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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在向斯加拉大亲王介绍自己的诗歌时马上就说明它必作为 多义 的信息来阅读。在他就《旧约·诗篇》的第一百一十四篇中的部分诗节所作的分析中，但丁给出了解释他所谓多义含义最著名的例子之一：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
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
但丁依照中世纪的理论中肯地谈了他对前几句诗的看法：
如果我们从字面看这封信，它意味着在摩西时代以色列的子孙出走埃及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其中的寓言，那就意味着我们借助耶稣所获得的救赎；如果我们看教化意义，那就意味着灵魂从负罪的苦难转入蒙恩的状态；如果看神秘意义，那就意味着圣灵脱离腐朽的役使而臻至永恒荣耀的自由。
很显然，这则分析与《圣经》传统的主线并无矛盾之处。但是很多诠释者感觉其中不无不可思议之处。在这里但丁的用意是以解读《圣经》的例子来分析如何阅读他的世俗诗歌！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并且也为一些诠释者提出，是把这封信（《致斯加拉大亲王书》）当作一件伪作。这封信“理应”是赝品，因为但丁被认为是忠实的托马斯主义者，而这封信恰好和托马斯主义的立场，即世俗诗歌只有字面意义相抵触。但无论如何，即使这封信是赝品，它起初也是被当作真品对待的，这也就意味着在但丁的同代人听来它并不刺耳。况且，《飨宴》的确不是伪作，在这篇散文中但丁透露了寓言性地诠释自己诗歌的蛛丝马迹——尽管仍然坚持诗人的寓言和神学家的寓言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在信中并未提及。
在《飨宴》中，但丁解释了自己在创作诗歌时意欲表达的意思。在这层意义上讲，可以说他并没有违背托马斯主义的观点；他诗歌中的寓言意义仍然是寓言式的，因为它代表了但丁旨在表达的东西。相反的是，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他举的例子会使人把它们看成地道的 史实托寓 。在信中的其他段落里，正如其他人所讲，他认为他的《神曲》由 处理的方式 激发灵感，而这种 处理的方式 是 诗性的、虚构的、描写的、散论的、譬喻的 （这些都是诗歌话语的传统特征）；但是他又补充道， 也有定义、分析、证明、反驳和举列 ，这些则是神学和哲学话语的特征。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他经常阅读由神学和经典诗歌讲述的事实，把它们当作 史实托寓 。
但丁用这样的术语论说了《论俗语》中的诗人。在《神曲·炼狱篇》中斯塔提乌斯把维吉尔说成是“夜间行路的人，背后提着灯，对自己无用，却使身后的人看清道路”。这意味着——根据但丁的描述——维吉尔是一位先知：他的诗歌、他全部的异教徒诗歌表达了作者 并未意识到 的神旨意义。因此，就但丁来看，诗人延续着《圣经》的使命，而他自己的诗歌就是预言写作的新例子。他的诗歌同《圣经》一样被赋予神旨意义，诗人本身也受到神的启悟。如果诗人抒写的是爱的灵感激发起的东西，那么他的文本就跟《圣经》一样能够予以寓言性的解读，诗人也就可以正正当当地引领读者去猜测“在神秘诗歌的面纱之下”的东西。
于是，就在阿奎那贬低诗歌模式的时候，诗人们摆脱了他的观念影响，开拓出一条新的切入诗歌文本的神秘方式，开启了一条新的解读路径。这条路径将通过无数的代表人物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使得但丁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原因是他相信诗歌既没有无尽的意义也没有模糊不明的意义。但丁似乎坚持认为神旨意义分为四种，它们可以根据百科性的规约得到编码和解码。这也就意味着甚至连但丁自己也没有在象征与寓言之间划出一道分明的界限。
但是，如果《圣经》诠释者的悠久传统为正确诠释提供了标准，从而保证了他们能够“正确地”解读《圣经》，那么既然世俗世界失去了任何神秘意义，并且诗人是在谁（上帝、爱情，或者其他）的灵感激发下无意识言说的也不明确，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从某种程度上讲，由阿奎那完成的自然世界的神学世俗化把诗歌活动的神秘驱动力释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