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是指控。

A是审讯。

A是逮捕。

A是会消失、会被遗忘的一切。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感觉。所有的财富，所有的物品。所有那些搭建出人生框架的东西。坐过的椅子、睡过的床，它们会被抬去新的房子。会有一双新的手将盘子摆到新的桌子上，杯子会被送到别人的唇边。他们喝下水或是酒，转身继续与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交谈。那些曾经装满故事的物件有一天将失去自己的意义，剩下的只有形状，就像一头鹿或一只甲虫眼中的三角钢琴一样。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终结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不知道生命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我不知道我人生最后的时光是会在医院度过，被咳嗽困扰，手臂上的皮肤苍白松弛，就像从木勺中垂下的发酵面团，还是在四十五或四十六岁的时候因病或意外突然死去。

或许我会被城里房顶上突然掉落的冰柱砸死，无论它是因为楼下浴室里更换地板造成的震动掉落，还是因为海上漂来的一阵暖流让冰融化，从窗前滑落。它掠过客厅和卧室的窗户，砸到低头看手机新闻的我的头上。手机摔到人行道上，屏幕依旧亮着，围观的人在我身旁围成了一个半圆。在那一刻，偶然路过的行人会被突然提醒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却很少想起的道理：我们和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最寻常的时刻被夺走。

犹太人的传统中有个说法：每个人都有两次死亡。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大脑停止运作，就像是一座城市断了电。

第二次是这个人的名字最后一次被提起，念出或是想起——可能在五十年、一百年，或是四百年之后。这时候这个人才真正消失，他的生命从地球上被抹去。这个第二次死亡的说法给予了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灵感，让他制作出黄铜铸造的纪念牌，上面刻上“二战”中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名字，把它们镶嵌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街区的人行道上。他把它们命名为“绊脚石”。这个作品是希望能推迟那第二次死亡的到来。艺术家希望镶嵌在地上的遇难者的名字会在之后的五十年里让行人弯腰驻足，这样，逝去的人就不会真的死去。它们连同欧洲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记忆，像城市脸上的伤疤一样被留存下来。至今，在欧洲不同的城市里，已经有了六万七千块这样的“绊脚石”。

其中的一块是属于你的。

其中的一块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就在你曾居住过的挪威中部城市特隆赫姆的人行道上。几年前，我的儿子蹲在那里，用手套拂去它上面的浮土和小碎石。他读出了上面写着的字。

“希尔施·科米萨尔曾居住在这里。”

那时，我的儿子刚满十岁，他是你的玄外孙之一。我的女儿双手搂着我的脖子，那年春天她刚满六岁。我的妻子丽珂站在一旁，周围还围着一圈人，那里有我的岳母格蕾特和她的丈夫斯泰纳尔。

“对，他是我爷爷。”格蕾特说，“他就住在这里，在三楼。”她边说边转过身望着我们身后的公寓楼。你曾从那里眺望，在另一个时代，在我们这些人都还没来到这世界的时代。女儿的手还搂着我的脖子，儿子继续念着镌刻在地面铜牌上的那些文字。

希尔施·科米萨尔曾居住在这里

一八八七年出生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被逮捕

法斯塔德集中营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被杀害

格蕾特和我们讲了那次突然袭击，说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的早上，她的父亲突然看到穿着灰蓝色外套和靴子的士兵踏过这条街道。丽珂站起来也加入了谈话，女儿靠在她的身上。儿子和我还是蹲在地面上这块黄铜牌的旁边。他又用手套擦了擦石头上最后一行字，然后抬起头望着我。

“爸爸，他为什么会被杀害？”

“因为他是犹太人。”我回答道。

“嗯……可是为什么呢？”

我感觉到丽珂看了我们一眼，她同时在注意着两边的谈话。

“嗯……纳粹想杀死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憎恨犹太人。”

儿子没有说话。

“我们也是犹太人吗？”他又问。他棕色的眼睛清澈、眼神专注。

我眨了好几下眼睛，努力回想他了解多少有关自己家族的历史。我的孩子们是不是完全不了解我们家犹太人的那部分？我们肯定说过他们妈妈的高祖父母是在一百多年前，从俄罗斯移民到这里的。我们肯定谈论过战争，讲过曾祖父格尔森是怎么逃亡的——在他过世之前，他们都见过他。

丽珂吸了口气，似乎想要说点什么，但注意力又突然被另外那边的对话吸引过去了，我与儿子对视着。

“你是挪威人。”我回答道。但我能清楚感觉到这个答案不充分的地方，以及丽珂又看向我们。“当然你也有一部分的犹太血统，只是我们不信犹太教。”我边说边站起身。我希望丽珂和格蕾特能说点什么，她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她们的谈话还在继续，话题离这个问题很远了。

“爸爸，他为什么会被杀害？”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它真的很难回答。我们的过去正渐渐被淡忘，被一点点掩盖起来。不过，在查询了不同的档案，与家里人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之后，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很快，我能想象出特隆赫姆市中心的雪。

人们从这些小小的、狭窄的木头房子边走过，说话时嘴里哈出白气。

很快，我能想象出，你生命的终结在那个星期三早晨，在一如寻常之中降临。

那是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你站在特隆赫姆和妻子一起经营的服装店柜台后，身边是挂着帽子、大衣和裙子的衣架。你刚刚开始接待当天的第一位顾客，正要向那位女士介绍你们店的优惠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你只能放下烟和订购单。

“巴黎—维也纳服装店，您好？”你机械地说着，就像那之前的几千次那样。

“ 早上好 ，”电话那头的人说的是德语，“是科米萨尔吗？”

“是的，没错。”你用德语回答。你想着或许是汉堡那边的供应商打来的，可能是海关，或者是他之前订的那批夏装裙子有些什么问题。不过这肯定是个新雇员，你之前没听过这个声音。

“希尔施·科米萨尔，妻子是玛丽·科米萨尔？”

“是的，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从盖世太保情报局打来的。”

“嗯？”

你的目光从订单上抬起来，注意到那个客人也看出来好像出了什么事。你面对着墙，心开始怦怦跳。盖世太保？

“我们有点事想和你谈谈。”电话那头低声说。

“是这样啊。”你只说了这句。你在思考要怎么说下去，可刚想开口就被打断了。

“请在下午两点钟到传教士酒店接受问询。”电话那头说。

传教士酒店、问询？究竟因为什么事情要让你去接受问询？你看着墙思考着。是不是和玛丽哥哥的事情有关？大卫和他那些亲共产党的朋友？门框上一个没头的钉子凸出来了。你用拇指按住钉子的一端，尖头刺进你的皮肤。你闭上了双眼。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不耐烦，“你在听吗？”

“嗯，我在听……”你边说，边把手指从钉子上拿开。你的眼睛盯着皮肤上的那个白点，然后看血液从皮肤里慢慢渗出来。店里的客人在挂裙子的架子前停了下来，但在你转过头看她的时候，又回头继续拨弄着那些裙子。

“我的一些同事说，在这件事上我太冒险了……”他说。你听到话筒里传来打火机点燃的声音。

“……他们说我应该立刻派辆车把你带过来，这样你才不会带着你的儿子们跑掉，毕竟你们都是犹太人……”男人把重音落在了最后一个词上。他的音调又降低了一点，继续说：“不过，我知道你的妻子玛丽正在住院……她在冰上滑倒了，对吧？”

“是的，几天前她在冰上滑倒摔断了……髋关节的骨头。”你回答道，一时想不起这个词德语怎么说的，不过你好像也从来没学过它。反正意思算是表达出来了。

玛丽在这种路面上穿着高跟靴子走真是太愚蠢了，太不小心了。 她一直坚持要这么优雅，所有的事情都由着自己的性子。如果你向玛丽暗示有些事情她不该这么做，应该更小心，不该在报纸上发表那样的看法，不该在家里和那些人讨论政治问题，她只会对你发火。她的眼睛里会有黑色的阴影划过，她会让你明白她就要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看，她的我行我素带来了什么！你手握着电话听筒，站在柜台后想。店里的那位顾客冲你笑了一下，走出去了。门口的铃又响了一声。

“ 髋关节骨折 啊……”电话那头看不见脸的人重复了一遍，他让你知道了这个词的德语说法，“我相信你和你的儿子们都不会逃跑，对吧？要不然我们会把她抓起来。”

把她抓起来。 你默默地点了点头，虽然没有人能看到你的动作，然后你又说了一遍你不会跑。

“好的，科米萨尔先生。你下午两点过来吧。你知道在哪里，对吧？”

“传教士酒店？是的，我知道它在哪。”

“那好，再见。”

话筒那头挂断了。你站在柜台后面，脑中的想法就像一群从树上惊起的飞鸟一样乱转。现在你该怎么办？你抬头看了看钟。现在距离下午两点还有好几个小时。还有时间，你有足够的时间逃离这一切。你想，如果猫着腰从后门出去，从仓库的后门出去之后一直跑一直跑，不在乎嘴里的血腥味，不在意周围陌生人的目光，不在乎腿变得异常酸痛，周围的风景越来越荒凉，你就可以一直跑到树林里，用杉树做掩护，朝着瑞典边境的方向跑去。你的女儿利勒莫尔已经在那里安全地生活了。这是行得通的，你这么想着，但你同时也明白这不过只是想想。要不然玛丽怎么办？你的两个儿子格尔森和雅各布怎么办？你跑了，那些人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你边想边合上了订货本。或许你可以通知雅各布，让他躲到你在大学里认识的一个人那里。你也找不到格尔森，他和几个在学校认识的好朋友去山里的小木屋了。如果等他从山里回到城里，发现德国人在家门口等着他，他要怎么办？还有，玛丽要怎么办？

那些流传在商店、晚餐宴会和犹太教堂里的传言是真的吗？传言里说犹太人被送到了国外特别建起来的集中营里。这是传说，那些夸张的说法，是不是就像你小时候想象中那些从黑暗里走出的怪兽？

你打电话给在店里兼职的女孩，问她能不能临时过来上班，顶一下。你和她说你要去接受一个问询，问她如果事情不太顺利，她能不能在之后几天料理一下店里的事。随后，你给雅各布打了电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让他想办法去找到格尔森。雅各布说话开始结巴，他一紧张就会这样，你试图安慰他，想说一切都会好的，这肯定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你还有时间去医院和玛丽讲这件事。代班的那个女孩很快就来了，她的脸上也带着严肃，甚至是疼痛的表情，你不得不安慰了她几句，把这一切都说得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你拿上外套，和她道别之后向医院走去。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或许不过是因为一项模糊的指控，不管怎样都不至于要逮捕你的。你爬上坡，心里这么想着。你小心翼翼地走在撒满小碎石子的路面上，手拽着一旁的扶手，不让自己在玻璃一样的冰面上滑倒。

这大概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吧，你干过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也许这只是走个过场，或许只是要给犹太人做个登记，最坏也不过是想要得到玛丽哥哥的信息，你这么一边想，一边走，就到了医院前的路口。

几个小时之后，你坐在了传教士酒店的审讯室里。里面到处都是穿着制服的年轻人。一群军人在说话，抽烟，传递着消息。坐在你面前的书桌前的男人，拿笔敲了敲桌上的文件，抬头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你。

“听说你是从俄罗斯来的，对吗？”

“是的。”

“你会说五种，还是六种语言？”

“嗯？”你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这很不寻常吧……你学的是工程，在几个不同的国家上过学，英国、德国、白俄罗斯……可你现在和妻子经营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

“嗯，是的，我……”你想接着说，但被打断了。

“……还有，你是 犹太人 ，”他边说边靠在了椅背上，“你和大卫·沃尔夫松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妻子的哥哥。”你回答。你早知道这肯定与他有关，但他之后说的话让你非常惊讶。

“你知道收听英国广播电台是违法的吧？”

“嗯。”你感觉到自己的手指紧张地蜷缩了起来。

“你知道传播英国传过来的新闻是违法的吧？”

你点了点头。

“你还知道，如果知道有人违反了这些规定，大家都有举报的责任，对吗？”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你拼命在记忆里搜索自己去过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讨论过英国传来的最新消息，你想不出会在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偷听去。

“我们有证据显示这些消息是在一个咖啡厅传播的——‘咖啡客厅’。”

原来是那里。当然是那里，咖啡客厅。

“我们知道你经常去港口。你能不能说说你去那边做什么？”他接着说。

“我到那边去收货。”你说。肯定有人跟踪过你，有人在咖啡客厅偷听过你讲话。那肯定是会讲挪威语的人，会是谁呢？

“在我们继续调查这件事期间，你得留在这里。”书桌后的那人边说边冲你摆摆手，然后抬头看了一眼站在门边的士兵。

“那就先到这，科米萨尔先生。”男人把你这个案子的文件夹推到了一边，让守卫把你带到地下室的一间牢房里去。

直到第二天早晨，你还相信自己很快会被释放，系统里的人很快会发现你并没有危害到第三帝国，对他们来说，让你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成本更低、更容易。不过，三个士兵进到牢房，他们友好地和你问好，然后让你把双手背到背后。金属的手铐冷冰冰地贴着皮肤。

“我们要去哪里？”你用德语问。

“走吧。”一个守卫边说边带你走上了楼梯，穿过一道走廊后来到了一个积着雪的院子。一辆黑色的车子没有熄火，等着他们。你被他们推进后座，然后车开出了城。过了好一会儿，你才意识到，你们是要去哪里。

法斯塔德集中营。

它离特隆赫姆一小时车程。那是一座白色的建筑，中间有一块广场，房子的外围被铁丝网围着，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大门打开了，他们带你走过了门房，路过一棵光秃秃的桦树，然后上了二楼。那里是一间间并排的狱室的门，门是木头的，上面有孔洞，挡着栏杆。你看到了一张脸，那是另一个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两个警卫站在一旁盯着你脱掉衣服，把你关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长方形的房间，另一边有一扇窗户、一张床。当门在你身后嘎吱一声关上的时候，你突然感觉焦虑从身体里升腾起来。你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你的焦虑感告诉你，这就是终结，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最后一次。

A是酒精。在集中营里最初的几个星期你特别想念它，你向往被麻醉的感觉，让周围的环境，让你的头脑松弛下来，把你的困惑、愤怒和恐惧都赶走，镇压在遗忘中。

A是所有那些联想。无论是在去劳动的路上，在食堂还是在森林里，眼神突然瞟到什么就会被触发的联想。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通向另一些东西的开口。

卡车在集中营外的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好像把你突然带回小时候居住的那个街区——俄国沙皇时期犹太街区狭窄的街道，浅棕色的母鸡在围栏里转来转去，一条狗在笼子里转圈圈。

看到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头向后仰着的看守，你想起当年在德国学习时，课间时靠坐在长椅上感觉到的莫大的幸运。那时，那个国家还没有被纳粹分子占据。

一件刚洗干净的衬衣晾在空地上迎风飘扬，让你想起你和玛丽从无到有开始经营生意，或是你们离开乌普萨拉的难民营这个愚蠢的决定。大家在那里都把衣服晾在室外的晾衣杆上，孩子们在一边跑来跑去。

A是家人的脸庞。你习惯在宁静的夜晚，躺在集中营的牢房里，闭上眼，让他们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A是你去法斯塔德边的树林里参加强制劳动的路上看到的雪橇。农场外的一个缓坡上有一道黑色的痕迹，小朋友从坡上滑下去，露出雪底下的黑土和小碎石，他们一路滑下去，满脸通红，欢乐地喊着什么。

A是所有“绊脚石”下隐藏着的故事，在近几年逐渐浮出水面的故事。数量惊人的故事突然出现，就像小朋友翻开石头，从底下飞出来的一群昆虫一样。

亲爱的希尔施。这是为了拒绝遗忘，延迟第二次死亡的尝试。虽然我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所有的故事，讲出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可以找到些许片段，把它们拼接起来，让那些消失的东西活过来。我不是犹太人，但我的孩子们，你的玄外孙们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液。你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身为父亲，我要如何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这种仇恨呢？

那个在“绊脚石”边度过的清晨很快促使我去到了那些小城，那些我从前没去过的地方，查档案，谈话，在书籍和家庭相册中找寻答案。几乎这一切都带着我走向特隆赫姆城外一座特别的别墅。那个故事太恶劣、太丑恶，让我在一开始几乎无法相信。这座别墅将我们这个家庭的故事和亨利·奥利弗·林南的故事连接在了一起。那个年轻人，挪威纳粹分子中最臭名昭著的人物。

那座别墅有个别称，叫B。

“罪恶的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