在全美有八家还是十家店——不许任何人因为超龄而被解雇！

讲着这个，米勒笑了，笑声沙哑低沉，他摇摇头，好像这事儿就发生在上周。

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男人：个儿高，威风，肩膀宽，下巴周正，还有一双最漂亮的手，大，有力，却也温柔的手——木匠的手。他坦坦荡荡，从没小家子气，尽管他在写作中热衷于揭露美国公司的恶行和政客的贪婪，但他是个兴兴头头的乐观主义者。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重要，但也越来越随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松弛。《推销员之死》首演结束的晚上，我们坐在后台的时候，他苦涩地叹道：“我八十六岁了，还在开新戏。”英格的离世给他带来很大打击，但当他出现在舞台上，观众给他和他的戏毫无保留的赞美，他仿佛又年轻了二十岁。他说：“至少这出戏还活着。”

当我发现我对阿瑟·米勒及其作品的赞誉，通常不会得到那些自认为是美国戏剧界灵魂人物的群体认同，这让我惊讶，简直堪称震惊。几年前，我在《纽约时报》读到过一组讨论，三位剧评人探讨英国剧院和美国戏剧的不同：

甲：阿瑟·米勒在那里很受欢迎。

乙：那是因为《推销员之死》，哎呀。他对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如此偏激。英国人喜欢这种。

甲：可《推销员之死》在伦敦首演时反响并不大。

丙：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诚意。

阿瑟·米勒在英国仍然受到推崇，那是因为我们有好习惯，我们把他的剧本看作是同时代的作品，并且懂得，它们能够和今天的我们对话，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严肃性”，而是因为它们是严肃的——它们有关紧要，它们有让戏剧变得重要的野心。

这种野心并非凭空出现：写《推销员之死》的时候，米勒看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不一样的门，这扇门并不是关于故事、人物或者走向，而是关于词语及其解放，关于写作者写作时的快乐，写作过程中释放的能量，这比剧本的感染力更打动我。它成为了一个桥梁……通往赤裸裸的文字游戏的欢愉……而我们早已背弃了这个传统”。

受威廉斯的启发，米勒在《推销员之死》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口头语，新的戏剧表达——即便观众更熟悉奥尼尔《送冰的人来了》中希基那样的推销员，这个角色更有典型性。米勒为威利·洛曼提供了一套词汇以及句法，混杂着日常生活中的陈词滥调与自欺欺人的鸡汤——“美国到处都是漂亮的城镇和挺拔的人”，移民寓言——“怎么这样，男孩们，我十七岁的时候走入丛林，在二十一岁走了出来”，带着“我”的成功口号，“被人喜欢，你就永远不会匮乏”。这些是被威利一再重复的成功学，它们和米勒的生动想象——“男孩们，森林在着火呢”——与丰沛修辞融为一体。

他带着毫不掩饰的热情，使用这些饱满又富有激情的语言，这对莎士比亚熏陶过的英国演员和观众来说可谓充满吸引力。1950年，那段时间英国戏剧界多是做作的诗性戏剧——T. S.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弗·弗莱的剧作——但在米勒的戏里有真正的诗意，准确地说，是现实的诗意：关于生活在布鲁克林街头或者马萨诸塞农场的劳动阶级生活的戏剧，他们在体面的边缘挣扎，与美国梦和美国梦魇共鸣，既充满激情又充满绝望。

在英国，阿瑟·米勒的作品就像远方一场让人无法忽视的森林大火——那火焰，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阿诺德·韦斯克这些英国作家；以及之后的爱德华·邦德，大卫·斯托里，以及特雷弗·格里菲斯；再往后还有大卫·埃德加，迈克·李，大卫·黑尔。米勒和田纳西·威廉斯一起点燃了英国戏剧，并且证明了，这是值得为之付出的艺术形式，值得敞开怀抱认真对待。这些作家在米勒身上找到了本能的力量，即那些超越理性与不够理性的感知，以及直面大主题的野心。

阿瑟独具特色地用“问题”（issues）这个词来形容他的主题——倾向坚持捍卫道德感——而他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对自身的历史缺乏认知，以及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连接的脆弱。他说：“在美国，不管是谁写美国，都喜欢挖苦美国梦。其他地方的人们对美国梦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生活的真相与人们的自命不凡往往相左。”尽管他知道如何在作品中表达主题，但他是一个剧作家，他也知道通往糟糕剧本的捷径是写带有过多大主题的东西。

他的剧本展示了人——通常是男人——掌控自己生活的艰难和可能，“那种时刻，在我看来，是一个男人不再和其他男人一样，那种在漫天繁星中，他找了属于自己的星星的瞬间”。他的英雄——推销员、码头工人、警察、农民——在维护他们的独特性、他们的自我、他们的“名字”的时刻，这些人都在寻找某种程度的救赎。他们挽回了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自杀。威利·洛曼大声喊道：“我不是廉价货，我是威利·洛曼……！”埃迪·卡蓬在《桥头眺望》中，被性的负罪感和公开的耻辱击垮，怒吼道：“我想要我的名字！”约翰·普洛克托在《萨勒姆的女巫》中，拒绝诬陷同胞，宣称：“没有名字我要怎么活？我已经交出了我的灵魂，把名字给我留下！”米勒最能体现他的美国性的，莫过于对个体掌握自己生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主张——除此之外，还有如何调和个体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简而言之，你如何过好你的一生。

但他既不是一位政治作家，也不是一位道德家；他仅仅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关心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各种现实，而不是现实肤浅的表象。他在剧本中诘问我们是否该为彼此负责：我们是社会动物吗？米勒在谈到《都是我的儿子》中的主人公时说：“乔·凯勒的麻烦，不在于他无法分辨是非，而在于他的思维模式无法体认他作为个体与他的世界、他的宇宙或者他的社会有真切的联系。他与社会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写作中有布道者的影子，那么他想传递的信息就是：如果存在社会这个东西，那么艺术应该被用来改变社会。虽然很难说艺术能拯救生命、为饥饿的人填饱肚子或者改变选票方向，但《推销员之死》比任何作品都接近作为社会疗愈物的艺术。

“他也有夸张的时候，但总体而言他讲真话，”哈克贝里·芬这么评价他的创作者马克·吐温。这话也可以用在阿瑟·米勒身上，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巧合，我对阿瑟写作的热情几乎和我感受到马克·吐温的天才同步。因此也不奇怪阿瑟·米勒对马克·吐温的评价完全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

尽管他有着极少作家才拥有的严肃品质，他最终成功避免了自视甚高的自恋，在他的头脑中，在他的写作中，他首先是个普通人。

阿瑟去世前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纽约我和他共同朋友的电子邮件，那位朋友刚去医院探望他回来。阿瑟才接受完治疗，还不能说话。邮件里写道：“我周日见到阿瑟时告诉他，我上周在伦敦和你一起吃饭，阿瑟回复了一个有爱的笑容。”我在邮件里回复朋友，我准备在周末给阿瑟打电话，等他在康涅狄格安顿好。我在那个周五下午听到了他的死讯。回家后我在桌上看到一张写给自己的便签条：“给阿瑟打电话。”

理查德·艾尔
2005年5月
（苏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