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赫耳墨斯式漂移

我将把赫耳墨斯式漂移称为主导文艺复兴神秘主义的一种诠释习惯。它建立在普泛性的类比和交感基础之上。根据这一原则，世界上的每一件物什都借助相似性或类似性与月下尘世以及渺远宇宙的每一个（或很多）元素有着关联。就是通过类似性，事物之间的神秘血脉关系才得以彰显，同时每一个月下尘世中的物体才拥有作为 标记 烙刻其上的血脉痕迹。

基本的原则不仅仅是通过相似性了解相似性，还包括通过从相似性到相似性使得每一个事物都与任何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这样每一个事物反过来都可以成为任何其他事物的表达或内容。由于“任何两种事物彼此相像，其相似程度跟任何其他两种事物的相似程度一样强烈，前提是这种神秘深奥的相似性得到承认”（Peirce，1934），如果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术士想在世界的各种物什之间找到神秘的血脉关系，他就必须接受灵活变通的相似观念。

为了举例说明相似性的灵活标准，还是不要引用最为激进、深奥、并属于神秘主义的理论，而是引用关于非常合理的符号技巧的一些例子。这一技巧由 记忆术 的作者们推荐。这些作者既不是犹太教神秘主义信徒也不是呼神唤鬼的巫师。他们只是想通过一系列的名称、物体或物体意象来建构用于记忆另外一系列观念、物体或名称的体系。其他一些作者（Rossi，1960；Yates，1966）研究和描述了场景和空间的复杂结构。这些结构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构造，是那些理论家们为了提供在其中可以进行记忆、意指和回想内容的系统表达平面而建立的。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记忆的技巧性工具不仅仅是记忆观念的应用性工具；场景和空间系统频繁地以世界剧场的面目出现或模仿天体模型，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纯粹为了装饰。它们的目的是为了表征为一个有机的 世界意象 ，源自神圣文本策略的世界意象。于是，为了达到符号意义上的有效性，它们就生产出纠缠在一起的假定性标记，作为丰富意义整体的宇宙假身其上。正如拉莫斯（Ramus，1581）所言，记忆是结构的影子，结构则是宇宙的句法。

但是，尽管 记忆术 仅仅被当作应用工具，它无论如何都得在给定意象和由此兴发的事物之间找到可辨认的联系。为了建立这一关系，明智的做法是遵照与诠释宇宙类比相同的标准。从这层意义上讲，这些 技艺 就可以向我们揭示一些有关于在社会和文化中建立起来的符号规则的情况。

翻一翻记忆学论文作者中最具大胆创意的一位，德尔米尼奥（Camillo Delminio，1567）所写的《剧场的理念》（Idea del Theatro），看一看在相似性标题下各式各样的修辞用法是如何自由地集结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即使只是迅速地浏览其中几章就会发现以下所列：

形态特征的相似：用半人半马指代赛马，用球体指代占星术；

行动上的相似：用两条打架的蛇指代军事战术；

利用历史或神话的邻近性的转喻：用伏尔甘 转指淬火工艺；

喻体为原因的转喻：用桑蚕指代衣服；

喻体为结果的转喻：用被剥了皮的马尔西人 指代大屠杀场面；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转喻：用尼普顿指代航海术；

施动者与动作之间的转喻：用帕里斯 指代仲裁法庭；

施动者与目的之间的转喻：用拿着一瓶香水的少女指代调香师；

换称：用盗火者普罗米修斯指代工匠；

矢量符号：赫拉克勒斯画了一支三镞箭指向上天，用于指代关于上天的学问；

直接推断：用墨丘利与公鸡指代贸易。

这些著作中最为系统的大概是罗塞利的《记忆术词库》（Thesaurus Artificiosae Memoriae）。罗塞利列出了以下关联方式：

利用样品：用一定量的铁联想起铁；

利用相似性，这种情况又分为两种：质料的相似性（人作为宏观世界的微观意象）和数量的相似性（如用十根手指代表《十诫》）；

利用转喻和换称：用地图册指代天文学家或天文学，用熊指代发火的人，用狮子指代傲慢，用西塞罗指代讲演术；

利用同音异义：用作为动物的狗指代犬星 ；

利用反讽和反差：用傻瓜指代聪明人；

利用残痕：用狼迹指代狼，用提图斯照过的镜子指代提图斯本人；

利用多音词：用sanguine指代sane；

利用名称的相似性：用阿里斯塔指代亚里士多德；

利用种属关系：用豹子指代动物；

利用异教符号：用鹰指代朱庇特；

利用民族：用安息人指代箭，用腓尼基人指代字母表；

利用黄道十二宫：用十二宫符号指代星座；

利用器官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利用共同特征：用牛指代埃塞俄比亚；

利用象形文字：用蚂蚁指代节俭；

最后是一些诸如用任何一种怪物指代任何事物以便于记忆的完全个人化的关联。

赫耳墨斯式漂移的主要特征似乎是一种从意义到意义、从相似性到相似性和从关联到另一个关联的无法控制的势能。这使人想起不超过六步就可以从一个词语（比如，peg）变换到另一个词语（比如，Plato）的游戏。如果这个游戏允许任何可能的联系（不论是隐喻的、转喻的还是语音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联系），一个人总会玩得很顺手。让我们玩一下：Peg—pig—bristle—brush—Mannerism—Idea—Plato。

与当代漂移理论（参见2.5）相反的是，赫耳墨斯式的衍义并不断言任何单义和普遍性的超验意义的缺席。它设定每一个事物都能联想起任何其他事物——只要我们能够辨识出其中正确的修辞关联——因为存在着强大的超验主体，即新柏拉图主义的“元一”。他（或它）是宇宙矛盾关系的轴心，是发生 对立统一 的场所，独立于任何可能的确定性之外，同时集“一切”“虚无”和“万物不可说之源”于一身，允许借助迷宫式的互相指涉网络使所有事物同其他任何事物相关联。因此，在任何文本中，同样地也在“世界这个大文本”中，赫耳墨斯式的衍义都能指认出“饱满的意义”而不是缺席的意义。

但是，这个世界充斥着标记，而这些标记表面上看来是由普泛意义原则统辖。其结果是任何可能意义的恒久漂移和延迟。某一个给定的单词或事物的意义都会是其他单词或事物，所说的一切实际上不是别的东西，只不过是对其他事物的暗指。

在这层意义上，每个语词表达的虚幻内容都是一个秘密，或者是引发另一个谜的谜。每一个符号的意义都会是另外一个符号，比前面的那一个更加神秘莫测，这样产生的结果有两个：一、没有办法检验诠释的可靠性；二、每个表达的终极内容都是一个谜。

既然这种过程预示着由符号到符号的无限漂移，文本的意义就总是被延迟。一个文本的仅有的意义就是“我不断地生发意义”。但是“不断地生发”出的意义接着又被诠释为“我不断地生发意义”，那么文本的终极意义就成了一个空洞的谜。

这样一来，赫耳墨斯式的衍义就把整个世界转变成仅仅是一个语言现象，并且把交际功能从语言身上剥离了出去。 R6h8lyZ7DctKUUZptgYtaM5sqL8vjAaIxp/i8vA8BHacozgdrTEWufPts8UWD9Z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