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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意大利相应地发生了认识论转变。鸟兽花草和宝石罕物的纹章世界并没有完全失去魅力。自然科学越来越趋近于量化和数理化；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说；新的哲学家着手开拓新的象征的森林。用波德莱尔的话说，那里有活的柱子，发出模糊但令人迷醉的语音。这些语音来自在希伯来神秘哲学和《赫耳墨斯文集》的影响下重新被审视的柏拉图主义。在这种新的哲学环境中，象征的概念经历了一次深远的变化。
为了构造一个不同的象征观念，把人带回神秘而又自我矛盾的现实，并且这一现实又不能被概念性地表达，就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还算不上强有力，因为它被一种强烈的神圣超验观阉割了——抑或是变得更男性化了。让我们把它的起源称为“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至少直到普罗克洛斯是如此——或是称之为诺斯替版本，在后者看来，人类大堕落之上存在着“元一”，他不仅是不可知的和模糊不明的，而且不依他者来决定，他把一切纳入其中，结果成为矛盾之地。
在强有力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构架里面，应该考虑三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不管它们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一、在世界的每一项元素和始源性的“元一”之间有着一种物质上的亲缘关系，也就是有一种发散的连续性；二、始源性的“元一”是自我矛盾的，在其中可以找到 对立统一 （实际上是一个神秘主义概念，但是在现代时期开始时为库萨的尼古拉和布鲁诺的哲学观进一步加强）；三、“元一”只能否定性和近似性地予以表述，所以对他的可能表述都必须而且只能借助于其他表述，同样地，这一表述也是模糊和矛盾的。
这样，我们满足了哲学和美学的发展要求，以及作为直觉性启示的、既不能用文字表达又不能予以概念化的神秘象征科学的发展要求。
从文艺复兴时期漫布开来、渗透到浪漫主义哲学和很多当代艺术诠释理论中的所谓的神秘主义传统，主要特点如下所述
：
一、拒绝使用公制计量；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对立；相信没有什么东西是稳定的，宇宙中的一切元素通过互动行为作用于他者。
二、拒绝因果律，这样宇宙中各元素的互动关系不依循由因到果的线性次序，而是依循相互感应的元素之间螺旋上升式的关系。如果宇宙是一个由相似性和无穷无尽的感应织成的网络，那么就不会存在享有特权的因果链。这一神秘主义传统甚至把因果律延伸到了历史学和文献学，于是其逻辑理路似乎可以接受 果在因前 这一原则。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每一位神秘主义思想家都能够证明《赫耳墨斯文集》——像卡索邦证明的那样——不是古希腊文明的晚期产物，而是在柏拉图、毕达哥拉斯和埃及文明之前。其论据如下：“《赫耳墨斯文集》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明显在柏拉图时代就已流行开来，这就意味着它出现在柏拉图 之前 。”在接受过因果律认识论教育的西方人听来，这一论点有些刺耳——确实是在逻辑上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只要是阅读了这个传统的一些文本就足以让人意识到在适当的环境中，这个论点的得出是严谨的。
三、拒绝二元论，于是同一原理失效，同时排中律也失效，结果是 问途存焉 （即建立在该基本前提上的对立面偶合观念）。
四、拒绝不可知论。有人肯定会认为不可知论是非常现代的态度，从这个观点看，神秘主义传统跟经院传统并不对立。但是即使这些学究们会轻信别人，对两相对立的事物也有着明察秋毫的分辨能力。他们肯定不会用试验方法来确定事实是否如此，但他们对决定何为事实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个给定的观念要么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要么不反映，没有折中的观念，即使存在着可能的妥协，就像发生在阿奎那的典型论点上的那样，最终的妥协就是最终的真理。相反，作为非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思想是诺斯替主义；它尊重整个传统智慧，因为即使在前提假设之间有矛盾，每一个前提也会承担着部分真理。真理是对立观念域的全部。
五、神秘主义传统是建立在类似性原则之上的： 有多么高深，就有多么浅显 。只要有人决定寻找，这种相似性就到处都能找到：在某种描述下，每一种事物都能被看作类似于其他事物。
于是，这种新的象征主义在神秘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从米兰多拉和费奇诺到布鲁诺，从罗伊希林和弗卢德到法国象征主义、叶芝以及其他很多当代理论：只要是论及没有形状的东西，象征就不可能有确定的意义。
因此就出现了这种情形：就在阿奎那的神学破坏掉普泛象征主义和寓言主义的基础，以及新兴的科学开始用量化术语描述世界的时候，在诗人、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宗教思想家、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博士和犹太神秘哲学家中生出了新的感受。它对类比和普遍亲缘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接着又影响了新的诗歌和艺术理论及其实践，以及影响了新的神话理论，当然也为很多俗人提供了新的宗教。这些俗人在一个世俗世界里不再信仰神学的上帝，而是需要其他形式的信仰。或许我们应该重写传统的手册，讲述现代人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什么逃离蒙昧时期转而进入理性时期的。
有趣的是，现代象征主义与基督教象征主义迥异，但遵循的依然是相同的象征规律。在某一种情况下，有人会认为象征符有最终的意义，但是由于它是同样持久的信息，对于独一无二的所指有着不可穷尽的、多种多样的能指。在其他情况下，现实的内在矛盾性使得象征符有着任何可能的意义；但是既然每一个象征符都在诉说这种基本的矛盾性——不可计量的能指总是代表着它们独特的所指——亦即任何文本意义的不可穷尽性。在两种情形中都可以看到“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在前一种情形中，每一种文本都是涉及上帝的理性和单义的话语；而在后一种情形中，每一种文本所涉及的都是赫耳墨斯的非理性和歧义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