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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脉络平行发展的是《圣经》诠释者的诠释传统。他们的兴趣在于《圣经》用来向我们诉说的象征语言。
阅读《圣经》时的衍义过程相当复杂：《旧约》寓言性地论及《新约》，而后者又通过借喻其他事物言说。不仅如此，在无限衍义的美妙情形中，在发出者（即神圣的逻各斯）、能指信息（即词汇）、内容（即神旨）和所指物（即基督）之间存在着令人迷惑的身份认定。它们织成了相似与差异组成的网络，而这种情形又被这一事实给复杂化了，即身为“逻各斯”的耶稣作为诸神原型的集大成者，从根本上讲就是多义的。
因此，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同时谈及各自的发出者、内容和所指物。它们所含的意义是所有可能原型的簇集。《圣经》意在说及一切事物，而一切事物在那些对真理感兴趣的诠释者看来却显得有些过剩（参见Compagnon，1972；Eco，1984）。于是，《圣经》恣肆的象征性必须被驯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不得不把象征模式等同于寓言模式。
这一点应谨慎对待，因为如果不是迫切需要一套符码的话，《圣经》诠释就会跟包含解构主义、推进式的诠释游移、误解、原欲阅读和自由 快感 的现代诠释理论别无二致了。
《圣经》潜在性地拥有每一种可能的意义。但是对它的阅读必须受制于一套符码。这就是先辈们提出意义层次理论的原因。起初，这些意义有三种（字面的、教化的、神秘或圣灵的）；后来变成了四种（字面的、寓言的、教化的以及神秘的）。
这个四层意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对《圣经》各部分的正确解码。教父学和经院思想永远摆脱不掉《圣经》给人的取之不竭、博大精深的感觉，时常把它比作 无边无际的意义森林、神秘的神的海洋、迷宫、广阔的森林 ，或者把它比成大海，当我们泛舟其上时会有恐惧感袭上心头，接着便被漩涡打沉。
至此，我们再次觉察到某种东西，它使人联想起现代人对开放式文本解读的迷恋，甚至联想起这样的诠释学观念，即在历史过程中一个文本在由其引发的所谓一切解读之上产生磁力场（Gadamer，1960）。但是教父学和中世纪思想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诠释的无限性和信息单义性之间的关系。主要问题在于怎样在阅读《圣经》过程中发现用新的措辞重新表述的永恒真理，而非新的东西： 不是新的而是新鲜的 。
《圣经》诠释学为现代感知提供了“开放式”阅读的模式，但是用它自己的话来讲，它拒绝这一诱惑。这就是当时象征和寓言彼此难以分辨的缘故。为了把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过程加以考虑，西方文明只好详细阐明一个不同的真理概念。
但是，有一点是基督教传统为现代象征主义提供诠释模式的地方。这就是确定何时在文本中识别出蕴涵象征模式的实例。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首先提出了一套规则以确认一个被《圣经》叙说的事实是否以及何时应以比喻义而不是字面义来看待。奥古斯丁知道话语辞格——如隐喻——很容易识别，因为如果以字面义对待的话，文本看起来似乎是在撒谎。但是对那些在产生字面义的同时又能够以象征义予以诠释的叙事又该如何处理呢？奥古斯丁认为一个人有权在《圣经》每次所说出字面可以理解，但与信仰和道德原则相抵触的东西时嗅到比喻义的存在。耶稣接受妓女的崇拜和涂膏，但是我们的救世主不可能鼓励这种奢靡的仪式。因此这则故事代表另外的意思。同样，当《圣经》玩弄语义含混的华丽辞藻或使用诸如专名或一系列数字的字面表达时，我们应该嗅到另外一层意思。这种在面对琐屑小事或百无一用的细节时急于猜度象征模式存在的心情只会使人联想起现代诗歌手法，如乔伊斯的顿悟和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我们寻找象征模式，不是在修辞辞格这一层面上，而是在更加宏观的文本策略这一层面上，这时文本表现出某种不可思议的慷慨，或在描述时不惜笔墨、暧昧不明。
奥古斯丁不是在修辞策略中而是在叙事中寻找象征，这一点很清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从一开始《圣经》就把 史实托寓 放在优先于 文字托寓 的位置。《旧约·诗篇》作者的语言当然可以被视作具有隐义的语言来加以阅读——因为《圣经》时常借助修辞手段；但是必须读出言外之义的是由《圣经》叙述的“历史”事件。上帝把神圣的历史预先认定为 他亲手写就的书 ，《旧约》中的人物被拉过来做其所做，目的是为《新约》中的人物和事件作铺垫。
根据斯多葛派的教义，符号首先并不是词汇，即onomata，而是semeia，也就是可以被当作其他事情征候的自然事件。奥古斯丁从古典传统那里吸收了修辞规则，从而能够对 文字托寓 进行解码，但没有精确的规则应对 史实托寓 ——另外，正如我早先所说，《圣经》讲述的重要事实并不是对任何诠释都开放的。
于是，为了理解《圣经》所叙说的事实的意义，奥古斯丁必须理解《圣经》所提及的事物的意义。鉴于这个原因，从古希腊的《博物学家》或普林尼的《自然史》延承下来的中世纪文明不厌其详地分析自己所拥有的包罗万象的百科书目、鸟兽花草、宝石罕物、 世间形象 ，借此赋予“真实”世界的家什物件以象征意义。在这些百科全书式的分析中，相同的东西或生物可以承担相互抵触的意义。于是，狮子既是对耶稣的拟形同时又是对恶魔的拟形。中世纪评论家的著作旨在为对文本进行正确的消除歧义提供规则。象征符号在纵聚合中才会有歧义，而在横组合中却永远没有歧义。一头大象、一只独角兽、一朵花能够承担很多意义，但是当它们出现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它们只能以唯一可能的正确方式得到解码。
因此，《圣经》诠释学的兴起促进了普世象征主义的发展，真实世界也像《圣经》一样“充斥着同样多的符号”。但在两种情形下，都应该更加严格地论及《圣经》寓言诠释和普世寓言诠释。中世纪是不可能理解（象征与寓言之间的）这一对立的。
尽管如此，普世寓言诠释实现了对世界的幻觉性体验。根据这一点，世俗生命和历史事实就不再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指的）“这些”生命和“这些”事实，而是代表着其他事物。这种观点不可能被十三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