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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倾举国之力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另类的。以往在与主要敌人的战争中，我们从来没必要考虑对手的行动和思维习惯。日本人的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的迥然不同，我们必须考虑。因为，正如在一九〇五年沙皇俄国曾经遇到过的情况一样，我们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并且全民武装和训练有素的民族。西方国家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眼里显然是不存在的。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克服登岛作战必须克服的一系列困难，不是解决难以解决的后勤供给和保障问题，而是了解日本人的脾性，以便对付他们。
了解日本人的脾性，困难不小。自从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
，七十五年来，对日本人的论述往往存在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而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论述，不存在这样的句型。一个严肃的观察者在描述其他民族时，说他们彬彬有礼，不会又补充“但是，他们很傲慢无礼，盛气凌人”。当指出他们非常顽固时，不会又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适应极大的变革”。当说他们习惯于服从时，不会进一步说明他们不轻易接受来自上级的控制。当说他们忠诚、宽厚时，不会又申明“但是，他们背信弃义，居心不良”。当说他们真的很勇敢时，不会又详细叙述他们的胆怯。当说他们在行动时他人的评价时，不会又进一步指出，他们具有惊人的内省和自觉。当说该民族的军人如机器人般服从纪律时，不会又说日本军人如何不听指挥，甚至公然违抗上司命令。在论述一个民族热衷于西方学问时，不会又详细论述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论述这个民族如何普遍推崇唯美主义，如何赋予演员和艺术家崇高的荣誉，如何醉心于研究菊花栽培艺术时，不会再写一本书进行补充，说该民族如何崇尚刀剑，认为武士拥有至高的声望。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却是关于日本的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真实存在的。刀与菊是同一幅绘画的两个方面。日本人既极其好斗又非常憨厚；既尚武又爱美；既狂妄又谦恭；既固执又灵活；既循规蹈矩又桀骜不驯；既竭诚效忠又易于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传统保守又开放求新。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没有注意他们的过错时，他们又会为内心的愧疚所折磨。他们的士兵具有高度纪律性，但也会反抗。
既然了解日本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那么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显著的矛盾，我们就不能视若无睹，置之不理。我们面临的危机接踵而至。接下来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美国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使日本投降？是否应该对日本皇居进行轰炸？我们能够从日军俘虏那里获取什么？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削弱日本那种抵抗到最后一人的顽强意志，我们应该如何展开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最了解日本的那些人，对此展开过激烈争论。战争结束以后，为了维持秩序，是否需要对日本实施永久性军事管制？美军是否要准备和藏匿在日本深山要塞中进行殊死抵抗的日本人展开搏杀？在世界和平或将来临时，日本会不会发生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又或者，日本整个民族会灭亡吗？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必然产生迥然相异的结果。
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奉命研究日本。我必须以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所能运用的一切研究技能，解析日本的民族特性。那年初夏，美国对日本展开了大规模攻势。在美国，许多人依然在议论，与日本的这场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者还将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日本，有的人则认为这场战争将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官方公报并未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六月以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最高司令部在以往两年半奉行“欧洲优先”原则，但现在不必给欧洲战场这一优先权了，因为对德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映现。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经实施了塞班岛登陆作战，那是一场宣告日军陷入穷途末路的伟大战役。之后，美军和日军士兵不断展开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搏杀。在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阿图岛、塔拉瓦、比亚克岛，与日军的交战使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面对的是多么可怕的敌人。
因此，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获得答案。这些疑问不管是有关军事的还是外交的，无论是出于制定重要政策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小册子，都需要得到深入洞察。对于日本发动的总体战，我们必须知晓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的统计资料。我们还必须努力弄清楚，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民众有何期待。我们必须尽量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汇聚而成的文化模式。我们还必须弄清那些行动和想法背后的强大约束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暂且放在一边，切不可妄断，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日本人也会怎么做。
我承担的这项任务有相当大的难度。美国与日本正在交战，在战时一味谴责敌人是容易的，但要用敌人的眼睛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困难多了。可是这项任务必须完成。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采取行动，而不是如果处在相同的境遇，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我应当努力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视为可资利用的素材，而非妨碍工作的不利条件。我必须观察他们的战争行为，并且暂不将其视为军事问题，而将其视为文化问题。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和平时一样，具有日本人的特色。那么，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究竟体现了哪些日本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发军队士气、缓解民众惶恐、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显示出的他们自以为可以倚仗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为了认清日本人在战争中是如何一步步显露自己的，我必须对战争中的各种细节进行详尽观察。
但是，日美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对我的研究造成了极大不便。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赴当地进行实地调查的计划，而实地调查乃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负担和压力，从而分辨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我无法了解他们在做出一项决定时的整个复杂过程，无法观察他们如何培育下一代。约翰·恩布里
的《须惠村》是他作为人类学家经实地调查后写出的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这本书很有价值。但一九四四年我们遇到的许多有关日本的问题，在约翰·恩布里撰写那本书的时候均没有发生。
尽管面临很大的困难，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相信有些研究方法和假设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仍然可以与我所要研究的民众面对面交流，这是文化人类学者最倚重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移居美国，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具体情况，了解他们对此如何评价，通过他们的叙述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而这些知识对于人类学家了解任何文化都至关重要。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科学家利用图书馆里的文献资料，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数据，通过日方书面和口头宣传，发现日本社会的演进和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希求的答案，很多都隐藏在日本文化规则和日本人的价值观中。通过直接接触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更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阅读相关文献资料，没有获得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的帮助。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者，为我了解日本提供了很多便利。这种便利，去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家则无法享有。那些原始部落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上的自我记述，西方人对他们的记述也不仅稀少，而且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往的历史。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必须在没有先驱学者的引领下，探寻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社会阶层划分，知晓他们宗教生活的至尊崇拜。而我研究日本却有许多先学的遗产可以继承，在他们留下的文献资料里有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前往日本的欧洲和美国的男男女女，也栩栩如生地记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日本人自己的记述更是坦诚得令人惊讶。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书写自己的冲动。他们既记述生活琐事，也记述全球扩张计划，其自我坦诚的程度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呈现的并不是事情的全貌。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做。日本人在记述日本时，往往会略去很多至关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如同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寻常，因此被忽略不计。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一样。可以认为，日本人在喜欢自我表现方面和美国人颇为相似。
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读书方法一样，我阅读那些文献也特别关注匪夷所思的内容。为了理解他们帝国议会演说中的那些说辞，我需要了解些什么？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行为，他们为什么猛烈抨击，而对简直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却不置一词？在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发问：“这是什么情况？”我必须具备什么知识才能看懂这种情况？
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不管是宣传片、历史片，还是讲述当代东京和农村生活的影片，我都看。然后，我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他们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或反面角色的眼光与我不同。当我感到难以理解时，他们明显觉得没什么不可理解。影片中的情节和人物思想行为动机并非我所理解的那样，但它们放到影片的结构中去看又能说得通。在阅读小说时，我的理解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的理解更是大相径庭。那些日本人，有的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解，也有的则对日本的一切表示厌恶。很难说我从哪一种人那里能了解到更多关于日本的信息。但他们对自己熟悉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描述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竭力排斥。
文化人类学者如果只是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的民众那里获取资料、获取认知，那么他所能做的工作，和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优秀观察者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这是文化人类学者所能提供的一切，那么他将无法为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外国人已经进行的研究，增添新的更有价值的内容。但是，文化人类学者接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掌握一些特殊的技能。运用这种技能，可以在这一人才济济的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只有这样，他的研究才有价值。
文化人类学者对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文化并不陌生。日本人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那些太平洋岛屿上原始部落居民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颇为相似。有的和马来西亚部落居民相似，有的和新几内亚的部落居民相似，也有的和波利尼西亚的部落居民相似。当然，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据此推测，这些是否显示在远古时代，他们彼此之间存在迁徙或接触？但是，今天我认为这种文化的相似性有价值，并不是因为这些文化可能存在历史关联，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较为简单的文化中的风俗制度，从而为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提供启示。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泰国）、缅甸和中国，也多少有些了解。因此，我还可以将日本和其他亚洲民族进行比较。那些民族也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原始部落居民时已反复证明，进行文化比较非常有价值。一个部落与相邻的部落的习俗也许有百分之九十的相似之处，但这个部落也许还有和周边部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因此习俗也随之有所改变。在改变习俗以适应自身价值观的这一过程中，部落会扬弃某些共通的基本习俗，尽管被扬弃的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却使该部落的发展愈来愈具有独特性。对于文化人类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研究他发现的总体上有许多共同特征的人之间的反差更有帮助。
文化人类学者必须使自己适应自文化和他文化之间的极大差异。为了解决这个特殊问题，他们必须磨练自己的技能。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们所面对的各种情况存在诸多差异。不同部落和民族会赋予那些情况不同的意义。在北极地带的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看到的部落居民的亲属责任和财产交换的约定，即便他们的想象力再怎么驰骋，也不可能想象得到。文化人类学者必须对这种习俗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间的具体关系和财产交换的各种细节，以及这种安排对部落居民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要调查每一代部落居民如何自幼耳濡目染，像祖先一样行事，并代代传承下去。
文化人类学者对差异及其熏陶的关注，也有助于研究日本。所有文化人类学者都注意到，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异。在美国民间甚至流行着一种说法，即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所作所为总是背道而驰。但是，如果一个研究者仅满足于简单地表示那些差异如此匪夷所思，以致了解日本人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他对差异持这样一种信念，那将是危险的。文化人类学者从经验中已经获得了很好的证明，那就是即便最荒诞的行为也无法阻止一个人去理解它。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文化人类学者所具有的专业性，使他能更好地将“差异”视为理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一种制度习俗或一个民族，越是让人感到奇怪和陌生，他就愈发予以关注。他生活于一个部落中时，没有什么会被他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思维习惯使他不会仅仅关注少数特定的事物，而是会关注每事每物。在对西方民族的研究中，没有接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往往会忽略对象民族行为的各个领域。因为，很多东西他都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他不会去探寻部落细小的日常生活习惯。然而，所有这些家庭琐事中的行为规定投射在民族的屏幕上时，它们对该民族未来的影响胜过外交家签署的各种条约。
文化人类学者，必须在研究日常事务方面提高研究技能。因为那些日常事务，在他所研究的部落里司空见惯，但与他本国的类似情况南辕北辙。当他试图理解为什么有的行为在某一部落被视为穷凶极恶，或者理解为什么有的行为在另一个部落被视为胆小懦弱时，当他试图了解面对某种情况，部落居民会采取什么行动或产生何种感受时，他必须懂得，只有花费时间和精力认真观察并关注细节，才能有所收获，而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那些细节往往被忽略。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关注细节至为关键。他熟悉那种发掘细节的研究。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也值得运用。因为，只有注意到任何民族的日常琐事很大程度上是与人有关的，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前提的重要意义。不管是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文明社会，人们的行为方式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习得的。一个人的感知和思考总是与他的经历有关，无论他的行为或意见多么古怪。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困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一定存在形成那种奇特行为的寻常条件。如果这种探寻能使我深入他们日常交往的细节，那就更好了。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么习得的。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者，我研究的出发点还基于一个前提，即最孤立和不起眼的行为，彼此之间也必定存在系统的关联。我确信数以百计的局部会构成总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然会为他们自己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它认可在面对一些情况时采取的一定的处理方式，一定的评估方式。这个社会的公众将那些处理方式视为普遍基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接纳。人们一旦接受了某种价值体系，并按照这种价值体系去生活，不可能长期给自己的一部分生活围起隔离栏，在思想和行为上遵循一套自相矛盾的价值体系且不引起低效和混乱。他们会力求保持统一。他们会为自己提供一些共同的理性和共有的行为动机。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一定程度的统一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整个社会将四分五裂。
任何社会的经济行为、家庭构成、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像齿轮一样都彼此啮合。某一领域或许会发生较其他领域更迅速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源于和谐统一的需求。在追求以权力凌驾于他人的无文字社会，权力意志不仅表现于经济交往、与其他部落的关系，而且表现于宗教习俗。在有成文典籍的文明社会，教会必然会保留过去几个世纪的文字记录。没有文字的部落当然不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在妨碍公众接受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那些领域，教会则放弃它的权威。因此，即便作为宗教教义的文字得到保留，其内涵也已被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政治治理，并不是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小水池，而是会溢出被想定的堤坝。溢出的部分会交汇在一起，浑然一体，难分彼此。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个研究者越显得将调查分散于经济、性、宗教以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能更好地追踪他所研究的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他能够提出假设，在他们生活的各领域获得他需要的各种有益的数据。他能够通过研究观察到任何一个民族的需求，不管这些需求是否以政治、经济、道德的语句表达。因为，习惯的表达和思维的方式，都是在他们的社会经历中学会的。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而是考察日本人行为方式背后的各种观念。本书描述他们自己已经显现的那些观念，无论他们现在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总之，这是一本探讨日本民族何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在认识各民族时，我们依然面临一种障碍，那就是对一些民族仍然存在模糊不清和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民族何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而且对美利坚民族何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以及为什么法兰西民族成为这样一个民族，俄罗斯何以成为这样一个民族，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缺乏清晰的认识，各民族之间难免产生误解。有时两个人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我们会担忧彼此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当一个民族基于其历史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形成一套与我们的构想迥然有异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侈谈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目标。我们没有想方设法去了解对方的习惯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潜心去了解，也许会发现，对方的行动方针未必是坏的。我们之所以认为那是坏的，仅仅因为我们对它并不真正了解。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自己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演说或记述。虽然每个民族的记述者都希望能尽量客观地描绘自己所属的这个民族，但事实上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任何民族观察生活都通过自己的眼睛，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以同样的眼睛观察事物。然而，人们很难意识到他观察事物是通过自己的眼睛。任何民族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民族生活给予他们观察事物的技能，似乎是上帝的恩赐。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去弄清自己的近视度数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能清晰准确地描绘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当我们想看清事物的时候，我们就培训一个验光师，让他写出我们带给他的任何镜片的度数。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为当代世界各民族去做这件事，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从事这项工作既需要宽厚包容，也需要坚持自我，需要一种怀有善意的人们有时会指责的坚持自我。那些“四海一家”的拥趸，坚信并向世人宣传一种理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黑人还是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的差异都仅仅是一种表象。只要是人，就有人性，他们的想法都是相似的。这种理念有时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认为日本人有自己观察和认识生活的方式，而美国人也有自己观察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有时候，空想者似乎只能对同一张底片印制出来的民族建立起善意的信条。但是，将同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如同要求一个人的妻子或儿子跟他有同一性一样，是神经质的。坚持自我的人认为差异应当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各种差异能安然共存的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民族而不威胁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也同样如此。企图通过外部干涉去阻止这类人生态度成熟结果的做法，对于自己都不相信民族差异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的研究者而言，是无理和荒谬的。他也不必担心采取这种立场会促使世界冻结于现状之中。鼓励民族差异绝不意味着世界将固定不变。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后，又经历了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始终没有失去独特的民族性。正因为英国人相当自我，所以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民族倾向使他们依然保持英国人的本色。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一定的宽厚包容，也需要一定的坚持自我。比较宗教研究所以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念被广泛包容，从而使他们享有足够的安全。他们也许是耶稣会士，是研究《古兰经》或《圣训》的阿拉伯学者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不会是狂热分子。比较文化研究也一样。如果人们极度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认为这世上唯此一条出路，比较文化研究将无法繁荣发展。这样的人绝不会知道，对其他生活方式有所认知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将会愈甚。他们自我割舍同愉快和丰富的生活体验的联系。他们保守自负，一味要求其他民族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认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作为美国人，我们就强求一切民族接受我们所信奉的生活信条。但是，事实上其他民族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如同我们无法学会用十二进位制代替十进位制进行计算，或者无法像东非某些部落居民那样，学会以单腿站立的方式进行休息。
因此，这是本阐述日本社会预期和已然接受的习惯的书。我将论述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希望得到恭维，什么情况下恭维反而令他难堪。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窘迫，他们对自己有些什么要求。判断这本书中任何一句表述是否正确的理想的权威，是街上的平头百姓，他们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任何人”本身都亲身经历过书中所涉及的情况，而是意味着任何人都会承认，处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此进行的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刻画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或许我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这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和理想。
在这项研究中，你很快就会发现，再如何增加研究资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例如，什么时候谁要对谁鞠躬，这不需要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调查统计；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能说出这一公认的习俗和行为准则，我只要再找几个人确证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获取同样的信息。
研究者若想揭示日本人据以建立生活方式的观念，面临比验证统计数据大得多的困难。对研究者提出的一大要求是，报告这些被日本人接受的实践和判断是怎样成为他们认识事物的镜片的。研究者必须阐述，日本人的观念如何影响他们看待事物的侧重点与视角。他必须努力阐明，使通过完全不同的镜片认识事物的美国人能够理解。在进行这项分析时，权威的判断者不需要是“田中君”，即任何日本人。因为，“田中君”并没有说清楚他的想法。为美国人写的说明对他来说无异于画蛇添足。
美国对各种社会的研究，很少会有计划地研究文明社会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大多数研究都设想那些前提是自明之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大都先定性地关注意见和行为的“分布”，常用的技术就是数据统计。他们用统计学分析大量的人口普查资料，大量的问卷调查、访谈问答、心理评估或诸如此类的调查，试图从中得出一定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赖性。在了解公众意见领域，采用科学选择人口样本的方式进行民意调查，在美国是卓有成效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了解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项政策有多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或反对者又可以按乡村或城市、低薪阶层或高薪阶层、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拥护者进行分类。在一个实行普选，并且由国民代表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里，这种调查所取得的结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人能够进行民意调查并理解调查的结果。他们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有一个明显到不需言明的前提：他们了解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美国人的行为方式。民意调查的结果能够告知更多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在试图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在民意调查能起到较好作用之前，对该国人民的行为和想法的系统的定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细致的样本调查，可以发现有多少人支持和反对政府。但是，除非我们知道他们关于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否则那样的调查结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只有了解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各党派在街头或在国会究竟在争论什么。一个民族有关政府的认知远比政党势力的数字具有更普遍和持久的意义。在美国，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认为政府几乎是个不得不接受的魔鬼，因为政府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在政府中任职也一样。或许除了战争时期，任职于政府并不使一个人享有在私有企业所享有的同等地位。政府在美国人眼中呈现出的形象，不仅和日本人的迥然有异，甚至与欧洲许多国家的也不相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他们对国家的认知。他们的看法体现在他们的民族习俗里，体现在他们对成功者的评价里，体现在他们民族历史的神话里，体现在他们民族庆典的言辞里。我们可以通过那些间接的显示，研究他们的国家观。但是，这需要系统研究。
任何民族对生活的基本观念以及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可以像在一次选举中，根据人口比例、有多少人投赞成票、有多少人投反对票那样进行研究，只要我们给予同样的关注，做到同等程度的细致入微。日本的基本观念值得探究。当然，我发现，一旦弄清自己作为西方人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他们的人生观，一旦了解到他们所采用的分类方式和象征符号的概念，一般西方人往往会在日本人的行为中看到的许多矛盾，于我也就不再是矛盾了。我开始明白，日本人有些行为的急剧转变，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是前后一致的行为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我能够尝试着说明其原委。当我和他们一起工作时，他们起初使用的奇怪的语句和概念，开始显现出丰富内涵，并且充满经年累月的情感。日本人的道德观、罪恶观，同西方人迥然有异。日本人有独特的价值体系。那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的力量和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