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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城
。“贝加尔湖”号轮船。普隆戈岬和河口湾入海口。萨哈林
半岛。拉彼鲁兹、布劳顿、克鲁森施滕和涅维尔斯科伊。日本的考察者们。扎奥列岬。鞑靼海峡沿岸。德-卡斯特里。
1890年7月5日，我乘坐轮船抵达尼古拉耶夫斯克城，这是俄国最东极点之一。流经此处的阿穆尔河水面异常宽阔，距离入海口只有27俄里
；这里的景色壮观而瑰丽，然而，回想起这个偏僻之地的往昔历史，回想起旅途上同伴们对此地的严寒以及同样严酷的地方风俗的述说，再加上苦役之地的步步临近和眼前这座城市呈现出的荒凉与凋敝景象，如此种种，使人完全失去了欣赏自然风光的勃然兴致了。
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建城时间并不久远，是由那个大名鼎鼎的远征军军官格纳季·涅维尔斯科伊在1850年始建的，这可能是这个城市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了。在19世纪的50年代，牺牲了大量的士兵、移民和囚犯的生命，才在阿穆尔河沿岸种下了文化的种子，当时管理边疆区的官员就驻扎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各色俄罗斯人等和外国的冒险家们纷纷涌入此地，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因丰富异常的鱼类和狩猎的便利条件而留下定居，而且就当时看来，这座城市也不乏人世间的乐趣，因为甚至还有过这种事儿：一个学者曾经途经此地，认为在此地俱乐部举行一次公开的演讲是有必要，也是可能的。可是现在呢，几乎有一半的房屋已经被房主弃置，处于半倒塌的状态，窗户连框子也没剩下，只有黑幽幽的洞口一般，像是骷髅的眼窝，阴森森地看着我们。剩下来的居民都过着死气沉沉、麻木的生活，普遍是一副听天由命的、吃不饱也饿不死的状态。他们主要是靠往萨哈林岛上贩卖渔获、掠夺黄金、盘剥异族原住民和向中国人出售可提取兴奋制剂的鹿茸为生；从哈巴罗夫斯克
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途中，我就遇到了不少走私贩子；他们在这里从不避讳说到自己的职业。他们中还有一个走私贩子拿出自己的金沙和一对鹿茸，不无骄傲地对我说：“我父亲也是一个走私贩子！”他们盘剥异族人，除了总是用烈性酒将这些异族人灌醉、进行诈骗之外，有时候还采用其他不寻常的方式。比如，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已故商人伊万诺夫，每年夏天都会去萨哈林岛，向那里的基里亚克人收取贡赋，如若有人不能如数如期交付，就会遭到这帮人的严刑拷打甚至被绞死。
这座城市里根本没有旅馆。吃过午饭之后，我就被招呼到俱乐部大厅里去休息，据说，这个顶棚举架十分低矮的地方是以前冬天举行舞会的场所；我问，哪里可以过夜呢？对我的问题，听到的人只有耸一耸肩算是回答。无计可施的我，只好又回到轮船上住了两夜；之后轮船返航到哈巴罗夫斯克去了。我像被冲到浅滩上的虾一样，一筹莫展地陷入了无处可去的困境。我把行李放在码头上；人则在岸上踽踽独行，徘徊良久，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才好。幸好发现在城市对面，离河岸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停泊着一艘名为“贝加尔湖”号的轮船，我正好是搭乘这艘轮船去鞑靼海峡，尽管表示起航的船旗已经在桅杆上迎风招展，但据说，它至少要在四五天之后才会出海，绝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要不，我现在就上船，到“贝加尔湖”号上去？可是实在是不好意思呀：真怕船上的人以为时过早为理由把我回绝掉，不让我上船啊。这时，起风了，阿穆尔河就像大海一样，河上乌云密布，河里怒涛翻滚。弄得人的心绪也随之惆怅不已。我只好先到俱乐部去了，在那里一边磨磨蹭蹭地吃着午饭，一边听邻桌的食客喋喋不休地谈话，他们一直在说黄金、鹿茸，还有来到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的魔术师和那些日本人，讲日本人拔牙是不用钳子的，就是直接用手把牙薅下来。要是仔细听上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天呐，此地的生活距离俄罗斯何其遥远，天差地别！从这里食用的下酒菜熏咸鲸鱼肉，到各色人等的谈话，一切都令人感到一种独特的、非俄罗斯的风情。我在阿穆尔河上乘船航行时，就产生过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不是置身于俄国，而是在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或者是美国的得克萨斯的某个地方；更不要说自然景色的独特了，它完全是非俄罗斯情致的，我因此而随时觉得我们俄国人的生活方式与阿穆尔人格格不入，就是普希金和果戈理在这里也不会被理解的，也就因此没人需要他们。俄国的历史被看成是枯燥乏味的，我们这些来自俄国的人，被看成是外国人。我还发现，政治和宗教在这里是被漠视的，没人关心这些。我在阿穆尔城和航行时遇到的神父们都会在斋戒期间荤素不忌，大口吃肉。别人跟我讲，其中一个神父还常穿白绸缎做的袍子，他从事的是黄金掠夺生意，比起他的教民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阿穆尔人来说，你只要一跟他们谈起政治话题，聊到俄国政府，说说俄国艺术，那他们保准会感到无聊透顶，哈欠连天。道德嘛，这里也是另有其特色的那一套，不是我们俄国的。倒也崇拜对待妇女的骑士风度，然而同时嘛，为了钱财将自己的妻子典当出让给别人也不被认为是一桩不体面的丑事；还有更为出格的事：说是这里没有什么等级偏见，可以和流放的犯人平等地友好相处，但是呢，在森林里向一个流浪的中国人开枪，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使其一命呜呼，也是常见的。当然啦，一般的车匪路霸式的拦路抢劫就更不在话下了。
但是，我还是讲自己的事情吧。在没有找到住宿地的情况下，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决定动身去“贝加尔湖”号轮船。但是，倒霉的事一桩接一桩：河里巨浪翻滚，不管我出多少钱，基里亚克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用小船载我过去。我又开始在岸边上踯躅，不知如何是好。太阳即将落山，阿穆尔河的波浪也变得幽暗起来。沿河两岸，基里亚克人家的土狗对着暮色狂吠不已。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问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这次旅行太轻率了。我想，苦役地已经近在咫尺，几天之后，我就可以踏上萨哈林的土地了，但是这种想法又被另一种思虑代替：我没有随身携带任何的举荐文书，我可能被拒绝登岛并劝返，这一想法令我十分不安。幸好最终有两个基里亚克人同意以一卢布的价钱，用三块板子钉成的小船送我过去，我就是这样安全地抵达了“贝加尔湖”号轮船。
这是一艘中等吨位的海运商船，在乘坐过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航线上的内河轮船之后，我觉得它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交通工具了。这艘船一直航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城、符拉迪沃斯托克
和各个日本港口之间，运送邮件、士兵、犯人、旅客以及货物，主要是官衙的货物；依据与官衙签订的合同，船东会得到来自官衙的一大笔补贴，这就要求它每年夏天都要多次奔赴萨哈林岛：到亚历山大哨所和南科尔萨科夫哨所送补给。这种货运费用之高，恐怕是举世罕见的。殖民地开发所要求的，首先就是交通的通畅和便捷，但是如此高昂的运费确实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贝加尔湖”号轮船上的统舱和客舱虽然空间狭窄局促，但是收拾得非常干净，都是欧式的房间布置，还有一架钢琴。中国人在船上充任仆役，他们都留着长辫子，都被按英语称作“男侍”。厨师也是中国人，但是做的却是俄式料理，所有的菜肴都因为调料过多而味道发苦，散发出一种类似波斯菊的浓烈味道。
因为读了太多有关鞑靼海峡里风暴和浮冰的内容，我一直期待在“贝加尔湖”号轮船上能够遇到声音喑哑的捕鲸人，嘴里嚼着烟草，滔滔不绝地讲他们的海上奇遇，可是，实际上我遇到的都是一些相当有学识的人。船长勒先生
是出生于西部的人，在北方海域航行了三十多年，是一位四海为家、见多识广而且博学多才的人物，讲起故事来饶有风趣。他在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一带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可能他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更有资格说“荒凉的沙漠，恐怖的深渊，突兀的崖嶂”。我写这部随笔也是多亏了他提供大量的可用资料。他有三名助手：布先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老布的侄子，另外两位都是瑞典人，伊万·马尔登内齐和伊万·维尼阿米纳奇，他们都是为人和善、待人彬彬有礼的绅士。
7月8日，午饭前，“贝加尔湖”号轮船起航了。和我们同船的有三百多名士兵，一名带兵的军官，还有几个犯人。有一个犯人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说是他的女儿。在他登上舷梯的时候，那女孩一直用手紧拽着他的镣铐。囚犯当中还有名女犯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她的丈夫自愿跟着她一起来服苦役。
在头等舱的乘客当中，除了我和一位军官之外，还有另外的几名乘客，而且其中还有一位是男爵夫人。请读者不要为在这穷乡僻壤中出现这诸多的有见识之人而感到惊奇吧，因为在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边疆区，居民人数虽少，但是知识分子所占的份额还是不少的，这里的知识分子的比例倒比任何一个俄国省份都要高。阿穆尔河畔的一座城市里，光是有职位的文官武将就有十六名之多。现在可能更多了。
这一天海面上风平浪静，阳光普照。甲板上热浪袭人，船舱里闷热无比。水温已经升至18℃。这温度要是在黑海还说得过去。右岸上的森林着火了；绿色的莽莽森林喷吐着火红色的烈焰；浓烟不断汇聚在一起，形成一条长长的、黑色的、仿佛静止了的云带，就那样长时间地悬浮在森林的上空……火势巨大，但周围却是一片寂静和安宁，森林即将损毁，却与任何人无干系。可见，在这个地方，这绿色的财富只属于上帝一家所有。
6点钟，吃过了午饭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了普隆戈岬。亚洲大陆在这里已经到了尽头，而且可以说，若是没有萨哈林岛横亘在对面，阿穆尔河就直接由此注入到太平洋里了。眼前就是浩荡宽阔的河口湾，前方就是隐约可见的黑色带状目的地——苦役岛；左边的海岸线蜿蜒曲折，在一片雾霭中隐匿到不可思议的北方。就好像那里才是世界的尽头，再往前就无处可去了。心底里涌上一种悱恻莫名的感觉，就像是古代的希腊史诗中的俄狄浦斯，在陌生的海域漂泊不定，心里惶惶不安地预感到可能会与各种妖魔鬼怪遭遇的场景。果然，没一会儿，从右侧的河口转弯处，从基里亚克人居住的小村落里，就有两条小船向我们驶了过来，船上的人都很奇怪，手里拿着不知是什么东西冲着我们挥舞，嘴里高喊着莫名其妙的话。一开始无法看清楚他们手里的东西，但他们驶近了之后，我才看出来，他们手里拿的是一些灰色的禽鸟。
“他们这是想向我们兜售打死了的大雁。”有人解释了。
我们的船右转舵继续航行。在我们的船只行走的航线上沿途设有各种航行标志物。船长一直在驾驶舱坐镇，机械师也寸步不离机舱；“贝加尔湖”号轮船的行进越来越小心翼翼，完全是摸索前行，这需要极其小心谨慎，因为在这里特别容易搁浅。轮船的吃水量为12.5英尺，而此处某些地方水深却只有14英尺，有那么一会我们甚至还听到了船底和水底沙子的刮擦声。正是这条极浅的航道和这种在鞑靼海峡和萨哈林沿岸航行中的罕见景象，让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萨哈林是个半岛。1787年6月，法国著名航海家拉彼鲁兹伯爵在萨哈林岛西海岸登陆，即北纬48度的地方，他和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交谈。从他留存下来的笔记来看，他登陆后不仅和居住于此的阿伊努人有过交往，而且还遇到过来此地与阿伊努人做买卖的基里亚克人，而基里亚克人可是熟悉鞑靼海峡和萨哈林岛的老水手。这些人给拉彼鲁兹伯爵在沙滩上画示意图，向他解释，他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一个岛上，这个岛呢，与大陆和日本的北海道中间隔着海峡呢。
后来拉彼鲁兹伯爵就沿着西海岸继续向北方航行，他想找到从北日本海到鄂霍次克海的通道，以此来缩短去往堪察加半岛的路途；但是，他在航行中越是上行，海峡的吃水深度越浅，每上行1海里，水深就减1俄丈
。他向北方一直航行到他的船所能承受的水深处，即海水的水深度为9俄丈之处，便止步不前了。海底是逐渐增高的，海峡底部的洋流就不易被察觉到，这样一来，他就产生了错觉，认为这里不是海峡，而是一个海湾，亦即萨哈林岛是通过地峡和大陆连接在一起的。在德-卡斯特里，拉彼鲁兹伯爵再次与基里亚克人进行了沟通交流。当他在纸上画出了一个与大陆分离的岛屿时，一个基里亚克人从他手里拿过笔来，在海峡处画了一条横线，给他解释说，他们基里亚克人有些时候不得不拖着自己的小船通过这个地峡，尽管有时候那地峡上都长着青草呢——拉彼鲁兹伯爵将萨哈林理解为半岛的来源即在于此。
在他来过之后的第九年，英国人布劳顿（Broughton）来到了鞑靼海峡。他乘坐的轮船也不大，其吃水量也是不超过9英尺，因此，他可能只比拉彼鲁兹伯爵向北多走了一小段的行程。在行驶到水深2俄丈的地方，布劳顿自己停下了，派他的助手继续向北航行以便测量水深；他的助手在航行中也经过了深水区，但是，越走海水就越浅，走着走着就到了萨哈林的岸边，再走呢，就又回到了另一侧沙子见底的浅滩岸边，出现了这样一幅景象，就好像两岸在往一起靠拢，仿佛这里是海湾的尽头，前无他路了。如此一来，布劳顿得出了和拉彼鲁兹相同的结论就不奇怪了。
1805年，我们俄国著名的探险家克鲁森施滕考察了萨哈林岛沿岸，得出的也是同样错误的结论。他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来源于他航行的时候，使用的是拉彼鲁兹版的航海地图。克鲁森施滕是沿着东部海岸北上的，绕过了萨哈林北部的各个岬隘，进入鞑靼海峡后自北向南航行，这样已经非常接近于解开这个谜底了，但是，随着水深不断降低至3.5俄丈，不只是水深的缘故，更主要的是先前那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他不得不承认有地峡的存在了，尽管他根本没看见这个地峡。然而，他的怀疑并未完全消失。“很有可能，”他这样写道，“就在不久以前，相当近的时期，萨哈林还是一个岛屿。”可见，在返航时，他对没弄清楚萨哈林的问题相当不安：直到在中国第一次读到了布劳顿所写的札记时，他才“略有喜悦之色”。
这个错误一直到1849年才由涅维尔斯科伊予以纠正。在几位前辈考察者的权威性面前，涅维尔斯科伊显然属于无名之辈，所以在他向圣彼得堡相关部门汇报自己的发现时，没有人相信他，人们都认为他的行为过于狂妄，应该受到惩处，并且“已经决定了”将他革职，假如不是当时沙皇出面庇护，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勇敢的、高尚的和爱国主义的，
那还不知道他的人生会遭遇什么呢。涅维尔斯科伊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似火的人，他教养良好，极其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具有崇高的理想并以全部的身心忠于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位具有纯洁的道德感的君子。一位了解他的人曾经这样写他：“我还没有见过比他更为诚实的人呢。”他用五年的时间在东部沿海和萨哈林岛上做出了一番辉煌的业绩，但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是饿死的。他衰老得很快，他的妻子也憔悴不堪并且失去了健康。原先他的夫人“年轻，貌美，待人亲切友好”，却勇敢地经受了充满艰难困苦的生活。
为了结束有关地峡的问题，我认为再讲几个细节问题也不为过。1710年，中国皇帝下诏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命令他们绘制一幅鞑靼地区舆图；在绘制这幅地图时，传教士们显然是参照了日本地图，因为在那个时期，只有日本人才知道，拉彼鲁兹海峡和鞑靼海峡是可以通行的。这幅地图被传到了法国，才为世人所知，即地理学家唐维尔的地图册采用了这幅地图
的缘故。这幅地图还引起了一点小误解，也就是萨哈林名称的匹配问题。萨哈林岛的西海岸正对着阿穆尔河口处，绘图的传教士标示为：Saghaline-angahata，蒙古语的意思是“黑河出口处的峭壁”。这个名称可能意思是阿穆尔河口的某个崖岬，但是法国地图却做的是另一番解释，被认为指的是岛屿本身。萨哈林岛的名称来源于此，并被克鲁森施滕所引用。此后，俄国地图上就使用这个名称了。日本人把萨哈林岛叫做桦太岛，意思是中国的岛屿。
至于日本人的著作传到欧洲，要么是因为时间太晚，要么是不被需要，也可能是被篡改过了。在传教士绘制的地图上，萨哈林岛是独岛，可是，唐维尔对这幅地图也持怀疑态度，所以在岛屿和大陆之间画上了一个地峡。日本人最早于1613年开始上岛考察萨哈林，但是欧洲普遍对此地重视不够，以至于后来，当俄国人和日本人着手解决萨哈林岛的归属问题时，只有俄国人谈及并记录过萨哈林岛的首次考察权
。
鞑靼海峡和萨哈林地区沿岸早就需要来一次新的、尽可能详细的考察勘测了。现在使用的地图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军用的舰船和商用的船只时常搁浅和触礁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显然并不仅限于有报道的几起。主要问题还在于，地图不行，因此这里的船长都十分的谨慎，戒备心十足，神经相当紧张。“贝加尔湖”号轮船的船长根本不相信官方印制的地图，用的是自己亲手绘制的地图，那是他在航行中不断加以订正形成的。
勒船长为了船不至于搁浅，决定夜间停航，太阳一下山，我们的船就在扎奥列岬附近抛锚了。崖岬的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海军军官鲍先生住在这里，他负责设置和检查航标。房子的后面是一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船长勒先生送了大块的新鲜肉给鲍先生；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乘坐舢板登上岸边。岸上没有设码头，还有光滑的巨大石头。人们只能在这些石头上跳上跳下，然后有一个阶梯通往山上的房子，这些阶梯都是用木桩子搭成的，木桩的一头是杵在土里的，与地面形成了直角，往上攀爬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抓紧抓牢。上去的时候简直惊心动魄！当我向山顶上的房子的方向攀爬的时候，被成群结队的蚊子包围了，它们黑压压的一片，像是乌云一般，脸和手被蚊子叮得火烧火燎的，又痒又痛，但不可能腾出手来轰赶。我当时在想，要是留在这露天地里过夜的话，不点几堆篝火来驱蚊，那我可要被蚊子叮死了，最起码会痒得发疯了。
那所小房子中间是一条小走廊，分成了两个部分：左边的房间住着水兵们，右边是军官先生一家人。主人鲍先生不在家。我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的妻子穿着得体，受过教育，两个小姑娘年龄很小，被蚊子叮得浑身是包。所有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枞树的绿枝，窗花上还挂着除菌用的纱布，屋里面熏着烟，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蚊子还是四处飞舞，不停地叮咬这两个可怜的小姑娘。房间的布置不奢华，有营区生活样子，但收拾得非常温馨、舒适。而且墙上还挂有素描画，是用铅笔勾勒出的女性的头像。看起来鲍先生还是一位画家。
“你们在这里过得还好吧？”我问这位妻子。
“还好，只是这些蚊子太可恶。”
她对送来的鲜肉没有表示高兴；据她讲，她和孩子们已经习惯吃咸肉了，对鲜肉反而不太喜欢了。
“而且我们昨天刚刚炖了一锅鲑鱼。”她还说了这么一句。
一个无精打采的水兵送我回舢板船，他仿佛猜到我要问他什么，叹了一口气，说道：
“要是让自己选的话，谁会乐意到这个鬼地方来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继续航行了，当天有一个温暖无风的好天气。鞑靼海岸峰峦叠嶂，山崖兀立，好似一个巨大的圆锥体矗立在群山峻岭之中。在它的上空轻轻环绕着一层淡蓝色的云雾：这正是从远处森林火灾现场飘来的青烟，据说有的时候，这种烟雾会很浓重，对航海者来说，其危险程度不亚于浓雾。假如有一只鸟儿此刻飞越这崇山峻岭，那么恐怕它在这方圆五六百里的地方，既看不到一所房屋，也不会看见一个活人……只有阳光下的海岸显得苍翠，生机勃勃，在荒无人烟之处愈显壮美。6点钟，轮船驶入了海峡的最狭窄之处，即波哥比岬和拉扎列夫岬之间，窄到两岸可同时互见，8点钟，轮船通过了“涅维尔斯科伊帽子山”，这是一座因山顶有一座形似帽子的山峰而得名的山峦。早晨阳光明媚而灿烂，我因为目睹了两岸秀丽的风光而沉浸在自豪和喜悦的享受中。
下午1点多，我们的船驶进了德-卡斯特里湾。这是各类船舶航行于此时唯一可以躲避风暴的地方，要是没有德-卡斯特里湾的庇护，船舶行驶在天气、地理都那么诡异的萨哈林沿岸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已经有了那么一句成语：“要想保平安，速去德-卡斯特里湾。”整个海湾造型优美，仿佛是大自然听令之后的鬼斧神工一般。这是一个看上去整体为圆形的大池塘，直径约为3俄里，周围是高高耸起的海岸，形成天然的避风屏障，只有一个并不太宽的出口直通海上。如果单从外观上判断的话，这个港湾实在是太理想了，但是，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这只是看上去那么好而已；这个港湾每年都会有七个月的时间被冰雪所覆盖，根本无法抵御东风的侵袭，而且由于水浅，船舶基本都会在离岸两公里的地方就必须抛锚。出海口处还盘踞着三个小岛，或者确切地说，是三块巨大的礁石，倒是给港湾平添了独特的魅力；其中一块礁石名为牡蛎礁：这是因为它的水下繁殖着个头大且肥美的牡蛎。
岸上有几座房子和一座教堂。这里是亚历山大哨所的驻地。哨所的司令官、书记员和报务员们常住在这里。一位地方官员到我们船上来吃午饭，这位先生是个无聊的人，所作所为也让别人更无聊了，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话，不间断地大吃大喝，讲一些老掉牙的奇闻逸事，讲拔毛鹅，说，几只老鹅吃了浸酒的浆果，所以醉倒啦，被路人认为已经是死鹅啦，所以被人拔光了身上羽毛扔路边了，后来鹅酒都醒啦，就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走回家啦；这个官员一边讲这个故事，还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醉酒鹅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德-卡斯特里湾他家院子里的真事儿。教堂倒是没有神父，如果有需要了，神父会从马林斯克过来的。这里的好天气和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一样少见的。据说，在今年的春天，地测队来这里工作过，当时是5月份，但是只有三个出了太阳的晴天。不出太阳，还能测量个什么鬼呢！
在停锚地，我们遇到了军队的“海龙”号和“通古斯”号运兵船以及两艘鱼雷艇。还有一个能够记下来的细节：我们的船刚刚抛锚，天色便已经暗了下来，山雨欲来，水面呈现出不寻常的、明艳的绿色。“贝加尔湖”号上承运的四千普特重的官方货物需要卸载，所以，我们必须留在德-卡斯特里湾过夜。为了消磨时间，我和船上的机械师开始在甲板上钓鱼，钓上来了个头很大的虾虎鱼，无论是在黑海还是在亚速海，我都不曾钓上来过这么大尺寸的鱼。后来还钓上来一些比目鱼。
在这里卸货时间拖得很长，等得让人难受，弄得人心烦意乱。而且，我国所有的东方港口都给了乘客这种悲惨的待遇，没什么例外。在德-卡斯特里湾，是先把货物都卸到载重量并不大的平板拖驳船上，这种船呢，只有在涨潮的时段才能靠上岸，因为装满了卸载的货物，所以，搁浅是常有的事情。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轮船只是为了卸下百十来袋的面粉，在退潮和涨潮这一段时间里，就只好眼睁睁地停在那里耗费时间。在尼古拉耶夫斯克那里，这种混乱情况更甚。“贝加尔湖”号停泊在那里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看到，一艘拖驳船拽着一艘载有两百多名士兵的大驳船，它的缆索竟然掉下去了；大驳船就在停锚地随波逐流地漂起来，径直冲向停在离我们的轮船不远处的一条帆船的锚链。我们都吃惊得心脏都要停跳了，那一瞬间之后，锚链还不得将驳船一劈两半嘛，但是，总算幸运，那些好人及时地抓住了驳船的锚链，士兵们才捡回了他们的小命，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