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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王的眼睛里没光了。一个在大城市里奋斗久了的人，如果眼睛没了光，要么他遇到了什么事，要么他失去了什么人。
记得刚来北京那会儿，老王一边咂摸着川菜，一边跟我聊着考研的梦想，他那纯正的成都话在这北方城市里格外显眼。他的学习计划被突如其来的大厂录用通知打断，一纸录用通知，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邀请函，引他步入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世界。
记得那天老王冲进教室，他的眼睛亮得像两颗照亮前路的明灯，他挥舞着那封沉甸甸的录用信，仿佛握着一张中了头奖的彩票：“瞧瞧，哥们儿被录用了！”他的声音里满是一种不敢置信的喜悦，像个孩子。
他问我：“还要不要继续上课？”我说：“没必要上了，你那一年几十万还另加股票的工资，何苦还要读研呢？但是学费是退不了了，我们有个原则，就是自己主动不考的不退费。”老王说：“没必要退费，跟你交个朋友也好。”
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
那是一个互联网资本疯狂扩张的年代，万事万物都在“互联网+”，所有线下的东西都可以在线上做一遍。
而老王所做的工作就是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因为他是程序员。他编写代码的效率很高，第一个月他拿了几万块的工资加奖金，那年，他请我们吃饭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希望。
他喜欢看我的书，说我的书里有动力、有力量，适合那个时候的他。几年里，他的变化很大，充满着能量。公司要扩张、要增长、要招人、要上市，老王要赚钱、要买房。从我认识老王的那天起，到他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成功人士，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我记得他谈及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项目时，眼睛里闪烁着与众不同的光芒，那是一种得意和自豪，是一种突破了普通程序员身份的荣耀。他详细地向我描述那个项目，每一个细节，每一行代码，好像每个字符都蕴含了他的心血和灵魂。项目上线的那一刻，整个团队沉浸在庆祝的欢乐气氛中，而老王却静静地站在一旁，凝视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他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的起点。
那天晚上，当我们在小巷的烤串店庆祝时，他对我说：“从今以后，北京就是我的家，我要在这里大展宏图。”
很快，他买了个小房子。又过了段日子，他结婚了。
我给证婚的。
婚礼现场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北京定居，老婆，给我几年时间，我要给你换个更大的房子。”他老婆也挺逗，说：“你必须得换一个，要不然孩子多了没地方住。”
他升任技术总监的时候，年薪已经一百万。他期待着公司上市，一下子就可以财富自由了。那是个充满财富神话的时代，在中关村的大排档，多少人一边吃着串，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说着股票和期权，说着隔壁公司上市后谁的身价多少亿，说着互联网黑话，什么“对齐颗粒度、抓手、痛点、生态、头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王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每次提及工作，他的话语中不再有曾经的激情和兴奋，取而代之的是市场报告、股价波动和不断上升的业绩指标。他开始疲惫地依赖咖啡和能量饮料，来支撑那无尽的加班夜晚。
也就是那一年，老王第二个孩子出生，老婆也退居家庭一心一意带孩子。后来，等到孩子大一些，他又换了套两居室的大房子，两个孩子上私立学校，而他自己每个月还着房贷养着家，虽然累，但至少充实。
他基本上不着家，住在公司，公司里有一个他专属的睡袋，那睡袋我见过一次，脏得很，但那里睡着的是老王的未来。
后来，我很久没见到他，但北京这座城市就是这样，没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千万别突然有了谁的消息——要么是谁准备走，要么是找你借钱，要么是借了钱准备走。
但老王我们并不担心，毕竟，他就是我们认为的那种成功人士。
为数不多的见面里，他的变化很大。从原来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大谈特谈，他谈中美关系、谈经济形势、谈互联网、谈股权。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一口夹生的北京话，有些话带着儿化音，虽然怪怪的，但也能唬得了很多外地朋友，有人问他：“您北京人？”他会自豪地说：“哥们儿新北京人儿！”
在那些漫长的加班夜晚，当耀眼的屏幕映照在他疲惫的面庞上，那种对公司上市后能实现财富自由的渴望，成了他抵抗困顿和疲惫的唯一动力。但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无尽的会议、永无止境的代码审核，以及那些他曾笃信会带来成功的无数项目的重压。老王开始意识到，这份财富自由的代价远比他想象中要沉重。
他三十岁生日后，我们又聚了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聊得五花八门，接着就是漫长的三年疫情，漫长的谁也见不到谁的日子。
疫情解除后，我去了趟美国，回国后，见了几个朋友。朋友们曾经提起老王的名字，都是赞赏的口吻，现在，他们用同样的口吻，却多了一份担忧。他们见证了老王的起伏，也感受到了那从热忱到疲惫的变化。
几天后，我看到一条热搜，热搜上挂的就是他们公司裁员的消息。这一轮裁员对象都是三十五岁上下的，用老板们的话说，这些人又贵又不好用，公司要节约成本，这些人都是成本。
我想到，老王明年刚好是三十五岁，于是打了个电话给他，寒暄两句就进入主题。他说：“放心，尚龙，裁谁也不可能裁掉我，我是老员工。”
果然没裁掉他。但谁知道裁员不是一轮，是好几轮。他后来开玩笑，说自己要是被裁了就是财源广进，因为只有被裁员了，才有广进。好无聊的谐音哏。果然，第二轮就广进了。
后来听朋友说，他跑到人力资源办公室门口哭了，他说：“我不能被裁掉，我有功劳，我跟公司这么多年了，你们不能裁掉我，我还有家人要养，我还要还房贷……”
他被裁掉的那天失魂落魄，因为他没想到自己会被裁掉，更不知道被裁掉的自己未来还能做什么。他双手捧着箱子，迷失在这座城市。
后来我们聚了一次，他问我还有什么机会。那时我在一边写作一边申请加拿大的学校，心思也不在这儿，只是跟他说：“你等等，我帮你问问。”
他说：“明明三十五岁是最好的时光，大脑进化和身体状况都是最好的，怎么在公司就不被需要了？”
我其实知道原因，但我不能说，原因很简单：你贵。刚毕业的年轻人又便宜又肯干，干吗不用他们呢？但我没说。第二次他问我有什么消息的时候，已经有些焦虑了。他跟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我知道他快还不起房贷了，两个孩子也从私立学校出来了，公司的赔偿金也花得差不多了。再不赚钱，就来不及了。他说：“尚龙你务必要帮我，要不然我要完蛋了。我不能离开北京，离开北京我什么也做不了。”
第三次找我的时候，他眼睛里已经没了光。那是个春日，阳光明媚，春风徐徐，我们终于没有吃上饭，而是中午喝了杯咖啡。
他开口就告诉了我这么长时间思考的结论：“我准备带家人离开北京了。”
“你说，我当年是怎么有这么大的野心，认为我能留在北京的啊？”
他说完这话，眼睛就红了，我注意到了细节，他这话里更多的是成都口音，北京腔没了。他要回去了。这城市充满着离别，这回轮到他了。
他说：“刚买这套房子的时候，我对新家充满期待，但随着每一次房贷通知落入邮箱，我那曾经无畏的目光就黯淡了。每个夜晚，当孩子们进入梦乡，我坐在客厅，面对熄灭的屏幕，心中升起一种被围困的感觉，那源自日复一日的责任重压，我这么累，我在干什么？”
那之后，他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带着老婆和孩子回到成都老家。
在告别之前，老王在北京每一条他走过的街道上徘徊。他脚步沉重，每一次经过那些熟悉的地标，心中都会掀起一阵阵波澜。他告诉我，北京对他来说，不仅是一座城市，它凝聚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梦想，每一块砖，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他的汗水和记忆。
走的那天，我说要去机场送他，他说不用了，不想让我看到他被北京打得落荒而逃。
那段日子我看到腾讯、阿里和拼多多都在裁员，裁掉的人都是高管和三十五岁上下的员工，互联网的增量没了，架子搭完了，“飞鸟尽，良弓藏”后面那句话我就不说了，不尊重人。
人们总以为自己可以在一个地方干一辈子，却忘了时代的多样性、命运的脆弱性，还有不可预知的人性。
那年，我们公司也裁掉了一个年薪一百万的员工，这哥们儿挺有意思，去了我们竞争对手那边，一年只要五十万。他说：“先活着再说。”
他改变了生活的状态，从四环的大房子搬到郊区，戒烟戒酒戒夜宵，也活了下来。有趣的是，我们公司在一年后倒闭了，那些当年没有被开除的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流落人间。只有他平稳过渡。果然，树挪死人挪活。
一年后，我出差到了成都，老王接我。我仔细一看，老王胖了起码十斤。
“成都的美食太好吃了，可惜你不能吃辣。瓜娃子。”
后来他女儿回来了，我说：“你咋这么早放学了？北京这个时候都在上补习班。”
他笑着说：“我们已经放弃成为国家栋梁了，孩子高兴就好。”又说，“别太早谈朋友就行。”
老王的生活步调明显放慢了。在成都宽敞的家中，他不再被繁忙的工作缠绕，他可以一天不看手机和电脑，和老友在茶馆悠闲聊天，或是在公园里散步，感受成都独有的悠然生活节奏。
那天我们又喝酒了，喝到很晚，我也记不清都说了什么，只记得他说：“尚龙，你说我咋不早回来？这才是生活啊。我以为回家了就失败了，没有啊，我才刚开始。”
他开了个工作室，用他在北京积累的经验为当地市场提供服务。这些变化为他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再为了公司的股票和业绩殚精竭虑，而是开始享受自主权和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我问他最开心的是什么，他说：“不用交房贷了。”
“你说，我当年是怎么有这么大的野心，认为我能留在北京的啊？”同样的问题，他又问了一遍，我知道他也不想要答案，只是感叹一句。你想，那年你才多大，现在你都三十五岁了。我想这么说，但还是没讲。
他问我：“我有什么变化吗？”我说：“你回到成都后，再也不聊上市、不聊国家大事了，你聊了半天，更多聊的是生活。”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故事就讲到这儿，我说说我的看法。
老王一度认为离开北京是一种失败，但现在，他认为这其实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是一个平衡生活和更加健康的机会。他说虽然现在的工作室规模没有在北京时的公司那么大，但他现在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做他真正热爱的事情。
他还说，他终于敢说“热爱”了。
这个故事是写给那些中年人的，我其实想说句狠话：人到中年，生活中会有很多变化，只是你没有提前做准备而已。
《漫长的季节》里有这么一段情节，厂里决定改革，要裁员、市场化，当得到名单后，范伟饰演的工人王响知道自己要被裁掉了，他第一反应是找人运作，想继续留下来。
他甚至在一次吃饭时跟儿子说：“你好好学习，以后你留在厂里。”
这在现在看起来很荒谬，但其实是当年很多家长都做过的事。他们知道时代有变化，但放弃不了过去的稳定生活，面对被迫转型无能为力，潜意识竟然是仍让孩子跟自己走一样的路。
我父亲也是这样，他在部队几乎待了半辈子，在他离开部队后，第一反应是希望我和姐姐都进部队。
好在我姐视力不好，我中途退学了，要不然也没我们俩的今天。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大厂，那些曾经拿着百万年薪的互联网人现在必须面对一件事：裁员。
就算不裁你，也可能会降薪，因为互联网的红利已经没了。原来老板们期待的增量，现在已经到头了；原来需要搭建的App，现在已经搭建得差不多了；原来融了资，现在要还钱了。
你现在看起来觉得无法接受，但不好意思，过十年回头看，你也会觉得自己很荒谬。
所以，你不主动想办法，就会被时代无情淘汰。
时代的轮回是必然的，历史可能不会重复他的故事，但一定重复自己的规律。
每一个转型时代都有一批人能赚到钱，他们怎么赚到钱的呢？
答案就是四个字：拥抱改变。
我认识一个跟我父亲同岁但早就发了财的人，聊到深夜才知道他也当过兵，再一聊才知道他在90年代下了海，一开始被他爸妈骂死，后来很快赚到钱了，爸妈就不骂了。
我也时常幻想，假设那时我爸妈谁下海做生意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奋斗了？
但我不抱怨，反而感谢他们让我早早就知道没有什么是靠得住的。
所以我从体制内走，从大厂走，都是因为我自己内心深处明白：你谁也靠不住，到头来只能靠自己。
前几天遇到一个从网易辞职的朋友，放弃了二百万年薪，开始创业。我问为什么？他说：“早晚要动，还不如主动走。”
他还安慰一个阿里的女高管，说：“你别着急，早晚到你。”我说：“你祝人家一点好。”
没几天，女高管就收到部门通知，说要裁员百分之三十。
虽然没裁到她，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现在已经开始见各种天使投资人了。
总的来说这个时代是风水轮流转，体制内不好的时候，往往体制外有机会；体制外开始崩盘时，往往体制内保持稳定。但无论如何，时代变化的本质是进步。
可惜的是，小人物在时代变化下，能做的其实很少，但你要说什么也做不了，我认为太悲观了，因为你至少能做到一点——主动一点。
你要知道，变化是早晚的事。与其在这里干等着，不如想想办法，主动寻找一些机会和可能。纵观这些年，过得好的往往是主动改变的人，过得最差的都是那些害怕下岗、想要留下来的人，因为这些人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又多留了几年，但最终还是下岗了。可惜的是，那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第一批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漫长的季节》里王响他们过得都不好，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种被动的心态，觉得下岗了就一切都完了，必须留下来。
所有在变动时代下的“必须”，必然带来选择上的变形。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必须，你能活下来才是必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个体，你对环境无能为力，但你必须学会拥抱改变。
你要慢慢学会从一个螺丝钉变成一台机器，从一条流水线上的某一环变成一条流水线，从跟着一群人在摸鱼变成为自己负责的超级个体。
在成都，我还拜访了另一个人，他刚从监狱里出来。
他的故事我下篇文章再讲，他说了一句话：“原来觉得腰缠万贯是幸福，于是剑走偏锋，后来才知道，有自由健康就是幸福。哦，对了，还能喝上一杯酒，其实已经是很幸福了。”
我后来介绍他和老王认识，两人成了好朋友。
两人经常在深夜发消息给我，他俩喝得开心，不带我了。天天群里跟我说：“尚龙来成都噻，一起‘豁就（喝酒）’。”
